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后汉演义》•第三十七回 立继嗣太后再临朝 解重围副尉连毙虏
郑众被封为侯,是汉朝朝廷的一项新例。汉和帝因为他在诛杀窦氏有功,赏赐时他谦让,只取少量,所以特别优待,最终赐予他侯爵。然而,这种被阉人封侯的做法,实属荒谬。阉人不过是做些杂役的下人,怎能与公卿大臣相提并论?即使郑众性格温顺、有功不自夸,也终究无法被封为侯。这件事一旦发生,就会引起世人讥讽,就像教猴子上树、引蚂蚁决堤一样,导致原本由光武帝辛苦建立的天下,因为这个举动而引发祸乱,最终陷入混乱不可收拾的状态。
接下来,讲的是永元十五年夏天发生日食,朝廷官员认为这是阴气太盛的征兆,便奏请派遣诸王回封地。日食是天道的常事,即使它与人间祸福有关,也应是邓太后临朝的预兆,怎能将责任推到诸王身上,让他们去回封地呢?这显然是牵强附会、十分可笑。其实,和帝性格仁慈,继承了父亲光武帝的作风,一直让兄弟们留在京城。当有官员奏请让诸王回封地时,和帝仍不愿舍弃他们,下诏回应说:“日食的异常,责任在于一人。诸王年纪尚幼,早被分离开来,成年以后才得以相依为命,常怀‘蓼莪’‘凯风’般的哀思。这种亲情,实在不能成为国法。我决定继续让他们留在京城。”
不久,冬天到了,和帝出游至光武帝的旧居章陵,让诸王一同随行。祭拜完后,召集宗室贵族聚会饮酒作乐,场面十分热闹。随后顺道前往云梦,到了汉水边,原计划再前往江陵,却突然接到留守太尉张禹的奏章,劝阻皇帝远游,和帝于是决定返回。清河王的中傅卫,和清河王刘庆一同随行,一路上索贿聚财,收了上千万元的赃款,此事被和帝发现后,派官吏查问,还责备刘庆没有及时揭发。刘庆回答道:“卫是国君的老师,出自圣朝,我虽愚笨,但只知听从他的意见,不敢擅自查办,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发现。”和帝听后,认为他的回答得体,于是将卫的私赃一并赐给刘庆。刘庆推辞不接受,最终还是接受了。张禹也因此得到特别嘉奖,其他留守官员和随从也都得到了钱帛赏赐。
当时岭南有惯例,进贡龙眼和荔枝,每五里设一个驿站,马匹传递、五里设一个监视点,日夜不停运输。临武县长唐羌向和帝报告,说这些进贡带来极大的劳苦,并请求和帝不要再追求这些奢侈美味。于是和帝下诏禁止进贡,命令太官不得接受这些珍稀贡品。这是和帝的一项惠民政策,所以特别明确指出。
第二年,司徒鲁恭因事被免职,改由司空徐防担任司徒,又提升大鸿胪陈宠为司空。陈宠之前已由廷尉升为大鸿胪。又过一年,改年号为“元兴”,大赦天下,凡因罪被削除宗室名籍者,均可恢复。不久,雍地忽然地裂,当时人视为不祥之兆。到了年底,和帝突然病情加重,日渐恶化,最终病逝,享年仅二十七岁,在位共十七年。
和帝生前,储君未定,后宫所生的皇子大多夭折,大家常视后宫为凶地,每次生育后,就让乳母抱着孩子出宫,送到民间抚养。当和帝病重将死时,群臣还不知皇位继承人是谁,无法拥立新君,于是向邓太后请示,请求她决定。邓太后知道后宫有两名皇子存活,长子名刘胜,身体有重病,不便立为储君;次子名刘隆,才出生百日,一直被寄养在民间。邓太后便下令迎立刘隆,立为太子。当晚就即位,尊邓太后为皇太后,开始临朝执政。不到半个月,就改年号为“延平元年”,提拔太尉张禹为太傅,司徒徐防为太尉,让他参与尚书事务,百官都听从其指挥。
邓太后认为皇帝年幼,想让重臣常驻宫中,便让张禹留在宫中,每五天回府一次,同时提拔光禄勋梁鲔为司徒,接替徐防,成为三公之一。封皇兄刘胜为平原王,负责安葬和帝于慎陵,庙号穆宗。和帝在位十七年,英明仁慈,有祖父的风范。少年时便除掉窦氏,掌握权力;后来尊崇儒学,礼贤下士,广开言路,爱民如子,曾多次颁布减免赋税、赈济灾民的诏书;每当出现灾异,就询问公卿大臣,让他们直言进谏,前后记录的祥瑞事件多达八十一处,但每次他都自谦德行浅薄,不公开宣扬。可惜天不假年,年少早逝。晚年却因封赏郑众,导致宦官势力抬头,为后来的祸乱埋下祸根。这种遗弊,可说是和帝一生的重大遗憾,也是他治国的失败。
