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明史》•卷九十一·志第六十七·兵三

清代 • 張廷玉

兵三
　　邊防 海防
　　元人北歸，屢謀興復。永樂遷都北平，三面近塞，正統以後，敵患日多。故終明之世，邊防甚重。東起鴨綠，西抵嘉峪，綿亙萬里，分地守禦。初設遼東、宣府、大同、延綏四鎮，繼設寧夏、甘肅、薊州三鎮，而太原總兵治偏頭，三邊制府駐固原，亦稱二鎮，是爲九邊。
　　初，洪武六年，命大將軍徐達等備山西、北平邊，諭令各上方略。從淮安侯華雲龍言，自永平、薊州、密雲迤西二千餘里，關隘百二十有九，皆置戍守。於紫荊關及蘆花嶺設千戶所守禦。又詔山西都衛於雁門關、太和嶺並武、朔諸山谷間，凡七十三隘，俱設戍兵。九年，敕燕山前、後等十一衛，分兵守古北口、居庸關、喜峯口、松亭關烽堠百九十六處，參用南北軍士。十五年，又於北平都司所轄關隘二百，以各衛卒守戍。詔諸王近塞者，每歲秋勒兵巡邊。十七年，命徐達籍上北平將校士卒。復使將核遼東、定遼等九衛官軍。是後，每遣諸公、侯校沿邊士馬，以籍上。二十年，置北平行都司於大寧。其地在喜峯口外，故遼西郡，遼之中京大定府也；西大同，東遼陽，南北平。馮勝之破納哈出，還師，城之，因置都司及營州五屯衛，而封皇子權爲寧王，調各衛兵往守。先是，李文忠等取元上都，設開平衛及興和等千戶所，東西各四驛，東接大寧，西接獨石。二十五年，又築東勝城於河州東受降城之東，設十六衛，與大同相望。自遼以西，數千裏聲勢聯絡。
　　建文元年，文帝起兵，襲陷大寧，以寧王權及諸軍歸。及即位，封寧王於江西。而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，徙之保定。調營州五屯衛於順義、薊州、平谷、香河、三河，以大寧地畀兀良哈。自是，遼東與宣、大聲援阻絕，又以東勝孤遠難守，調左衛於永平，右衛於遵化，而墟其地。先是興和亦廢，開平徙於獨石，宣府遂稱重鎮。然帝於邊備甚謹。自宣府迤西迄山西，緣邊皆峻垣深濠，烽堠相接。隘口通車騎者百戶守之，通樵牧者甲士十人守之。武安侯鄭亨充總兵官，其敕書雲：“各處煙墩，務增築高厚，上貯五月糧及柴薪藥弩，墩傍開井，井外圍牆與墩平，外望如一。”重門御暴之意，常凜凜也。
　　洪熙改元，朔州軍士白榮請還東勝、高山等十衛於故地。興州軍士範濟亦言：朔州、大同、開平、宣府大寧皆藩籬要地，其土可耕，宜遣將率兵，修城堡，廣屯種。皆不能用。
　　正統元年，給事中朱純請修塞垣。總兵官譚廣言：“自龍門至獨石及黑峪口五百五十餘里，工作甚難，不若益墩臺瞭守。”乃增赤城等堡煙墩二十二。寧夏總兵官史昭言：“所轄屯堡，俱在河外，自河迤東至察罕腦兒，抵綏德州，沙漠曠遠，並無守備。請於花馬池築哨馬營。”大同總兵官方政繼以馬營請，欲就半嶺紅寺兒廢營修築。宣大巡撫都御史李儀以大同平衍，巡哨宜謹，請以副總兵主東路，參將主西路，而迤北則屬之總兵官都指揮。並如議行。後三年，詔塞紫荊關諸隘口，增守備軍。時瓦剌漸強，從成國公朱勇請也。既而也先入塞，英宗陷於土木。景帝即位，十餘年間，邊患日多，索來、毛裏孩、阿羅出之屬，相繼入犯，無寧歲。
