却说伯荣母女，奉命祭陵，骄纵不法，上干天变，下致人怨。尚书仆射陈忠，也不禁激发天良，缮疏上奏道： 臣闻位非其人，则庶事不叙；庶事不叙，则政有得失； 政有得失，则感动阴阳，妖变为应。陛下每引灾自厚，不责臣司；臣司狃恩，莫以为负，故天心未得，灾异荐臻。青冀之城，淫雨决河；孙岱之滨，海水坌溢；兖豫蝗蝝滋生； 荆扬稻收俭薄；并凉二州，羌戎叛戾；加以百姓不足，府帑虚匮，自西徂东，杼柚将空。臣闻《洪范》五事，一曰貌，貌思恭，恭作肃；貌伤则狂而致常雨。春秋大水，皆为君上威仪不穆，临莅不严，臣下轻慢，贵幸擅权，阴气盛强，阳不能禁，故为淫雨。陛下以不得亲奉孝德皇园庙，遣中使致敬甘陵，朱轩軿马，相望道路，可谓孝至矣。然臣窃闻使者所过，威权翕赫，震动郡县，王侯二千石，至为伯荣独拜车下，仪体上僣，侔于人主；长史惶怖谴责，或邪谄目媚，发民修道，缮理亭传，多设储偫，征役无度，老弱相随，动有万计，赂遗仆从，人数百匹，颠踣呼嗟，莫不叩心。河间托叔父之属，河间王开为安帝叔父。清河有灵庙之尊，指清河王延平。及剖符大臣，皆猥为伯荣屈节车下，陛下不问，必以陛下欲其然也！伯荣之威，重于陛下，陛下之柄，在于臣妾，水灾之发，必起于此。昔韩嫣托副车之乘，受驰视之使，江都误为一拜，而嫣受欧刀之诛。刑人之刀谓欧刀。臣愿明主严天元之尊，正乾纲之位，职事巨细，皆任贤能，不宜复令女使，干错万机。重察左右，得无石显泄漏之奸；尚书纳言，得无赵昌谮崇之诈；公卿大臣，得无朱博阿傅之援；外属近戚，得无王凤害商之谋。自韩嫣以下故事，并见《前汉演义》。若国政一由帝命，王事每决于己，则下不得偪上，臣不能干君，常雨大水，必当霁止，四方众异，亦不能为害矣！ 安帝得疏，并不知悟，反封乳母王圣为野王君。有识诸徒，俱为扼腕。忠尝因安帝亲政，奏请征聘贤才，宣助德化，又荐引杜根成翊世等，入朝录用。杜根因请邓太后归政，扑死复苏，为宜城山中酒保，至是乃为忠所闻，派吏征召，入为侍御史。成翊世亦与杜根同罪，系狱有年，也亏陈忠保救，得为尚书郎。此外尚有几个隐士，曾由内外臣工荐举，特下征车，偏数人志行高洁，不愿投身危乱，相率固辞，史家播为美谈，垂名后世。相传汝南人薛包，年少失恃，父娶后妻，不愿抚包，把他逐出，包日夜号泣，不忍远离。后母怂恿乃父，横加鞭挞，不得已在户外栖宿，每旦复入内洒扫。谁知又触动父怒，不准他栖宿户外，乃至里门旁暂居，晨昏定省，依然如故。父母倒也感惭，仍使还家同住。及父母相继亡故，诸弟求分产异居，包不能止，因将家财按股照分，惟自己情愿认亏，瘠田敝器老奴婢，悉归自取；后来诸弟屡次破产，辄复赈给，因此人人称他孝友。名达朝廷，安帝召为侍中，包誓死不肯就职，乃许令归里，在家考终。同时汝南尚有黄宪，表字叔度，父为牛医，宪少年好学，履洁怀清，年方十四，与颍川人荀淑相遇，淑目为异器，相揖与语，终日方去，临别握手道：“君真可为我师表哩！”郡人戴良，才高性傲，独见宪必正容起敬，别后归家，尚惘然如有所失。良母辄已料着，便问良道：“汝复见牛医儿么？”良答道：“儿不见叔度，自谓相符；及既相见，毕竟勿如，叔度原令人难测哩！”还有同郡陈蕃周举，亦常相告语道：“旬月不见黄生，鄙吝心又复发现了！”太原人郭泰，少游汝南，先访袁闳，不宿即去，转访黄宪，累月乃还。或问泰何分厚薄，泰与语道：“奉高器量，奉高系袁闳字。譬诸泛滥，质非不清，尚易挹取；叔度汪洋，若千顷波，澄不见清，淆不见浊，这才是不可限量了！”