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後漢演義》•第三十七回 立繼嗣太后再臨朝 解重圍副尉連斃虜
鄭衆被封爲侯,是漢朝朝廷的一項新例。漢和帝因爲他在誅殺竇氏有功,賞賜時他謙讓,只取少量,所以特別優待,最終賜予他侯爵。然而,這種被閹人封侯的做法,實屬荒謬。閹人不過是做些雜役的下人,怎能與公卿大臣相提並論?即使鄭衆性格溫順、有功不自誇,也終究無法被封爲侯。這件事一旦發生,就會引起世人譏諷,就像教猴子上樹、引螞蟻決堤一樣,導致原本由光武帝辛苦建立的天下,因爲這個舉動而引發禍亂,最終陷入混亂不可收拾的狀態。
接下來,講的是永元十五年夏天發生日食,朝廷官員認爲這是陰氣太盛的徵兆,便奏請派遣諸王回封地。日食是天道的常事,即使它與人間禍福有關,也應是鄧太后臨朝的預兆,怎能將責任推到諸王身上,讓他們去回封地呢?這顯然是牽強附會、十分可笑。其實,和帝性格仁慈,繼承了父親光武帝的作風,一直讓兄弟們留在京城。當有官員奏請讓諸王回封地時,和帝仍不願捨棄他們,下詔回應說:“日食的異常,責任在於一人。諸王年紀尚幼,早被分離開來,成年以後才得以相依爲命,常懷‘蓼莪’‘凱風’般的哀思。這種親情,實在不能成爲國法。我決定繼續讓他們留在京城。”
不久,冬天到了,和帝出遊至光武帝的舊居章陵,讓諸王一同隨行。祭拜完後,召集宗室貴族聚會飲酒作樂,場面十分熱鬧。隨後順道前往雲夢,到了漢水邊,原計劃再前往江陵,卻突然接到留守太尉張禹的奏章,勸阻皇帝遠遊,和帝於是決定返回。清河王的中傅衛,和清河王劉慶一同隨行,一路上索賄聚財,收了上千萬元的贓款,此事被和帝發現後,派官吏查問,還責備劉慶沒有及時揭發。劉慶回答道:“衛是國君的老師,出自聖朝,我雖愚笨,但只知聽從他的意見,不敢擅自查辦,所以沒有第一時間發現。”和帝聽後,認爲他的回答得體,於是將衛的私贓一併賜給劉慶。劉慶推辭不接受,最終還是接受了。張禹也因此得到特別嘉獎,其他留守官員和隨從也都得到了錢帛賞賜。
當時嶺南有慣例,進貢龍眼和荔枝,每五里設一個驛站,馬匹傳遞、五里設一個監視點,日夜不停運輸。臨武縣長唐羌向和帝報告,說這些進貢帶來極大的勞苦,並請求和帝不要再追求這些奢侈美味。於是和帝下詔禁止進貢,命令太官不得接受這些珍稀貢品。這是和帝的一項惠民政策,所以特別明確指出。
第二年,司徒魯恭因事被免職,改由司空徐防擔任司徒,又提升大鴻臚陳寵爲司空。陳寵之前已由廷尉升爲大鴻臚。又過一年,改年號爲“元興”,大赦天下,凡因罪被削除宗室名籍者,均可恢復。不久,雍地忽然地裂,當時人視爲不祥之兆。到了年底,和帝突然病情加重,日漸惡化,最終病逝,享年僅二十七歲,在位共十七年。