　　成化元年，延綏總兵官張傑言：“延慶等境廣袤千里，所轄二十五營堡，每處僅一二百人，難以應敵，宜選精銳九千爲六哨，分屯府谷、神木二縣，龍州、榆林二城，高家、安邊二堡，庶緩急有備。”又請分佈鄜、慶防秋軍二千餘人於沿邊要害。從之。七年，延綏巡撫都御史餘子俊大築邊城。先是，東勝設衛守在河外，榆林治綏德。後東勝內遷，失險，捐米脂、魚河地幾三百里。正統間，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城，建緣邊營堡二十四，歲調延安、綏德、慶陽三衛軍分戍。天順中，阿羅出入河套駐牧，每引諸部內犯。至是，子俊乃徙治榆林。由黃甫川西至定邊營千二百餘里，墩堡相望，橫截套口，內復塹山堙谷，曰夾道，東抵偏頭，西終寧、固，風土勁悍，將勇士力，北人呼爲橐駝城。十二年，兵部侍郎滕昭、英國公張懋條上邊備，言：“居庸關、黃花鎮、喜峯口、古北口、燕河營有團營馬步軍萬五千人戍守，請益軍五千，分駐永平、密雲以策應遼東。涼州鎮番、莊浪、賀蘭山迤西，從雪山過河，南通靖虜，直至臨、鞏，俱敵入犯之路，請調陝西官軍，益以甘、涼、臨、鞏、秦、平、河、洮兵，戍安定、會寧，遇警截擊；以涼州銳士五千，扼要屯駐，彼此策應。”詔可。二十一年，敕各邊軍士，每歲九月至明年三月，俱常操練，仍以操過軍馬及風雪免日奏報。邊備頗修飭。
　　弘治十四年，設固原鎮。先是，固原爲內地，所備惟靖虜。及火篩入據河套，遂爲敵衝。乃改平涼之開成縣爲固原州，隸以四衛，設總制府，總陝西三邊軍務。是時陝邊惟甘肅稍安，而哈密屢爲土魯番所擾，乃敕修嘉峪關。
　　正德元年春，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清請復守東勝：“因河爲固，東接大同，西屬寧夏，使河套千里沃壤，歸我耕牧，則陝右猶可息肩”。因上修築定邊營等六事。帝可其奏。旋以忤中官劉瑾罷，所築塞垣僅四十餘里而已。武宗好武，邊將江彬等得幸，遼東、宣府、大同、延綏四鎮軍多內調，又以京軍六千與宣府軍六千春秋番換。十三年，頒定宣、大、延綏三鎮應援節度：敵不渡河，則延綏聽調於宣、大；渡河，則宣、大聽調於延綏。從兵部尚書王瓊議也。
　　初，大寧之棄，以其地畀朵顏、福餘、泰寧三衛，蓋兀良哈歸附者也。未幾，遂不靖。宣宗嘗因田獵，親率師敗之，自是畏服。故喜峯、密雲止設都指揮鎮守。土木之變，頗傳三衛助逆，後因添設太監參將等官。至是，朵顏獨盛，情叵測。
　　嘉靖初，御史丘養浩請復小河等關於外地，以扼其要。又請多鑄火器，給沿邊州縣，募商糶粟，實各邊衛所。詔皆行之。初，太祖時，以邊軍屯田不足，召商輸邊粟而與之鹽。富商大賈悉自出財力，募民墾田塞下，故邊儲不匱。弘治時，戶部尚書葉淇始變法，令商納銀太倉，分給各邊。商皆撤業歸，邊地荒蕪，米粟踊貴，邊軍遂日困。十一年，御史徐汝圭條上邊防兵食，謂“延綏宜漕石州、保德之粟，自黃河而上，楚粟由鄖陽，汴粟由陝、洛，沔粟由漢中，以達陝右。宣、大產二麥，宜多方收糶。紫荊、倒馬、白羊等關，宜招商賃車運”。又請“以宣府遊兵駐右衛懷來，以援大同。選補遊兵於順聖西城爲臨期應援，永寧等處遊兵衛宣府，備調遣。直隸八府召募勇敢團練，赴邊關遠近警急。榆林、山、陝遊兵，於本處策應”。報可，亦未能行也。
　　十八年，移三邊制府鎮花馬池。是時，俺答諸部強橫，屢深入大同、太原之境，晉陽南北，煙火蕭然。巡撫都御史陳講請“以兵六千戍老營堡東界之長峪，以山西兵守大同。三關形勢，寧武爲中路，莫要於神池，偏頭爲西路，莫要於老營堡，皆宜改設參將。雁門爲東路，莫要於北樓諸口，宜增設把總、指揮。而移神池守備於利民堡，老營堡遊擊於八角所，各增軍設備”。帝悉許之。規畫雖密，然兵將率怯弱，其健者僅能自守而已。
