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春秋左氏传》•昭公·昭公十五年

先秦 • 左丘明

【经】十有五年春王正月，吴子夷末卒。二月癸酉，有事于武宫。籥入，叔弓卒。去乐，卒事。夏，蔡朝吴出奔郑。六月丁巳朔，日有食之。秋，晋荀吴帅师伐鲜虞。冬，公如晋。
　　【传】十五年春，将禘于武公，戒百官。梓慎曰：「禘之日，其有咎乎！吾见赤黑之祲，非祭祥也，丧氛也。其在莅事乎？」二月癸酉，禘，叔弓莅事，籥入而卒。去乐，卒事，礼也。
　　楚费无极害朝吴之在蔡也，欲去之。乃谓之曰：「王唯信子，故处子于蔡。子亦长矣，而在下位，辱。必求之，吾助子请。」又谓其上之人曰：「王唯信吴，故处诸蔡，二三子莫之如也。而在其上，不亦难乎？弗图，必及于难。」夏，蔡人遂朝吴。朝吴出奔郑。王怒，曰：「余唯信吴，故置诸蔡。且微吴，吾不及此。女何故去之？」无极对曰：「臣岂不欲吴？然而前知其为人之异也。吴在蔡，蔡必速飞。去吴，所以翦其翼也。」
　　六月乙丑，王大子寿卒。
　　秋八月戊寅，王穆后崩。
　　晋荀吴帅师伐鲜虞，围鼓。鼓人或请以城叛，穆子弗许。左右曰：「师徒不勤，而可以获城，何故不为？」穆子曰：「吾闻诸叔向曰：『好恶不愆，民知所适，事无不济。』或以吾城叛，吾所甚恶也。人以城来，吾独何好焉？赏所甚恶，若所好何？若其弗赏，是失信也，何以庇民？力能则进，否则退，量力而行。吾不可以欲城而迩奸，所丧滋多。」使鼓人杀叛人而缮守备。围鼓三月，鼓人或请降，使其民见，曰：「犹有食色，姑修而城。」军吏曰：「获城而弗取，勤民而顿兵，何以事君？」穆子曰：「吾以事君也。获一邑而教民怠，将焉用邑？邑以贾怠，不如完旧，贾怠无卒，弃旧不祥。鼓人能事其君，我亦能事吾君。率义不爽，好恶不愆，城可获而民知义所，有死命而无二心，不亦可乎！」鼓人告食竭力尽，而后取之。克鼓而反，不戮一人，以鼓子鸢鞮归。
　　冬，公如晋，平丘之会故也。
　　十二月，晋荀跞如周，葬穆后，籍谈为介。既葬，除丧，以文伯宴，樽以鲁壶。王曰：「伯氏，诸侯皆有以镇抚室，晋独无有，何也？」文伯揖籍谈，对曰：「诸侯之封也，皆受明器于王室，以镇抚其社稷，故能荐彝器于王。晋居深山，戎狄之与邻，而远于王室。王灵不及，拜戎不暇，其何以献器？」王曰：「叔氏，而忘诸乎？叔父唐叔，成王之母弟也，其反无分乎？密须之鼓，与其大路，文所以大蒐也。阙巩之甲，武所以克商也。唐叔受之以处参虚，匡有戎狄。其后襄之二路，金戚钺，秬鬯，彤弓，虎贲，文公受之，以有南阳之田，抚征东夏，非分而何？夫有勋而不废，有绩而载，奉之以土田，抚之以彝器，旌之以车服，明之以文章，子孙不忘，所谓福也。福祚之不登，叔父焉在？且昔而高祖孙伯□，司晋之典籍，以为大政，故曰籍氏。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，于是乎有董史。女，司典之后也，何故忘之？」籍谈不能对。宾出，王曰：「籍父其无后乎！数典而忘其祖。」
　　籍谈归，以告叔向。叔向曰：「王其不终乎！吾闻之：『所乐必卒焉。』今王乐忧，若卒以忧，不可谓终。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，于是乎以丧宾宴，又求彝器，乐忧甚矣，且非礼也。彝器之来，嘉功之由，非由丧也。三年之丧，虽贵遂服，礼也。王虽弗遂，宴乐以早，亦非礼也。礼，王之大经也。一动而失二礼，无大经矣。言以考典，典以志经，忘经而多言举典，将焉用之？」

译文：

【经】十五年春天，周王正月，吴国国君夷末去世。二月癸酉日，在武公庙举行祭祀仪式，乐师奏乐时，叔弓去世。乐止之后，祭祀结束。夏季，蔡国君主朝见吴国后，出逃到郑国。六月丁巳日，发生日食。秋季，晋国荀吴率领军队攻打鲜虞。冬季，鲁国国君前往晋国。

【传】十五年春天，将要在武公庙举行禘祭（祭祀祖先），朝廷下令各官员准备。梓慎说：“举行禘祭的日子，恐怕会有灾祸啊！我看到天空出现红色和黑色的异常天象，这不是吉祥的征兆，而是丧事的预兆，可能出在主持仪式的人身上吧？”二月癸酉日举行禘祭，叔弓主持礼仪，乐师奏乐时，他突然去世。乐师停止演奏，仪式结束，这符合礼制。