和帝生前,儲君未定,後宮所生的皇子大多夭折,大家常視後宮爲凶地,每次生育後,就讓乳母抱着孩子出宮,送到民間撫養。當和帝病重將死時,羣臣還不知皇位繼承人是誰,無法擁立新君,於是向鄧太后請示,請求她決定。鄧太后知道後宮有兩名皇子存活,長子名劉勝,身體有重病,不便立爲儲君;次子名劉隆,纔出生百日,一直被寄養在民間。鄧太后便下令迎立劉隆,立爲太子。當晚就即位,尊鄧太后爲皇太后,開始臨朝執政。不到半個月,就改年號爲“延平元年”,提拔太尉張禹爲太傅,司徒徐防爲太尉,讓他參與尚書事務,百官都聽從其指揮。
鄧太后認爲皇帝年幼,想讓重臣常駐宮中,便讓張禹留在宮中,每五天回府一次,同時提拔光祿勳梁鮪爲司徒,接替徐防,成爲三公之一。封皇兄劉勝爲平原王,負責安葬和帝於慎陵,廟號穆宗。和帝在位十七年,英明仁慈,有祖父的風範。少年時便除掉竇氏,掌握權力;後來尊崇儒學,禮賢下士,廣開言路,愛民如子,曾多次頒佈減免賦稅、賑濟災民的詔書;每當出現災異,就詢問公卿大臣,讓他們直言進諫,前後記錄的祥瑞事件多達八十一處,但每次他都自謙德行淺薄,不公開宣揚。可惜天不假年,年少早逝。晚年卻因封賞鄭衆,導致宦官勢力抬頭,爲後來的禍亂埋下禍根。這種遺弊,可說是和帝一生的重大遺憾,也是他治國的失敗。
喪事結束後,清河王劉慶等人終於被允許返回封地。劉慶思念和帝的恩德,悲痛難抑,甚至嘔血數升,強撐病體前往封地。鄧太后特別體恤他,准許他保留中尉和內史的職位,所賜物品,皆取自和帝的御用物品,以作紀念。又因新君年幼,擔心有變故,便留下劉慶的長子劉祐,與嫡母耿姬,仍居清河王府,以防不測。
既然已有這樣的顧慮,爲何不早立皇子劉勝,又爲何捨棄長子而立年幼的劉隆呢?鄧太后於是下令宮人歸回園宅,特別賜給周馮兩位貴人策書,內容如下:
“我與你們在後宮結爲伴侶,共度歲月,已有十多年。卻未得福佑,先帝早逝,我孤獨無依,日夜思念,悲傷至極。如今應按舊例,將你們遣返回園中,心中悲痛萬分,正如《燕燕》詩所言,怎能表達這無盡的哀愁?《燕燕》是衛莊姜送戴嬀的詩。我賜給你們一輛青蓋車,配有彩飾的車轅和四匹馬,黃金三十兩,雜彩三千匹,白絹四千端;馮貴人雖沒有步搖、環佩,也各賜一套,聊表送別之情,但心中仍難自抑。”
周馮兩位貴人接到策書,恭敬拜謝後,辭別皇宮,前往園宅陪伴和帝的陵墓。鄧太后又接連下詔,大赦天下,凡在建武年間被關押的罪犯,一律赦免爲平民。同時減少太官(掌管宮廷飲食)和導官(掌管皇家米糧)、尚方(宮廷手工業)的供給,除非祭祀宗廟,日常食物只能是飯一餐、肉一餐,不能隨意增加。郡國進貢一律減半,下令出售上林苑的獵鷹獵犬,廢除各類離宮別館的米糧煤炭,所有宮中侍女和宗室被沒收的婢女,一律遣返回家,允許他們自由婚配。由於連月降雨,各地或有水災,鄧太后下令地方長官如實上報災情,以減免田租和草料,不得隱瞞。所有未經官方批准的民間祭祀,一律廢除。
這些,都是鄧太后初次臨朝時推行的仁政,值得肯定。
不久,司空陳寵去世,朝廷命太常尹勤接任司空,又提拔虎賁中郎將鄧爲車騎將軍。鄧是鄧訓長子,是鄧太后的親哥哥,字昭伯,早年曾在竇憲府中任職。後來鄧家女弟被立爲貴人,他和幾個弟弟都成爲郎中。和帝曾想封賞他,被鄧太后推讓,所以只升到虎賁中郎將。後來鄧太后臨朝執政,面對各類政務,不得不啓用他,以避免嫌疑,於是提拔他爲車騎將軍,地位相當於三公(三公是漢代最高的官職)。這說明太后臨朝必須依靠外戚家族,後來的結果,也是不可挽回的悲劇。
