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明史》•卷九十一·志第六十七·兵三

清代 • 张廷玉

兵三
　　边防 海防
　　元人北归，屡谋兴复。永乐迁都北平，三面近塞，正统以后，敌患日多。故终明之世，边防甚重。东起鸭绿，西抵嘉峪，绵亘万里，分地守御。初设辽东、宣府、大同、延绥四镇，继设宁夏、甘肃、蓟州三镇，而太原总兵治偏头，三边制府驻固原，亦称二镇，是为九边。
　　初，洪武六年，命大将军徐达等备山西、北平边，谕令各上方略。从淮安侯华云龙言，自永平、蓟州、密云迤西二千余里，关隘百二十有九，皆置戍守。于紫荆关及芦花岭设千户所守御。又诏山西都卫于雁门关、太和岭并武、朔诸山谷间，凡七十三隘，俱设戍兵。九年，敕燕山前、后等十一卫，分兵守古北口、居庸关、喜峰口、松亭关烽堠百九十六处，参用南北军士。十五年，又于北平都司所辖关隘二百，以各卫卒守戍。诏诸王近塞者，每岁秋勒兵巡边。十七年，命徐达籍上北平将校士卒。复使将核辽东、定辽等九卫官军。是后，每遣诸公、侯校沿边士马，以籍上。二十年，置北平行都司于大宁。其地在喜峰口外，故辽西郡，辽之中京大定府也；西大同，东辽阳，南北平。冯胜之破纳哈出，还师，城之，因置都司及营州五屯卫，而封皇子权为宁王，调各卫兵往守。先是，李文忠等取元上都，设开平卫及兴和等千户所，东西各四驿，东接大宁，西接独石。二十五年，又筑东胜城于河州东受降城之东，设十六卫，与大同相望。自辽以西，数千里声势联络。
　　建文元年，文帝起兵，袭陷大宁，以宁王权及诸军归。及即位，封宁王于江西。而改北平行都司为大宁都司，徙之保定。调营州五屯卫于顺义、蓟州、平谷、香河、三河，以大宁地畀兀良哈。自是，辽东与宣、大声援阻绝，又以东胜孤远难守，调左卫于永平，右卫于遵化，而墟其地。先是兴和亦废，开平徙于独石，宣府遂称重镇。然帝于边备甚谨。自宣府迤西迄山西，缘边皆峻垣深濠，烽堠相接。隘口通车骑者百户守之，通樵牧者甲士十人守之。武安侯郑亨充总兵官，其敕书云：“各处烟墩，务增筑高厚，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，墩傍开井，井外围墙与墩平，外望如一。”重门御暴之意，常凛凛也。
　　洪熙改元，朔州军士白荣请还东胜、高山等十卫于故地。兴州军士范济亦言：朔州、大同、开平、宣府大宁皆藩篱要地，其土可耕，宜遣将率兵，修城堡，广屯种。皆不能用。
　　正统元年，给事中朱纯请修塞垣。总兵官谭广言：“自龙门至独石及黑峪口五百五十余里，工作甚难，不若益墩台瞭守。”乃增赤城等堡烟墩二十二。宁夏总兵官史昭言：“所辖屯堡，俱在河外，自河迤东至察罕脑儿，抵绥德州，沙漠旷远，并无守备。请于花马池筑哨马营。”大同总兵官方政继以马营请，欲就半岭红寺儿废营修筑。宣大巡抚都御史李仪以大同平衍，巡哨宜谨，请以副总兵主东路，参将主西路，而迤北则属之总兵官都指挥。并如议行。后三年，诏塞紫荆关诸隘口，增守备军。时瓦剌渐强，从成国公朱勇请也。既而也先入塞，英宗陷于土木。景帝即位，十余年间，边患日多，索来、毛里孩、阿罗出之属，相继入犯，无宁岁。
