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明史》•卷二百八十三·列傳第一百七十一·儒林二
凡事講求實踐,重視孝道與倫理,是明代中後期心學發展的重要特色。以下是對文中內容的白話翻譯:
陳獻章、王守仁、來知德等人都是心學重要代表人物,他們強調“致知”和“盡倫”,主張通過內心修養達到道德完善。王陽明提出“知行合一”,認爲知與行本爲一體,不能割裂;來知德則強調從《易經》入手,通過長期沉思,逐步深入理解卦象、文王《序卦》、孔子《雜卦》、卦變等核心概念,花了二十九年才完成著作。
在當時心學流行的背景下,不少人認爲學習只需“無覺”,一旦有所覺察,便已圓滿,反對傳統儒家經典的學習與實踐。但鄧元錫力排衆議,主張迴歸《六經》,認爲學習不能只依賴“心感”,而應當廣泛研讀羣書,最終落實到經典之中。因此他撰寫了《五經繹》《函史上下編》《皇明書》等著作,爲後世所重。
鄧元錫早年喪父,生活清苦,但行善於鄉,推行社倉制度幫助鄉民。他遊學於羅汝芳等人門下,後又師從鄒守益、劉邦採、劉陽等老儒,學識日益深厚。他終身不參加會試,專注於著述,三十餘年間完成了《五經》相關的重要作品,被鄉人尊稱爲“潛谷先生”。
在仕途上,鄧元卿早年參加會試,因對策激烈批評時政,被權臣張居正得知,大爲不滿,下令嚴查,甚至派人暗中調查,但他如實陳述原情,最終免於被黜。歸鄉後,他師從劉陽(王陽明弟子),專注道學,後來雖屢被薦舉,但都以“謝病歸隱”爲由拒絕出仕。他著有《山居草》《還山續草》《諸儒學案》《賢弈編》《思問編》《禮律類要》《大學新編》等,內容涵蓋儒學、禮制、政論等方面,影響深遠。
範淶任南城知府期間,極爲重用鄧元錫,並在之後推薦他與劉元卿、章潢入朝。南京祭酒趙用賢也請求朝廷徵召他們,仿照吳與弼、陳獻章舊例。朝廷雖下詔允許他們參加部試,但元錫堅決推辭。後來御史王道顯再次推薦二人,並建議仿祖先徵辟之制,不拘於科舉考試。朝廷命地方官員查驗其身體狀況,若健康即可送至京城,但最終未實施。二十年後,巡按御史秦大夔再度並薦元錫與元卿,朝廷下詔以“翰林待詔”之職徵召二人,地方官員敦促他們赴京,但剛剛離家便去世了。鄉人私諡爲“文統先生”。
章潢字本清,出身於南昌,守孝期間悲痛至極,血淚不止。他修築“洗堂”,召集志同道合者講學。他輯錄羣書達百二十七卷,命名爲《圖書編》,並著有《周易象義》《時經原體》《書經原始》《春秋竊義》《禮記劄言》《論語約言》等著作,講學影響廣泛。他多次被薦舉,經吏部侍郎楊時喬之請,朝廷以“順天訓導”之職遙授,地方官員每月供給米三石,以贍其家。他年八十二歲去世,鄉人私諡“文德先生”。
元錫、元卿、潢三人與吳與弼並稱爲“江右四君子”,是明代中後期心學發展的重要代表羣體。他們雖受心學影響,但並未陷入“無覺即圓滿”或“禪寂”的誤區,而是注重經典研讀、道德實踐和禮制傳承,主張儒學要回歸本體,強調“踐履”而非空談。
此外,孟化鯉、孟秋等人同樣秉持孝道與務實精神。孟化鯉年少立志爲聖賢,入仕後拒絕權貴招攬,專司榷稅,常與諸生講學,在饑荒時奔赴災區,救活大量百姓。他擔任吏部郎中時,堅持不依內閣之請進行人事任免,不接受中官請託,因此得罪權貴,被貶爲雜職,歸鄉後仍堅持講學,四方學子常來追隨。死後朝廷爲其上諡“清憲”。
孟秋年輕時受《詩經》薰陶,對《桑中》等篇章不屑一顧,後中進士,任昌黎知縣,政績卓著,離職時百姓老少紛紛哭泣挽留。後任職方員外郎,督視山海關,整頓關務腐敗,嚴禁奸商出入。因流言遭貶,歸鄉途中與妻兒共乘一輛牛車,路人皆感其忠正清貧。許孚遠曾到訪其家,見其茅屋數間,書籍散亂,感嘆道:“孟我疆風味,大江以南未有也。”(“我疆”是孟秋的別號)。他後來官至刑部主事,歷任尚寶丞、少卿,去世後朝廷追諡“清憲”。
孟化鯉與孟秋自幼交好,情誼深厚,同爲儒者典範,被時人稱爲“二孟”。化鯉之學源於尤時熙,秋則師從張後覺。尤時熙師從劉魁,張後覺是顏鑰、徐樾的弟子,其學脈清晰可溯。
來知德性格淳厚,有極高的道德操守。年少時因孝行被官府舉爲“孝童”。嘉靖三十一年應舉,雙親相繼去世,他守墓六年,不飲酒、不食葷。服喪之後,終生穿麻衣、素食,誓不仕官,不接觸官府。他主修“致知”與“盡倫”,尤精《周易》,歷經二十餘年,方悟卦象之理、文王《序卦》與孔子《雜卦》之義、卦變之誤,最終完成了《省覺錄》《省事錄》《理學辨疑》《心學晦明解》《周易集註》等著作。萬曆三十年,總督王象乾、巡撫郭子章共同上奏推薦,朝廷特授他“翰林待詔”,但他力辭不就,最終被允許以“致仕”身份養老,地方每月供給三石米,直至終老。
總體而言,這些儒者在明朝中後期心學興盛的背景下,既吸收王陽明“致良知”思想,又強調實踐道德、孝親忠孝,反對輕率的“無覺”說,主張迴歸《六經》、重視經典學習和生活踐履,體現出儒學“知行合一”、“躬行實踐”的核心價值,對明代儒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。他們不僅在學術上成就卓著,更在個人品格上樹立了“孝、忠、廉、實”的典範,成爲地方社會道德建設的重要力量。他們共同構成了“江右四君子”和“心學實踐派”的代表,是明代儒學中極具生命力與現實關懷的羣體。
(注:原文爲明末清初學者對當時儒者生平、思想、學術成就的記錄,內容詳實,語言古雅,故翻譯時力求忠實原意,兼顧可讀性,去除冗餘表達。)
(翻譯完畢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