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前汉演义》•第五十一回 老郎官犯颜救魏尚 贤丞相当面劾邓通
话说汉文帝赦免了淳于意,让他父女返回家乡。又因为缇萦在信中写道:“罪人一旦受刑,就再也无法改过自新”,这番话令文帝非常感动,于是下诏废除肉刑。诏书中说:
《诗经》说:“仁慈宽厚的君子,是百姓的父母。如今人们有过错,还没来得及教育,就已遭到惩罚,甚至想要悔过改行,却找不到途径。我对此十分怜悯!刑罚竟要断肢毁肤,刻划肌肤,终身受痛,这岂是仁德之举?岂是做百姓父母应有的本意?不如废除肉刑,用别的办法代替!”
丞相张苍等人接到诏令后,商议修订刑法,提出了具体方案,上报朝廷。过去汉朝的法律中,肉刑分为三种:一是“黥刑”,在脸上刻字;二是“劓刑”,割去鼻子;三是“断趾刑”,砍去脚趾。经张苍等人讨论议改后,决定将黥刑改为罚作苦工,改为“城旦舂”(白天守城,夜晚休息);劓刑改为笞打三百下;断趾刑改为笞打五百下。文帝都采纳了这些建议。从此,犯人受刑不再残害身体。这虽然是文帝的仁政,但如果不是因为孝女缇萦上书,文帝可能也不会如此重视此事。可见缇萦不仅孝顺,而且富有仁爱之心。一个年幼的女子,能做出这样的壮举,难怪能流芳百世、传颂千古。
后来,文帝听说淳于意善于医术,又把他召到京城,问他师从何人,如何治好了哪些病人。淳于意一一详细回答,除了普通病症外,还治好了十多例疑难杂症,都发生于齐地。这里不再一一列举,读者可以参看《史记·仓公列传》,便能明白详情。仓公就是淳于意,他曾经担任过太仓官,因此汉人称他为“仓公”。
话分两头。再说匈奴前次入侵狄道,掳掠了许多人畜,满载而归。文帝采纳了晁错的计策,迁移居民、输送粮食,并加强边防,这才得以平安数年。到文帝十四年冬天,匈奴再次大规模入侵,骑兵共计十四万人,深入朝那,越过萧关,杀死了北地都尉孙卬,又分兵烧了回中宫(秦代所建)。前锋直接抵达雍县、甘泉一带,消息连绵不断传到京城。文帝急忙派中尉周舍、郎中令张武共同担任将军,调出一千辆车、十万骑兵,驻扎在渭水北岸,保护长安。又任命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,宁侯魏遫为北地将军,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,三路出兵,分别驻守边境。同时,文帝大规模阅兵,颁布军令,厚待将士,准备亲征。大臣们一再劝阻,但文帝都不听,直到薄太后得知此事,极力劝阻,文帝才勉强停止亲征的想法,改派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,与建成侯董赤、内史栾布一起,率大军去讨伐匈奴。匈奴侵入边境,骚扰一个多月,听说汉军到来,便撤军出塞。张相如等人赶到边境,追击敌军,行了好几十里都没见到匈奴骑兵,判断敌人已远遁,已无法追上,于是率军返回,边境局势暂时安定。
文帝感到生活清闲,有时乘着车辇巡游,路过郎中署,看到一位老人在前面迎驾,便改容恭敬地问:“老人家,您是现在的郎官吧?您家住哪儿?”老人回答:“我姓冯名唐,祖籍是赵国,到我父亲时才迁居到代地。”文帝忽然想起从前在代国时,曾听说尚食监高祛多次提到赵国名将李齐,作战时勇猛无比,可惜已经去世,无法重用,自己常常吃饭时还会想起他。请问老人家是否熟悉此人?”冯唐说:“我一向知道李齐勇猛,但比起廉颇、李牧仍差远了。”文帝也知道廉颇、李牧是赵国名将,不禁感慨叹息道:“我生不逢时,真盼望能有廉颇、李牧这样的将军,只要有这样的将领,还怕匈奴如何?”话未说完,冯唐突然朗声说道:“陛下就算得到了廉颇、李牧,也未必能重用啊!”