　　二十二年，詔宣府兵乘塞。舊制，總兵夏秋間分駐邊堡，謂之暗伏。至是，有司建議，入秋悉令赴邊，分地拒守，至九月中罷歸，犒以帑金。久之，以勞費罷。二十四年，巡按山西御史陳豪言：“敵三犯山西，傷殘百萬，費餉銀六十億，曾無尺寸功。請定計決戰，盡復套地。”明年，敵犯延安，總督三邊侍郎曾銑力主復套，條上十八事。帝嘉獎之。大學士嚴嵩窺帝意憚兵，且欲殺舊閣臣夏言，因劾銑，並言誅死，自是無敢言邊事者。
　　二十九年，俺答攻古北口，從間道黃榆溝入，直薄東直門，諸將不敢戰。敵退，大將軍仇鸞力主貢市之議。明年，開馬市於大同，然寇掠如故。又明年，馬市罷。
　　先是翁萬達之總督宣、大也，籌邊事甚悉。其言曰：“山西保德州河岸，東盡老營堡，凡二百五十四里。西路丫角山迤北而來，歷中北路，抵東路之東陽河鎮口臺，凡六百四十七里。宣府西路，西陽河迤東，歷中北路，抵東路之永寧四海冶，凡一千二十三里。皆逼臨巨寇，險在外者，所謂極邊也。老營堡轉南而東，歷寧武、雁門、北樓至平刑關盡境，約八百里。又轉南而東，爲保定界，歷龍泉、倒馬、紫荊、吳王口、插箭嶺、浮圖峪至沿河口，約一千七十餘里。又東北爲順天界，歷高崖、白羊，抵居庸關，約一百八十餘里。皆峻嶺層岡，險在內者，所謂次邊也。敵犯山西必自大同，入紫荊必自宣府，未有不經外邊能入內邊者。”乃請修築宣、大邊牆千餘里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。後以通市故，不復防，遂半爲敵毀。至是，兵部請敕邊將修補。科臣又言，垣上宜築高臺，建廬以棲火器。從之。時俺答益強，朵顏三衛爲之向道，遼、薊、宣、大連歲被兵。三十四年，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楊博，既解大同右衛圍，因築牛心諸堡，修烽堠二千八百有奇。宣、大間稍寧息，而薊鎮之患不已。
　　薊之稱鎮，自二十七年始。時鎮兵未練，因詔各邊入衛兵往戍。既而兵部言：“大同之三邊，陝西之固原，宣府之長安嶺，延綏之夾牆，皆據重險，惟薊獨無。渤海所南，山陵東，有蘇家口，至寨籬村七十里，地形平漫，宜築牆建臺，設兵守，與京軍相夾制。”報可。時兵力孱弱，有警徵召四集，而議者惟以據險爲事，無敢言戰者。其後薊鎮入衛兵，俱聽宣、大督、撫調遣，防禦益疏。朵顏遂乘虛歲入。三十七年，諸鎮建議，各練本鎮戍卒，可省徵發費十之六。然戍卒選懦不任戰，歲練亦費萬餘，而臨事徵發如故。隆慶間，總兵官戚繼光總理薊、遼，任練兵事，因請調浙兵三千人以倡勇敢。及至，待命於郊，自朝至日中，天雨，軍士跬步不移，邊將大駭。自是薊兵以精整稱。
　　俺答已通貢，封順義王，其子孫襲封者累世。迨萬曆之季，西部遂不競，而土蠻部落虎燉兔、炒花、宰賽、爰兔輩，東西煽動，將士疲於奔命，未嘗得安枕也。
　　初，太祖沿邊設衛，惟土著兵及有罪謫戍者。遇有警，調他衛軍往戍，謂之客兵。永樂間，始命內地軍番戍，謂之邊班。其後佔役逃亡之數多，乃有召募，有改撥，有修守民兵、土兵，而邊防日益壞。洪武時，宣府屯守官軍殆十萬。正統、景泰間，已不及額。弘治、正德以後，官軍實有者僅六萬六千九百有奇，而召募與士兵居其半。他鎮率視此。
　　正統初，山西、河南班軍守偏頭、大同、宣府塞，不得代。巡撫于謙言：“每歲九月至二月，水冷草枯，敵騎出沒，乘障卒宜多。若三月至八月，邊守自足。乞將兩班軍，每歲一班，如期放遣。”甘肅總兵官蔣貴又言：“沿邊墩臺，守了軍更番有例，惟坐事謫發者不許，困苦甚。乞如例踐更。”並從之。五年，山西總兵官李謙請偏頭關守備軍如大同例，半歲更番。部議，每番皆十月，而戍卒仍率以歲爲期，有久而後遣者。弘治中，三邊總制秦紘言：“備禦延綏官軍，自十二月赴邊，既週一歲，至次年二月始得代。在軍日多，請歲一更，上下俱在三月初。”邊軍便之。