　　成化元年，延绥总兵官张杰言：“延庆等境广袤千里，所辖二十五营堡，每处仅一二百人，难以应敌，宜选精锐九千为六哨，分屯府谷、神木二县，龙州、榆林二城，高家、安边二堡，庶缓急有备。”又请分布鄜、庆防秋军二千余人于沿边要害。从之。七年，延绥巡抚都御史余子俊大筑边城。先是，东胜设卫守在河外，榆林治绥德。后东胜内迁，失险，捐米脂、鱼河地几三百里。正统间，镇守都督王祯始筑榆林城，建缘边营堡二十四，岁调延安、绥德、庆阳三卫军分戍。天顺中，阿罗出入河套驻牧，每引诸部内犯。至是，子俊乃徙治榆林。由黄甫川西至定边营千二百余里，墩堡相望，横截套口，内复堑山堙谷，曰夹道，东抵偏头，西终宁、固，风土劲悍，将勇士力，北人呼为橐驼城。十二年，兵部侍郎滕昭、英国公张懋条上边备，言：“居庸关、黄花镇、喜峰口、古北口、燕河营有团营马步军万五千人戍守，请益军五千，分驻永平、密云以策应辽东。凉州镇番、庄浪、贺兰山迤西，从雪山过河，南通靖虏，直至临、巩，俱敌入犯之路，请调陕西官军，益以甘、凉、临、巩、秦、平、河、洮兵，戍安定、会宁，遇警截击；以凉州锐士五千，扼要屯驻，彼此策应。”诏可。二十一年，敕各边军士，每岁九月至明年三月，俱常操练，仍以操过军马及风雪免日奏报。边备颇修饬。
　　弘治十四年，设固原镇。先是，固原为内地，所备惟靖虏。及火筛入据河套，遂为敌冲。乃改平凉之开成县为固原州，隶以四卫，设总制府，总陕西三边军务。是时陕边惟甘肃稍安，而哈密屡为土鲁番所扰，乃敕修嘉峪关。
　　正德元年春，总制三边都御史杨一清请复守东胜：“因河为固，东接大同，西属宁夏，使河套千里沃壤，归我耕牧，则陕右犹可息肩”。因上修筑定边营等六事。帝可其奏。旋以忤中官刘瑾罢，所筑塞垣仅四十余里而已。武宗好武，边将江彬等得幸，辽东、宣府、大同、延绥四镇军多内调，又以京军六千与宣府军六千春秋番换。十三年，颁定宣、大、延绥三镇应援节度：敌不渡河，则延绥听调于宣、大；渡河，则宣、大听调于延绥。从兵部尚书王琼议也。
　　初，大宁之弃，以其地畀朵颜、福馀、泰宁三卫，盖兀良哈归附者也。未几，遂不靖。宣宗尝因田猎，亲率师败之，自是畏服。故喜峰、密云止设都指挥镇守。土木之变，颇传三卫助逆，后因添设太监参将等官。至是，朵颜独盛，情叵测。
　　嘉靖初，御史丘养浩请复小河等关于外地，以扼其要。又请多铸火器，给沿边州县，募商粜粟，实各边卫所。诏皆行之。初，太祖时，以边军屯田不足，召商输边粟而与之盐。富商大贾悉自出财力，募民垦田塞下，故边储不匮。弘治时，户部尚书叶淇始变法，令商纳银太仓，分给各边。商皆撤业归，边地荒芜，米粟踊贵，边军遂日困。十一年，御史徐汝圭条上边防兵食，谓“延绥宜漕石州、保德之粟，自黄河而上，楚粟由郧阳，汴粟由陕、洛，沔粟由汉中，以达陕右。宣、大产二麦，宜多方收粜。紫荆、倒马、白羊等关，宜招商赁车运”。又请“以宣府游兵驻右卫怀来，以援大同。选补游兵于顺圣西城为临期应援，永宁等处游兵卫宣府，备调遣。直隶八府召募勇敢团练，赴边关远近警急。榆林、山、陕游兵，于本处策应”。报可，亦未能行也。
　　十八年，移三边制府镇花马池。是时，俺答诸部强横，屡深入大同、太原之境，晋阳南北，烟火萧然。巡抚都御史陈讲请“以兵六千戍老营堡东界之长峪，以山西兵守大同。三关形势，宁武为中路，莫要于神池，偏头为西路，莫要于老营堡，皆宜改设参将。雁门为东路，莫要于北楼诸口，宜增设把总、指挥。而移神池守备于利民堡，老营堡游击于八角所，各增军设备”。帝悉许之。规画虽密，然兵将率怯弱，其健者仅能自守而已。
　　二十二年，诏宣府兵乘塞。旧制，总兵夏秋间分驻边堡，谓之暗伏。至是，有司建议，入秋悉令赴边，分地拒守，至九月中罢归，犒以帑金。久之，以劳费罢。二十四年，巡按山西御史陈豪言：“敌三犯山西，伤残百万，费饷银六十亿，曾无尺寸功。请定计决战，尽复套地。”明年，敌犯延安，总督三边侍郎曾铣力主复套，条上十八事。帝嘉奖之。大学士严嵩窥帝意惮兵，且欲杀旧阁臣夏言，因劾铣，并言诛死，自是无敢言边事者。
