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法三
刑法有創之自明，不衷古制者，廷杖、東西廠、錦衣衛、鎮撫司獄是已。是數者，殺人至慘，而不麗於法。踵而行之，至末造而極。舉朝野命，一聽之武夫、宦豎之手，良可嘆也。
太祖常與侍臣論待大臣禮。太史令劉基曰：“古者公卿有罪，盤水加劍，詣請室自裁，未嘗輕折辱之，所以存大臣之體。”侍讀學士詹同因取《大戴禮》及賈誼疏以進，且曰：“古者刑不上大夫。以勵廉恥也。必如是，君臣恩禮始兩盡。”帝深然之。
洪武六年，工部尚書王肅坐法當笞，太祖曰：“六卿貴重，不宜以細故辱。”命以俸贖罪。後羣臣罣誤，許以俸贖，始此。然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，工部尚書薛祥斃杖下，故上書者以大臣當誅不宜加辱爲言。廷杖之刑，亦自太祖始矣。宣德三年，怒御史嚴皚、方鼎、何傑等沈湎酒色，久不朝參，命枷以徇。自此言官有荷校者。至正統中，王振擅權，尚書劉中敷，侍郎吳璽、陳瑺，祭酒李時勉率受此辱，而殿陛行杖習爲故事矣。成化十五年，汪直誣陷侍郎馬文升、都御史牟俸等，詔責給事御史李俊、王浚輩五十六人容隱，廷杖人二十。正德十四年，以諫止南巡，廷杖舒芬、黃鞏等百四十六人，死者十一人。嘉靖三年，羣臣爭大禮，廷仗豐熙等百三十四人，死者十六人。中年刑法益峻，雖大臣不免笞辱。宣大總督翟鵬、薊州巡撫朱方以撤防早，宣大總督郭宗皋、大同巡撫陳翟以寇入大同，刑部侍郎彭黯、左都御史屠僑、大理卿沈良才以議丁汝夔獄緩，戎政侍郎蔣應奎、左通政唐國相以子弟冒功，皆逮杖之。方、翟斃於杖下，而黯、僑、良纔等杖畢，趣治事。公卿之辱，前此未有。又因正旦朝賀，怒六科給事中張思靜等，皆朝服予杖，天下莫不駭然。四十餘年間，杖殺朝士，倍蓰前代。萬曆五年，以爭張居正奪情，杖吳中行等五人。其後盧洪春、孟養浩、王德完輩鹹被杖，多者至一百。后帝益厭言者，疏多留中，廷杖寢不用。天啓時，太監王體乾奉赦大審，重笞戚畹李承恩，以悅魏忠賢。於是萬燝、吳裕中斃於杖下，臺省力爭不得。閣臣葉向高言：“數十年不行之敝政，三見於旬日，萬萬不可再行。”忠賢乃罷廷仗，而以所欲殺者悉下鎮撫司，士大夫益無噍類矣。
南京行杖，始於成化十八年。南御史李珊等以歲祲請振。帝摘其疏中訛字，令錦衣衛詣南京午門前，人杖二十，守備太監監之。至正德間，南御史李熙劾貪吏觸怒劉瑾，矯旨杖三十。時南京禁衛久不行刑，選卒習數日，乃杖之，幾斃。
東廠之設，始於成祖。錦衣衛之獄，太祖嘗用之，後已禁止，其複用亦自永樂時。廠與衛相倚，故言者並稱廠衛。初，成祖起北平，刺探宮中事，多以建文帝左右爲耳目。故即位後專倚宦官，立東廠於東安門北，令嬖暱者提督之，緝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，與錦衣衛均權勢，蓋遷都後事也。然衛指揮紀綱、門達等大幸，更迭用事，廠權不能如。至憲宗時，尚銘領東廠，又別設西廠刺事，以汪直督之，所領緹騎倍東廠。自京師及天下，旁午偵事，雖王府不免。直中廢複用，先後凡六年，冤死者相屬，勢遠出衛上。會直數出邊監軍，大學士萬安乃言：“太宗建北京，命錦衣官校緝訪，猶恐外官徇情，故設東廠，令內臣提督，行五六十年，事有定規。往者妖狐夜出，人心驚惶，感勞聖慮，添設西廠，特命直督緝，用戒不虞，所以權一時之宜，慰安人心也。向所紛擾，臣不贅言。今直鎮大同，京城衆口一辭，皆以革去西廠爲便。伏望聖恩特旨革罷，官校悉回原衛，宗社幸甚。”帝從之。尚銘專用事，未幾亦黜。弘治元年，員外郎張倫請廢東廠。不報。然孝宗仁厚，廠衛無敢橫，司廠者羅祥、楊鵬，奉職而已。
