卻說周亞夫到了大廷，已由景帝派出問官，責令亞夫對簿，且取出一封告密原書，交與閱看。亞夫覽畢，全然沒有頭緒，無從對答。原來亞夫子恐父年老，預備後事，特向尚方掌供御用食物之官。買得甲楯五百具，作爲他時護喪儀器。尚方所置器物，本有例禁，想是亞夫子貪佔便宜，祕密託辦，一面飭傭工運至家中，不給佣錢。傭工心中懷恨，竟說亞夫子偷買禁物，意圖不軌，背地裏上書告密。景帝方深忌亞夫，見了此書，正好作爲罪證，派吏審問，其實亞夫子未嘗稟父，亞夫毫不得知，如何辯說，問官還道他倔強負氣，復白景帝。景帝怒罵道：“我亦何必要他對答呢？”遂命將亞夫移交大理。即廷尉，見前。亞夫子聞知，慌忙過視，見乃父已入獄中，纔將原情詳告。亞夫也不暇多責，付之一嘆。及大理當堂審訊，竟向亞夫問道：“君侯何故謀反？”亞夫方答辯道：“我子所買，乃系葬器，怎得說是謀反呢！”大理又譏笑道：“就使君侯不欲反地上，也是欲反地下，何必諱言！”亞夫生性高傲，怎禁得這般揶揄，索性瞑目不言，仍然還獄。一連餓了五日，不願進食，遂致嘔血數升，氣竭而亡，適應了許負的遺言。命也何如。 景帝聞亞夫餓死，毫不賻贈，但更封亞夫弟堅爲平曲侯，使承絳侯周勃遺祀。那皇后親兄王長君，卻得從此出頭，居然受封爲蓋侯了。莫非縈私！獨丞相劉舍，就職五年，濫竽充數，無甚補益，景帝也知他庸碌，把他罷免，升任御史大夫衛綰爲丞相。綰系代人，素善弄車，得寵文帝，由郎官遷授中郎將，爲人循謹有餘，幹練不足。景帝爲太子時，曾召文帝侍臣，同往宴飲，惟綰不應召，文帝越加器重。謂綰居心不貳，至臨崩時曾囑景帝道：“衛綰忠厚，汝應好生看待爲是！”景帝記着，故仍使爲中郎將。未幾出任河間王太傅，吳楚造反，綰奉河間王命，領兵助攻，得有戰功，因超拜中尉，封建陵侯。嗣復徙爲太子太傅，更擢爲御史大夫。劉舍免職，綰循資升任，也不過照例供職，無是無非。至御史大夫一職，卻用了南陽人直不疑。不疑也做過郎官，郎官本無定額，並皆宿衛宮中，人數既多，退班時輒數人同居，呼爲同舍。會有同舍郎告歸，誤將別人金錢攜去，失金的郎官，還道是不疑盜取，不疑並不加辯，且措資代償。未免矯情。嗣經同舍郎假滿回來，仍將原金送還失主，失主大慚，忙向不疑謝過。不疑才說明意見，以爲大衆蒙謗，寧我受誣，於是衆人都稱不疑爲長老。及不疑遷任中大夫，又有人譏他盜嫂無行，徒有美貌。不疑仍不與較，但自言我本無兄，從來也因從擊吳楚得封塞侯，兼官衛尉，衛綰爲相，不疑便超補御史大夫，兩人都自守本分，不敢妄爲。但欲要他治國平天下，卻是相差得多呢！斷煞兩人。 景帝又用寧成爲中尉。寧成專尚嚴酷，比郅都還要辣手，曾做過濟南都尉，人民疾首，並且居心操行，遠不及郅都的忠清。偏景帝視爲能吏，叫他主持刑政，正是嗜好不同，別具見解。看他詔令中語，如疑獄加讞，景帝中五年詔令。治獄務寬，後元年詔令。也說得仁至義盡，可惜是徒有虛文，言與行違，就是戒修職事，後一年詔令。詔勸農桑，禁採黃金珠玉，後三年詔令。亦未必臣民逖聽，一道同風。可見景帝所爲，遠遜乃父，史家以文景並稱，未免失實。不過與民休息，無甚紛更，還算有些守成規範。到了後三年孟春，猝然遇病，竟致崩逝，享壽四十有八，在位一十六年。遺詔賜諸侯王列侯馬各二駟，吏二千石，各黃金二斤，民戶百錢，出宮人歸家，終身不復役使，作爲景帝身後隆恩。 太子徹嗣皇帝位，年甫十有六歲，就是好大喜功、比跡秦皇的漢武帝。回顧本書第一回。尊皇太后竇氏爲太皇太后，皇后王氏爲皇太后，上先帝廟號爲孝景皇帝，奉葬陽陵。