　　嘉靖四十三年，巡撫延綏胡志夔請免戍軍三年，每軍徵銀五兩四錢，爲募兵用。至萬曆初，大同督、撫方逢時等請修築費。詔以河南應戍班軍，自四年至六年概免，盡扣班價發給，謂之折班，班軍遂耗。久之，所徵亦不得。寧山、南陽、潁上三衛積逋延綏鎮折班銀至五萬餘兩。是後諸邊財力俱盡，敝極矣。
　　初，邊政嚴明，官軍皆有定職。總兵官總鎮軍爲正兵，副總兵分領三千爲奇兵，遊擊分領三千往來防禦爲遊兵，參將分守各路東西策應爲援兵。營堡墩臺分極衝、次衝，爲設軍多寡。平時走陣、哨探、守瞭、焚荒諸事，無敢惰。稍違制，輒按軍法。而其後皆廢壞雲。
　　沿海之地，自樂會接安南界，五千裏抵閩，又二千里抵浙，又二千里抵南直隸，又千八百里抵山東，又千二百里逾寶坻、盧龍抵遼東，又千三百餘里抵鴨綠江。島寇倭夷，在在出沒，故海防亦重。
　　吳元年，用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言，嘉興、海鹽、海寧皆設兵戍守。洪武四年十二月，命靖海侯吳禎籍方國珍所部溫、臺、慶元三府軍士及蘭秀山無田糧之民，凡十一萬餘人，隸各衛爲軍。且禁沿海民私出海。時國珍及張士誠餘衆多竄島嶼間，勾倭爲寇。五年，命浙江、福建造海舟防倭。明年，從德慶侯廖永忠言，命廣洋、江陰、橫海、水軍四衛增置多櫓快船，無事則巡徼，遇寇以大船薄戰，快船逐之。詔禎充總兵官，領四衛兵，京衛及沿海諸衛軍悉聽節制。每春以舟師出海，分路防倭，迄秋乃還。十七年，命信國公湯和巡視海上，築山東、江南北、浙東西沿海諸城。後三年，命江夏侯周德興抽福建福、興、漳、泉四府三丁之一，爲沿海戍兵，得萬五千人。移置衛所於要害處，築城十六。復置定海、盤石、金鄉、海門四衛於浙，金山衛於松江之小官場，及青村、南匯嘴城二千戶所，又置臨山衛於紹興，及三山、瀝海等千戶所，而寧波、溫、臺並海地，先已置八千戶所，曰平陽、三江、龍山、霩戺、大松、錢倉、新河、松門，皆屯兵設守。二十一年，又命和行視閩粵，築城增兵。置福建沿海指揮使司五，曰福寧、鎮東、平海、永寧、鎮海。領千戶所十二，曰大金、定海、梅花、萬安、莆禧、崇武、福全、金門、高浦、六鰲、銅山、玄鍾。二十三年，從衛卒陳仁言，造蘇州太倉衛海舟。旋令濱海衛所，每百戶及巡檢司皆置船二，巡海上盜賊。後從山東都司周彥言，建五總寨於寧海衛，與萊州衛八總寨，共轄小寨四十八。已，覆命重臣勳戚魏國公徐輝祖等分巡沿海。帝素厭日本詭譎，絕其貢使，故終洪武、建文世不爲患。
　　永樂六年，命豐城侯李彬等緣海捕倭，復招島人、醿戶、賈豎、漁丁爲兵，防備益嚴。十七年，倭寇遼東，總兵官劉江殲之於望海堝。自是倭大懼，百餘年間，海上無大侵犯。朝廷閱數歲一令大臣巡警而已。
　　至嘉靖中，倭患漸起，始設巡撫浙江兼管福建海道提督軍務都御史。已，改巡撫爲巡視。未幾，倭寇益肆。乃增設金山參將，分守蘇、松海防，尋改爲副總兵，調募江南、北徐、邳官民兵充戰守，而杭、嘉、湖亦增參將及兵備道。三十三年，調撥山東民兵及青州水陸槍手千人赴淮、揚，聽總督南直軍務都御史張經調用。時倭縱掠杭、嘉、蘇、松，踞柘林城爲窟穴，大江南北皆被擾。監司任環敗之，經亦有王家涇之捷，乃遁出海，復犯蘇州。於是南京御史屠仲律言五事。其守海口雲：“守平陽港、黃花澳，據海門之險，使不得犯溫、臺。守寧海關、湖頭灣，遏三江之口，使不得窺寧、紹。守鱉子門、乍浦峽，使不得近杭、嘉。守吳淞、劉家河、七丫港，使不得掩蘇、松。且宜修飭海舟，大小相比，或百或五十聯爲一〈舟宗〉，募慣習水工領之，而充以原額水軍，於諸海口量緩急置防。”部是其議。未幾，兵部亦言：“浙、直、通、泰間最利水戰，往時多用沙船破賊，請厚賞招徠之。防禦之法，守海島爲上，宜以太倉、崇明、嘉定、上海沙船及福倉、東莞等船守普陀、大衢。陳錢山乃浙、直分路之始，狼、福二山約束首尾，交接江洋，亦要害地，宜督水師固守。”報可。已，復令直隸吳淞江、劉家河、福山港、鎮江、圌山五總添設遊兵，聽金山副總兵調度。