正德元年，殺東廠太監王嶽，命丘聚代之，又設西廠以命谷大用，皆劉瑾黨也。兩廠爭用事，遣邏卒刺事四方。南康吳登顯等戲競渡龍舟，身死家籍。遠州僻壤，見鮮衣怒馬作京師語者，轉相避匿。有司聞風，密行賄賂。於是無賴子乘機爲奸，天下皆重足立。而衛使石文義亦瑾私人，廠衛之勢合矣。瑾又改惜薪司外薪廠爲辦事廠，榮府舊倉地爲內辦事廠，自領之。京師謂之內行廠，雖東西廠皆在伺察中，加酷烈焉。且創例，罪無輕重皆決杖，永遠戍邊，或枷項發遣。枷重至百五十斤，不數日輒死。尚寶卿顧璿、副使姚祥、工部郎張瑋、御史王時中輩並不免，瀕死而後謫戍。御史柴文顯、汪澄以微罪至凌遲。官吏軍民非法死者數千。瑾誅，西廠、內行廠俱革，獨東廠如故。張銳領之，與衛使錢寧並以輯事恣羅織。廠衛之稱由此著也。
嘉靖二年，東廠芮景賢任千戶陶淳，多所誣陷。給事中劉最執奏，謫判廣德州。御史黃德用使乘傳往。會有顏如環者同行，以黃袱裹裝。景賢即奏，逮下獄，最等編戍有差。給事中劉濟言：“最罪不至戍。且緝執於宦寺之門，鍛鍊於武夫之手，裁決於內降之旨，何以示天下？”不報。是時盡罷天下鎮守太監，而大臣狃故事，謂東廠祖宗所設，不可廢，不知非太祖制也。然世宗馭中官嚴，不敢恣，廠權不及衛使陸炳遠矣。
萬曆初，馮保以司禮兼廠事，建廠東上北門之北，曰內廠，而以初建者爲外廠。保與張居正興王大臣獄，欲族高拱，衛使朱希孝力持之，拱得無罪，衛猶不大附廠也。中年，礦稅使數出爲害，而東廠張誠、孫暹、陳矩皆恬靜。矩治妖書獄，無株濫，時頗稱之。會帝亦無意刻核，刑罰用稀，廠衛獄中至生青草。及天啓時，魏忠賢以秉筆領廠事，用衛使田爾耕、鎮撫許顯純之徒，專以酷虐鉗中外，而廠衛之毒極矣。
凡中官掌司禮監印者，其屬稱之曰宗主，而督東廠者曰督主。東廠之屬無專官，掌刑千戶一，理刑百戶一，亦謂之貼刑，皆衛官。其隸役悉取給於衛，最輕黠獧巧者乃撥充之。役長曰檔頭，帽上銳，衣青素衤旋褶，系小絛，白皮靴，專主伺察。其下番子數人爲幹事。京師亡命，誆財挾仇，視幹事者爲窟穴。得一陰事，由之以密白於檔頭，檔頭視其事大小，先予之金。事曰起數，金曰買起數。既得事，帥番子至所犯家，左右坐曰打樁。番子即突入執訊之。無有左證符牒，賄如數，徑去。少不如意，扌旁治之，名曰乾醡酒，亦曰搬罾兒，痛楚十倍官刑。且授意使牽有力者，有力者予多金，即無事。或靳不予，予不足，立聞上，下鎮撫司獄，立死矣。每月旦，廠役數百人，掣籤庭中，分瞰官府。其視中府諸處會審大獄、北鎮撫司考訊重犯者曰聽記。他官府及各城門訪緝曰坐記。某官行某事，某城門得某奸，胥吏疏白坐記者上之廠曰打事件。至東華門，雖夤夜，投隙中以入，即屏人達至尊。以故事無大小，天子皆得聞之。家人米鹽猥事，宮中或傳爲笑謔，上下惴惴無不畏打事件者。衛之法亦如廠。然須具疏，乃得上聞，以此其勢不及廠遠甚。有四人夜飲密室，一人酒酣，謾罵魏忠賢，其三人噤不敢出聲。罵未訖，番人攝四人至忠賢所，即磔罵者，而勞三人金。三人者魄喪不敢動。
莊烈帝即位，忠賢伏誅，而王體乾、王永祚、鄭之惠、李承芳、曹化淳、王德化、王之心、王化民、齊本正等相繼領廠事，告密之風未嘗息也。之心、化淳敘緝奸功，蔭弟侄錦衣衛百戶，而德化及東廠理刑吳道正等偵閣臣薛國觀陰事，國觀由此死。時衛使慴廠威已久，大抵俯首爲所用。崇禎十五年，御史楊仁願言：“高皇帝設官，無所謂緝事衙門者。臣下不法，言官直糾之，無陰訐也。後以肅清輦轂，乃建東廠。臣待罪南城，所閱詞訟，多以假番故訴冤。夫假稱東廠，害猶如此，況其真乎？此由積重之勢然也。所謂積重之勢者，功令比較事件，番役每懸價以買事件，受買者至誘人爲奸盜而賣之，番役不問其從來，誘者分利去矣。挾忿首告，誣以重法，挾者志無不逞矣。伏願寬東廠事件，而後東廠之比較可緩，東廠之比較緩，而後番役之買事件與賣事件者俱可息，積重之勢庶幾可稍輕。”後復切言緹騎不當遣。帝爲諭東廠，言所緝止謀逆亂倫，其作奸犯科，自有司存，不宜緝，並戒錦衣校尉之橫索者。然帝倚廠衛益甚，至國亡乃已。
