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都子曰：“外人皆称夫子好辩，敢问何也？”
孟子曰：“予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。天下之生久矣，一治一乱。当尧之时，水逆行泛滥于中国，蛇龙居之，民无所定，下者为巢，上者为营窟。书曰：‘洚水警余。’洚水者，洪水也。使禹治之。禹掘地而注之海，驱蛇龙而放之菹，水由地中行，江、淮、河、汉是也。险阻既远，鸟兽之害人者消，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。
尧舜既没，圣人之道衰，暴君代作，坏宫室以为污池，民无所安息，弃田以为园囿，使民不得衣食，邪说暴行又作，园囿污池，沛泽多而禽兽至，及纣之身，天下又大乱。周公相武王，诛纣伐奄，三年讨其君，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，灭国者五十，驱虎豹犀象而远之，天下大悦。书曰：‘丕显哉，文王谟，丕承哉，武王烈，佑启我后人，咸以正无缺。’
世衰道微，邪说暴行有作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惧，作春秋。春秋，天子之事也，是故孔子曰：‘知我者，其惟春秋乎；罪我者，其惟春秋乎。’
圣王不作，诸侯放恣，处士横议，杨朱墨翟之言，盈天下，天下之言，不归杨则归墨。杨氏为我，是无君也；墨氏兼爱，是无父也。无父无君。是禽兽也。公明仪曰：‘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莩，此率兽而食人也。’杨墨之道不怠，孔子之道不着，是邪说诬民，充塞仁义也。仁义充塞，则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。吾为此惧。闲先圣之道，距杨墨，放淫辞，邪说者，不得作，作于其心，害于其事，作于其事，害于其政，圣人复起，不易吾言矣。
昔者禹抑洪水，而天下平；周公兼夷狄，驱猛兽，而百姓宁；孔子成春秋，而乱臣贼子惧。诗云：‘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惩，则莫我敢承。’无父无君，是周公所膺也。我亦欲正人心，息邪说，距跛行，放淫辞，以承三圣者。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。能言距杨墨者，圣人之徒也。
《孟子》•滕文公章句下·第九节
译文：
公都子说：“外界的人都说老师您喜欢争辩，我想请教一下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孟子回答说：“我难道真的喜欢争辩吗？我只是迫于形势不得不这样而已。自从世界产生以来，总是交替出现太平与混乱。在尧的时代，洪水倒流，泛滥成灾，蔓延到中原地区，蛇龙居住其中，百姓无法安居，住在低处的就建巢居住，住在高处的就挖洞而居。《尚书》里说：‘洪水警诫我。’这里的‘洪水’就是指大水灾。当时派禹来治理，禹开挖河道，把洪水引到大海，把蛇龙驱赶进沼泽，让水流从地下通过，形成了今天的江、淮、河、汉等河流。洪水的威胁消除后，险阻都被远离，鸟兽对人类的伤害也减少了，人们才得以在平安的土地上安居。
后来尧舜去世，圣贤之道渐渐衰落，暴君接踵而起，他们毁掉宫殿改建为池塘，百姓无处安身，废弃农田改为园林，使百姓无法得到食物，各种歪理邪说和暴行又纷纷出现。园林池沼遍布，野兽大量出没，到了纣王时期，天下再次大乱。周公辅佐武王，讨伐纣王，攻伐奄国，连续三年讨伐其君主，把飞廉驱逐到海边并处死，灭掉了五十个诸侯国，把虎、豹、犀牛、大象等猛兽驱赶得很远，天下百姓都感到高兴。《尚书》说：‘文王的谋略多么显赫，武王的功业多么伟大，他护佑我们后世子孙，使天下正道完整无缺。’”
社会逐渐衰败，正道消亡，歪理邪说和暴行再次兴起，有臣子弑君的，有儿子杀死父亲的。孔子感到忧虑，于是写出了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是天子所应做的事，所以孔子说：‘真正了解我的，只有《春秋》；指责我的，也只有《春秋》。’
圣贤君王不再出现，诸侯各自为政，学者们随意议论，杨朱、墨翟的学说充斥天下，天下人言论要么归于杨，要么归于墨。杨朱主张‘为我’，等于没有君主；墨翟主张‘兼爱’，相当于没有父道。没有父亲、没有君主，就如同野兽一样。公明仪曾说过：‘厨房有肥美的肉，马厩里有肥壮的马，而百姓却有饥饿的脸色，野外有饿死的人，这就像率领野兽来吃人一样。’杨朱和墨翟的学说不停止传播，孔子的学说却无人传扬，这就成了歪理邪说欺骗百姓，堵塞了仁义之道。一旦仁义被完全遮蔽，就会出现率领野兽来吃人的局面，人与人之间也将互相残杀。我对此深感忧虑。因此，我必须弘扬先代圣贤的道义，抵制杨墨之说，排斥荒谬的言论，使歪理邪说无法产生。一旦歪理生于人心，就会危害实际行动；一旦出现在行动中，就会危害政治。如果圣贤再出现，也一定不会否定我的主张。
从前，大禹平息洪水，天下才得以安宁；周公征讨边远民族，驱赶猛兽，百姓才得以安生；孔子编订《春秋》，让暴乱之臣和邪恶之徒胆战心惊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面对外族入侵，惩治荆楚之地的蛮夷，那么就没人敢来侵犯我。’‘无父无君’，正是周公所要惩治的。我也想端正人心，消除歪理邪说，抵制那些不正当的言行，抵制荒诞无稽之言，来延续尧、舜、禹三位圣王的道统。我难道喜欢争辩吗？我只是迫不得已罢了。凡是能够有力反驳杨朱、墨翟之学的人，都是圣贤门下的真学者。”
纳兰青云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