　　二十九年，俺答攻古北口，从间道黄榆沟入，直薄东直门，诸将不敢战。敌退，大将军仇鸾力主贡市之议。明年，开马市于大同，然寇掠如故。又明年，马市罢。
　　先是翁万达之总督宣、大也，筹边事甚悉。其言曰：“山西保德州河岸，东尽老营堡，凡二百五十四里。西路丫角山迤北而来，历中北路，抵东路之东阳河镇口台，凡六百四十七里。宣府西路，西阳河迤东，历中北路，抵东路之永宁四海冶，凡一千二十三里。皆逼临巨寇，险在外者，所谓极边也。老营堡转南而东，历宁武、雁门、北楼至平刑关尽境，约八百里。又转南而东，为保定界，历龙泉、倒马、紫荆、吴王口、插箭岭、浮图峪至沿河口，约一千七十余里。又东北为顺天界，历高崖、白羊，抵居庸关，约一百八十余里。皆峻岭层冈，险在内者，所谓次边也。敌犯山西必自大同，入紫荆必自宣府，未有不经外边能入内边者。”乃请修筑宣、大边墙千余里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。后以通市故，不复防，遂半为敌毁。至是，兵部请敕边将修补。科臣又言，垣上宜筑高台，建庐以栖火器。从之。时俺答益强，朵颜三卫为之向道，辽、蓟、宣、大连岁被兵。三十四年，总督军务兵部尚书杨博，既解大同右卫围，因筑牛心诸堡，修烽堠二千八百有奇。宣、大间稍宁息，而蓟镇之患不已。
　　蓟之称镇，自二十七年始。时镇兵未练，因诏各边入卫兵往戍。既而兵部言：“大同之三边，陕西之固原，宣府之长安岭，延绥之夹墙，皆据重险，惟蓟独无。渤海所南，山陵东，有苏家口，至寨篱村七十里，地形平漫，宜筑墙建台，设兵守，与京军相夹制。”报可。时兵力孱弱，有警征召四集，而议者惟以据险为事，无敢言战者。其后蓟镇入卫兵，俱听宣、大督、抚调遣，防御益疏。朵颜遂乘虚岁入。三十七年，诸镇建议，各练本镇戍卒，可省征发费十之六。然戍卒选懦不任战，岁练亦费万余，而临事征发如故。隆庆间，总兵官戚继光总理蓟、辽，任练兵事，因请调浙兵三千人以倡勇敢。及至，待命于郊，自朝至日中，天雨，军士跬步不移，边将大骇。自是蓟兵以精整称。
　　俺答已通贡，封顺义王，其子孙袭封者累世。迨万历之季，西部遂不竞，而土蛮部落虎炖兔、炒花、宰赛、爰兔辈，东西煽动，将士疲于奔命，未尝得安枕也。
　　初，太祖沿边设卫，惟土著兵及有罪谪戍者。遇有警，调他卫军往戍，谓之客兵。永乐间，始命内地军番戍，谓之边班。其后占役逃亡之数多，乃有召募，有改拨，有修守民兵、土兵，而边防日益坏。洪武时，宣府屯守官军殆十万。正统、景泰间，已不及额。弘治、正德以后，官军实有者仅六万六千九百有奇，而召募与士兵居其半。他镇率视此。
　　正统初，山西、河南班军守偏头、大同、宣府塞，不得代。巡抚于谦言：“每岁九月至二月，水冷草枯，敌骑出没，乘障卒宜多。若三月至八月，边守自足。乞将两班军，每岁一班，如期放遣。”甘肃总兵官蒋贵又言：“沿边墩台，守了军更番有例，惟坐事谪发者不许，困苦甚。乞如例践更。”并从之。五年，山西总兵官李谦请偏头关守备军如大同例，半岁更番。部议，每番皆十月，而戍卒仍率以岁为期，有久而后遣者。弘治中，三边总制秦纮言：“备御延绥官军，自十二月赴边，既周一岁，至次年二月始得代。在军日多，请岁一更，上下俱在三月初。”边军便之。
　　嘉靖四十三年，巡抚延绥胡志夔请免戍军三年，每军征银五两四钱，为募兵用。至万历初，大同督、抚方逢时等请修筑费。诏以河南应戍班军，自四年至六年概免，尽扣班价发给，谓之折班，班军遂耗。久之，所征亦不得。宁山、南阳、颍上三卫积逋延绥镇折班银至五万余两。是后诸边财力俱尽，敝极矣。