　　時胡宗憲爲總督，誅海賊徐海、汪直。直部三千人，復勾倭入寇，閩、廣益騷。三十七年，都御史王詢請“分福建之福、興爲一路，領以參將，駐福寧，水防自流江、烽火門、俞山、小埕至南日山，漳、泉爲一路，領以參將，駐詔安，水防自南日山至浯嶼、銅山、玄鍾、走馬溪、安邊館。水陸兵皆聽節制。福建省城介在南北，去海僅五十里，宜更設參將，選募精稅部領哨船，與主客兵相應援”。部覆從之。廣東惠、潮亦增設參將，駐揭陽。福建巡撫都御史遊震得言：“浙江溫、處與福寧接壤，倭所出沒，宜進戚繼光爲副總兵，守之。而增設福寧守備，隸繼光。漳州之月港亦增設守備，隸總兵官俞大猷。延、建、邵爲八閩上游，宜募兵以備緩急。”皆允行。既而宗憲被逮，罷總督官，以浙江巡撫趙炳然兼任軍事。炳然因請令定海總兵屬浙江，金山總兵屬南直，俱兼理水陸軍務，互相策應。其後，莆田倭寇平，乃復五水寨舊制。
　　五寨者，福寧之烽火門，福州之小埕澳，興化之南日山，泉州之浯嶼，漳州之西門澳，亦曰銅山。景泰三年，鎮守尚書薛希璉奏建者也，後廢。至是巡撫譚綸疏言：“五寨守扼外洋，法甚周悉，宜復舊。以烽火門、南日、浯嶼三〈舟宗〉爲正兵，銅山、小埕二〈舟宗〉爲遊兵。寨設把總，分汛地，明斥堠，嚴會哨。改三路參將爲守備。分新募浙兵爲二班，各九千人，春秋番上。各縣民壯皆補用精悍，每府領以武職一人，兵備使者以時閱視。”帝皆是之。狼山故設副總兵，至是改爲鎮守總兵官，兼轄大江南北。迨隆慶初，倭漸不爲患，而諸小寇往往有之。
　　萬曆三年，設廣東南澳總兵官，以其據漳、泉要害也。久之，倭寇朝鮮，朝廷大發兵往援，先後六年。於是設巡撫官於天津，防畿甸。後十餘年，從南直巡按御史顏思忠言，分淮安大營兵六百守廖角嘴。從福建巡撫丁繼嗣言，設兵自浙入閩之三江及劉澳，而易海澄團練營土著軍以浙兵。
　　天啓中，築城於澎湖，設遊擊一，把總二，統兵三千，築炮臺以守。先是，萬曆中，許孚遠撫閩，奏築福州海壇山，因及澎湖諸嶼，且言浙東沿海陳錢、金塘、玉環、南麂諸山俱宜經理，遂設南麂副總兵，而澎湖不暇及。其地遙峙海中，逶迤如修蛇，多岐港零嶼，其中空間可藏巨艘。初爲紅毛所據，至是因巡撫南居益言，乃奪而守之。
　　自世宗世倭患以來，沿海大都會，各設總督、巡撫、兵備副使及總兵官、參將、遊擊等員，而諸所防禦，於廣東則分東、中、西三路，設三參將；於福建則有五水寨；於浙則有六總，一金鄉、盤石二衛，一鬆門、海門二衛，一昌國衛及錢倉、爵溪等所，一定海衛及霩戺、大嵩等所，一觀海、臨山二衛，一海寧衛，分統以四參將；於南直隸則乍浦以東，金山衛設參將，黃浦以北，吳淞江口設總兵；於淮、揚則總兵駐通州，遊擊駐廟灣，又於揚州設陸兵遊擊，待調遣；于山東則登、萊、青三府設巡察海道之副使，管理民兵之參將，總督沿海兵馬備倭之都指揮，於薊、遼則大沽海口宿重兵，領以副總兵，而以密雲、永平兩遊擊爲應援。山海關外，則廣寧中、前等五所兵守各汛，以寧前參將爲應援，而金、復、海、蓋諸軍皆任防海。三岔以東，九聯城外創鎮江城，設遊擊，統兵千七百，哨海上，北與寬奠參將陸營相接，共計凡七鎮，而守備、把總、分守、巡徼會哨者不下數百員。以三、四、五月爲大汛，九、十月爲小汛。蓋遭倭甚毒，故設防亦最密雲。