楚国的费无极因为妒忌朝吴在蔡国受到重用，就想让他离开蔡国。于是他对朝吴说：“大王只信任您，才把您安置在蔡国。您年纪已经不小，却居于下位，感到耻辱。如果一定要离开，我愿意帮您向大王请求。”他又对其他贵族说：“大王只信任吴国，才把吴国安置在蔡国，你们在高位却对他这样，不也难吗？如果不考虑后果，一定会遭遇祸患。”夏季，蔡国百姓果然将朝吴迎接回国内。朝吴因此逃亡至郑国。周王大怒，说：“我只信任吴国，才把他安排在蔡国。如果没有吴国，我根本不会有今天。你们为什么要抛弃他？”费无极回答说：“我哪不想留住吴国啊？只是我早先就看出他为人与众不同。如果让他留在蔡国，蔡国必定会迅速叛变。所以离开吴国，正是为了削弱蔡国的势力。”

六月乙丑日，周王的太子寿去世。

秋季八月戊寅日，周王的穆后去世。

晋国荀吴率领军队讨伐鲜虞，包围鼓国。鼓国的人中有士兵建议以城池叛变，穆子（荀吴）不答应。身边的人说：“军队辛苦，却能轻易获得城池，为什么不采纳这个建议呢？”穆子说：“我听叔向说过：‘对人善恶判断不偏不倚，百姓就知道该遵循什么，事情自然能成功。’若有人以城池来背叛我们，这是我很厌恶的事。他们若来献城，我又能有什么喜欢的事呢？如果奖赏那些我最厌恶的人，那还如何保证公平？如果不奖赏，又会失信于民，又怎能保护百姓？军队能否攻下城池，取决于实力，不强就退，不强就不进，量力而行。我绝不能因为想得到城池而助长奸邪，这样损失只会越来越多。”于是命鼓国人杀死叛变者，并加固防备。包围鼓国三个月，鼓国人又有人请求投降，穆子让鼓国人出来相见，说：“我们还有食物和力气，暂且修整城防。”军中将领说：“攻下城池而不占领，白白耗费百姓的劳力和军队的精力，这怎么能报答君主呢？”穆子回答说：“我是为报效君主而战。如果得到一座城池，却让百姓懈怠，那城池还有什么意义？城池只会导致百姓懈怠，不如保住原有城池。如果百姓懈怠，军队也就无法作战，丧失原有城池是不吉利的。只要鼓国人忠于其君，我同样忠于自己的君主。只要秉持道义，善恶分明，老百姓就能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从而宁死不二心，这不是比得到城池更可贵吗？”鼓国人报告说粮草耗尽，力气也用尽，这才被攻下。攻下鼓国后返回，没有俘虏一人，而是将鼓国国君鸢鞮带回。

冬季，鲁国国君前往晋国，是为了参加平丘会盟。

十二月，晋国荀跞前往周王室，为穆后举行葬礼，籍谈担任随从。葬礼结束，除去丧服，举行宴席，用鲁国的酒具敬客。周王问：“伯氏，各诸侯都配备有镇守朝廷的官员，唯独晋国没有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”文伯举手让籍谈回答，籍谈说：“诸侯的分封，都是从王室获得象征性的礼器，用来镇守各自的国家，因此能够向王室进献祭祀用的礼器。晋国地处深山，与戎狄为邻，远离王室，王室的影响力无法到达，甚至来不及朝拜戎狄，又怎能向王室进献礼器呢？”周王说：“叔氏，你们难道忘记了吗？叔父唐叔，是成王的同母弟弟，他当初得到的分封难道不是应该保留的吗？密须国的鼓器和大路车，是成王用来举行大祭祀的；阙巩的铠甲，是武王用来打败商朝的。唐叔受赐这些器物，分封到参虚之地，用以镇抚戎狄。后来，晋襄公得到两辆车、金戚、钺、秬鬯、彤弓、虎贲等礼器，从而在南阳获得土地，镇守东方，这不正是对有功之臣应有的酬劳吗？凡是有功绩之人，不应被遗忘，有功劳就应当被铭记，赐予土地，以器物安抚，以车服彰显，以文章彰显功勋，后代永远铭记，这不就是福分吗？如今福分得不到延续，叔父又在哪里呢？况且你们的祖先孙伯□，曾掌管晋国的典籍，是国家的大政之臣，所以称为籍氏。还有辛有之子董氏，曾辅佐晋国，于是就有了董史。你们是典籍之后，为什么竟会忘记先祖呢？”籍谈无法回答。宾客辞别后，周王说：“籍父恐怕没有后代了！数典而忘祖。”

籍谈回去后，把这件事告诉了叔向。叔向说：“周王恐怕是走不了远了！我听说：‘所喜爱的事必会得到终结。’现在周王既快乐又忧愁，若最终以忧愁而告终，不能说他能长久。周王一年之内就有两年的丧事：先是太子去世，后是穆后崩逝，因此用丧礼之宾来设宴，又要求进献礼器，这种快乐与忧愁交错，是极不正常的，也违反礼制。礼器的进献，是出于战功和成就，而非出自丧事。三年之丧，即使贵为君主也必须服丧，这是礼制。即使周王没有真正服丧，提前举行宴乐，这也是不合礼制的。礼是周王的根本原则。一举一动就失掉两项礼制，就失去了根本。如果靠背诵典籍来考据，典籍的作用是记述根本的礼仪制度，而今却遗忘根本，只靠罗列典故，这有什么用呢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