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前漢演義》•第五十一回 老郎官犯顏救魏尚 賢丞相當面劾鄧通
話說漢文帝赦免了淳于意,讓他父女返回家鄉。又因爲緹縈在信中寫道:“罪人一旦受刑,就再也無法改過自新”,這番話令文帝非常感動,於是下詔廢除肉刑。詔書中說:
《詩經》說:“仁慈寬厚的君子,是百姓的父母。如今人們有過錯,還沒來得及教育,就已遭到懲罰,甚至想要悔過改行,卻找不到途徑。我對此十分憐憫!刑罰竟要斷肢毀膚,刻劃肌膚,終身受痛,這豈是仁德之舉?豈是做百姓父母應有的本意?不如廢除肉刑,用別的辦法代替!”
丞相張蒼等人接到詔令後,商議修訂刑法,提出了具體方案,上報朝廷。過去漢朝的法律中,肉刑分爲三種:一是“黥刑”,在臉上刻字;二是“劓刑”,割去鼻子;三是“斷趾刑”,砍去腳趾。經張蒼等人討論議改後,決定將黥刑改爲罰作苦工,改爲“城旦舂”(白天守城,夜晚休息);劓刑改爲笞打三百下;斷趾刑改爲笞打五百下。文帝都採納了這些建議。從此,犯人受刑不再殘害身體。這雖然是文帝的仁政,但如果不是因爲孝女緹縈上書,文帝可能也不會如此重視此事。可見緹縈不僅孝順,而且富有仁愛之心。一個年幼的女子,能做出這樣的壯舉,難怪能流芳百世、傳頌千古。
後來,文帝聽說淳于意善於醫術,又把他召到京城,問他師從何人,如何治好了哪些病人。淳于意一一詳細回答,除了普通病症外,還治好了十多例疑難雜症,都發生於齊地。這裏不再一一列舉,讀者可以參看《史記·倉公列傳》,便能明白詳情。倉公就是淳于意,他曾經擔任過太倉官,因此漢人稱他爲“倉公”。
話分兩頭。再說匈奴前次入侵狄道,擄掠了許多人畜,滿載而歸。文帝採納了晁錯的計策,遷移居民、輸送糧食,並加強邊防,這才得以平安數年。到文帝十四年冬天,匈奴再次大規模入侵,騎兵共計十四萬人,深入朝那,越過蕭關,殺死了北地都尉孫卬,又分兵燒了回中宮(秦代所建)。前鋒直接抵達雍縣、甘泉一帶,消息連綿不斷傳到京城。文帝急忙派中尉周舍、郎中令張武共同擔任將軍,調出一千輛車、十萬騎兵,駐紮在渭水北岸,保護長安。又任命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,寧侯魏遫爲北地將軍,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,三路出兵,分別駐守邊境。同時,文帝大規模閱兵,頒佈軍令,厚待將士,準備親征。大臣們一再勸阻,但文帝都不聽,直到薄太后得知此事,極力勸阻,文帝才勉強停止親征的想法,改派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,與建成侯董赤、內史欒布一起,率大軍去討伐匈奴。匈奴侵入邊境,騷擾一個多月,聽說漢軍到來,便撤軍出塞。張相如等人趕到邊境,追擊敵軍,行了好幾十裏都沒見到匈奴騎兵,判斷敵人已遠遁,已無法追上,於是率軍返回,邊境局勢暫時安定。
文帝感到生活清閒,有時乘着車輦巡遊,路過郎中署,看到一位老人在前面迎駕,便改容恭敬地問:“老人家,您是現在的郎官吧?您家住哪兒?”老人回答:“我姓馮名唐,祖籍是趙國,到我父親時才遷居到代地。”文帝忽然想起從前在代國時,曾聽說尚食監高祛多次提到趙國名將李齊,作戰時勇猛無比,可惜已經去世,無法重用,自己常常喫飯時還會想起他。請問老人家是否熟悉此人?”馮唐說:“我一向知道李齊勇猛,但比起廉頗、李牧仍差遠了。”文帝也知道廉頗、李牧是趙國名將,不禁感慨嘆息道:“我生不逢時,真盼望能有廉頗、李牧這樣的將軍,只要有這樣的將領,還怕匈奴如何?”話未說完,馮唐突然朗聲說道:“陛下就算得到了廉頗、李牧,也未必能重用啊!”