鄧爲人謹慎謙退,也繼承了祖父鄧禹的傳統,居安思危。但女弟已爲太后,年紀尚輕,不便頻繁見大臣,他只好託付於同族,出入方便,勉強接受任命,開始任職。光陰流逝,到了仲秋,年僅兩歲的皇帝突然染上風寒,突然夭折,被葬於崇德殿前。鄧太后緊急與鄧祕密商議繼位之事。幸好清河王劉慶的兒子劉祐,仍在王府,鄧太后提議迎立他,鄧也表示贊同。再徵詢公卿大臣,無人異議,於是連夜派鄧持符節,乘坐青蓋車迎劉祐入宮,先封爲長安侯,再準備即位。
鄧太后下詔說:
“先帝聖德深厚,早逝天下,我作爲繼承者,日夜瞻仰其德行,希望他能成就大業。誰知突然去世,天年未盡,我悲痛萬分。我認爲平原王劉勝體弱多病,不宜繼承。念及宗廟重擔,思繼統之需,唯有長安侯劉祐,性情忠孝,小心謹慎,通曉詩書,勤奮向學,仁愛寬容,年已十三,有成年之志。他是孝和皇帝的嫡系皇孫,最適宜繼位。《禮記》說:‘兄弟之子,如同自己的孩子’,《春秋》的義理也說:‘爲人後嗣者,視其爲子’。因此,以劉祐爲孝和皇帝之後,輔佐祖宗,繼承大業。”
公卿大臣依詔議定,再上奏朝廷。隨後,宮中撰寫策命書,交由太尉張禹宣讀。張禹對劉祐宣讀道:
“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日,皇太后曰:諮長安侯劉祐,孝和皇帝德行高遠,惠及四海。現在先帝逝世,不永天年,我唯知你出自孝章帝的直系皇孫,謙謙有禮,溫順恭順,自幼勤學,理應承襲宗廟,繼承大業。今以你爲孝和皇帝后嗣,統領漢國,遵循中庸之道,天下人民將因此受益!希望你努力吧!”
張禹讀完,將策書交給劉祐。劉祐跪拜接受,再由張禹送上玉璽綬帶,於是擁立劉祐即位,是爲漢安帝。公卿以下官員紛紛前來祝賀。由於安帝年僅十三歲,尚不能親政,仍由鄧太后臨朝聽政。
一個月後,將崇德殿的殯宮遷葬至康陵。幼帝無諡號也無廟號,只被稱爲“殤帝”。安帝原本和嫡母耿姬一起住在清河王府,即位後,耿姬不便獨居,鄧太后便派宦官將她送回封地。而安帝的母親叫左姬,字小娥,姐姐叫大娥,是犍爲人,伯父因妖言罪被誅,全家被沒入宮中,兩人自然也在其中。她們才貌出衆,尤以小娥精通史書和辭賦,衆人稱讚。和帝曾下令賜予諸王宮中女官,清河王劉慶聽說她們美貌,便暗中行賄宮中保姆,最終得到二人。費盡周折後,將她們安置在清河王府,劉慶得以擁有了左右兩位嬌妻,生活極爲幸福。相比之下,廢掉的太子又怎能享受這樣的快樂呢?小娥懷孕生下了一個孩子,就是安帝。據說安帝小時候,多次有神光籠罩房間,有時還有赤色的蛇盤繞牀邊,近看時又消失,因此被視爲奇事。不過,這些多是後人附會的說法,其實安帝繼位,不過是由於父親被錯誤廢除,天意巧妙地安排的結果。