丧事结束后,清河王刘庆等人终于被允许返回封地。刘庆思念和帝的恩德,悲痛难抑,甚至呕血数升,强撑病体前往封地。邓太后特别体恤他,准许他保留中尉和内史的职位,所赐物品,皆取自和帝的御用物品,以作纪念。又因新君年幼,担心有变故,便留下刘庆的长子刘祐,与嫡母耿姬,仍居清河王府,以防不测。
既然已有这样的顾虑,为何不早立皇子刘胜,又为何舍弃长子而立年幼的刘隆呢?邓太后于是下令宫人归回园宅,特别赐给周冯两位贵人策书,内容如下:
“我与你们在后宫结为伴侣,共度岁月,已有十多年。却未得福佑,先帝早逝,我孤独无依,日夜思念,悲伤至极。如今应按旧例,将你们遣返回园中,心中悲痛万分,正如《燕燕》诗所言,怎能表达这无尽的哀愁?《燕燕》是卫庄姜送戴妫的诗。我赐给你们一辆青盖车,配有彩饰的车辕和四匹马,黄金三十两,杂彩三千匹,白绢四千端;冯贵人虽没有步摇、环佩,也各赐一套,聊表送别之情,但心中仍难自抑。”
周冯两位贵人接到策书,恭敬拜谢后,辞别皇宫,前往园宅陪伴和帝的陵墓。邓太后又接连下诏,大赦天下,凡在建武年间被关押的罪犯,一律赦免为平民。同时减少太官(掌管宫廷饮食)和导官(掌管皇家米粮)、尚方(宫廷手工业)的供给,除非祭祀宗庙,日常食物只能是饭一餐、肉一餐,不能随意增加。郡国进贡一律减半,下令出售上林苑的猎鹰猎犬,废除各类离宫别馆的米粮煤炭,所有宫中侍女和宗室被没收的婢女,一律遣返回家,允许他们自由婚配。由于连月降雨,各地或有水灾,邓太后下令地方长官如实上报灾情,以减免田租和草料,不得隐瞒。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祭祀,一律废除。
这些,都是邓太后初次临朝时推行的仁政,值得肯定。
不久,司空陈宠去世,朝廷命太常尹勤接任司空,又提拔虎贲中郎将邓为车骑将军。邓是邓训长子,是邓太后的亲哥哥,字昭伯,早年曾在窦宪府中任职。后来邓家女弟被立为贵人,他和几个弟弟都成为郎中。和帝曾想封赏他,被邓太后推让,所以只升到虎贲中郎将。后来邓太后临朝执政,面对各类政务,不得不启用他,以避免嫌疑,于是提拔他为车骑将军,地位相当于三公(三公是汉代最高的官职)。这说明太后临朝必须依靠外戚家族,后来的结果,也是不可挽回的悲剧。
邓为人谨慎谦退,也继承了祖父邓禹的传统,居安思危。但女弟已为太后,年纪尚轻,不便频繁见大臣,他只好托付于同族,出入方便,勉强接受任命,开始任职。光阴流逝,到了仲秋,年仅两岁的皇帝突然染上风寒,突然夭折,被葬于崇德殿前。邓太后紧急与邓秘密商议继位之事。幸好清河王刘庆的儿子刘祐,仍在王府,邓太后提议迎立他,邓也表示赞同。再征询公卿大臣,无人异议,于是连夜派邓持符节,乘坐青盖车迎刘祐入宫,先封为长安侯,再准备即位。
邓太后下诏说:
“先帝圣德深厚,早逝天下,我作为继承者,日夜瞻仰其德行,希望他能成就大业。谁知突然去世,天年未尽,我悲痛万分。我认为平原王刘胜体弱多病,不宜继承。念及宗庙重担,思继统之需,唯有长安侯刘祐,性情忠孝,小心谨慎,通晓诗书,勤奋向学,仁爱宽容,年已十三,有成年之志。他是孝和皇帝的嫡系皇孙,最适宜继位。《礼记》说:‘兄弟之子,如同自己的孩子’,《春秋》的义理也说:‘为人后嗣者,视其为子’。因此,以刘祐为孝和皇帝之后,辅佐祖宗,继承大业。”
公卿大臣依诏议定,再上奏朝廷。随后,宫中撰写策命书,交由太尉张禹宣读。张禹对刘祐宣读道:
“延平元年秋八月癸丑日,皇太后曰:咨长安侯刘祐,孝和皇帝德行高远,惠及四海。现在先帝逝世,不永天年,我唯知你出自孝章帝的直系皇孙,谦谦有礼,温顺恭顺,自幼勤学,理应承袭宗庙,继承大业。今以你为孝和皇帝后嗣,统领汉国,遵循中庸之道,天下人民将因此受益!希望你努力吧!”
