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明史》•卷二百四十三·列傳第一百三十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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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注:您提供的內容爲一篇古文,涉及明末幾位著名士大夫的生平事蹟,包括孫慎行、高攀龍、馮從吾等人的言行與仕途沉浮。由於該文本較長且涉及複雜歷史背景,若需完整精準的現代漢語翻譯,建議分段處理。以下爲根據原文所作的通順、準確的現代漢語翻譯。)
孫慎行因“紅丸事件”攻擊前內閣大臣方從哲,提交廷議。高攀龍援引《春秋》的“首惡之誅”原則,將罪責歸於方從哲。給事中王志道爲方從哲辯解,高攀龍寫信嚴厲責備他。不久後,高攀龍改任太常少卿,上疏論述治學的重要性,進而指出:“方從哲的罪責不止於‘紅丸’一事,其最大的罪過在於勾結鄭國泰。鄭國泰父子策劃危及先帝的陰謀不勝枚舉:先是策劃張差刺殺事件,繼而引進美姬入宮,最後又促成崔文升服用藥物以毒害先帝。而方從哲實際上爲鄭家勢力提供了庇護,扶持鄭氏親信,打擊不支持鄭氏者;致使當時人心狂亂,人人只知鄭氏,不知太子。此人實爲叛逆之臣,討伐此人,正是對君主的孝道。然而有些人卻說‘爲先帝隱瞞真相是孝’,這實際上是擾亂綱常之道。陛下若念及聖母,應嚴懲選定侍;念及先帝,應表彰其過錯。仁愛至極,義行無雙,卻有人卻說‘爲聖母隱瞞是孝’,明明白白的聖諭,竟被說成是假託;忠心耿耿的楊漣,卻被污衊爲居功自傲。臣下本該避功自守,甘願受罪,而當君父遭遇危難時卻袖手旁觀,這纔是真正的禍亂之源。如果被人迷惑,便不知何爲真正的孝或忠,反而把不孝當作大孝,把不忠當作大忠。忠孝皆可被扭曲,何事不可隨意妄爲?因此方從哲與鄭國泰絕不能留於朝廷!爲何還讓他們繼續居於權力中樞之下!”當時方從哲等人勢力深厚,疏文中“不孝”等語激怒了皇帝,幾乎要加以嚴懲。葉向高竭力求救,最終只被削去一年俸祿,隨後改任大理少卿。鄒元標建立書院,高攀龍也參與其中。元標被攻擊後,高攀龍請求一同辭職,但被朝廷留任。後升任太僕卿,再擢爲刑部右侍郎。
萬曆四十四年八月,高攀龍被任命爲左都御史。楊漣等人合力打擊魏忠賢,二者已勢不兩立。等到葉向高離職後,魏廣微日益引導魏忠賢作惡,而高攀龍作爲趙南星的弟子,也位居要職。御史崔呈秀巡察淮揚返回後,高攀龍揭發其醜行,趙南星建議將其流放。呈秀處境窘迫,急忙逃到魏忠賢處,請求成爲其義子,並藉此誣陷高攀龍是趙南星一黨。朝廷嚴令質問,高攀龍立刻引咎辭職。不久,南京御史遊鳳翔出任知府,彈劾高攀龍結黨排擠。朝廷下詔恢復遊鳳翔原職,卻削去高攀龍官籍。呈秀仍心懷怨恨,決心消滅高攀龍,將其名字列入李實彈劾周起元的奏疏中,派緹騎逮捕他。高攀龍清晨前往宋儒楊龜山祠堂祭拜,以文章告慰先賢。歸家後與兩個門生和一個弟弟在後園池邊飲酒。聽到周順昌已被捉拿,他笑着說:“我視死如歸,現在果然如此了。”回家與夫人談笑如常。出門後,寫兩張紙交給兩個孫子,說:“明天交給官差。”隨即遣他們出府,關上房門。不久,諸位子女破門而入,只見一盞燈微弱閃爍,高攀龍已身着衣冠,沉於池中。打開他封好的信紙,是遺表,寫道:“我雖被削職,曾經是朝廷重臣,大臣受辱,就是國家蒙恥。謹面向北叩首,效法屈原的遺風。”又寫信給門人華允誠說:“我一生所學,到如今也算略有心得。”時年六十五歲。遠近人士聞此噩耗,無不悲痛。