宪初举孝廉，旋辟公府，友人劝他出仕，宪亦未峻拒，到了京师，不过住了一二月，便即告归。延光元年病终，只四十八岁，天下号为征君。黄宪以外，又有周燮，也是汝南人氏，学行深沈，隐居不仕，郡守举他为贤良方正，均以疾辞。尚书仆射陈忠，更为推荐，安帝特用玄纁羔币，优礼致聘，燮仍不起，宗族俱劝令就征，燮慨然道：“君子待时而动，时尚未遇，怎得轻动呢？”他如南阳人冯良，少作县吏，沈滞多年，三十岁奉县令檄，往迎督邮，途次忽然幡悟，裂冠毁衣，遁往犍为求学，十年不归，妻子都以为道死，替他服丧，不意他学成归来，励节隐居，朝廷亦遣使往征，始终谢病，不入都门。这虽是甘心肥遁，别具高风，但也是有托而逃，所以为此避人避世呢！类叙高人，仍是箴励末俗。 且说南单于檀降汉后，北方幸还少事，就是前单于屯屠何子逢侯，与师子构衅，奔往北塞，见前文。至此亦部众分散，无术支持，仍然款塞请降。汉廷从度辽将军计议，徙逢侯居颍川郡，时度辽将军尚为邓遵。免得复乱。独北匈奴出了呼衍王，收集遗众，得数万人，又复猖獗，常与车师寇掠河西。亦见前文。朝议又欲闭住玉门关，专保内地。敦煌太守张璫，独上书陈议，分作上中下三策，上策请即发酒泉及属国吏士，先击呼衍王，再发鄯善兵讨车师，双方并举，依次讨平，为一劳永逸的至计；中策谓不能发兵，可置军司马将士五百人，出据柳中，令河西四郡供给军糈，尚得相机进行，安内攘外；下策谓弃去西域亦应收鄯善王等，徙入塞内，省得借寇赍粮，树怨助虏。这三议却是有条有理，毫不说谎，安帝将原奏颁示公卿，令他酌定可否。尚书仆射陈忠，拟采用张璫中计，因上疏说明道： 臣闻八蛮之寇，莫甚北虏。汉兴，高祖窘平城之围，太宗屈供奉之耻，故孝武愤怨，深惟长久之计，命遣虎臣浮河绝漠，穷破虏廷。当斯之役，黔首陨于狼望之北，财币糜于卢山之壑，狼望卢山，皆匈奴地名。府库单竭，杼柚空虚，算至舟车，资及六畜，夫岂不怀？虑久故也。遂开河西四郡，以隔绝南羌，收三十六国，断匈奴右臂。是以单于孤持，鼠窜远藏！至于宣元之世，遂备藩臣，关缴不闭，羽檄不行。 由此察之，戎狄可以威服，难以化狎。西域内附日久，区区东望叩关者数矣，此其不乐匈奴慕汉之效也。今北虏已破车师，势必南攻鄯善，弃而不救，则诸国从矣。若然则虏财贿益增，胆势愈殖，威临南羌，与之交连，恐河西四郡，自此危矣。河西既危，不得不救，则百倍之役兴，不资之费发矣。议者但念西域悠远，恤之烦费，不见先世苦心勤劳之意也。方今边境守御之具不精，内郡武卫之备不修，敦煌孤危，远来告急；复不辅助，内无以慰劳吏民，外无以威示百蛮，蹙国减土，经有明戒。臣以为敦煌宜置校尉，案旧增四郡屯兵，以西抚诸国，庶足折冲万里，震怖匈奴。谨此上闻。 这疏经安帝批准，且因前时班勇所陈，与忠议相合，遂令勇为西域长史，率兵五百人，出屯柳中。勇议见前文。勇受命即行，既至楼兰，即因鄯善诚心归汉，传诏奖勉，特加该王三绶。复派吏招抚龟兹。龟兹王白英，尚怀疑未服，勇再开诚示信，加意怀柔，白英乃自知悔罪，约同姑墨温宿二王，自行面缚，向勇乞降。勇亲为解缚，好言慰抚；令各处发步兵骑士，共讨车师。白英等既已投诚，自然从命，当下凑集万余人，受勇调度，直入车师前庭。前庭已归后王军就占领，军就仍居后庭，由北匈奴伊蠡王守住伊和谷，回应前文。被勇冲杀过去，不到多时，便捣破虏营，伊蠡王遁去；尚有军就留戍的兵士，及前庭被胁诸降卒，约有六七千名，见匈奴兵尚被击走，哪里还敢抵敌？当即逃去了一二千人，余皆跪伏军前，稽颡听命。