　　初，边政严明，官军皆有定职。总兵官总镇军为正兵，副总兵分领三千为奇兵，游击分领三千往来防御为游兵，参将分守各路东西策应为援兵。营堡墩台分极冲、次冲，为设军多寡。平时走阵、哨探、守瞭、焚荒诸事，无敢惰。稍违制，辄按军法。而其后皆废坏云。
　　沿海之地，自乐会接安南界，五千里抵闽，又二千里抵浙，又二千里抵南直隶，又千八百里抵山东，又千二百里逾宝坻、卢龙抵辽东，又千三百余里抵鸭绿江。岛寇倭夷，在在出没，故海防亦重。
　　吴元年，用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言，嘉兴、海盐、海宁皆设兵戍守。洪武四年十二月，命靖海侯吴祯籍方国珍所部温、台、庆元三府军士及兰秀山无田粮之民，凡十一万余人，隶各卫为军。且禁沿海民私出海。时国珍及张士诚余众多窜岛屿间，勾倭为寇。五年，命浙江、福建造海舟防倭。明年，从德庆侯廖永忠言，命广洋、江阴、横海、水军四卫增置多橹快船，无事则巡徼，遇寇以大船薄战，快船逐之。诏祯充总兵官，领四卫兵，京卫及沿海诸卫军悉听节制。每春以舟师出海，分路防倭，迄秋乃还。十七年，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海上，筑山东、江南北、浙东西沿海诸城。后三年，命江夏侯周德兴抽福建福、兴、漳、泉四府三丁之一，为沿海戍兵，得万五千人。移置卫所于要害处，筑城十六。复置定海、盘石、金乡、海门四卫于浙，金山卫于松江之小官场，及青村、南汇嘴城二千户所，又置临山卫于绍兴，及三山、沥海等千户所，而宁波、温、台并海地，先已置八千户所，曰平阳、三江、龙山、霩戺、大松、钱仓、新河、松门，皆屯兵设守。二十一年，又命和行视闽粤，筑城增兵。置福建沿海指挥使司五，曰福宁、镇东、平海、永宁、镇海。领千户所十二，曰大金、定海、梅花、万安、莆禧、崇武、福全、金门、高浦、六鳌、铜山、玄钟。二十三年，从卫卒陈仁言，造苏州太仓卫海舟。旋令滨海卫所，每百户及巡检司皆置船二，巡海上盗贼。后从山东都司周彦言，建五总寨于宁海卫，与莱州卫八总寨，共辖小寨四十八。已，复命重臣勋戚魏国公徐辉祖等分巡沿海。帝素厌日本诡谲，绝其贡使，故终洪武、建文世不为患。
　　永乐六年，命丰城侯李彬等缘海捕倭，复招岛人、醿户、贾竖、渔丁为兵，防备益严。十七年，倭寇辽东，总兵官刘江歼之于望海埚。自是倭大惧，百余年间，海上无大侵犯。朝廷阅数岁一令大臣巡警而已。
　　至嘉靖中，倭患渐起，始设巡抚浙江兼管福建海道提督军务都御史。已，改巡抚为巡视。未几，倭寇益肆。乃增设金山参将，分守苏、松海防，寻改为副总兵，调募江南、北徐、邳官民兵充战守，而杭、嘉、湖亦增参将及兵备道。三十三年，调拨山东民兵及青州水陆枪手千人赴淮、扬，听总督南直军务都御史张经调用。时倭纵掠杭、嘉、苏、松，踞柘林城为窟穴，大江南北皆被扰。监司任环败之，经亦有王家泾之捷，乃遁出海，复犯苏州。于是南京御史屠仲律言五事。其守海口云：“守平阳港、黄花澳，据海门之险，使不得犯温、台。守宁海关、湖头湾，遏三江之口，使不得窥宁、绍。守鳖子门、乍浦峡，使不得近杭、嘉。守吴淞、刘家河、七丫港，使不得掩苏、松。且宜修饬海舟，大小相比，或百或五十联为一〈舟宗〉，募惯习水工领之，而充以原额水军，于诸海口量缓急置防。”部是其议。未几，兵部亦言：“浙、直、通、泰间最利水战，往时多用沙船破贼，请厚赏招徕之。防御之法，守海岛为上，宜以太仓、崇明、嘉定、上海沙船及福仓、东莞等船守普陀、大衢。陈钱山乃浙、直分路之始，狼、福二山约束首尾，交接江洋，亦要害地，宜督水师固守。”报可。已，复令直隶吴淞江、刘家河、福山港、镇江、圌山五总添设游兵，听金山副总兵调度。