錦衣衛獄者，世所稱詔獄也。古者獄訟掌於司寇而已。漢武帝始置詔獄二十六所，歷代因革不常。五代唐明宗設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，乃天子自將之名。至漢有侍衛司獄，凡大事皆決焉。明錦衣衛獄近之，幽系慘酷，害無甚於此者。
太祖時，天下重罪逮至京者，收繫獄中，數更大獄，多使斷治，所誅殺爲多。後悉焚衛刑具，以囚送刑部審理。二十六年，申明其禁，詔內外獄毋得上錦衣衛，大小鹹經法司。成祖幸紀綱，令治錦衣親兵，復典詔獄。綱遂用其黨莊敬、袁江、王謙、李春等，緣借作奸數百千端。久之，族綱，而錦衣典詔獄如故，廢洪武詔不用矣。英宗初，理衛事者劉勉、徐恭皆謹飭。而王振用指揮馬順流毒天下，枷李時勉，殺劉球，皆順爲之。景帝初，有言官校緝事之弊者，帝切責其長，令所緝送法司，有誣罔者重罪。英宗復辟，召李賢，屏左右，問時政得失。賢因極論官校提人之害。帝然其言，陰察皆實，乃召其長，戒之。已緝弋陽王敗倫事虛，復申戒之。而是時指揮門達、鎮撫逯杲怙寵，賢亦爲羅織者數矣。達遣旗校四出，杲又立程督並，以獲多爲主。千戶黃麟之廣西，執御史吳禎至，索獄具二百餘副，天下朝覲官陷罪者甚衆。杲死，達兼治鎮撫司。構指揮使袁彬，系訊之，五毒更下，僅免。朝官楊璡、李蕃、韓祺、李觀、包瑛、張祚、程萬鍾輩皆鋃鐺就逮，冤號道路者不可勝記。蓋自紀綱誅，其徒稍戢。至正統時復張，天順之末禍益熾，朝野相顧不自保。李賢雖極言之，不能救也。
鎮撫司職理獄訟，初止立一司，與外衛等。洪武十五年添設北司，而以軍匠諸職掌屬之南鎮撫司，於是北司專理詔獄。然大獄經訊，即送法司擬罪，未嘗具獄詞。成化元年，始令覆奏用參語，法司益掣肘。十四年，增鑄北司印信，一切刑獄毋關白本衛，即衛所行下者，亦徑自上請可否，衛使毋得與聞。故鎮撫職卑而其權日重。初，衛獄附衛治，至門達掌問刑，又於城西設獄舍，拘繫狼籍。達敗，用御史呂洪言，毀之。成化十年，都御史李賓言：“錦衣鎮撫司累獲妖書圖本，皆誕妄不經之言。小民無知，輒被幻惑。乞備錄其舊名目，榜示天下，使知畏避，免陷刑辟。”報可。緝事者誣告猶不止。十三年，捕寧晉人王鳳等，誣與瞽者受妖書，署僞職，並誣其鄉官知縣薛方、通判曹鼎與通謀，發卒圍其家，扌旁掠誣伏。方、鼎家人數聲冤，下法司驗得實，坐妄報妖言，當斬。帝戒以不得戕害無辜而已，不能罪也。是年，令錦衣衛副千戶吳綬於鎮撫司同問刑。綬性狡險，附汪直以進。後知公議不容，凡文臣非罪下獄者，不復加箠楚，忤直意，黜去。是時惟衛使朱驥持法平，治妖人獄無冤者。詔獄下所司，獨用小杖，嘗命中使詰責，不爲改。世以是稱之。弘治十三年，詔法司：“凡廠衛所送囚犯，從公審究，有枉即與辨理，勿拘成案。”正德時，衛使石文義與張採表裏作威福，時稱爲劉瑾左右翼。然文義常侍瑾，不治事，治事者高得林。瑾誅，文義伏誅，得林亦罷。其後錢寧管事，復大恣，以叛誅。
世宗立，革錦衣傳奉官十六，汰旗校十五，復諭緝事官校，惟察不軌、妖言、人命、強盜重事，他詞訟及在外州縣事，毋得與。未幾，事多下鎮撫，鎮撫結內侍，多巧中。會太監崔文奸利事發，下刑部，尋以中旨送鎮撫司。尚書林俊言：“祖宗朝以刑獄付法司，事無大小，皆聽平鞫。自劉瑾、錢寧用事，專任鎮撫司，文致冤獄，法紀大壞。更化善治在今日，不宜復以小事撓法。”不聽。俊復言：“此途一開，恐後有重情，即夤緣內降以圖免，實長亂階。”御史曹懷亦諫曰：“朝廷專任一鎮撫，法司可以空曹，刑官爲冗員矣。”帝俱不聽。六年，侍郎張璁等言：“祖宗設三法司以糾官邪，平獄訟，設東廠、錦衣衛以緝盜賊，詰奸宄。自今貪官冤獄仍責法司，其有徇情曲法，乃聽廠衛覺察。盜賊奸宄，仍責廠衛，亦必送法司擬罪。”詔如議行。然官校提人恣如故。給事中蔡經等論其害，願罷勿遣。尚書胡世寧請從其議。詹事霍韜亦言：“刑獄付三法司足矣，錦衣衛復橫撓之。昔漢光武尚名節，宋太祖刑法不加衣冠，其後忠義之徒爭死效節。夫士大夫有罪下刑曹，辱矣。有重罪，廢之、誅之可也，乃使官校衆執之，脫冠裳，就桎梏。