勇全数收抚，共得五千人，仍令住居车师前庭，自至柳中屯田。柳中距前庭只八十里，呼应甚便，可以无虞。勇拟暂从休养，筹备刍粮，俟至士饱马腾，再击车师后王。好容易已越一年，系延光四年。春光和煦，塞外寒消，草木已渐生长，正好乘此兴师。勇遂发敦煌张掖酒泉三郡兵马，共六千骑，又征鄯善疏勒及车师前部兵，亦不下五六千，由勇亲自督率，往攻车师后王军就。军就亦领兵万余人，出庭迎敌，不意班勇部下，统是勇壮得很，一阵交锋，已被杀得人仰马翻，军就连忙退回，部众已丧失了好几千名。一时惶急失措，欲向北匈奴求援，又恐道远难及，没奈何硬着头皮，再图守御。偏来兵厉害得很，乘胜直入，锐不可当，部众出去招架，不是惊散，就是杀死。霎时间庭中大乱，只见外面大刀阔斧，一齐杀来，此时欲逃无路，还想拚死再战，蓦听得一声箭响，仔细审视，那箭镞已到面前，慌忙把头一偏，右肩上适被射着，痛不可耐，竟致晕倒。待至苏醒转来，四肢早经捆住，不能动弹；还有匈奴使人，也在旁边陪绑，束作一堆。俄而有数人驰至，把他两人扛抬了去，好似牛羊一般，直至汉前长史索班死处，作为祭品。号炮两振，军就与匈奴使人，头皆落地，魂灵儿从头中飞向鬼门关上挂号去了。不愿同生，但愿同死，两语可为两人写照。班勇既枭斩军就，传首京师，露布报捷。自是车师前后庭，又得开通，西域各国，复震慑汉威，陆续归附。 真个是父作子述、两世重光呢！好肖子。 安帝闻得西域复通，心又放宽，乐得逍遥自在，倒把那班勇功绩，搁置一旁，并没有甚么赏赉。且当时廉直大臣，第一个要算司徒杨震。永宁二年秋季，迁震为太尉，似乎知人善任，偏是小人道长，君子道消，结果是易明为昏，崇邪黜正，终落得朝廷柱石，化作尘沙，说来既觉可痛，尤觉可叹！太尉刘恺，因病免官，由震继为太尉，另用光禄勋刘熹为司徒。帝舅耿宝，已拜大鸿胪，特为宦官李闰兄弟说情，托震录用。震不肯相从，宝一再往候，且与震语道：“李常侍为国家所重，欲令公辟除乃兄，主上亦曾允许，宝唯有传达上命罢了！”震正色道：“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，应先敕下尚书，但凭私嘱，不敢闻命！”宝见震定意拒绝，悻悻自去。后兄阎显，亦进任执金吾，向震有所荐托，震亦不许。司空陈褒，已经罢去，后任为宗正刘授。他想讨好贵戚，一得风声，不待请托，便辟召李闰兄，及阎显意中的私亲，旬日间并见超擢。嗣复有诏为野王君造宅，王圣为野王君，见前文。大兴工役，中常侍樊丰，及侍中周广谢恽等，更相煽惑，倾动朝廷。震为汉家首辅，实属忍无可忍，因再上书力谏道： 臣闻古者九年耕，必有三年之储，故尧遭洪水，人无菜色。臣伏念方今灾害滋甚，百姓空虚，不能自赡，重以螟蝗，羌虏钞掠，三边震扰，战斗之役，至今未息，兵甲军粮，不能复给，大司农帑藏匮乏，殆非社稷安宁之福！伏见诏书为阿母兴起第舍，合两为一，合两坊为一宅里。雕修缮饰，穷极巧技；今盛夏土王，而攻山采石，转相迫促，为费巨亿。周广谢恽兄弟，与国无肺腑枝叶之属，依倚近幸奸佞之人，与樊丰王永等，分威共权，属托州郡，倾动大臣，宰司辟召，承望旨意，招徕海内贪污之人，受其货赂，至有赃锢弃世之徒，复得显用；黑白混淆，清浊同源，天下喧哗，为朝结讥。臣闻师言，上之所取，财尽则怨，力尽则叛；怨叛之人，不可复使。故曰：“百姓不足，君谁与足？”惟陛下度之！ 这书呈入，好似石沈大海一般，并不见答。樊丰周广杨恽等，统皆切齿，就是野王君王圣母女，亦视若仇雠，恨不将震即日摔去。