這番話惹怒了文帝,立即掉轉車頭,回宮去了。回到宮中坐了一會兒,文帝又想到馮唐說的話並非無端冒犯,必定有他特別的考慮,於是又讓內侍召馮唐進來詢問。不一會兒,馮唐到了,行禮後開口問道:“您從哪裏看出,我不能重用廉頗、李牧?”
馮唐回答道:“我聽說古代聖明的君王任命將領出徵,非常慎重,臨行前一定會親自和將領低聲細語,說:‘軍營之內,聽我調遣;軍營之外,聽將軍指揮。軍功爵位,全部由將軍決定,事前奏報,事後才能上報。’這不是空談,而是切實的制度。我聽說李牧擔任趙國將領時,邊關的稅賦全部由他自己支配,犒勞士兵也不必報銷,君主不遙控干預,所以他能充分發揮才能,守邊抗敵。如今陛下能做到這樣信任將領嗎?近來魏尚擔任雲中郡守,他把邊關稅收全部用於犒賞士卒,甚至拿出自己的錢,宰牛設酒,廣泛宴請軍中官兵和下屬,因此士兵們盡心盡力,奮勇保衛邊疆。匈奴有一次入侵,魏尚率領部隊迎擊,斬殺俘虜無數,打得敵人抱頭鼠竄,再也不敢來犯。可陛下卻因他報功不實,只報了六顆人頭,就剝奪了他的官職,將其下獄、罰爲苦役。這不是法律過於嚴明,賞賜太輕,懲罰太重嗎?照這樣看來,陛下就算得到廉頗、李牧,也未必能真正重用。我自知愚昧,冒犯了您的忌諱,死罪,死罪!”
老人態度堅定,說完立刻脫冠叩首。文帝聽了卻由怒轉喜,連忙命人扶起馮唐,下令他持節前往監獄,赦免魏尚,仍讓他擔任雲中郡守。又任命馮唐爲車騎都尉。魏尚再次出鎮邊疆,匈奴果然畏懼,都不敢靠近邊境。此後,文帝對邊防將領也都加以慎重選擇,北方邊境終於得以稍安。
自文帝即位以來,到如今已有十四五年,這期間除了匈奴入侵外,只有濟北發生了一次叛亂,幾個月便平息;匈奴雖有侵擾,也只是騷擾邊境,未深入內地。而且漢軍一出,敵軍立即退去,內外安定,沒有出現大的變故,百姓安居樂業。再加之文帝減免賦稅、勤政愛民,始終秉持節儉爲本,從不無故折騰,因此官吏依法辦事,百姓生活安穩,天下太平,可謂盛世。這也是漢朝的全盛時期。
然而,文帝一生的最大得力之處,是始終秉持老子“無爲而治”的思想。他的母親薄太后也喜好道家思想,母子兩人性質相近,因此便有人想趁機迎合文帝的喜好,以求榮寵。這些人如寄生蟲一般,鑽營求利。其中有個魯國人公孫臣,上書說:“秦朝得到水德,漢朝繼承秦制,應當屬於土德,土色爲黃,不久必定出現黃龍,請求改換曆法,改用黃顏色,以應天命。”文帝看到這封奏書,交給丞相張蒼看。張蒼精通天文曆法,認爲漢朝應是水德,公孫臣的說法是錯的,兩人都是胡說八道。文帝擱置了此事,沒有理會。然而到了文帝十五年春天,隴西的成紀地方,竟然傳出“黃龍出現”的消息。地方官員並未親眼見到,只是聽人傳言,便上報朝廷。文帝相信了,將公孫臣視爲異人,稱他能預知未來,召他爲博士。文帝隨即和諸生宣佈,漢朝應屬土德,決定更易年號、改用黃袍,還命禮官制定郊祀大典。等郊祀禮儀確定後,已是春季末尾,便在四月初一,親自前往雍州郊外,祭祀五位上天神靈。此後,公孫臣得到寵信,反而逐漸冷落了丞相張蒼。