武帝未即位時，已娶長公主女陳阿嬌爲妃，此時尊爲天子，當然立陳氏爲皇后。金屋貯嬌，好算如願。又尊皇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，連臧兒所生子田蚡田勝，亦予榮封。蚡爲武安侯，勝爲周陽侯。臧兒改嫁田氏，已與王氏相絕，田氏二子怎得無功封侯？即此已見武帝不遵祖制。所有丞相御史等人，暫仍舊職，未幾已將改年。向來新皇嗣統，應該就先帝崩後，改年稱元，以後便按次遞增，就使到了一百年，也沒有再三改元等事。自文帝誤信新埋平候日再中，乃有二次改元的創聞。見五十一回。景帝未知幹盅，還要踵事增華，索性改元三次，史家因稱爲前元中元后元，作爲區畫。武帝即位一年，照例改元，本不足怪，惟後來且改元十餘次，有司曲意獻諛，謂改元宜應天瑞，當用瑞命，選取名號，因此從武帝第一次改元爲始，迭用年號相系。元年年號，叫作建元，這是在武帝元鼎三年時新作出來，由後追前，各系年號，後人依書編敘，就稱武帝第一年爲建元元年。看官須知年號開始，創自武帝，也是一種特別紀念，垂爲成例呢。標明始事，應有之筆。 武帝性喜讀書，雅重文學，一經踐祚，便頒下一道詔書，命丞相御史列侯郡守諸侯相等，舉薦賢良方正、直言極諫之士。於是廣川人董仲舒，菑川人公孫弘，會稽人嚴助，以及各處有名儒生，並皆被選，同時入都，差不多有百餘人。武帝悉數召入，親加策問，無非詢及帝王治要。一班對策士子，統皆凝神細思，屬筆成文，約莫有三五時，依次呈繳，陸續退出。武帝逐篇披覽，無甚合意，及看到董仲舒一卷，乃是詳論天人感應的道理，說得原原本本，計數千言。當即擊節稱賞，嘆爲奇文。原來仲舒少治《春秋》，頗有心得，景帝時已列名博士，下帷講誦，目不窺園，又閱三年有餘，功益精進。遠近學子，俱奉爲經師。至是詣闕對策，正好把生平學識，抒展出來，果然壓倒羣儒，特蒙知遇。武帝見他言未盡意。復加策問，至再至三。仲舒更迭詳對，統是援據《春秋》，歸本道學，世稱爲天人三策，傳誦古今。小子無暇抄錄，但記得最後一篇，尤關重要，乃是請武帝崇尚孔子，屏黜異言。大略說是： 臣聞天者羣物之祖，故遍復包含而無所殊。聖人法天而立道，亦溥愛而無私。春者天之所以生也，仁者君之所以愛也，夏者天之所以長也，德者君之所以養也，霜者天之所以殺也，刑者君之所以罰也，故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上揆之天道，下質諸人情，書邦家之過，兼災異之變，以此見人之所爲，其美惡之極，乃與天地流通，而往來相應，此亦言天之一端也。夫天令之謂命，命非聖人不行，質樸之謂性，性非教化不成，人慾之謂情，情非制度不節，是故古之王者，上謹於承天意，以順命也，下務明教化民，以成性也，正法度之宜，別上下之序，以防欲也。修此三者，而大本舉矣，人受命於天，固超然異於羣生，故孔子曰：天地之性人爲貴，明於天性，知自貴於物，然後知仁義，知仁義然後重禮節，重禮節然後安處善，安處善然後樂循理，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。臣又聞之：聚少成多，積小致巨，故聖人莫不以晻與暗字通。致明，以微致顯。是以堯發於諸侯，舜興於深山，非一日而顯也。蓋有漸以致之矣。言出於己，不可塞也。行發於身，不可掩也，言行之大者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，故盡小者大，慎微者著。