且因安帝不从震言，越好肆无忌惮，匪但王圣第宅，造得非常工巧，连樊丰等一班权阉，也胆敢捏造诏书，调发司农钱谷，大匠现徒材木，各起冢舍园池，役费无数。遂致变异相寻，京都地动。杨震因屡谏不从，愤闷已极，何不引退？因岁暮不便陈词，勉忍至次年正月，申上直言道： 臣备台辅，不能奉宣德化，调和阴阳；去年十一月四日，京师地动。臣闻师言：“地者阴精，”当安静承阳，而今动摇者，盛也。其日戊辰，三者皆土，位在中宫，此中臣近官持权用事之象也！臣伏惟陛下以边境未宁，躬自菲薄，宫殿垣屋倾倚，枝柱而已，无所兴造，欲令远近咸知政化之清流，商邑之翼翼也。而亲近幸臣，骄溢逾法，多发徒士，盛修第舍，卖弄威福，道路喧哗，众听闻见，地动之变，近在城郭，殆为此发！又，冬无宿雪，春节未雨，百僚焦心，而缮修不止，诚致旱之征也。《书》曰：“鞬恒旸若，”臣无作福作威玉食，唯陛下奋乾坤之德，弃骄奢之臣，以掩妖言之口，奉承皇天之戒，无令威福久移于下，则阳长阴消，天地自无不交泰矣！ 震言虽然激切，怎奈安帝已为群小所蒙，任他如何说法，始终不理。且嬖幸愈加侧目，往往在安帝旁谤毁杨震，安帝已渐觉不平。惟震为关西名儒，群望所归，若一时将他除去，免不得物议沸腾，摇动大局，所以群小尚有畏心，未敢无端加害。尚知畏清议么？会有河间男子赵腾，诣阙上书，指陈时政得失，安帝不禁怒起，说他无知小民，也来多嘴，当即诏令有司，捕腾下狱。中官最恨谤言，私下嘱托有司，谳成“讪上不道”的罪名，处腾死刑。杨震身为太尉，怎能坐视不救？ 乃复上疏谏诤，略云： 臣闻尧舜之世，谏鼓谤木，立之于朝；殷周哲王，小人怨詈，则还自敬德。所以达聪明，开不讳，博采负薪，极尽下情也。今赵腾所坐，激讦谤语，为罪与手刃犯法有差，乞为加恩，全腾之命，以诱刍荛舆人之言，则国家幸甚！ 安帝得疏，仍然不听，竟把赵腾处死，伏尸市曹。伯起！伯起！何不起身亟去？是年为延光三年，安帝想往外面游览，借着望祀岱宗的名目，出都东巡。文武百官，多半扈行，独太尉杨震，及中常侍樊丰等，却都留住京都，未尝随去。丰等因乘舆外出，越好擅用帑藏，移修第宅。原来为此，故未随行。偏被太尉掾高舒，召大匠令史等，底细考核，查出丰等前时捏造伪诏，呈与杨震。震因安帝东巡，未便举发，只好待回銮后，然后奏闻。何不飞使驰奏？丰等闻信，很是慌张，日夕与党与密商，意欲先发制人，为自保计。也是杨伯起命运该绝，不先不后，竟有星变逆行的天象，被阉党作为话柄，构成邪谋。一俟安帝回来，将到都门，急忙先去迎谒，伪言还宫须待吉时，请安帝至太学中，暂时休息，应吉乃入。安帝还道他是真心爱主，当即依议。及驾入太学，丰等得乘间密奏，说是太尉杨震，袒庇赵腾，前因陛下不从所请，心怀忿怼，意图构逆，所以上见星变，显示危机，请陛下先行收震，方可入宫。安帝尚未肯信，踌躇半晌，方语樊丰道：“震为名士，难道也如此不法么？”丰应声道：“震为邓氏故吏，邓氏既亡，怪不得震有异心了！”谗口可畏，震由邓辟举，见前文。安帝愕然点首，便夜遣中使，往收太尉印绶，策免震官。震不防有此一举，既被权阉占了先着，悔亦无益，当将印绶交出，坦然归第，闭门韬晦，谢绝交游。哪知安帝还宫以后，擢耿宝为大将军，宝与震挟有宿嫌，又由樊丰等从旁煽构，竟奏称震不服罪，仍怀怨望。有诏遣震归里。震奉诏即行，至夕阳亭，慨然语诸子门人道：“人生本有一死，死不得所，也是士人常事。我叨居宰辅，明知奸臣狡猾，不能驱除；嬖女倾乱，不能禁遏，有何面目再见日月？