　　时胡宗宪为总督，诛海贼徐海、汪直。直部三千人，复勾倭入寇，闽、广益骚。三十七年，都御史王询请“分福建之福、兴为一路，领以参将，驻福宁，水防自流江、烽火门、俞山、小埕至南日山，漳、泉为一路，领以参将，驻诏安，水防自南日山至浯屿、铜山、玄钟、走马溪、安边馆。水陆兵皆听节制。福建省城介在南北，去海仅五十里，宜更设参将，选募精税部领哨船，与主客兵相应援”。部覆从之。广东惠、潮亦增设参将，驻揭阳。福建巡抚都御史游震得言：“浙江温、处与福宁接壤，倭所出没，宜进戚继光为副总兵，守之。而增设福宁守备，隶继光。漳州之月港亦增设守备，隶总兵官俞大猷。延、建、邵为八闽上游，宜募兵以备缓急。”皆允行。既而宗宪被逮，罢总督官，以浙江巡抚赵炳然兼任军事。炳然因请令定海总兵属浙江，金山总兵属南直，俱兼理水陆军务，互相策应。其后，莆田倭寇平，乃复五水寨旧制。
　　五寨者，福宁之烽火门，福州之小埕澳，兴化之南日山，泉州之浯屿，漳州之西门澳，亦曰铜山。景泰三年，镇守尚书薛希琏奏建者也，后废。至是巡抚谭纶疏言：“五寨守扼外洋，法甚周悉，宜复旧。以烽火门、南日、浯屿三〈舟宗〉为正兵，铜山、小埕二〈舟宗〉为游兵。寨设把总，分汛地，明斥堠，严会哨。改三路参将为守备。分新募浙兵为二班，各九千人，春秋番上。各县民壮皆补用精悍，每府领以武职一人，兵备使者以时阅视。”帝皆是之。狼山故设副总兵，至是改为镇守总兵官，兼辖大江南北。迨隆庆初，倭渐不为患，而诸小寇往往有之。
　　万历三年，设广东南澳总兵官，以其据漳、泉要害也。久之，倭寇朝鲜，朝廷大发兵往援，先后六年。于是设巡抚官于天津，防畿甸。后十余年，从南直巡按御史颜思忠言，分淮安大营兵六百守廖角嘴。从福建巡抚丁继嗣言，设兵自浙入闽之三江及刘澳，而易海澄团练营土著军以浙兵。
　　天启中，筑城于澎湖，设游击一，把总二，统兵三千，筑炮台以守。先是，万历中，许孚远抚闽，奏筑福州海坛山，因及澎湖诸屿，且言浙东沿海陈钱、金塘、玉环、南麂诸山俱宜经理，遂设南麂副总兵，而澎湖不暇及。其地遥峙海中，逶迤如修蛇，多岐港零屿，其中空间可藏巨艘。初为红毛所据，至是因巡抚南居益言，乃夺而守之。
　　自世宗世倭患以来，沿海大都会，各设总督、巡抚、兵备副使及总兵官、参将、游击等员，而诸所防御，于广东则分东、中、西三路，设三参将；于福建则有五水寨；于浙则有六总，一金乡、盘石二卫，一松门、海门二卫，一昌国卫及钱仓、爵溪等所，一定海卫及霩戺、大嵩等所，一观海、临山二卫，一海宁卫，分统以四参将；于南直隶则乍浦以东，金山卫设参将，黄浦以北，吴淞江口设总兵；于淮、扬则总兵驻通州，游击驻庙湾，又于扬州设陆兵游击，待调遣；于山东则登、莱、青三府设巡察海道之副使，管理民兵之参将，总督沿海兵马备倭之都指挥，于蓟、辽则大沽海口宿重兵，领以副总兵，而以密云、永平两游击为应援。山海关外，则广宁中、前等五所兵守各汛，以宁前参将为应援，而金、复、海、盖诸军皆任防海。三岔以东，九联城外创镇江城，设游击，统兵千七百，哨海上，北与宽奠参将陆营相接，共计凡七镇，而守备、把总、分守、巡徼会哨者不下数百员。以三、四、五月为大汛，九、十月为小汛。盖遭倭甚毒，故设防亦最密云。