積善在身，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，積惡在身，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，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，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。夫樂而不亂，復而不厭者，謂之道。道者萬世無敝，敝者道之失也。夏尚忠，殷尚質，周尚文者，救敝之術，當用此也。道之大原出於天，天不變，道亦不變，是以禹繼舜，舜繼堯，三聖相授，而守一道，不待救也。由是觀之，繼治世者其道同，繼亂世者其道變，今大漢繼亂之後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，用夏之忠者。夫古之天下，猶今之天下，共是天下，古大治而今遠不逮，安所繆盩而陵夷若是，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？有所詭於天之理與？天亦有所分予，予之齒者去其角，傅之翼者兩其足，是所受大者，不得取小也。古之所予祿者，不食於力，不動於末，與天同意者也。身寵而載高位，家溫而食厚祿，因乘富貴之資力。以與民爭利於下，民安能如之哉？民日被朘削，濅以大窮，死且不避，安能避罪，此刑罰之所以繁，而奸邪之所以不可勝者也。公儀子相魯，至其家，見織帛，怒而出其妻，食於舍而茹葵，慍而拔之，曰吾已食祿，又奪園夫紅女利乎？紅讀如工。夫皇皇求財利，嘗恐乏匱者，庶人之意也。皇皇求仁義，惟恐不能化民者，大夫之意也。易曰：負且乘，致寇至。言居君子之位，而爲庶人之行者，禍患必至也。若居君子之位，當君子之行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，無可爲者矣。且臣聞《春秋》大一統者，天地之常經，古今之通誼也。今師異道，人異論，百家殊方，指意不同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，法制數變，下不知所守。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，孔子之術者，皆絕其道，勿使並進。邪僻之說滅息，然後統紀可壹，法度可明，民乃知所從矣。 這篇文字，最合武帝微意。武帝年少氣盛，好高騖遠，要想大做一番事業，振古爍今，可巧仲舒對策，首在興學，次在求賢，最後進說大一統模範，請武帝崇正黜邪，規定一尊，正是武帝有志未逮，首思舉行，所以深相契合，大加稱賞。當下命仲舒爲江都相，使佐江都王非。景帝子，見前。武帝既賞識仲舒，何不留爲內用？丞相衛綰，聞得武帝嘉美仲舒，忙即迎合意旨，上了一本奏牘，說是各地所舉賢良，或治申韓學，申商韓非。或好蘇張言，無關盛治，反亂國政，應請一律罷歸。武帝自然准奏，除公孫弘嚴助諸人，素通儒學外，並令歸去，不得錄用。衛綰還道揣摩中旨，可以希寵固榮，保全祿位，那知武帝並不見重，反因他拾人牙慧，格外鄙夷。不到數月，竟將衛綰罷免，改用竇嬰爲丞相。嬰系竇太后侄兒，竇太后嘗與景帝說及，欲令嬰居相位。景帝謂嬰沾沾自喜，量窄行輕，不合爲相，所以終不見用。