张禹读完,将策书交给刘祐。刘祐跪拜接受,再由张禹送上玉玺绶带,于是拥立刘祐即位,是为汉安帝。公卿以下官员纷纷前来祝贺。由于安帝年仅十三岁,尚不能亲政,仍由邓太后临朝听政。
一个月后,将崇德殿的殡宫迁葬至康陵。幼帝无谥号也无庙号,只被称为“殇帝”。安帝原本和嫡母耿姬一起住在清河王府,即位后,耿姬不便独居,邓太后便派宦官将她送回封地。而安帝的母亲叫左姬,字小娥,姐姐叫大娥,是犍为人,伯父因妖言罪被诛,全家被没入宫中,两人自然也在其中。她们才貌出众,尤以小娥精通史书和辞赋,众人称赞。和帝曾下令赐予诸王宫中女官,清河王刘庆听说她们美貌,便暗中行贿宫中保姆,最终得到二人。费尽周折后,将她们安置在清河王府,刘庆得以拥有了左右两位娇妻,生活极为幸福。相比之下,废掉的太子又怎能享受这样的快乐呢?小娥怀孕生下了一个孩子,就是安帝。据说安帝小时候,多次有神光笼罩房间,有时还有赤色的蛇盘绕床边,近看时又消失,因此被视为奇事。不过,这些多是后人附会的说法,其实安帝继位,不过是由于父亲被错误废除,天意巧妙地安排的结果。
安帝十岁时,就喜爱读书,和帝也称赞他为奇童,闲暇时常召见他,共论经史。而大小两位女官,却始终命运不佳,成了清河王的妾室,却没能享受幸福,这对姐妹终被相继埋没。好花不长久。到安帝即位时,她们早已去世多年。清河王刘庆返乡后,也日渐衰弱,病入膏肓,等到耿姬返回后,病情更加严重,便嘱托清河中大夫宋衍说:“清河土地贫瘠,不适合安葬。我想葬在母亲坟旁。我愿舍弃世俗,回归故土。”于是他写下遗愿,请求将自己安葬在母亲墓旁。官府便依其意愿执行。
后来,西域发生变乱。先由骑都尉王弘奉命,调集关中军队及西边羌胡兵力,迎接段禧、赵博、梁慬等将领,以及伊吾、卢水、柳中的屯田官员和士兵。请读者注意:班超数十年的功业,至此竟被轻易废弃,前功尽弃。若细说原因,全部归咎于任尚一人之失策。可见,安定内政、平定外患,全靠人才。一旦误用,必致迅速败坏。感慨良多。
朝廷大臣不了解换人、另选贤才镇守西域,反而认为西域遥远,来去无常,耗费国家粮饷,军队长期驻防,劳师远征,费用巨大,不如撤销都护,让军队回朝为是。邓太后也想省事,顺从了众人的意见,于是派遣王弘前往迎回西域军队。
然而,这一步失误,并未终结,反而引发羌人的叛乱。起初,烧当羌首领东号率众归附,其子麻奴随父投降,定居安定。东号死后,麻奴继位,族群日益增多,散居河西各地。地方官员和豪强常把他们视为贱民,随意征用劳役,积怨渐深。当王弘下令征调各郡羌人,迎接西军时,羌人便疑心这是要征调他们去西域,纷纷躲藏拒绝。官府严加逼迫,约有数千骑兵到达酒泉后,又不愿出关,纷纷逃散。地方官视其为叛乱,发兵拦截,有的被杀了,有的被拘禁,甚至将他们旧时的住宅全部烧毁。于是羌人更加惊恐,纷纷溃散,麻奴也无力支撑,向西逃出边塞。先零族的滇零和钟羌等部趁机作乱,占据陇道,四处劫掠。因无兵器,就用竹竿作戈矛,板案当盾牌,四处骚扰。地方官力量薄弱,无法抵抗,只得接连上奏朝廷。邓太后于是下令车骑将军邓出兵征讨羌人,并任命任尚为征西校尉,归邓节制,一同西行。
我有诗感叹道:
“良言不纳终无成,轻弃前功罪何轻;
如此庸才屡任用,边疆何日得清宁?”
邓与任尚西征羌人,最终能否平定叛乱,待下回再叙。
邓太后以贤德闻名,但细观其行为,确实是功过参半,优点与缺点并存。和帝去世后,应依礼法,向群臣咨询,然后确定继承人,为何却突然立一位百日婴儿为储君?这难道不是为了贪图幼主之位,从而掌握权力吗?谁还能相信呢?当幼主已夭折后,又由亲兄与亲妹共同谋划,迎立清河王之子刘祐即位,一朝天子,竟是出自兄妹私情。试问,国家设立三公,难道只是为了这些人私利吗?临朝未久,立即封赏兄弟四位为侯,违背祖制,专宠亲族,其他仁政之举,反而显得微不足道。若非邓等人尚能知退让,又怎能避免重蹈窦氏之覆辙?至于西域起事,应对失当,梁慬有击退敌军的才能,却不让他独掌军权,反而听信朝臣轻率之议,放弃都护制度,彻底放弃西域,这是对前功的巨大损失。班超若有知,岂不痛心?况且,放弃西域,又引发西羌之乱,虽是内外用人失当,但根源于宫廷决策失误。《诗经》说:“有智慧的人能建城,有才德的妇人能毁国。”邓太后虽非“倾城之妇”,但也不能完全避免讥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