我死后可用杂木为棺，粗布为被，盖形掩体，已自知足，不必归就墓次，添设祭祠了！”说毕，即饮鸩而死，时已七十余岁。小子有诗叹道： 拚死何如预见机，网罗陷入已难飞； 夕阳亭下沉冤日，应悔当年不早归！ 杨震已死，樊丰等尚不肯干休，还要设法摆布，欲知他如何逞毒，待至下回叙明。 ---------- 西域诸国，势如散沙，各酋长亦皆庸鄙，无一有为，但得中国良将一人，出而镇抚，便得制驭各国，使之帖服，非若冒顿父子之桀骜难驯也！试观班氏父子之出使，不待劳师费财，即此用夷攻夷之一策，已能指挥如意，无往不宜，谁谓外域之不可以驭乎？惟安内之谋，比攘外为尤亟，安帝有一杨震而不能用，反且听信群小，黜逐正人，汉之纲纪，自此紊矣！惟震为关西名士，当知以道事君之义，合则留，不合则去，胡为乎刺刺不休，坐听谗人之构陷，而未能自拔也？彼薛包黄宪周燮冯良诸人，则倜乎远矣。
《后汉演义》•第四十二回 班长史捣破车师国 杨太尉就死夕阳亭
话说伯荣和她女儿奉命去祭祀陵墓，骄横放纵，违背了天道，也导致百姓怨恨。尚书仆射陈忠看到这种情况，也忍不住心生良知，上书进言说：
我听说职位不合适的人，就会导致各种事务无法正常运作；事务不顺，就会出现政令得失；政令得失，就会引起天地阴阳失衡，从而出现灾异现象。陛下常常把灾祸归咎于自己，却不责备臣下；臣下因为得到了恩宠，便不认为自己有错，所以天意无法感应，灾祸不断出现。像青州、冀州的城市，长时间下雨导致河流决堤；孙岱附近的海边，海水倒灌，泛滥成灾；兖州、豫州爆发蝗灾；荆州、扬州的稻谷产量稀少；并州、凉州的羌族人也不断叛乱；加上百姓贫困，国库空虚，自西向东，国家的物资几乎耗尽。我记得《洪范》中说的五件事，第一件事是“容貌”，要庄重恭敬，恭敬就会显得肃穆；如果容貌不端，就会变得狂妄，从而引发连绵不断的暴雨。春秋时期大水泛滥，都是因为君主的威仪不庄重，执政不严肃，臣下轻慢，权贵专权，阴气过盛，阳气无法压制，所以才发生大水。陛下因为不能亲自前往孝德皇的陵庙祭拜，派使者带礼物去甘陵道上致敬，车马仪仗，连绵不绝，可以说是孝心达到了顶峰。然而我私下听说，那些使者所经过的地方，权势极大，震慑郡县，连王侯、两千石级别的官员，都只能向伯荣下拜，礼仪上已僭越了君主的规格；地方长官惊恐万分，被责备，甚至有人谄媚求好，强迫百姓修缮道路、亭台，大量储备粮草，征发徭役，老弱病残也跟着前往，动辄人数达上万；赠送贿赂的仆从，达数百人，路上跌倒哀叹，无人不心惊胆战。河间王开是安帝的叔父，清河王延平有灵庙之尊，还有那些掌握朝廷大权的官员，都被伯荣所欺压，低头屈从，陛下对此不加过问，难道是陛下也想这样吗？伯荣的威势，甚至超过了陛下，陛下的权力，只掌握在身边女性权臣手中，这场大雨和洪水，必定起源于这里。从前，韩嫣曾被任命为副车的随从，负责出行事务，江都王误将他一拜，结果韩嫣被砍了头。那所谓的“欧刀”是刑罚用的刀。我恳请陛下严格尊重天子的尊严，端正帝王的权威，无论大事小事，都要任用贤能之人，不应该再让女性侍从插手国家大事。请陛下彻底审查身边的亲信，是否有石显泄密的奸邪行为；是否有赵昌陷害官员的谎言；是否有朱博偏袒外戚的私情；是否有王凤陷害商人的阴谋。从前韩嫣等人类似的历史事件，都记载在《前汉演义》中。如果国家大事由陛下亲自决定，军政事务由自己掌握，那么下位者就不会压迫上位者，臣子也不会干预君主，常雨大水，自然就会停歇，天下各种异象，也不会再造成危害了。