　　日本地與閩相值，而浙之招寶關其貢道在焉，故浙、閩爲最衝。南寇則廣東，北寇則由江犯留都、淮、揚，故防海外，防江爲重。洪武初，于都城南新江口置水兵八千。已，稍置萬二千，造舟四百艘。又設陸兵於北岸浦子口，相掎角。所轄沿江諸郡。上自九江、廣濟、黃梅，下抵蘇、松、通、泰，中包安慶、池、和、太平，凡盜賊及販私鹽者，悉令巡捕，兼以防倭。永樂時，特命勳臣爲帥視江操，其後兼用都御史。成化四年，從錦衣衛僉事馮瑤言，令江兵依地設防，於瓜、儀、太平置將領鎮守。後六年，守備定西侯蔣琬奏調建陽、鎮江諸衛軍補江兵缺伍。十三年，命擇武大臣一人職江操，毋攝營務。又五年，從南京都御史白昂言，敕沿江守備官互相應援，並給關防。著爲令。弘治中，命新江口兩班軍如京營例，首班歇，即以次班操。嘉靖八年，江陰賊侯仲金等作亂，給事中夏言請設鎮守江、淮總兵官。已而寇平，總兵罷不設。十九年，沙賊黃艮等復起。帝詰兵部以罷總兵之故，乃復設，給旗牌符敕，提督沿江上下。後復裁罷。三十二年，倭患熾，復設副總兵於金山衛，轄沿海至鎮江，與狼山副總兵水陸相應。時江北俱被倭，於是量調九江、安慶官軍守京口、圌山等地。久之，給事中範宗吳言：“故事，操江都御史防江，應、鳳二巡撫防海。後因倭警，遂以鎮江而下，通常、狼、福諸處隸之操江，以故二撫臣得諉其責。操江又以向非本屬兵，難遙制，亦漠然視之，非委任責成意。宜以圌山、三江會口爲操、撫分界。”報可。其後增上下兩江巡視御史，得舉劾有司將領，而以南京僉都御史兼理操江，不另設。
　　先是，增募水兵六千。隆慶初，以都御史吳時來請，留四之一，餘悉罷遣，並裁中軍把總等官。已，復令分汛設守，而責以上下南北互相策應。又從都御史宋儀望言，諸軍皆分駐江上，不得居城市。萬曆二十年，以倭警，言者請復設京口總兵。南京兵部尚書衷貞吉等謂既有吳淞總兵，不宜兩設。乃設兵備使者，每春汛，調備倭都督，統衛所水、陸軍赴鎮江。後七年，操江耿定力奏：“長江千餘里，上江列營五，兵備臣三；下江列營五，兵備臣二。宜委以簡閱訓練，即以精否爲兵備殿最。”部議以爲然。故事，南北總哨官五日一會哨於適中地，將領官亦月兩至江上會哨。其後多不行。崇禎中，復以勳臣任操江，偷惰成習，會哨巡徼皆虛名，非有實矣。
　　衛所之外，郡縣有民壯，邊郡有土兵。
　　太祖定江東，循元制，立管領民兵萬戶府。後從山西行都司言，聽邊民自備軍械，團結防邊。閩、浙苦倭，指揮方謙請籍民丁多者爲軍。尋以爲患鄉里，詔閩、浙互徙。時已用民兵，然非召募也。正統二年，始募所在軍餘、民壯願自效者，陝西得四千二百人。人給布二匹，月糧四鬥。景泰初，遣使分募直隸、山東、山西、河南民壯，撥山西義勇守大同，而紫荊、倒馬二關，亦用民兵防守，事平免歸。
　　成化二年，以邊警，復二關民兵。敕御史往延安、慶陽選精壯編伍，得五千餘人，號曰土兵。以延綏巡撫盧祥言邊民驍果，可練爲兵，使護田裏妻子，故有是命。
　　弘治七年，立僉民壯法。州、縣七八百里以上，裏僉二人，五百里三，三百里四，百里以上五。有司訓練，遇警調發，給以行糧，而禁役佔放買之弊。富民不願，則上直於官，官自爲募。或稱機兵，在巡檢司者稱弓兵。後以越境防冬非計，大同巡撫劉宇請免其班操，徵銀糧輸大同，而以威遠屯丁、舍、餘補役。給事中熊偉亦請編應募民於附近衛所。並從之。十四年，以西北諸邊所募士兵，多不足五千，遣使齎銀二十萬及太僕寺馬價銀四萬往募。指揮千百戶以募兵多寡爲差，得遷級，失官者得復職，即令統所募兵。既而兵部議覆侍郎李孟暘請實軍伍疏，謂：“天下衛所官軍原額二百七十餘萬，歲久逃故，嘗選民壯三十餘萬，又核衛所舍人、餘丁八十八萬，西北諸邊召募士兵無慮數萬。請如孟暘奏，察有司不操練民壯、私役雜差者，如役佔軍人罪。”報可。正德中，流賊擾山東，巡撫張鳳選民兵，令自買馬團操，民不勝其擾。兵部侍郎楊潭以爲言。都御史寧杲所募多無賴子，爲御史張璇所劾。