武帝也未嘗定欲相嬰，意中卻擬重任田蚡，不過因蚡資望尚淺，恐人不服，並且嬰是太皇太后的兄子，蚡乃皇太后的母弟，斟情酌理，亦應先嬰後蚡，所以使嬰代相，特命蚡爲太尉。太尉一官，前時或設或廢，惟周勃父子，兩任太尉，及遷爲丞相後，並將官職停罷。武帝復設此官，明明是位置田蚡起見。蚡雖曾學習書史，才識很是平常，只有性情乖巧，口才敏捷，乃是他的特長。自從武帝授爲武安侯，他亦自知才具不足，廣招賓佐，預爲計畫。入朝時乃滔滔奏對，議論動人，武帝墮入彀中，錯疑他才能邁衆，欲加大位。爲此一誤，遂惹出後來許多波瀾，連竇嬰也要被他排擠，斷送性命，這且待後再表。 且說竇嬰田蚡，既握朝綱，揣知武帝好儒，也不得不訪求名士，推重耆英。適御史大夫直不疑免官，遂同舉代人趙綰繼任，並又薦入蘭陵人王臧，由武帝授爲郎中令。趙王兩人，既已受任，便擬仿照古制，請設明堂辟雍。武帝也有此意，叫他詳考古制，採擇施行，兩人又同奏一本，說是臣師申公，稽古有素，應由特旨徵召，邀令入議。這申公就是故楚遺臣，與白生同諫楚王，被罰司舂。見五十三回。及楚王戊兵敗自焚，申公等自然免罪，各歸原籍。申公魯人，歸家授徒，獨重詩教，門下弟子，約千餘人。趙綰王臧，俱向申公受詩，知師飽學，故特從推薦。武帝風聞申公重名，立即派遣使臣，用了安車蒲輪，束帛加璧，迎聘申公。 申公已八十餘歲，杜門不出，此次聞有朝使到來，只好出迎。朝使傳述上意，齎交玉帛，申公見他禮意殷勤，不得不應召入都。既到長安，面見武帝，武帝見他道貌高古，格外加敬，當下傳諭賜坐，訪問治道，但聽申公答說道：“爲治不在多言，但視力行何如。”兩語說完，便即住口。武帝待了半晌，仍不聞有他語，兩語夠了。暗思自己備着厚禮，迎他到來，難道叫他說此二語，便算了事，一時大失所望，遂不欲再加質問，但命他爲大中大夫，暫居魯邸，妥議明堂辟雍，及改歷易服與巡狩封禪等禮儀。申公已料武帝少年喜事，行不顧言，所以開口提出二語，待他有問再答。嗣見武帝不復加詢，也即起身拜謝，退出朝門。趙綰王臧，引申公至魯邸，叩問明堂辟雍等古制，申公微笑無言。綰與臧雖未免詫異，但只道是遠來辛苦，不便遽問，因此請師休息，慢慢兒的提議。那知宮廷裏面，發生一大阻力，不但議事無成，還要闖出大禍，害得二人失職亡身，這真叫做冒昧進階，自取禍殃哩。 原來太皇太后竇氏，素好黃老，不悅儒術，嘗召入博士轅固取示老子書。轅固尚儒絀老，猝然答說道：“這不過家人常言，無甚至理。”竇太后發怒道：“難道定要司空城旦書麼？”固知太后語意，是譏儒教苛刻，比諸司空獄官，城旦刑法，因與私見不合，掉頭自退。固本善辯，從前與黃生爭論湯武，黃生主張放獄，固主張徵誅，景帝頗袒固說；此番在竇太后前碰了釘子，還是不便力爭，方纔退出。那竇太后怒氣未平，且因固不知謝過，欲加死罪，轉思罪無可援，不如使他入圈擊彘，俾彘咬死，省得費事。惡之慾其死，全是婦人私見。虧得景帝知悉，不忍固無端致死，特令左右借與利刃，方纔將彘刺死。太后無詞可說，只得罷休。但每聞儒生起用，往往從中阻撓，所以景帝在位十六年，始終不重用儒生。及武帝嗣位，竇太后聞他好儒，大爲不然，復欲出來干預。武帝又不便違忤祖母，所有朝廷政議，都須隨時請命。竇太后對着他事，卻也聽令施行，只有關係儒家法言，如明堂辟雍等種種制度，獨批得一文不值，硬加阻止。冒冒失失的趙綰，一經探悉，便入奏武帝道：“古禮婦人不得預政，陛下已親理萬凡，不必事事請命東宮！”處人骨肉之間，怎得如此直率！武帝聽了，默然不答。看官聽說！