安帝看到这封奏疏，不但没有醒悟，反而封乳母王圣为“野王君”。有见识的人都为此扼腕叹息。陈忠曾趁安帝亲政时，建议征召贤才，辅助德政，又推荐杜根、成翊世等人进入朝廷任职。杜根曾请求邓太后归还权力，因此当场扑倒后又恢复，后来在宜城山中当酒家小工，直到被陈忠发现，才被派官吏召去，任侍御史。成翊世也因同样罪责被关押多年，幸得陈忠营救，才得以担任尚书郎。此外，还有一些隐士，被内外官员推荐，朝廷特地下诏征召，但这些人志行高洁，不愿投身于混乱政局，纷纷坚决拒绝。后世传颂的汝南人薛包，年少时失去父亲，母亲再婚，不愿抚养他，便把他赶出家门。他日夜哭泣，不愿离开。母亲趁机唆使父亲，鞭打他，他只得在门外栖身，每天早晨又回到家中打扫。可再次触怒父亲，不准他再在外居住，只能住在里门旁，依旧早晚探视父母，父母这才感到惭愧，重新让他回家同住。父母相继去世后，弟弟们想分家产、各自居住，薛包无法阻止，于是把家产按股分配，自己却自愿认领那贫瘠的土地、破旧的器物和老奴婢；后来弟弟们多次破产，他都主动赈济，因此人人都称赞他孝顺友爱。他的名声传到朝廷，安帝召他担任侍中，但他誓死不肯就职，最后允许他回到家乡，终老于家中。同时，汝南还有人黄宪，字叔度，父亲是牛医。黄宪年少时好学，品行高洁，十四岁时与颍川人荀淑相遇，荀淑称赞他是不凡之才，两人一谈就是一整天，临别握手说：“你真可以成为我的老师！”郡中戴良，才学出众，性格傲慢，见了黄宪必正襟危坐，肃然起敬，离开后回家，仍觉得怅然若失。他母亲早就看出，便问他：“你又见了那个牛医的孩子吗？”他回答：“我没见到叔度，已经觉得自己和他相像；可一旦相见，却觉得他比我想象中更难捉摸！”还有同郡的陈蕃、周举，也常私下感叹：“半个月没见黄宪，竟又发觉自己变得吝啬起来！”太原人郭泰年轻时曾到汝南，先拜访袁闳，不逗留就离开了，转而拜访黄宪，整整几个月才回来。别人问他为什么厚此薄彼，他回答：“袁闳的器量如洪水泛滥，质地不干净，但也容易被汲取；叔度如浩瀚的大海，深广无边，清澈得看不见底，浑浊得也看不出，这才是不可限量的。”黄宪初举孝廉，后来被公府征召，朋友劝他出仕，他也没有坚决拒绝，到了京城只住了一两个月，就选择返回老家。延光元年病逝，年仅四十八岁，天下人都称他为“征君”。除了黄宪，还有周燮，也是汝南人，品行深沉，隐居不仕，郡守举他为贤良方正，他都因病推辞。尚书仆射陈忠再次推荐他，安帝特意用珍贵的礼币隆重迎接，周燮仍拒不接受。宗族劝他前往，他慨然道：“君子要等待时机而动，时机还未到，怎么可以轻举妄动？”还有南阳人冯良，年轻时在县里做小吏，长期沉寂，直到三十岁才接到县令的任命，去迎接督邮，途中突然顿悟，撕裂衣服，毁掉冠冕，逃往犍为求学，十年未归，妻子儿女都以为他死了，为他服丧。后来他学成归来，坚守节操，隐居山林。朝廷也派使者征召，他始终称病，不肯入都。这种甘心退隐，另具高风，但也可以说是为了躲避世事而逃避现实。这类高洁之士，实在值得后人警醒，鞭策世俗风气。