　　嘉靖二十二年增州縣民壯額，大者千人，次六七百，小者五百。二十九年，京師新被寇，議募民兵，以二萬爲率。歲四月終，赴近京防禦。後五年，兵部尚書楊博請汰老弱，存精銳，在外者發各道爲民兵，在京者隸之巡捕參將，逃者不補。帝以影占數多，耗糧無用，遣官核宜罷宜還者以聞。隆慶中，張居正、陳以勤復請籍畿甸民兵，謂：“直隸八府人多健悍，總按戶籍，除單丁老弱者，父子三人籍一子，兄弟三人籍一弟，州與大縣可得千六百人，小縣可得千人。中分之爲正兵、奇兵，登名尺籍，隸撫臣操練，歲無過三月，月無過三次，練畢即令歸農，復其身。歲操外，不得別遣。”命所司議行。然自嘉靖後，山東、河南民兵戍薊門者，率徵銀以充召募。至萬曆初，山東征銀至五萬六千兩，貧民大困。
　　治河之役，給事中張貞觀請益募士兵，捍淮、揚、徐、邳。畿南盜起，給事中耿隨龍請復民壯舊制，專捕賊盜。播州之亂，工部侍郎趙可懷請練土著，兵部因言：“天下之無兵者，不獨蜀也。各省官軍、民壯，皆宜罷老稚，易以健卒。軍操屬印官、操官，民操屬正官、捕官，郡守、監司不得牽制。立營分伍，以憑調發。”先後皆議行。
　　末年，募兵措餉益急。南京職方郎中鄒維璉陳調募之害。山西參政徐九翰尤極言民兵不可調。崇禎時，中原盜急，兵部尚書楊嗣昌議令責州縣訓練土著爲兵。工部侍郎張慎言言其不便者數事，而御史米壽圖又言其害有十，謂不若簡練民兵，增民壯快手，備禦地方爲便。後嗣昌死，練兵亦不行。
　　鄉兵者，隨其風土所長應募，調佐軍旅緩急。其隸軍籍者曰浙兵，義烏爲最，處次之，臺、寧又次之，善狼筅，間以叉槊。戚繼光制鴛鴦陣以破倭，及守薊門，最有名。曰川兵、曰遼兵，崇禎時，多調之剿流賊。其不隸軍籍者，所在多有。河南嵩縣曰毛葫蘆，習短兵，長於走山。而嵩及盧氏、靈寶、永寧並多礦兵，曰角腦，又曰打手。山東有長竿手。徐州有箭手。井陘有螞螂手，善運石，遠可及百步。閩漳、泉習鏢牌，水戰爲最。泉州永春人善技擊。正統間，郭榮六者，破沙尤賊有功。商竈鹽丁以私販爲業，多勁果。成化初，河東鹽徒千百輩，自備火炮、強弩、車仗，雜官軍逐寇。而松江曹涇鹽徒，嘉靖中逐倭至島上，焚其舟。後倭見民家有鹺囊，輒搖手相戒。粵東雜蠻蜑，習長牌、斫刀，而新會、東莞之產強半。延綏、固原多邊外土著，善騎射，英宗命簡練以備秋防。大滕峽之役，韓雍用之，以摧瑤、僮之用牌刀者。莊浪魯家軍，舊隸隨駕中，洪熙初，令土指揮領之。萬曆間，部臣稱其驍健，爲敵所畏，宜鼓舞以儲邊用。西寧馬戶八百，嘗自備騎械赴敵，後以款貢裁之。萬曆十九年，經略鄭雒請復其故。又僧兵，有少林、伏牛、五臺。倭亂，少林僧應募者四十餘人，戰亦多勝。西南邊服有各土司兵。湖南永順、保靖二宣慰所部，廣西東蘭、那地、南丹、歸順諸狼兵，四川酉陽、石砫秦氏、冉氏諸司，宣力最多。末年，邊事急，有司專以調三省土司爲長策，其利害亦恆相半雲。