綰所說的東宮二字，乃是指長樂宮，爲太皇太后所居。長樂宮在漢都東面，故稱東宮。詮釋明白，免致閱者誤會。自從綰有此一奏，竟被太皇太后聞知，非常震怒，立召武帝入內，責他誤用匪人。且言綰既崇尚儒術，怎得離間親屬？這明明是導主不孝，應該重懲。武帝尚想替綰護辯，只說丞相竇嬰，太尉田蚡，並言趙綰多才，與王臧一同薦入，所以特加重任。竇太后不聽猶可，聽了此語，越覺怒不可遏，定要將綰臧下獄，嬰蚡免官。武帝拗不過祖母，只好暫依訓令，傳旨出去，革去趙綰王臧官職，下吏論罪。擬俟竇太后怒解，再行釋放。偏竇太后指二人爲新垣平，非誅死不足示懲，累得武帝左右爲難。那知綰與臧已拚一死，索性自殺了事。倒也清脫。小子有詩嘆道： 才經拜爵即遭災，禍患都從富貴來； 莫道文章憎命達，衒才便是殺身媒。 綰臧既死，竇太后還要黜免竇嬰田蚡。究竟嬰蚡曾否免官，待至下回再表。 武帝繼文景之後，慨然有爲，首重儒生，而董仲舒起承其乏，對策大廷，裒然舉首。觀其三策中語，持論純正，不但非公孫弘輩可比，即賈長沙亦勿如也。武帝果有心鑑賞，應即留其補闕，胡爲使之出相江都，是可知武帝之重儒，非真好儒也。第欲借儒生之詞藻，以文致太平耳。申公老成有識，一經召問，即以力行爲勉，譬如對症發藥，先究病源，惜乎武帝之諱疾忌醫，而未由鍼砭也。就令無竇太后之阻力，亦烏有濟？董生去，串公歸，而僞儒雜進，漢治不可問矣。
《前漢演義》•第五十八回 嗣帝祚董生進三策 應主召申公陳兩言
周亞夫到了朝廷，景帝已經派了官員來審問他，並拿出一封匿名告密書讓他閱讀。周亞夫看完後，完全弄不清楚其中的意思，無法作答。原來，周亞夫的兒子擔心父親年老，準備爲他準備後事，特意去尚方府（負責供應皇帝飲食的機構）買了五百件甲盾，作爲父親死後安葬用的器具。尚方府規定所有器物都必須按規定使用，不能私自購買。周亞夫的兒子以爲可以佔便宜，便私下託人購買，並讓工人把物品運回家，卻未支付工錢。工人心裏不滿，便向官府告發說周亞夫兒子偷買禁物，有謀反意圖。景帝本來就猜忌周亞夫，看到這封告密書，正好當作罪證，於是派官員去審問。然而，周亞夫的兒子根本沒告訴父親，周亞夫完全不知情，如何辯解？審問的官員還說他倔強固執，便把情況稟報給了景帝。景帝大怒，罵道：“我何必非得讓他回答呢？”於是下令將周亞夫關進大理寺（即廷尉，負責刑事案件的官員）。周亞夫的兒子得知消息後，急忙前去探望，見到父親已被關押，才把事情的真相詳細告訴了他。周亞夫來不及責怪兒子，只能嘆息。等到大理寺當堂審問，竟直接問周亞夫：“你是不是打算謀反？”周亞夫辯解說：“我兒子買的是葬禮用具，怎麼會謀反呢？”大理寺官員譏笑道：“就算你不打算在人間謀反，至少是想在地下謀反，何必隱瞞！”周亞夫一向性格高傲，怎能忍受這種羞辱，於是乾脆閉眼不說話，仍然被關進大牢。連續五天沒喫東西，最終嘔血幾升，氣絕身亡，應驗了許負當初的預言。命運真是殘酷啊。
景帝得知周亞夫去世，毫無賻贈（即未給予錢財或物資）。反而追封周亞夫的弟弟周堅爲平曲侯，繼承了絳侯周勃的宗祀。而皇后親哥哥王長君，也因此乘機上位，被封爲蓋侯。這難道不是因私情而偏袒嗎？丞相劉舍任職五年，碌碌無爲，毫無建樹，景帝知道他平庸，便罷免了他，改任御史大夫衛綰爲丞相。衛綰是代地人，平日擅長駕車，受寵於文帝，從郎官一步步升到中郎將。他爲人謹慎小心，但缺乏決斷力。景帝當太子時，曾邀請文帝身邊的臣子一起宴飲，只有衛綰沒有應召，文帝因此更加器重他，臨終前還囑咐景帝說：“衛綰忠厚老實，你應該好好對待他。”