古人說:“志同道合的人會相互吸引,氣質相投的人會彼此呼應。”有了公孫臣,自然便有人仿效,又冒出第二個“公孫臣”來。當時趙國有一位名叫新垣平的人,生性狡猾,專門欺人。聽說公孫臣得了文帝的寵信,便學了幾句術語,也跑到長安,前往朝廷求見。文帝已經沉迷於方士之言,見到任何方士都熱情歡迎,立刻命人傳召。新垣平拜見之後,便信口胡說:“臣看氣象來,願陛下萬歲!”文帝問:“你看到什麼氣?”新垣平回答說:“長安東北角有神氣氤氳,聚集成五色之氣。據傳東北是神明居所,如今五色匯聚,明顯是五帝庇護的祥瑞,陛下應當上答天意,在此地建廟,以求永享神靈庇佑。”文帝點頭稱是,便命新垣平留下,指示有關部門,在五色聚集的地點建造廟宇,供奉五帝。新垣平編造的地點並不存在,他只是說“在東北角”,所以自然應依言辦理。於是與有關部門一同,從長安東北門出發,走到渭水之陽,疑神疑鬼地觀望一番後,選定一處寬敞地基,開始修建廟宇。廟中設五座殿堂,按東南西北中五方位置,對應青、黃、黑、赤、白五色,青帝居東,赤帝居南,白帝居西,黑帝居北,黃帝居中,也是附和公孫臣的說法,認爲漢朝屬土德,是黃帝所主持。況且“宅中而治”正好符合帝王的權力心理,藉以博取文帝歡心。好不容易建成廟宇,已是文帝十六年。文帝依照舊例,等至孟夏吉日,親自前往渭陽,前往五帝廟祭祀。祭祀時點燃火炬,火光沖天,幾乎與雲氣相似。新垣平也隨行,稱這是瑞氣相合,不是神氣,而是天降祥瑞。文帝極爲欣喜。祭祀結束後回宮,便發佈一道詔書,任命新垣平爲上大夫,賞賜極爲豐厚,約值千金。於是命博士們收集《六經》中的古語,編成《王制》一篇,至今仍保存在《禮記》中。《禮記》中的《王制》之後,便是《月令》,講述五帝在不同月份的職權,也大概是這時編撰的。新垣平又聯合公孫臣,請求仿照唐堯虞舜時代,實行巡狩和封禪禮儀。文帝被迷惑,命令博士們商議具體儀式,博士們在斟酌古今後,自然各出心裁,花費了不少時間。文帝也未催促,任其慢慢商定。
有一天文帝經過長門宮時,忽然有五人站在道路北邊,穿的衣服顏色各不相同。文帝正要細看,卻見五人紛紛散去,不知去了哪裏。文帝心神恍惚,暗中記下他們的衣服顏色,好像是青、黃、黑、赤、白五色,莫非就是五帝的象徵?於是立刻召問新垣平,新垣平連聲說是。未加詳細追問,便馬上應聲道是,明顯是他在作弄文帝。於是文帝下令在長門亭旁修建五帝壇,使用太牢(牛羊豬各一頭)進行空壇祭祀。不久後,新垣平又上奏稱,宮闕之下有寶玉之氣。話剛說完,果然有人捧着玉杯,前來獻給文帝。文帝接過一看,杯式不過尋常,但杯上刻着四個小篆字:“人主延壽”。文帝大喜,命人拿出黃金,賞賜那人,又因新垣平“望氣得驗”,也加以特別獎賞。新垣平和來人謝恩後,又是一場好交易。文帝竟將玉杯當作奇珍,小心收藏起來。新垣平見文帝容易受騙,又想出新花樣,說:“太陽將重新從西邊升起”。看官可想想,太陽每天從東邊升起,西邊落下,這本是常識,哪有什麼“日中又中”?沒想到新垣平胡言亂語,竟然被史官記錄下來,稱“太陽復中”。似乎是有“揮戈返日”的神術。文帝仍然信以爲真,下詔改元,將第十七年定爲“後元元年”。元日將至時,新垣平又編造妖言,說周朝的鼎沉入泗水多年,如今黃河決堤,與泗水相通,鼎將重現,請求封禪。文帝因此被迷惑,幾乎陷入迷途。後來,因一句話的奏報,便將新垣平處死,夷滅三族。這正是文帝能改過自新的表現,也是文帝能體現仁德的體現。
再後來,因夢中見到水手後背有孔,便誤以爲是應夢賢臣,於是提拔鄧通,授以高官,濫賞名器,確實有罪過。然而文帝重視丞相、輕視寵臣,最終讓鄧通在召見時受到懲罰,這也是文帝能因過而見仁的一種體現。史書記載文帝是仁君,難道不是恰如其分的讚譽嗎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