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明史》•卷二百八十三·列传第一百七十一·儒林二
凡事讲求实践,重视孝道与伦理,是明代中后期心学发展的重要特色。以下是对文中内容的白话翻译:
陈献章、王守仁、来知德等人都是心学重要代表人物,他们强调“致知”和“尽伦”,主张通过内心修养达到道德完善。王阳明提出“知行合一”,认为知与行本为一体,不能割裂;来知德则强调从《易经》入手,通过长期沉思,逐步深入理解卦象、文王《序卦》、孔子《杂卦》、卦变等核心概念,花了二十九年才完成著作。
在当时心学流行的背景下,不少人认为学习只需“无觉”,一旦有所觉察,便已圆满,反对传统儒家经典的学习与实践。但邓元锡力排众议,主张回归《六经》,认为学习不能只依赖“心感”,而应当广泛研读群书,最终落实到经典之中。因此他撰写了《五经绎》《函史上下编》《皇明书》等著作,为后世所重。
邓元锡早年丧父,生活清苦,但行善于乡,推行社仓制度帮助乡民。他游学于罗汝芳等人门下,后又师从邹守益、刘邦采、刘阳等老儒,学识日益深厚。他终身不参加会试,专注于著述,三十余年间完成了《五经》相关的重要作品,被乡人尊称为“潜谷先生”。
在仕途上,邓元卿早年参加会试,因对策激烈批评时政,被权臣张居正得知,大为不满,下令严查,甚至派人暗中调查,但他如实陈述原情,最终免于被黜。归乡后,他师从刘阳(王阳明弟子),专注道学,后来虽屡被荐举,但都以“谢病归隐”为由拒绝出仕。他著有《山居草》《还山续草》《诸儒学案》《贤弈编》《思问编》《礼律类要》《大学新编》等,内容涵盖儒学、礼制、政论等方面,影响深远。
范涞任南城知府期间,极为重用邓元锡,并在之后推荐他与刘元卿、章潢入朝。南京祭酒赵用贤也请求朝廷征召他们,仿照吴与弼、陈献章旧例。朝廷虽下诏允许他们参加部试,但元锡坚决推辞。后来御史王道显再次推荐二人,并建议仿祖先征辟之制,不拘于科举考试。朝廷命地方官员查验其身体状况,若健康即可送至京城,但最终未实施。二十年后,巡按御史秦大夔再度并荐元锡与元卿,朝廷下诏以“翰林待诏”之职征召二人,地方官员敦促他们赴京,但刚刚离家便去世了。乡人私谥为“文统先生”。
章潢字本清,出身于南昌,守孝期间悲痛至极,血泪不止。他修筑“洗堂”,召集志同道合者讲学。他辑录群书达百二十七卷,命名为《图书编》,并著有《周易象义》《时经原体》《书经原始》《春秋窃义》《礼记劄言》《论语约言》等著作,讲学影响广泛。他多次被荐举,经吏部侍郎杨时乔之请,朝廷以“顺天训导”之职遥授,地方官员每月供给米三石,以赡其家。他年八十二岁去世,乡人私谥“文德先生”。
元锡、元卿、潢三人与吴与弼并称为“江右四君子”,是明代中后期心学发展的重要代表群体。他们虽受心学影响,但并未陷入“无觉即圆满”或“禅寂”的误区,而是注重经典研读、道德实践和礼制传承,主张儒学要回归本体,强调“践履”而非空谈。
此外,孟化鲤、孟秋等人同样秉持孝道与务实精神。孟化鲤年少立志为圣贤,入仕后拒绝权贵招揽,专司榷税,常与诸生讲学,在饥荒时奔赴灾区,救活大量百姓。他担任吏部郎中时,坚持不依内阁之请进行人事任免,不接受中官请托,因此得罪权贵,被贬为杂职,归乡后仍坚持讲学,四方学子常来追随。死后朝廷为其上谥“清宪”。
孟秋年轻时受《诗经》熏陶,对《桑中》等篇章不屑一顾,后中进士,任昌黎知县,政绩卓著,离职时百姓老少纷纷哭泣挽留。后任职方员外郎,督视山海关,整顿关务腐败,严禁奸商出入。因流言遭贬,归乡途中与妻儿共乘一辆牛车,路人皆感其忠正清贫。许孚远曾到访其家,见其茅屋数间,书籍散乱,感叹道:“孟我疆风味,大江以南未有也。”(“我疆”是孟秋的别号)。他后来官至刑部主事,历任尚宝丞、少卿,去世后朝廷追谥“清宪”。
孟化鲤与孟秋自幼交好,情谊深厚,同为儒者典范,被时人称为“二孟”。化鲤之学源于尤时熙,秋则师从张后觉。尤时熙师从刘魁,张后觉是颜钥、徐樾的弟子,其学脉清晰可溯。
来知德性格淳厚,有极高的道德操守。年少时因孝行被官府举为“孝童”。嘉靖三十一年应举,双亲相继去世,他守墓六年,不饮酒、不食荤。服丧之后,终生穿麻衣、素食,誓不仕官,不接触官府。他主修“致知”与“尽伦”,尤精《周易》,历经二十余年,方悟卦象之理、文王《序卦》与孔子《杂卦》之义、卦变之误,最终完成了《省觉录》《省事录》《理学辨疑》《心学晦明解》《周易集注》等著作。万历三十年,总督王象乾、巡抚郭子章共同上奏推荐,朝廷特授他“翰林待诏”,但他力辞不就,最终被允许以“致仕”身份养老,地方每月供给三石米,直至终老。
总体而言,这些儒者在明朝中后期心学兴盛的背景下,既吸收王阳明“致良知”思想,又强调实践道德、孝亲忠孝,反对轻率的“无觉”说,主张回归《六经》、重视经典学习和生活践履,体现出儒学“知行合一”、“躬行实践”的核心价值,对明代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他们不仅在学术上成就卓著,更在个人品格上树立了“孝、忠、廉、实”的典范,成为地方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力量。他们共同构成了“江右四君子”和“心学实践派”的代表,是明代儒学中极具生命力与现实关怀的群体。
(注:原文为明末清初学者对当时儒者生平、思想、学术成就的记录,内容详实,语言古雅,故翻译时力求忠实原意,兼顾可读性,去除冗余表达。)
(翻译完毕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