景帝記憶猶新，所以讓他繼續擔任中郎將。不久，衛綰出任河間王的太傅，吳楚之亂時，他奉命帶兵攻打叛軍，取得戰功，因此升任中尉，被封爲封建陵侯。後來又改任太子太傅，再升爲御史大夫。劉舍被罷免後，衛綰依照資歷升職，只是按常規行事，沒有什麼特別作爲。到了御史大夫這個職位，景帝改任南陽人直不疑。直不疑也曾經當過郎官，郎官數量沒有固定，多爲在宮廷值勤的侍衛，退班時常常多人同居，彼此稱作“同舍”。有一次，一個同舍的郎官請假回家，誤把別人的錢帶走了，失錢的郎官便懷疑是直不疑偷了，直不疑不但不辯解，反而主動拿出錢來賠償。這種做法顯得過於委屈自己，不合情理。後來，那個同舍郎官滿期回來，把錢還給了失主，失主非常慚愧，連忙向直不疑道歉。直不疑才解釋說：“大家蒙受誤解，我寧願自己蒙冤，也不願大家被污名。”於是大家稱他爲“長老”。後來直不疑升任中大夫，又有大臣譏諷他“盜嫂”，說他品德不端，只靠美貌。直不疑仍然不爭辯，只說自己本無兄長，當初是因爲參與平定吳楚之亂才被封爲塞侯，又任衛尉，衛綰做丞相後，便直接升任御史大夫，兩人始終安分守己，不敢妄爲。但若要他們真正治理國家、安定天下，那就相差太遠了，真是平庸之輩。
景帝又任命寧成爲中尉。寧成爲人專橫嚴厲，比郅都還要狠毒，曾擔任濟南都尉時，百姓怨聲載道，品行操守也遠不如郅都的清正。然而景帝卻視其爲能幹的官吏，讓他掌管刑獄政事，這正說明景帝喜好與常人不同，見解獨特。看他的詔書內容，如“疑案應多加詳審”（景帝中五年詔）、“治獄務求寬恕”（後元年詔）、“戒勉官員勤政”（後元年詔）、“勸令農耕、禁止採掘黃金珠玉”（後三年詔）等，雖言辭仁慈，但實際執行中大多流於形式，說的與做的嚴重脫節。可見景帝的作爲，遠不如他的父親文帝，史家將文景二帝並稱，實有失實之嫌。不過，景帝在位期間，還是保持了文帝以來的休養生息政策，未有大規模擾民，還算守住了先帝的成規。到後三年春季，景帝突然生病，不久去世，享年四十八歲，在位共十六年。他臨終前下詔：賜給諸侯王和列侯各兩匹馬，二千石官吏各賜黃金二斤，百姓每戶給百錢，將宮中的宮女放歸家庭，終身不再役使，作爲對他身後的一大恩惠。
太子劉徹即位，年僅十六歲，就是後來好大喜功、仿效秦始皇的漢武帝。他尊皇太后竇氏爲太皇太后，皇后王氏爲皇太后，追尊父親爲孝景皇帝，下葬於陽陵。武帝尚未即位時，已娶長公主之女陳阿嬌爲妃，即位後自然立她爲皇后，實現了“金屋藏嬌”的願望。他還尊皇太后的母親臧兒爲平原君，並封其子田蚡爲武安侯，田勝爲周陽侯。臧兒改嫁田家，已與王氏斷絕關係，田家兩子卻因此得封侯，可見武帝並未遵守先代制度。所有丞相、御史等官員暫且保留原職，不久便改年號。按照古代新君即位時的慣例，應在先帝駕崩後改元，之後逐年遞增，即便過了百年也不會多次改元。文帝曾誤信“新葬平侯日再中”（即認爲改元后又恢復舊年），纔出現過兩次改元。景帝並不知道這一誤解，反而繼續發展，乾脆改了三次年號，史家稱其爲“前元、中元、後元”，以區分。武帝即位第一年自然改元，本屬正常，但後來竟改了十餘次。這都是因朝廷官員刻意迎合，說改元可應天瑞，應選吉祥名號，因此從武帝第一次改元開始，便形成了一套年號制度。後來人根據這些年號編年，稱武帝的第一年爲“建元元年”。需要說明的是，年號制度是從武帝開始設立的，成爲後來歷代君主的慣例，也正體現了這一事件的特殊意義。