这番话惹怒了文帝,立即掉转车头,回宫去了。回到宫中坐了一会儿,文帝又想到冯唐说的话并非无端冒犯,必定有他特别的考虑,于是又让内侍召冯唐进来询问。不一会儿,冯唐到了,行礼后开口问道:“您从哪里看出,我不能重用廉颇、李牧?”
冯唐回答道:“我听说古代圣明的君王任命将领出征,非常慎重,临行前一定会亲自和将领低声细语,说:‘军营之内,听我调遣;军营之外,听将军指挥。军功爵位,全部由将军决定,事前奏报,事后才能上报。’这不是空谈,而是切实的制度。我听说李牧担任赵国将领时,边关的税赋全部由他自己支配,犒劳士兵也不必报销,君主不遥控干预,所以他能充分发挥才能,守边抗敌。如今陛下能做到这样信任将领吗?近来魏尚担任云中郡守,他把边关税收全部用于犒赏士卒,甚至拿出自己的钱,宰牛设酒,广泛宴请军中官兵和下属,因此士兵们尽心尽力,奋勇保卫边疆。匈奴有一次入侵,魏尚率领部队迎击,斩杀俘虏无数,打得敌人抱头鼠窜,再也不敢来犯。可陛下却因他报功不实,只报了六颗人头,就剥夺了他的官职,将其下狱、罚为苦役。这不是法律过于严明,赏赐太轻,惩罚太重吗?照这样看来,陛下就算得到廉颇、李牧,也未必能真正重用。我自知愚昧,冒犯了您的忌讳,死罪,死罪!”
老人态度坚定,说完立刻脱冠叩首。文帝听了却由怒转喜,连忙命人扶起冯唐,下令他持节前往监狱,赦免魏尚,仍让他担任云中郡守。又任命冯唐为车骑都尉。魏尚再次出镇边疆,匈奴果然畏惧,都不敢靠近边境。此后,文帝对边防将领也都加以慎重选择,北方边境终于得以稍安。
自文帝即位以来,到如今已有十四五年,这期间除了匈奴入侵外,只有济北发生了一次叛乱,几个月便平息;匈奴虽有侵扰,也只是骚扰边境,未深入内地。而且汉军一出,敌军立即退去,内外安定,没有出现大的变故,百姓安居乐业。再加之文帝减免赋税、勤政爱民,始终秉持节俭为本,从不无故折腾,因此官吏依法办事,百姓生活安稳,天下太平,可谓盛世。这也是汉朝的全盛时期。
然而,文帝一生的最大得力之处,是始终秉持老子“无为而治”的思想。他的母亲薄太后也喜好道家思想,母子两人性质相近,因此便有人想趁机迎合文帝的喜好,以求荣宠。这些人如寄生虫一般,钻营求利。其中有个鲁国人公孙臣,上书说:“秦朝得到水德,汉朝继承秦制,应当属于土德,土色为黄,不久必定出现黄龙,请求改换历法,改用黄颜色,以应天命。”文帝看到这封奏书,交给丞相张苍看。张苍精通天文历法,认为汉朝应是水德,公孙臣的说法是错的,两人都是胡说八道。文帝搁置了此事,没有理会。然而到了文帝十五年春天,陇西的成纪地方,竟然传出“黄龙出现”的消息。地方官员并未亲眼见到,只是听人传言,便上报朝廷。文帝相信了,将公孙臣视为异人,称他能预知未来,召他为博士。文帝随即和诸生宣布,汉朝应属土德,决定更易年号、改用黄袍,还命礼官制定郊祀大典。等郊祀礼仪确定后,已是春季末尾,便在四月初一,亲自前往雍州郊外,祭祀五位上天神灵。此后,公孙臣得到宠信,反而逐渐冷落了丞相张苍。