朝列清班，暮幽犴獄，剛心壯氣，銷折殆盡。及覆案非罪，即冠帶立朝班，武夫捍卒指目之曰：‘某，吾辱之，某，吾系執之。’小人無所忌憚，君子遂致易行。此豪傑所以興山林之思，而變故罕仗節之士也。願自今東廠勿與朝儀，錦衣衛勿典刑獄。士大夫罪謫廢誅，勿加笞杖鎖梏，以養廉恥，振人心，勵士節。”帝以韜出位妄言，不納。祖制，凡朝會，廠衛率屬及校尉五百名，列侍奉天門下糾儀。凡失儀者，即褫衣冠，執下鎮撫司獄，杖之乃免，故韜言及之。迨萬曆時，失儀者始不付獄，罰俸而已。世宗銜張鶴齡、延齡，奸人劉東山等乃誣二人毒魘咒詛。帝大怒，下詔獄，東山因株引素所不快者。衛使王佐探得其情，論以誣罔法反坐。佐乃枷東山等闕門外，不及旬悉死，人以佐比牟斌。牟斌者，弘治中指揮也。李夢陽論延齡兄弟不法事，下獄，斌傅輕比，得不死雲。世宗中年，衛使陸炳爲忮，與嚴嵩比，而傾夏言。然帝數興大獄，而炳多保全之，故士大夫不疾炳。
萬曆中，建言及忤礦稅榼者，輒下詔獄。刑科給事中楊應文言：“監司守令及齊民被逮者百五十餘人，雖已打問，未送法司，獄禁森嚴，水火不入，疫癘之氣，充斥囹圄。”衛使駱思恭亦言：“熱審歲舉，俱在小滿前，今二年不行。鎮撫司監犯且二百，多拋瓦聲冤。”鎮撫司陸逵亦言：“獄囚怨恨，有持刀斷指者。”俱不報。然是時，告訐風衰，大臣被錄者寡。其末年，稍寬逮繫諸臣，而錦衣獄漸清矣。
田爾耕、許顯純在熹宗時爲魏忠賢義子，其黨孫雲鶴、楊寰、崔應元佐之，拷楊漣、左光斗輩，坐贓比較，立限嚴督之。兩日爲一限，輸金不中程者，受全刑。全刑者曰械，曰鐐，曰棍，曰拶，曰夾棍。五毒備具，呼謈聲沸然，血肉潰爛，宛轉求死不得。顯純叱吒自若，然必伺忠賢旨，忠賢所遣聽記者未至，不敢訊也。一夕，令諸囚分舍宿。於是獄卒曰：“今夕有當壁挺者。”壁挺，獄中言死也。明日，漣死，光鬥等次第皆鎖頭拉死。每一人死，停數日，葦蓆裹屍出牢戶，蟲蛆腐體。獄中事祕，其家人或不知死日。莊烈帝擒戮逆黨，冤死家子弟望獄門稽顙哀號，爲文以祭。帝聞之惻然。
自劉瑾創立枷，錦衣獄常用之。神宗時，御史朱應轂具言其慘，請除之。不聽。至忠賢，益爲大枷，又設斷脊、墜指、刺心之刑。莊烈帝問左右：“立枷何爲？”王體乾對曰：“以罪鉅奸大憝耳。”帝愀然曰：“雖如此，終可憫。”忠賢爲頸縮。東廠之禍，至忠賢而極。然廠衛未有不相結者，獄情輕重，廠能得於內。而外廷有扞格者，衛則東西兩司房訪緝之，北司拷問之，鍛鍊周內，始送法司。即東廠所獲，亦必移鎮撫再鞫，而後刑部得擬其罪。故廠勢強，則衛附之，廠勢稍弱，則衛反氣凌其上。陸炳緝司禮李彬、東廠馬廣陰事，皆至死，以炳得內閣嵩意。及後中官愈重，閣勢日輕。閣臣反比廠爲之下，而衛使無不競趨廠門，甘爲役隸矣。
錦衣衛升授勳衛、任子、科目、功升，凡四途。嘉靖以前，文臣子弟多不屑就。萬曆初，劉守有以名臣子掌衛，其後皆樂居之。士大夫與往還，獄急時，頗賴其力。守有子承禧及吳孟明其著者也。莊烈帝疑羣下，王德化掌東廠，以慘刻輔之，孟明掌衛印，時有縱舍，然觀望廠意不敢違。而鎮撫梁清宏、喬可用朋比爲惡。凡縉紳之門，必有數人往來蹤跡，故常晏起早闔，毋敢偶語。旗校過門，如被大盜，官爲囊橐，均分其利。京城中奸細潛入，傭夫販子陰爲流賊所遣，無一舉發，而高門富豪跼蹐無寧居。其徒黠者恣行請託，稍拂其意，飛誣立構，摘竿牘片字，株連至十數人。姜採、熊開元下獄，帝諭掌衛駱養性潛殺之。養性泄上語，且言：“二臣當死，宜付所司，書其罪，使天下明知。若陰使臣殺之，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？”會大臣多爲採等言，遂得長系。此養性之可稱者，然他事肆虐亦多矣。