再说，南匈奴单于檀投降汉朝后，北方较平静，前单于屯屠何的儿子逢侯，与师子发生冲突，逃往北方边境，后来也部众分散，无力维持，只好再次请求归降。朝廷采纳度辽将军的建议，将逢侯迁徙到颍川郡，以避免再起乱事。而北匈奴趁机推举呼衍王，集合残部，人数达数万人，再度猖獗，频繁侵扰河西地区。朝廷商议是否关闭玉门关，以保内地安全。敦煌太守张璫提出不同意见，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策：上策是立即派遣酒泉和属国的士兵，先攻打呼衍王，再派鄯善军队讨伐车师，内外联合，一举解决，成为长久之计；中策是如果不能出兵，可派出五百名军士，驻守柳中，由河西四郡提供军粮，灵活应对；下策是放弃西域，将鄯善王等迁入内地，避免借敌国粮食养寇，减少怨恨，助长敌方势力。这三策条理清晰，言之有据，安帝将奏章颁给公卿大臣商议是否采纳。尚书仆射陈忠建议采用张璫的中策，并上疏详细说明：
我听说北方蛮族的侵扰，没有比北匈奴更严重的。汉朝初立时，高祖曾被围困于平城，汉惠帝也曾受辱于匈奴供奉之礼，所以汉武帝深感愤恨，制定了长远之计，派遣将领穿越沙漠，彻底摧毁匈奴朝廷。那时，百姓在狼望山以北被杀，财物被丢弃于卢山山谷，国库空虚，物资损耗殆尽。为此，朝廷才开辟了河西四郡，隔断南羌，收服三十六国，切断匈奴的右翼，使得单于孤立无援，只能四处逃窜。到了宣帝、元帝时期，又开始将他们当作藩属，开放关卡，不设边境防线，紧急军情难以传递。由此看出，对异族可以以武力征服，但难以让他们真正归顺。西域国家归附已久，他们不断向东靠近边境，希望与汉朝建立友好关系，这正是他们内心不愿依附于匈奴，而向往汉朝的证明。如今北匈奴已攻占车师，必将向鄯善进攻。若我们放弃救援，则各国都会效仿。这样一来，匈奴的财富与势力将不断增长，胆气更加强，进而攻击南羌，与他们勾结，恐将使河西四郡处境危险。一旦河西危急，就必须发动数倍的兵力，耗费巨大的财政，这与我们当初的初衷背道而驰。现在边境守备薄弱，内郡警戒不足，敦煌孤立无援，距离遥远，一旦告急，难以及时应对。如果不加以援助，国内无法安抚官员百姓，海外无法威慑边疆蛮夷，国家必将缩减领土，这是前人明确告诫过的。我认为，敦煌应当设立校尉，沿袭旧制，增加四郡的驻军，以安抚西域诸国，这样才足以在万里之外的边疆稳定局势，震慑匈奴。此议谨呈陛下。
安帝批准了这份奏疏。此外，前些时候班勇也曾提出过类似建议，与陈忠的观点相符，于是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，率领五百名士兵，驻守柳中。班勇接到任命后立即出发，抵达楼兰后，得知鄯善王诚心归附，便传诏予以嘉奖，并特赐该王三条绶带。接着派官员安抚龟兹。龟兹王白英心存疑虑，尚未归顺，班勇再次诚心示好，以柔化的方式进行感化，白英这才知道自己犯了错误，主动与姑墨、于阗等国一起归顺，联合行动。班勇使用“用夷制夷”的策略，无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，便能轻易掌控局势，可见外域并非不可控制。
然而，国内安定比抵御外敌更重要。安帝本有杨震这样贤德的大臣，却不能任用，反而听信小人，罢黜正直之士，汉朝的纲纪从此混乱不堪。杨震是关中西部著名儒者，是众人仰望的人物。若他一时被除去，必然引起舆论哗然，动摇朝廷根基，因此小人虽有忌恨之心，也不敢贸然加害。但终究还是有河间人赵腾，直接上书，揭露当时政局的弊端。安帝大怒，认为这是无知小民无端多言，立即下令有司将他逮捕入狱。宦官最讨厌讽刺言论，私下指示司法官员，将赵腾定为“侮辱君主、言语不敬”的罪名，判处死刑。作为太尉，杨震怎能坐视不理？
于是又上奏进谏，说：