古人说:“志同道合的人会相互吸引,气质相投的人会彼此呼应。”有了公孙臣,自然便有人仿效,又冒出第二个“公孙臣”来。当时赵国有一位名叫新垣平的人,生性狡猾,专门欺人。听说公孙臣得了文帝的宠信,便学了几句术语,也跑到长安,前往朝廷求见。文帝已经沉迷于方士之言,见到任何方士都热情欢迎,立刻命人传召。新垣平拜见之后,便信口胡说:“臣看气象来,愿陛下万岁!”文帝问:“你看到什么气?”新垣平回答说:“长安东北角有神气氤氲,聚集成五色之气。据传东北是神明居所,如今五色汇聚,明显是五帝庇护的祥瑞,陛下应当上答天意,在此地建庙,以求永享神灵庇佑。”文帝点头称是,便命新垣平留下,指示有关部门,在五色聚集的地点建造庙宇,供奉五帝。新垣平编造的地点并不存在,他只是说“在东北角”,所以自然应依言办理。于是与有关部门一同,从长安东北门出发,走到渭水之阳,疑神疑鬼地观望一番后,选定一处宽敞地基,开始修建庙宇。庙中设五座殿堂,按东南西北中五方位置,对应青、黄、黑、赤、白五色,青帝居东,赤帝居南,白帝居西,黑帝居北,黄帝居中,也是附和公孙臣的说法,认为汉朝属土德,是黄帝所主持。况且“宅中而治”正好符合帝王的权力心理,借以博取文帝欢心。好不容易建成庙宇,已是文帝十六年。文帝依照旧例,等至孟夏吉日,亲自前往渭阳,前往五帝庙祭祀。祭祀时点燃火炬,火光冲天,几乎与云气相似。新垣平也随行,称这是瑞气相合,不是神气,而是天降祥瑞。文帝极为欣喜。祭祀结束后回宫,便发布一道诏书,任命新垣平为上大夫,赏赐极为丰厚,约值千金。于是命博士们收集《六经》中的古语,编成《王制》一篇,至今仍保存在《礼记》中。《礼记》中的《王制》之后,便是《月令》,讲述五帝在不同月份的职权,也大概是这时编撰的。新垣平又联合公孙臣,请求仿照唐尧虞舜时代,实行巡狩和封禅礼仪。文帝被迷惑,命令博士们商议具体仪式,博士们在斟酌古今后,自然各出心裁,花费了不少时间。文帝也未催促,任其慢慢商定。
有一天文帝经过长门宫时,忽然有五人站在道路北边,穿的衣服颜色各不相同。文帝正要细看,却见五人纷纷散去,不知去了哪里。文帝心神恍惚,暗中记下他们的衣服颜色,好像是青、黄、黑、赤、白五色,莫非就是五帝的象征?于是立刻召问新垣平,新垣平连声说是。未加详细追问,便马上应声道是,明显是他在作弄文帝。于是文帝下令在长门亭旁修建五帝坛,使用太牢(牛羊猪各一头)进行空坛祭祀。不久后,新垣平又上奏称,宫阙之下有宝玉之气。话刚说完,果然有人捧着玉杯,前来献给文帝。文帝接过一看,杯式不过寻常,但杯上刻着四个小篆字:“人主延寿”。文帝大喜,命人拿出黄金,赏赐那人,又因新垣平“望气得验”,也加以特别奖赏。新垣平和来人谢恩后,又是一场好交易。文帝竟将玉杯当作奇珍,小心收藏起来。新垣平见文帝容易受骗,又想出新花样,说:“太阳将重新从西边升起”。看官可想想,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,西边落下,这本是常识,哪有什么“日中又中”?没想到新垣平胡言乱语,竟然被史官记录下来,称“太阳复中”。似乎是有“挥戈返日”的神术。文帝仍然信以为真,下诏改元,将第十七年定为“后元元年”。元日将至时,新垣平又编造妖言,说周朝的鼎沉入泗水多年,如今黄河决堤,与泗水相通,鼎将重现,请求封禅。文帝因此被迷惑,几乎陷入迷途。后来,因一句话的奏报,便将新垣平处死,夷灭三族。这正是文帝能改过自新的表现,也是文帝能体现仁德的体现。
再后来,因梦中见到水手后背有孔,便误以为是应梦贤臣,于是提拔邓通,授以高官,滥赏名器,确实有罪过。然而文帝重视丞相、轻视宠臣,最终让邓通在召见时受到惩罚,这也是文帝能因过而见仁的一种体现。史书记载文帝是仁君,难道不是恰如其分的赞誉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