錦衣舊例有功賞，惟緝不軌者當之。其後冒濫無紀，所報百無一實。吏民重困，而廠衛題請輒從。隆慶初，給事中歐陽一敬極言其弊，言：“緝事員役，其勢易逞，而又各類計所獲功次，以爲升授。則憑可逞之勢，邀必獲之功，枉人利己，何所不至。有盜經出首倖免，故令多引平民以充數者；有括家囊爲盜贓，挾市豪以爲證者；有潛構圖書，懷挾僞批，用妖言假印之律相誣陷者；或姓名相類，朦朧見收；父訴子孝，坐以忤逆。所以被訪之家，諺稱爲剗，毒害可知矣。乞自今定製，機密重情，事幹憲典者，廠衛如故題請。其情罪不明，未經讞審，必待法司詳擬成獄之後，方與紀功。仍敕兵、刑二部勘問明白，請旨升賞。或經緝拿未成獄者，不得虛冒比擬，及他詞訟不得概涉，以侵有司之事。如獄未成，而官校及鎮撫司拷打傷重，或至死者，許法司參治。法司容隱扶同，則聽科臣並參。如此則功必覆實，訪必當事，而刑無冤濫。”時不能用也。
內官同法司錄囚，始於正統六年，命何文淵、王文審行在疑獄，敕同內官興安。周忱、郭瑾往南京，敕亦如之。時雖未定五年大審之制，而南北內官得與三法司刑獄矣。景泰六年，命太監王誠會三法司審錄在京刑獄，不及南京者，因災創舉也。成化八年，命司禮太監王高、少監宋文毅兩京會審，而各省恤刑之差，亦以是歲而定。十七年辛卯，命太監懷恩同法司錄囚。其後審錄必以丙辛之歲。弘治九年不遣內官。十三年，以給事中丘俊言，覆命會審。凡大審錄，齎敕張黃蓋於大理寺，爲三尺壇，中坐，三法司左右坐，御史、郎中以下捧牘立，唯諾趨走惟謹。三法司視成案，有所出入輕重，俱視中官意，不敢忤也。成化時，會審有弟助兄鬥，因毆殺人者，太監黃賜欲從末減。尚書陸瑜等持不可，賜曰：“同室鬥者，尚被髮纓冠救之，況其兄乎？”瑜等不敢難，卒爲屈法。萬曆三十四年大審，御史曹學程以建言久系，羣臣請宥，皆不聽。刑部侍郎沈應文署尚書事，合院寺之長，以書抵太監陳矩，請寬學程罪。然後會審，獄具，署名同奏。矩復密啓，言學程母老可念。帝意解，釋之。其事甚美，而監權之重如此。錦衣衛使亦得與法司午門外鞫囚，及秋後承天門外會審，而大審不與也。每歲決囚後，圖諸囚罪狀於衛之外垣，令人觀省。內臣曾奉命審錄者，死則於墓寢畫壁，南面坐，旁列法司堂上官，及御史、刑部郎引囚鞠躬聽命狀，示後世爲榮觀焉。
成化二年，命內官臨斬強盜宋全。嘉靖中，內臣犯法，詔免逮問，唯下司禮監治。刑部尚書林俊言：“宮府一體，內臣所犯，宜下法司，明正其罪，不當廢祖宗法。”不聽。按太祖之制，內官不得識字、預政，備掃除之役而已。末年焚錦衣刑具，蓋示永不復用。而成祖違之，卒貽子孫之患，君子惜焉。
《明史》•卷九十五·志第七十一·刑法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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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設置錦衣衛，其職責原是掌管皇帝的警衛和密探，後逐漸演變爲專司刑獄、偵緝朝臣與民間案件的特務機構。其權力遠超一般司法機關，常與東廠內外勾結，共同形成龐大的監察體系。
錦衣衛設立之初，主要負責皇帝安全，如遇重大事件，可隨時奏報，未經審判即行處罰。後來，朝廷因需加強政治控制，逐步擴大其權力，尤其在宦官掌權時期，錦衣衛的偵緝範圍不斷擴展，甚至可以不經司法程序逮捕官員，將案件直接移交鎮撫司進行酷刑審訊。
錦衣衛設有南北兩個司房，負責日常偵查，北司專司拷問，手段嚴酷。其內部設有鎮撫官，多由刑部推薦或皇帝親授，對官員的日常言行、書信往來、親友關係進行嚴密監視。一旦發現異常，立即上報，甚至可不經審訊而直接入獄。
自劉瑾掌權時，開始設立“枷”刑，用於公開羞辱重罪犯人，錦衣獄中普遍使用。神宗時期，御史朱應轂上奏，指出枷刑極其殘忍，請求廢除，未被採納。到魏忠賢掌權時，枷刑更加嚴重，甚至發展出“斷脊”“墜指”“刺心”等酷刑，以折磨罪犯至死。崇禎帝曾問左右：“爲何設立枷刑？”王體乾答：“專用於重罪大奸之徒。”崇禎帝聞言嘆息：“縱使如此，終究令人痛惜。”