崔呈秀的怨恨仍未消除,僞造聖旨,將高攀龍之子高世儒下獄。刑部以世儒未能管束父親爲由,將其貶爲徒刑。崇禎初年,朝廷追贈高攀龍爲太子少保、兵部尚書,諡號“忠憲”,並授其子世儒官職。
起初,全國學者大多尊崇王守仁,高攀龍對此表示反對。他與顧憲成爲東林書院講學,以“靜”爲宗旨。爲人操守堅定,德行純正,成爲當時儒者之宗。天下士大夫,無論相識與否,皆稱高、顧爲同等。高攀龍被罷官之際,朝廷下令拆除東林書院。莊烈帝繼位後,學者們重新修復書院。
馮從吾,字仲好,長安人。萬曆十七年中進士,改任庶吉士,授御史職。巡視京城時,宦官送來名帖求見,他堅決拒絕。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爲人奸詐狡猾,多次彈劾卻始終不被罷免。馮從吾揭發其罪行,於是被調任外省。當時正值官員考覈,馮從吾嚴加巡查,杜絕了賄賂現象。
萬曆二十年正月,他上疏直言:“陛下不親自參加郊祀與祭祀,不親自聽講,奏章長期滯留宮中不予批覆。回顧戊子年以前,四方歸附,海面平靜;己丑年之後,南方倭寇起事,北方邊患頻發,天災人禍接連不斷。從前勤勉勵治的效果如斯,如今怠政懶散之弊如此嚴重。近來皇帝頒佈詔書,言稱身體不適,試圖以此迴避責任,卻不知宮中鼓樂之聲,早已傳至四方。陛下每晚必飲,每飲必醉,每醉必怒。身邊一句話稍有不合,即遭杖責,外廷無不深知。天下後世,豈能輕信朝廷之言!願陛下不要輕視天災,不要輕視他人言論,不要輕信眼前安寧,不要忽視未來之危,國家幸甚!”皇帝大怒,欲對其廷杖。恰逢仁聖太后壽辰,閣臣極力勸諫,才得以免除。後告假返鄉,後起任巡長蘆鹽政一職。他廉潔自律,對商人寬厚仁政,不法之徒銷聲匿跡。迴歸朝廷後,正值皇帝因軍政事務罷免了兩京言官,馮從吾亦因此被削籍,原因仍在於先前上疏。
馮從吾自幼純厚誠實,青年時志趣於程朱理學,受業於許孚遠。罷官歸鄉後,閉門謝客,研讀前賢格言,修身養性,學問日益精深。家中隱居二十五年。光宗登基後,起用爲尚寶卿,升爲太僕少卿,因兄長去世未赴任。不久改任大理寺卿。
天啓二年,升任左僉都御史,僅兩個月後,升爲左副都御史。朝廷討論“三安”政策時,馮從吾進言:“李可灼以皇帝親試藥物而允許其稱病,身爲執政大臣,有何心腸?至於梃擊案,與那些打擊忠臣的宦官勾結者,正是奸佞之徒。”因此,小人對他深惡痛絕。
不久,他與鄒元標共同創建首善書院,召集志同道合之人在此講學。給事中朱童蒙隨即上疏攻擊。馮從吾辯解道:“宋朝的衰敗,並非因爲講學,而是因禁絕講學所致。我朝先祖推崇《六經》,天子設經筵,皇太子初入學堂時亦常講學。臣子對君主懷有期望,自己卻不去講學,豈能合理?先臣王守仁在戰事緊迫之時,仍堅持講學,最終成就大功。因此我們不計譭譽,堅持講學。”於是再次稱病請求罷官,皇帝以溫和詔書挽留。但給事中郭允厚、郭興治相繼強烈攻擊鄒元標。馮從吾再上奏:“我年輕入仕時,便與楊起元、孟化鯉、陶望齡等人設立講學會,自從我辭職後才中斷。京城講學之風早已有之,何至於今日竟成爲衆口非議之事?”之後,馮從吾辭官歸隱。
後來,他因參與政事被起用,官至刑部尚書。晚年隱居,以讀書講學自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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