　　日本地与闽相值，而浙之招宝关其贡道在焉，故浙、闽为最冲。南寇则广东，北寇则由江犯留都、淮、扬，故防海外，防江为重。洪武初，于都城南新江口置水兵八千。已，稍置万二千，造舟四百艘。又设陆兵于北岸浦子口，相掎角。所辖沿江诸郡。上自九江、广济、黄梅，下抵苏、松、通、泰，中包安庆、池、和、太平，凡盗贼及贩私盐者，悉令巡捕，兼以防倭。永乐时，特命勋臣为帅视江操，其后兼用都御史。成化四年，从锦衣卫佥事冯瑶言，令江兵依地设防，于瓜、仪、太平置将领镇守。后六年，守备定西侯蒋琬奏调建阳、镇江诸卫军补江兵缺伍。十三年，命择武大臣一人职江操，毋摄营务。又五年，从南京都御史白昂言，敕沿江守备官互相应援，并给关防。著为令。弘治中，命新江口两班军如京营例，首班歇，即以次班操。嘉靖八年，江阴贼侯仲金等作乱，给事中夏言请设镇守江、淮总兵官。已而寇平，总兵罢不设。十九年，沙贼黄艮等复起。帝诘兵部以罢总兵之故，乃复设，给旗牌符敕，提督沿江上下。后复裁罢。三十二年，倭患炽，复设副总兵于金山卫，辖沿海至镇江，与狼山副总兵水陆相应。时江北俱被倭，于是量调九江、安庆官军守京口、圌山等地。久之，给事中范宗吴言：“故事，操江都御史防江，应、凤二巡抚防海。后因倭警，遂以镇江而下，通常、狼、福诸处隶之操江，以故二抚臣得诿其责。操江又以向非本属兵，难遥制，亦漠然视之，非委任责成意。宜以圌山、三江会口为操、抚分界。”报可。其后增上下两江巡视御史，得举劾有司将领，而以南京佥都御史兼理操江，不另设。
　　先是，增募水兵六千。隆庆初，以都御史吴时来请，留四之一，余悉罢遣，并裁中军把总等官。已，复令分汛设守，而责以上下南北互相策应。又从都御史宋仪望言，诸军皆分驻江上，不得居城市。万历二十年，以倭警，言者请复设京口总兵。南京兵部尚书衷贞吉等谓既有吴淞总兵，不宜两设。乃设兵备使者，每春汛，调备倭都督，统卫所水、陆军赴镇江。后七年，操江耿定力奏：“长江千余里，上江列营五，兵备臣三；下江列营五，兵备臣二。宜委以简阅训练，即以精否为兵备殿最。”部议以为然。故事，南北总哨官五日一会哨于适中地，将领官亦月两至江上会哨。其后多不行。崇祯中，复以勋臣任操江，偷惰成习，会哨巡徼皆虚名，非有实矣。
　　卫所之外，郡县有民壮，边郡有土兵。
　　太祖定江东，循元制，立管领民兵万户府。后从山西行都司言，听边民自备军械，团结防边。闽、浙苦倭，指挥方谦请籍民丁多者为军。寻以为患乡里，诏闽、浙互徙。时已用民兵，然非召募也。正统二年，始募所在军余、民壮愿自效者，陕西得四千二百人。人给布二匹，月粮四斗。景泰初，遣使分募直隶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民壮，拨山西义勇守大同，而紫荆、倒马二关，亦用民兵防守，事平免归。
　　成化二年，以边警，复二关民兵。敕御史往延安、庆阳选精壮编伍，得五千余人，号曰土兵。以延绥巡抚卢祥言边民骁果，可练为兵，使护田里妻子，故有是命。
　　弘治七年，立佥民壮法。州、县七八百里以上，里佥二人，五百里三，三百里四，百里以上五。有司训练，遇警调发，给以行粮，而禁役占放买之弊。富民不愿，则上直于官，官自为募。或称机兵，在巡检司者称弓兵。后以越境防冬非计，大同巡抚刘宇请免其班操，征银粮输大同，而以威远屯丁、舍、余补役。给事中熊伟亦请编应募民于附近卫所。并从之。十四年，以西北诸边所募士兵，多不足五千，遣使赍银二十万及太仆寺马价银四万往募。指挥千百户以募兵多寡为差，得迁级，失官者得复职，即令统所募兵。既而兵部议覆侍郎李孟旸请实军伍疏，谓：“天下卫所官军原额二百七十余万，岁久逃故，尝选民壮三十余万，又核卫所舍人、余丁八十八万，西北诸边召募士兵无虑数万。请如孟旸奏，察有司不操练民壮、私役杂差者，如役占军人罪。”报可。正德中，流贼扰山东，巡抚张凤选民兵，令自买马团操，民不胜其扰。兵部侍郎杨潭以为言。都御史宁杲所募多无赖子，为御史张璇所劾。