東廠與錦衣衛雖爲兩個機構，但長期互相勾結。東廠控制內廷，掌握皇帝親信，能通過內廷渠道獲取祕密情報；而錦衣衛則負責外廷偵查，一旦有案件需調查，即通過東廠內線獲得信息，再由錦衣衛進行偵查和訊問。若東廠所獲案件，亦需移交鎮撫司再次審訊，之後才交刑部定罪。因此，東廠勢力強盛，則錦衣衛爲其附庸；若東廠衰落，錦衣衛反而可能凌駕其上。歷史上屢有錦衣衛爲討好廠臣而迎合其意，甚至不惜陷害忠良。
錦衣衛的升遷路徑共有四條：一是以軍功授勳衛，二是以子嗣任官，三是通過科舉入仕，四是憑功績升遷。早期，文官子弟多不屑於擔任錦衣衛官職。至萬曆初年，劉守有因其爲名臣之子，掌管錦衣衛，之後多有文臣子弟願入此職。士大夫與之往來，一旦官府急事，常得其助力。其中著名的有劉守有之子劉承禧、吳孟明等。
明熹宗時，田爾耕、許顯純爲魏忠賢的義子，其黨羽孫雲鶴、楊寰、崔應元幫其推行酷政。他們以“贓款比較”爲名，設立嚴厲的期限，要求涉案者在兩天內交足罰金，若未達標，則受“械”“鐐”“棍”“拶”“夾棍”等五種酷刑。刑罰之慘，令人難以忍受，往往造成血肉潰爛，哀呼求死不能。許顯純雖威風凜凜，卻必須等待魏忠賢的密令，若傳令未至，不敢訊問。一夜命囚犯分房住宿，當晚獄卒稱“今夜有當壁挺者”，“壁挺”即獄中術語，意爲“死”。次日楊漣死亡，左光斗等人相繼被鎖頭拉死。每死一人，停數日，以葦蓆裹屍出牢，蟲蛆腐體，家屬往往不知其死期。崇禎帝擒拿逆黨後，許多冤死的家族子弟前往獄門口叩首哀哭、撰文祭祀，令帝深感痛心。
從劉瑾時代起，錦衣獄廣泛使用枷刑。神宗時，御史朱應轂上疏指出其殘忍，建議廢除，但未被採納。至魏忠賢時，枷刑更爲嚴酷，增設“斷脊”“墜指”“刺心”等酷刑，導致大量官員、士人因非罪而死，造成社會極大動盪。
錦衣衛與東廠雖分立，但始終相聯。東廠掌握內部機密，能通過內廷獲得情報，而外廷的案件則由錦衣衛通過兩司房進行偵緝和初審。鎮撫司負責拷打，反覆逼供，通過“鍛鍊”（即製造僞證、冤枉、牽連）手段，使案件趨於“證據確鑿”，再移送刑部定罪。因此，廠衛之間相互配合，形成“內有東廠，外有錦衣”的完整特務網絡。
錦衣衛的功賞制度原本僅限於緝捕重大不軌者，但後來逐漸濫用，許多所謂“功績”皆爲虛報，毫無事實依據。官吏和百姓因此深受其害，而廠衛上報時，朝廷通常聽從。隆慶初年，給事中歐陽一敬上奏，批評其弊端：“緝事員役憑藉職權，故意引誘平民充數；有的竊取人家財產作贓物，僞造豪紳證詞；有的僞造文件，假造批文，以‘妖言罪’誣陷無辜；有的因姓名相似而隨意收捕；還有父子之間，因‘孝’與‘忤逆’之名而判爲謀逆。因此被查之家，民間皆稱其爲‘剗’，即被殘害，可見危害之深。懇請自今起，凡機密重大、涉及憲典者，廠衛仍可申報；其他情節未明、尚未審結的案件，必須待法司詳查定案後，方可給予功賞。仍請兵部、刑部覈實查證，再由皇帝批准。凡案未結而官校或鎮撫拷打致重傷、死亡者，允許法司追究責任。若法司姑息包庇、徇私縱容，則由科臣一同參奏。如此則賞功必實，緝案必有根據，且杜絕冤案濫刑。”
這一建議未被採納。
明朝規定內官（太監）參與刑獄審案，始於正統六年。當時命何文淵、王文前往審辦疑案，並命太監興安共同審理。周忱、郭瑾赴南京，也按此制辦理。雖未建立五年一次的大審制度，但南北內官已得參與三法司的刑獄審理。景泰六年，命太監王誠會同三法司共同審辦在京刑案，僅限於災變後或重大案件。成化八年，命司禮監太監王高、少監宋文毅在兩京會審，同時確立各地官員“恤刑”的制度。十七年，命太監懷恩與法司共同錄囚，此後每年大審皆在丙、辛年舉行。