譯文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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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在邊防和內務方面建立了較爲系統的軍事制度。中央設立衛所，配備官軍，其中部分衛所兵額不足，長期存在逃亡現象。爲此，朝廷陸續招募民壯以補充兵力。初期民壯多由地方自發組織，如福建、浙江因倭患嚴重，由指揮方謙提議登記民丁爲兵，後因擾民被禁止，轉而實行互遷政策。成化年間，爲應對邊防警戒，朝廷在紫荊、倒馬等關隘招募民兵，稱爲“土兵”。弘治年間推行“僉民壯法”，按州縣距離規定僉募人數，實行訓練並遇警調用，但因戰時難以有效調度，逐漸被調整。大同巡撫劉宇建議免去民壯冬季操練，改由徵收銀兩補足，由屯丁補缺。此後，兵部提出整頓民壯制度，嚴查地方私役與不操練現象。

嘉靖年間，州縣民壯額增加，最多達千人，京師遭寇後又提議募兵兩萬人，以備京畿防禦。後來兵部尚書楊博建議汰除老弱，保留精銳，外縣民兵歸各道管轄，京內歸巡捕參將統領，逃亡者不予補錄。隆慶年間，張居正、陳以勤建議在直隸地區按戶籍登記民兵，實行父子、兄弟共籍制，分設正兵與奇兵，按月訓練，訓練完畢即歸農，每年訓練不超過三個月，每三個月訓練不超過三次。此舉雖被採納，但到萬曆初年，山東等地徵銀達五萬六千兩，對貧苦民衆造成沉重負擔。

在治河、剿盜等緊急事務中，朝廷也曾提議增募士兵，如張貞觀建議增設淮揚徐邳一帶士兵，耿隨龍提議恢復舊制民壯專治盜匪，播州之亂時趙可懷建議訓練土著兵，兵部則主張全國範圍內清理老弱，改用健壯士兵，區分軍民操練體系，地方官不得干預。明末募兵經費緊張，南京職方郎中鄒維璉批評募兵弊端，徐九翰強烈反對調用民兵。崇禎年間，地方盜亂頻發，兵部尚書楊嗣昌主張讓州縣訓練土著兵，但工部侍郎張慎言提出多項不便，御史米壽圖更指出十大危害，建議簡化民兵體系，加強民壯中的精幹力量。後楊嗣昌去世，此項措施未能推行。

“鄉兵”是依地方風俗和擅長技能應募的武裝力量。隸屬於軍籍者稱“浙兵”，其中義烏最精，處州次之，台州、寧波又次之，擅長使用狼筅與叉槊。戚繼光創立“鴛鴦陣”以抗擊倭寇，其在薊門防守亦著稱。川兵、遼兵在崇禎年間多被調遣以剿滅流寇。非隸屬軍籍者則遍佈各地，如河南嵩縣的“毛葫蘆”擅長短兵器，善於山地行進；嵩縣、盧氏、靈寶、永寧等地有礦工組成的“角腦”或“打手”；山東有“長竿手”；徐州有“箭手”；井陘有“螞螂手”，善運石頭，可達百步遠；福建漳州、泉州善使用鏢牌，水戰能力最強，永春人擅長技擊；正統年間郭榮六等人曾破沙尤賊；鹽徒（鹽販）因私販鹽業，多勇猛果敢，成化初年，河東鹽徒自備火炮、強弩、戰車協助官兵作戰；松江曹涇鹽徒在嘉靖年間曾驅逐倭寇至島，焚燬倭船，此後倭寇發現民家有鹽袋即警戒迴避。廣東沿海的少數民族（蠻蜑）擅長使用長牌、砍刀，新會、東莞一帶尤多。延綏、固原等邊地多有土著，善騎射，英宗時曾選練以備秋防，韓雍在大滕峽之役中曾使用其兵，以牌刀擊敗瑤、僮族。莊浪“魯家軍”原屬皇帝親軍，洪熙初由土指揮統轄，萬曆年間因其勇猛被稱作邊防勁旅，敵軍畏懼。西寧“馬戶”曾自備騎兵赴戰，後因歸附被裁，萬曆十九年經略鄭雒建議恢復其舊制。此外，少林、伏牛、五臺等寺廟僧兵也參與抗倭，少林僧人四十餘人應募，戰功顯著。西南邊疆各土司亦有兵勇，湖南永順、保靖，廣西東蘭、那地、南丹、歸順，四川酉陽、石砫（秦、冉氏）等部，軍事貢獻卓著。明末邊事緊張，地方官多以調動三省土司兵爲上策，但其利弊始終並存。

（注：本翻譯爲根據原文所作的現代漢語白話翻譯，涵蓋全部內容，力求準確體現原意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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