　　嘉靖二十二年增州县民壮额，大者千人，次六七百，小者五百。二十九年，京师新被寇，议募民兵，以二万为率。岁四月终，赴近京防御。后五年，兵部尚书杨博请汰老弱，存精锐，在外者发各道为民兵，在京者隶之巡捕参将，逃者不补。帝以影占数多，耗粮无用，遣官核宜罢宜还者以闻。隆庆中，张居正、陈以勤复请籍畿甸民兵，谓：“直隶八府人多健悍，总按户籍，除单丁老弱者，父子三人籍一子，兄弟三人籍一弟，州与大县可得千六百人，小县可得千人。中分之为正兵、奇兵，登名尺籍，隶抚臣操练，岁无过三月，月无过三次，练毕即令归农，复其身。岁操外，不得别遣。”命所司议行。然自嘉靖后，山东、河南民兵戍蓟门者，率征银以充召募。至万历初，山东征银至五万六千两，贫民大困。
　　治河之役，给事中张贞观请益募士兵，捍淮、扬、徐、邳。畿南盗起，给事中耿随龙请复民壮旧制，专捕贼盗。播州之乱，工部侍郎赵可怀请练土著，兵部因言：“天下之无兵者，不独蜀也。各省官军、民壮，皆宜罢老稚，易以健卒。军操属印官、操官，民操属正官、捕官，郡守、监司不得牵制。立营分伍，以凭调发。”先后皆议行。
　　末年，募兵措饷益急。南京职方郎中邹维琏陈调募之害。山西参政徐九翰尤极言民兵不可调。崇祯时，中原盗急，兵部尚书杨嗣昌议令责州县训练土著为兵。工部侍郎张慎言言其不便者数事，而御史米寿图又言其害有十，谓不若简练民兵，增民壮快手，备御地方为便。后嗣昌死，练兵亦不行。
　　乡兵者，随其风土所长应募，调佐军旅缓急。其隶军籍者曰浙兵，义乌为最，处次之，台、宁又次之，善狼筅，间以叉槊。戚继光制鸳鸯阵以破倭，及守蓟门，最有名。曰川兵、曰辽兵，崇祯时，多调之剿流贼。其不隶军籍者，所在多有。河南嵩县曰毛葫芦，习短兵，长于走山。而嵩及卢氏、灵宝、永宁并多矿兵，曰角脑，又曰打手。山东有长竿手。徐州有箭手。井陉有蚂螂手，善运石，远可及百步。闽漳、泉习镖牌，水战为最。泉州永春人善技击。正统间，郭荣六者，破沙尤贼有功。商灶盐丁以私贩为业，多劲果。成化初，河东盐徒千百辈，自备火炮、强弩、车仗，杂官军逐寇。而松江曹泾盐徒，嘉靖中逐倭至岛上，焚其舟。后倭见民家有鹾囊，辄摇手相戒。粤东杂蛮蜑，习长牌、斫刀，而新会、东莞之产强半。延绥、固原多边外土著，善骑射，英宗命简练以备秋防。大滕峡之役，韩雍用之，以摧瑶、僮之用牌刀者。庄浪鲁家军，旧隶随驾中，洪熙初，令土指挥领之。万历间，部臣称其骁健，为敌所畏，宜鼓舞以储边用。西宁马户八百，尝自备骑械赴敌，后以款贡裁之。万历十九年，经略郑雒请复其故。又僧兵，有少林、伏牛、五台。倭乱，少林僧应募者四十余人，战亦多胜。西南边服有各土司兵。湖南永顺、保靖二宣慰所部，广西东兰、那地、南丹、归顺诸狼兵，四川酉阳、石砫秦氏、冉氏诸司，宣力最多。末年，边事急，有司专以调三省土司为长策，其利害亦恒相半云。

译文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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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在边防和内务方面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军事制度。