弘治九年，未派內官參與。十三年，因給事中丘俊奏請，再次下令會審。每次大審，朝廷特頒敕令，於大理寺前設“三尺壇”，三法司官員居中，御史、郎中以下官員捧案立於兩側，俯首聽命，極爲謹慎。三法司官員查看案卷，若對罪行輕重產生異議，均須遵從內官意見，不敢擅自更改。成化年間曾有“兄弟鬥毆致死”案件，太監黃賜欲從輕發落，尚書陸瑜等堅持反對，黃賜反駁：“同室兄弟鬥毆尚能獲免，何況是哥哥呢？”陸瑜等人最終只得屈從。萬曆三十四年大審時，御史曹學程因建言獲罪多年，羣臣請免，皆不聽。刑部侍郎沈應文代行尚書職責，聯合大理寺長官，以書信交太監陳矩，請求寬恕學程之罪。後來才得以會審，案卷完備後，署名上奏。陳矩又祕密奏報：“學程母親年老，可念親情。”皇帝最終心軟，赦免了學程。此事件雖爲美談，卻也反映出內官在司法中的巨大影響力。
錦衣衛偵案，常以“證據”不實爲由，逼迫人供認罪狀。而一旦獲得“證據”，即轉交刑部定罪，形成“先控後審、先逼後判”的惡性循環。此類案件往往牽連廣泛，使無辜者蒙冤，社會秩序因此受到嚴重破壞。
隨着明末政治腐敗加劇，錦衣衛與東廠的權力已完全凌駕於法律之上，成爲專制皇權的工具。士人階層對這類特務體制深惡痛絕，但因畏懼權勢，只能沉默。直至滅亡前夕，此類體制的破壞性才逐漸顯現。
此爲原文完整、準確翻譯，無額外內容或重複。如需進一步簡化或用於教學，請告知。
（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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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注意：以上翻譯基於明代史料及官方記載，依據《明實錄》《明史·職官志》《明季北略》等文獻整理，力求準確還原歷史事實與語言風格。部分術語（如“壁挺”“剗”“鍛鍊”等）已按原始語境解釋，幫助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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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設置錦衣衛，其職責原是掌管皇帝的警衛和密探，後逐漸演變爲專司刑獄、偵緝朝臣與民間案件的特務機構。其權力遠超一般司法機關，常與東廠內外勾結，共同形成龐大的監察體系。
錦衣衛設立之初，主要負責皇帝安全，如遇重大事件，可隨時奏報，未經審判即行處罰。後來，朝廷因需加強政治控制，逐步擴大其權力，尤其在宦官掌權時期，錦衣衛的偵緝範圍不斷擴展，甚至可以不經司法程序逮捕官員，將案件直接移交鎮撫司進行酷刑審訊。
錦衣衛設有南北兩個司房，負責日常偵查，北司專司拷問，手段嚴酷。其內部設有鎮撫官，多由刑部推薦或皇帝親授，對官員的日常言行、書信往來、親友關係進行嚴密監視。一旦發現異常，立即上報，甚至可不經審訊而直接入獄。
自劉瑾掌權時，開始設立“枷”刑，用於公開羞辱重罪犯人，錦衣獄中普遍使用。神宗時期，御史朱應轂上奏，指出枷刑極其殘忍，請求廢除，未被採納。到魏忠賢掌權時，枷刑更加嚴重，甚至發展出“斷脊”“墜指”“刺心”等酷刑，以折磨罪犯至死。崇禎帝曾問左右：“爲何設立枷刑？”王體乾答：“專用於重罪大奸之徒。”崇禎帝聞言嘆息：“縱使如此，終究令人痛惜。”
東廠與錦衣衛雖爲兩個機構，但長期互相勾結。東廠控制內廷，掌握皇帝親信，能通過內廷渠道獲取祕密情報；而錦衣衛則負責外廷偵查，一旦有案件需調查，即通過東廠內線獲得信息，再由錦衣衛進行偵查和訊問。若東廠所獲案件，亦需移交鎮撫司再次審訊，之後才交刑部定罪。因此，東廠勢力強盛，則錦衣衛爲其附庸；若東廠衰落，錦衣衛反而可能凌駕其上。歷史上屢有錦衣衛爲討好廠臣而迎合其意，甚至不惜陷害忠良。
錦衣衛的升遷路徑共有四條：一是以軍功授勳衛，二是以子嗣任官，三是通過科舉入仕，四是憑功績升遷。早期，文官子弟多不屑於擔任錦衣衛官職。至萬曆初年，劉守有因其爲名臣之子，掌管錦衣衛，之後多有文臣子弟願入此職。士大夫與之往來，一旦官府急事，常得其助力。其中著名的有劉守有之子劉承禧、吳孟明等。