武帝崇尚讀書，非常重視文人學士。剛即位便下詔，命丞相、御史、列侯、郡守、諸侯國相等，推薦有才能的賢良方正、敢於直言勸諫之士。於是廣川人董仲舒、菑川人公孫弘、會稽人嚴助等各地名儒，紛紛被舉薦，同時入都，人數多達百餘。武帝親自召見，逐一進行策問，問題主要圍繞治國之道。這些應召的學者都凝神思考，奮筆疾書，大約三到五小時後依次上交答卷，陸續離開。武帝逐篇閱讀，大部分都不滿意，唯獨看到董仲舒的答卷，其內容詳細論述了“天人感應”之理，條理清楚，長達數千字，武帝非常欣賞，連連稱讚，認爲是奇文。原來，董仲舒年輕時研究《春秋》，很有見解，景帝時已入選博士，日夜伏案講學，三年如一日，學業精進。遠近學子都把他當作老師。這次應召對策，正好把他一生的學說發揮出來，果然壓倒其他儒生，深受武帝賞識。武帝覺得他還沒說盡，便連續追問，董仲舒反覆詳盡作答，始終依據《春秋》經義，歸根於儒學之道，世稱“天人三策”，流傳千年。這裏我無法全文抄錄，只記得最後一篇最關鍵，正是勸武帝推崇孔子，排斥其他學說。大體內容如下：
臣聽說，天是萬物的本源，故無所不包，毫無差別。聖人效法天道，也應廣泛慈愛，毫無偏私。春天是天用來生長萬物的，仁德是君王用來關愛百姓的；夏天是天用來助長萬物的，德行是君王用來滋養百姓的；霜降是天用來肅殺萬物的，刑罰是君王用來懲罰惡人的。所以孔子寫《春秋》，上推天道，下察人情，記錄國家的過失，記錄災異現象，以此說明人們行爲的善惡，與天地運行是相通的，這就是天道的一個方面。天所給予的叫做命，命必須由聖人來實行；人的本性叫做質樸，必須通過教化才能成全；人的情感叫做慾望，必須靠制度來節制。因此古代的君王，上層要謹慎地順應天意，以順從天命；下層要重視教化百姓，以成就人性；制訂恰當的法令，區分尊卑秩序，以防止慾望氾濫。做到這三點，治國根基便穩固了。人是受命於天的，自然高於其他衆生，所以孔子說：“天地之間的生物，人最貴重。明白這種天性，知道自身高於萬物，然後才懂得仁義，懂得仁義之後才重視禮節，重視禮節之後才能安守善行，安守善行之後才能安享符合道義的生活，最終纔可稱爲君子。”我又聽說：小的積聚會成爲大的，微小的事物可以積累成重大成果。所以聖人從不忽視細微之處，要從細微處着手，逐步推動。如同堯從諸侯中崛起，舜從深山中興起，並非一日之功，而是逐漸積累的結果。言語出自內心，不能堵塞；行爲發自自身，不能隱藏。言語行爲的宏大之處，正是君子能夠感動天地的原因。因此，要從小事做起，謹慎於細微之處。積善在身，就像每天逐漸增加，人們往往不知；積惡在身，如同火燃燒油脂，人卻看不見。正因爲如此，唐堯虞舜得以享有美名，而桀紂之徒才令人痛心。若行爲有節制而不失秩序，不反覆厭煩，這就是“道”；“道”是永恆不變的，一旦偏離，便是“道”的喪失。夏朝崇尚忠誠，殷朝崇尚質樸，周朝崇尚文治，是解決亂世弊病的手段，應根據時代變化而調整。道的根本源於天，天道不變，道也就不變。因此，禹繼承舜，舜繼承堯，三位聖王傳承之道，世代相守，無需再修正。由此可知，繼承治世的君王，遵循的道是相同的；繼承亂世的君主，其道則必須變更。如今大漢國繼亂世之後，應該適當減少周代的文德，多采用夏朝的忠厚之德。古時天下與當今天下一樣，皆是天下共治，古時大治，如今卻遠不如從前，爲何如此衰落？是失去了古代的治道，還是違背了天理？天給予人時，是按其能力分配的，比如有角的被剪去，有翅膀的有雙足，這就是所得到的多，不能取少。古代所賜的祿位，是不需體力勞作，也不參與世俗營利，與天道相一致。