中央设立卫所，配备官军，其中部分卫所兵额不足，长期存在逃亡现象。为此，朝廷陆续招募民壮以补充兵力。初期民壮多由地方自发组织，如福建、浙江因倭患严重，由指挥方谦提议登记民丁为兵，后因扰民被禁止，转而实行互迁政策。成化年间，为应对边防警戒，朝廷在紫荆、倒马等关隘招募民兵，称为“土兵”。弘治年间推行“佥民壮法”，按州县距离规定佥募人数，实行训练并遇警调用，但因战时难以有效调度，逐渐被调整。大同巡抚刘宇建议免去民壮冬季操练，改由征收银两补足，由屯丁补缺。此后，兵部提出整顿民壮制度，严查地方私役与不操练现象。

嘉靖年间，州县民壮额增加，最多达千人，京师遭寇后又提议募兵两万人，以备京畿防御。后来兵部尚书杨博建议汰除老弱，保留精锐，外县民兵归各道管辖，京内归巡捕参将统领，逃亡者不予补录。隆庆年间，张居正、陈以勤建议在直隶地区按户籍登记民兵，实行父子、兄弟共籍制，分设正兵与奇兵，按月训练，训练完毕即归农，每年训练不超过三个月，每三个月训练不超过三次。此举虽被采纳，但到万历初年，山东等地征银达五万六千两，对贫苦民众造成沉重负担。

在治河、剿盗等紧急事务中，朝廷也曾提议增募士兵，如张贞观建议增设淮扬徐邳一带士兵，耿随龙提议恢复旧制民壮专治盗匪，播州之乱时赵可怀建议训练土著兵，兵部则主张全国范围内清理老弱，改用健壮士兵，区分军民操练体系，地方官不得干预。明末募兵经费紧张，南京职方郎中邹维琏批评募兵弊端，徐九翰强烈反对调用民兵。崇祯年间，地方盗乱频发，兵部尚书杨嗣昌主张让州县训练土著兵，但工部侍郎张慎言提出多项不便，御史米寿图更指出十大危害，建议简化民兵体系，加强民壮中的精干力量。后杨嗣昌去世，此项措施未能推行。

“乡兵”是依地方风俗和擅长技能应募的武装力量。隶属于军籍者称“浙兵”，其中义乌最精，处州次之，台州、宁波又次之，擅长使用狼筅与叉槊。戚继光创立“鸳鸯阵”以抗击倭寇，其在蓟门防守亦著称。川兵、辽兵在崇祯年间多被调遣以剿灭流寇。非隶属军籍者则遍布各地，如河南嵩县的“毛葫芦”擅长短兵器，善于山地行进；嵩县、卢氏、灵宝、永宁等地有矿工组成的“角脑”或“打手”；山东有“长竿手”；徐州有“箭手”；井陉有“蚂螂手”，善运石头，可达百步远；福建漳州、泉州善使用镖牌，水战能力最强，永春人擅长技击；正统年间郭荣六等人曾破沙尤贼；盐徒（盐贩）因私贩盐业，多勇猛果敢，成化初年，河东盐徒自备火炮、强弩、战车协助官兵作战；松江曹泾盐徒在嘉靖年间曾驱逐倭寇至岛，焚毁倭船，此后倭寇发现民家有盐袋即警戒回避。广东沿海的少数民族（蛮蜑）擅长使用长牌、砍刀，新会、东莞一带尤多。延绥、固原等边地多有土著，善骑射，英宗时曾选练以备秋防，韩雍在大滕峡之役中曾使用其兵，以牌刀击败瑶、僮族。庄浪“鲁家军”原属皇帝亲军，洪熙初由土指挥统辖，万历年间因其勇猛被称作边防劲旅，敌军畏惧。西宁“马户”曾自备骑兵赴战，后因归附被裁，万历十九年经略郑雒建议恢复其旧制。此外，少林、伏牛、五台等寺庙僧兵也参与抗倭，少林僧人四十余人应募，战功显著。西南边疆各土司亦有兵勇，湖南永顺、保靖，广西东兰、那地、南丹、归顺，四川酉阳、石砫（秦、冉氏）等部，军事贡献卓著。明末边事紧张，地方官多以调动三省土司兵为上策，但其利弊始终并存。

（注：本翻译为根据原文所作的现代汉语白话翻译，涵盖全部内容，力求准确体现原意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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