安帝十歲時,就喜愛讀書,和帝也稱讚他爲奇童,閒暇時常召見他,共論經史。而大小兩位女官,卻始終命運不佳,成了清河王的妾室,卻沒能享受幸福,這對姐妹終被相繼埋沒。好花不長久。到安帝即位時,她們早已去世多年。清河王劉慶返鄉後,也日漸衰弱,病入膏肓,等到耿姬返回後,病情更加嚴重,便囑託清河中大夫宋衍說:“清河土地貧瘠,不適合安葬。我想葬在母親墳旁。我願捨棄世俗,迴歸故土。”於是他寫下遺願,請求將自己安葬在母親墓旁。官府便依其意願執行。
後來,西域發生變亂。先由騎都尉王弘奉命,調集關中軍隊及西邊羌胡兵力,迎接段禧、趙博、梁慬等將領,以及伊吾、盧水、柳中的屯田官員和士兵。請讀者注意:班超數十年的功業,至此竟被輕易廢棄,前功盡棄。若細說原因,全部歸咎於任尚一人之失策。可見,安定內政、平定外患,全靠人才。一旦誤用,必致迅速敗壞。感慨良多。
朝廷大臣不瞭解換人、另選賢才鎮守西域,反而認爲西域遙遠,來去無常,耗費國家糧餉,軍隊長期駐防,勞師遠征,費用巨大,不如撤銷都護,讓軍隊回朝爲是。鄧太后也想省事,順從了衆人的意見,於是派遣王弘前往迎回西域軍隊。
然而,這一步失誤,並未終結,反而引發羌人的叛亂。起初,燒當羌首領東號率衆歸附,其子麻奴隨父投降,定居安定。東號死後,麻奴繼位,族羣日益增多,散居河西各地。地方官員和豪強常把他們視爲賤民,隨意徵用勞役,積怨漸深。當王弘下令徵調各郡羌人,迎接西軍時,羌人便疑心這是要徵調他們去西域,紛紛躲藏拒絕。官府嚴加逼迫,約有數千騎兵到達酒泉後,又不願出關,紛紛逃散。地方官視其爲叛亂,發兵攔截,有的被殺了,有的被拘禁,甚至將他們舊時的住宅全部燒燬。於是羌人更加驚恐,紛紛潰散,麻奴也無力支撐,向西逃出邊塞。先零族的滇零和鍾羌等部趁機作亂,佔據隴道,四處劫掠。因無兵器,就用竹竿作戈矛,板案當盾牌,四處騷擾。地方官力量薄弱,無法抵抗,只得接連上奏朝廷。鄧太后於是下令車騎將軍鄧出兵征討羌人,並任命任尚爲徵西校尉,歸鄧節制,一同西行。
我有詩感嘆道:
“良言不納終無成,輕棄前功罪何輕;
如此庸才屢任用,邊疆何日得清寧?”
鄧與任尚西征羌人,最終能否平定叛亂,待下回再敘。
鄧太后以賢德聞名,但細觀其行爲,確實是功過參半,優點與缺點並存。和帝去世後,應依禮法,向羣臣諮詢,然後確定繼承人,爲何卻突然立一位百日嬰兒爲儲君?這難道不是爲了貪圖幼主之位,從而掌握權力嗎?誰還能相信呢?當幼主已夭折後,又由親兄與親妹共同謀劃,迎立清河王之子劉祐即位,一朝天子,竟是出自兄妹私情。試問,國家設立三公,難道只是爲了這些人私利嗎?臨朝未久,立即封賞兄弟四位爲侯,違背祖制,專寵親族,其他仁政之舉,反而顯得微不足道。若非鄧等人尚能知退讓,又怎能避免重蹈竇氏之覆轍?至於西域起事,應對失當,梁慬有擊退敵軍的才能,卻不讓他獨掌軍權,反而聽信朝臣輕率之議,放棄都護制度,徹底放棄西域,這是對前功的巨大損失。班超若有知,豈不痛心?況且,放棄西域,又引發西羌之亂,雖是內外用人失當,但根源於宮廷決策失誤。《詩經》說:“有智慧的人能建城,有才德的婦人能毀國。”鄧太后雖非“傾城之婦”,但也不能完全避免譏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