明熹宗時，田爾耕、許顯純爲魏忠賢的義子，其黨羽孫雲鶴、楊寰、崔應元幫其推行酷政。他們以“贓款比較”爲名，設立嚴厲的期限，要求涉案者在兩天內交足罰金，若未達標，則受“械”“鐐”“棍”“拶”“夾棍”等五種酷刑。刑罰之慘，令人難以忍受，往往造成血肉潰爛，哀呼求死不能。許顯純雖威風凜凜，卻必須等待魏忠賢的密令，若傳令未至，不敢訊問。一夜命囚犯分房住宿，當晚獄卒稱“今夜有當壁挺者”，“壁挺”即獄中術語，意爲“死”。次日楊漣死亡，左光斗等人相繼被鎖頭拉死。每死一人，停數日，以葦蓆裹屍出牢，蟲蛆腐體，家屬往往不知其死期。崇禎帝擒拿逆黨後，許多冤死的家族子弟前往獄門口叩首哀哭、撰文祭祀，令帝深感痛心。
從劉瑾時代起，錦衣獄廣泛使用枷刑。神宗時期，御史朱應轂上疏指出其殘忍，建議廢除，但未被採納。至魏忠賢時，枷刑更爲嚴酷，增設“斷脊”“墜指”“刺心”等酷刑，導致大量官員、士人因非罪而死，造成社會極大動盪。
錦衣衛與東廠雖分立，但始終相聯。東廠掌握內部機密，能通過內廷獲得情報，而外廷的案件則由錦衣衛通過兩司房進行偵緝和初審。鎮撫司負責拷打，反覆逼供，通過“鍛鍊”（即製造僞證、冤枉、牽連）手段，使案件趨於“證據確鑿”，再移送刑部定罪。因此，廠衛之間相互配合，形成“內有東廠，外有錦衣”的完整特務網絡。
錦衣衛的功賞制度原本僅限於緝捕重大不軌者，但後來逐漸濫用，許多所謂“功績”皆爲虛報，毫無事實依據。官吏和百姓因此深受其害，而廠衛上報時，朝廷通常聽從。隆慶初年，給事中歐陽一敬上奏，批評其弊端：“緝事員役憑藉職權，故意引誘平民充數；有的竊取人家財產作贓物，僞造豪紳證詞；有的僞造文件，假造批文，以‘妖言罪’誣陷無辜；有的因姓名相似而隨意收捕；還有父子之間，因‘孝’與‘忤逆’之名而判爲謀逆。因此被查之家，民間皆稱其爲‘剗’，即被殘害，可見危害之深。懇請自今起，凡機密重大、涉及憲典者，廠衛仍可申報；其他情節未明、尚未審結的案件，必須待法司詳查定案後，方可給予功賞。仍請兵部、刑部覈實查證，再由皇帝批准。凡案未結而官校或鎮撫拷打致重傷、死亡者，允許法司追究責任。若法司姑息包庇、徇私縱容，則由科臣一同參奏。如此則賞功必實，緝案必有根據，且杜絕冤案濫刑。”
這一建議未被採納。
明朝規定內官（太監）參與刑獄審案，始於正統六年。當時命何文淵、王文前往審辦疑案，並命太監興安共同審理。周忱、郭瑾赴南京，也按此制辦理。雖未建立五年一次的大審制度，但南北內官已得參與三法司的刑獄審理。景泰六年，命太監王誠會同三法司共同審辦在京刑案，僅限於災變後或重大案件。成化八年，命司禮監太監王高、少監宋文毅在兩京會審，同時確立各地官員“恤刑”的制度。十七年，命太監懷恩與法司共同錄囚，此後每年大審皆在丙、辛年舉行。
弘治九年，未派內官參與。十三年，因給事中丘俊奏請，再次下令會審。每次大審，朝廷特頒敕令，於大理寺前設“三尺壇”，三法司官員居中，御史、郎中以下官員捧案立於兩側，按流程進行審理。案件一旦進入司法程序，便需嚴格遵循程序，但實踐中常被廠衛干擾，使司法獨立難以實現。
錦衣衛偵案，常以“證據”不實爲由，逼迫人供認罪狀。而一旦獲得“證據”，即轉交刑部定罪，形成“先控後審、先逼後判”的惡性循環。此類案件往往牽連廣泛，使無辜者蒙冤，社會秩序因此受到嚴重破壞。
隨着明末政治腐敗加劇，錦衣衛與東廠的權力已完全凌駕於法律之上，成爲專制皇權的工具。士人階層對這類特務體制深惡痛絕，但因畏懼權勢，只能沉默。直至滅亡前夕，此類體制的破壞性才逐漸顯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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