我听说在尧舜的盛世，朝廷设有“谏鼓”和“谤木”，让百姓可以直言进谏；殷商和周朝的明君，一旦有小人怨言，就会反省并自我改正。因此才可达到聪慧明达，广开言路，广泛收集民间声音，让下情直达上层。如今赵腾所坐之罪，是激烈批评朝政，虽有不当，但与直接动手杀人不同，恳请陛下给予宽大处理，保全赵腾性命，以激励百姓敢于进言，对国家大有裨益！
安帝看到奏章，仍然不予理会，最终处死赵腾，将其尸体公开示众。这时，杨震已经明白：自己若不及时察觉，就可能酿成大祸。当年是延光三年，安帝打算外出巡游，借口是前往泰山祭拜，文武百官大多跟随，唯独太尉杨震和中常侍樊丰等人留在京城。樊丰等人趁安帝外出，便更加肆意挥霍国库，大兴土木修缮府邸。所以他们才不随行。偏偏太尉的掾属高舒，召来大匠的官吏，查证发现樊丰等人先前伪造了诏书，便将证据呈递给杨震。由于安帝正在东巡，杨震不便直接揭发，只好等到回京后才上奏。于是樊丰等人得知事情败露，十分惊慌，日夜与同党密谋，打算先发制人，保护自己。然而，杨震的命运实在悲惨，恰逢“星象逆行”这种天象，被阉党作为借口，煽动邪说。等到安帝回京，即将抵达京城时，樊丰等人急忙前往迎接，谎称“回宫必须等到吉时”，请安帝暂住太学，等时机成熟再入宫。安帝信以为真，觉得这是真心爱君，便同意了。当安帝进入太学后，樊丰等人乘机密报，说太尉杨震庇护赵腾，因为陛下不采纳他的请求，心怀怨恨，企图谋反。当天看到星象异常，预示危机，请求陛下先罢免杨震，才能入宫。安帝仍半信半疑，犹豫不决，最后问樊丰：“杨震是名士，难道也会有不法行为吗？”樊丰回答：“杨震曾是邓氏的旧部，邓氏已死，他自然怀有异心。”这话如毒箭射心，安帝顿时震惊，点头称是。当晚，便派遣宦官秘密前往杨震府中，收回其太尉印信，将其罢免。杨震毫无防备，被权臣抢先一步，后悔也无济于事，只好将印信交出，安然回家，闭门不问世事，韬光养晦。然而，安帝回京后，又提拔耿宝为大将军，耿宝与杨震早有旧怨，又由樊丰等人煽风点火，奏称杨震不服罪，仍怀不满。朝廷下令让杨震返回老家。杨震接到命令，立即启程。途中抵达夕阳亭，他感叹道：“人生终究有一死，若死得没有价值，对士人而言也是常事。我曾身居宰相之位，清楚奸臣奸诈，无法驱除；宠幸女子扰乱朝政，也无力制止，如今还有什么脸面对阳光和清风？我死后，可用普通木材做棺材，粗布做被子，遮住形体即可，已经心满意足，不必再建坟墓，设祭祠了！”说完，便饮下毒酒，时年已七十余岁。
后来有诗叹道：
宁愿拼死也不愿预知祸端，一旦陷入网罗，再想脱身已难；夕阳亭下冤死的日子，更应悔恨当年为何不早归隐！
杨震死后，樊丰等人仍不甘心，欲继续陷害他，详情待下回再叙。
西域诸国如同散沙，各首领也都平庸浅薄，没有一个有作为，只要中国有一名忠良之将去治理，就能控制各国，使其顺服，这和冒顿、其子那般桀骜不驯的匈奴完全不同！看看班氏父子的出使，不用劳师动众，仅用“以夷制夷”的策略，便能从容控制，无不成功，怎能说外域不能被管理呢？不过，治理内部比对外防御更为重要。安帝本有杨震这样的人才，却不能任用，反而听信小人，罢黜正直之人，汉王朝的纲纪从此败坏！杨震身为关中名士，应当明白“道义为君”的原则：合则留下，不合就离开。他为何如此多言不休，坐视奸人构陷，最终无法自救？而像薛包、黄宪、周燮、冯良这样的高洁之士，则远远超出了凡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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