一旦身居高位，家境富足，便依靠財富與地位與百姓爭利，百姓怎能容忍？百姓日日被剝削，生活貧困，死都不避，怎能避免犯罪？這正是刑罰繁重、奸邪橫行的原因。公儀休擔任魯國國相時，到家中看到有人織布，大怒而去，把妻子趕出家門，自己在家喫粗糧，喫葵菜，惱怒地說：“我已經領取俸祿，怎麼能再奪走百姓的勞作成果呢？”這位儒者本善辯，以前與黃生爭論湯武之事，黃生主張寬赦，公儀休主張用刑，景帝偏向公儀休。這次在竇太后面前被羞辱，便不便再爭，只能退讓。竇太后氣憤難平，且認爲公儀休不識抬舉，本想處死他，轉念一想，不如讓他去圈養一頭豬，讓豬咬死，省得麻煩。這種做法完全是出於婦人私心。幸虧景帝瞭解情況，不忍心讓公儀休無端被殺，便讓身邊的人借了刀，將豬刺死。太后無話可說，只好作罷。此後每當看到儒生被起用，她總是從中阻撓。因此，景帝在位十六年，始終未重用儒生。武帝即位後，竇太后聽說他喜好儒術，非常不滿，便想幹預朝政。武帝不便違背祖母，所有政事都必須事先請示。對一些涉及儒家禮儀的事務，如明堂、辟雍等制度，竇太后一概拒絕，堅決反對。冒失的趙綰，得知此事後，立即向武帝奏報：“古代禮法規定，婦女不得參與政事，陛下親自處理政務，無需事事向長樂宮（即東宮，祖母所居）請示！”這種話在骨肉至親之間說，太不恰當了。武帝沉默不語。需要說明的是，趙綰所說的“東宮”，指的是長樂宮，是太皇太后的居所。長樂宮位於長安以東，故稱東宮。自從趙綰說了這番話，太皇太后得知後，極爲震怒，立即召見武帝，責備他任用不賢之人，並說趙綰既然推崇儒術，怎能挑撥君臣關係？這分明是教唆不孝，應受到重罰。武帝還想爲趙綰辯解，只說丞相竇嬰、太尉田蚡也參與推薦，趙綰和王臧才被重用。然而，竇太后不僅不聽，反而更憤怒，決定將趙綰和王臧下獄，罷免竇嬰和田蚡的官職。武帝拗不過祖母，只好暫時遵從，下旨革去趙綰、王臧的官職，交由司法機關審問。原本打算等竇太后怒氣平息後，再予以釋放。卻意外地，竇太后堅持要將二人當作新垣平（此人曾被誤判）來對待，必須處死才能示警，讓武帝左右爲難。趙綰和王臧已決意赴死，乾脆自殺了事，倒是乾脆清白。我寫詩嘆道：
才得封爵便遭災，禍患都從富貴來；
莫說文章憎命達，炫耀才華便是殺身的媒介。
趙綰、王臧死後，竇太后還要罷免竇嬰和田蚡的職務。至於他們是否真的被免官，留到下回再講。
武帝繼文景之後，志向遠大，立志有所作爲，首先重視儒生。董仲舒繼承此志，於朝堂上應對策問，脫穎而出，表現突出。觀其“三策”內容，論點純正，不僅遠勝公孫弘一類人，甚至比賈誼也更可稱道。如果武帝真心欣賞，就應留他在朝中任用，爲何讓他去江都當國相呢？可見武帝重用儒生，並非真正喜愛儒學，而是想借儒生的文辭來粉飾太平罷了。申公年高德劭，有遠見，一見面就以“力行”爲勸，如同對症下藥，先查根源，可惜武帝諱疾忌醫，未能接受批評。即使沒有竇太后的阻撓，也難以成功。董仲舒離去，申公歸隱，而僞儒湧入，漢朝的治世自此就難言可問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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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蘭青雲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