礼十四
谒祭陵庙 忌辰 受蕃国王讣奏仪 为王公大臣举哀仪 临王公大臣丧仪中宫为父祖丧仪 遣使临吊仪 遣使册赠王公大臣仪 赐祭葬 丧葬之制碑碣 赐谥 品官丧礼 士庶人丧礼 服纪
谒祭陵庙
洪武元年三月，遣官致祭仁祖陵，二年，加号英陵。礼部尚书崔亮请下太常行祭告礼。博士孙吾与言：“山陵之制，莫备于汉，初未有祭告之礼。盖庙号、陵号不同。庙号易大行之号，必上册谥，告之神明，陵号则后嗣王所以识别先后而已，愿罢英陵祭告。”亮言：“汉光武加先陵曰昌，宋太祖加高、曾、祖、考陵曰钦、康、定、安。盖尊祖考由尊其陵，尊其制则必以告，礼缘人情，告之是。”廷议皆是亮。从之。熙祖陵，每岁正旦、清明、中元、冬至及每月朔望，本署官供祭行礼。又即其地望祭德祖、懿祖二陵。英陵后改称皇陵，多孟冬一祭，俱署官行礼；朔望，中都留守司官行礼。
八年，诏翰林院议陵寝朔望节序祭祀礼。学士乐韶凤等言：“汉诸庙寝园有便殿，日祭于寝，月祭于庙，时祭于便殿。后汉都洛阳，以关西诸陵久远，但四时用特牲祀。每西幸，即亲诣。岁正月祀郊庙毕，以次上洛阳诸陵。唐园陵之制，皇祖以上陵，皆朔望上食，元日、冬至、寒食、伏腊、社各一祭。皇考陵，朔望及节祭日进食，又荐新于诸陵。永徽二年，定献陵朔望、冬夏至、伏腊、清明、社等节，皆上食。开元中，敕献、昭、乾、定、桥、恭六陵，朔望上食，冬至、寒食各设一祭。宋每岁春秋仲月，遣太常宗正卿朝诸陵。我朝旧仪，每岁元旦、清明、七月望、十月朔、冬至日，俱用太牢，遣官致祭。白塔二处，则用少牢，中官行礼，今拟如旧仪，增夏至日用太牢，其伏腊、社、每月朔望，则用特羊，祠祭署官行礼。如节与朔望、伏腊、社同日，则用节礼。”从之。
十六年，孝陵殿成，命皇太子以牲醴致祭。清晨陈祭仪毕，皇太子、亲王由东门入，就殿中拜位，皆四拜。皇太子少前，三上香，奠酒，读祝曰：“园陵始营，祭享之仪未具。今礼殿既成，奉安神位，谨用祭告。”遂行亚献、终献礼，皇太子以下皆四拜，执事行礼皆内官。二十六年令，车马过陵，及守陵官民入陵者，百步外下马，违者以大不敬论。建文初，定孝陵每岁正旦、孟冬、忌辰、圣节，俱行香，清明、中元、冬至，俱祭祀。勋旧大臣行礼，文武官陪祀。若亲王之藩，过京师者谒陵。官员以公事至，入城者谒陵，出城者辞陵。国有大事，遣官祭告。懿文太子陵在孝陵左，四孟、清明、中元、冬至、岁暮及忌辰，凡九祭。
永乐元年，工部以泗州祖陵黑瓦为言。帝命易以黄，如皇陵制。宣宗即位，遣郑王谒祭孝陵。正统二年谕，天寿山陵寝，剪伐树木者重罪，都察院榜禁，锦衣卫官校巡视，工部钦天监官环山立界，十年，谒三陵，谕百官具浅色衣服，如洪武、永乐例。南京司礼太监陈祖圭言：“魏国公徐俌每祭孝陵，皆由红券门直入，至殿内行礼，僣妄宜改。”俌言：“入由红券门者，所以重祖宗之祭，尊皇上之命。出由小旁门者，所以守臣下之分。循守故事，几及百年，岂敢擅易。”下礼部议，言：“长陵及太庙，遣官致祭，所由之门与孝陵事体相同，宜如旧。”从之。
弘治元年，遣内官监护凤阳皇陵，凡官员以公事经过者俱谒陵。十七年，更裕陵神座。初，议以孝肃太皇太后祔葬裕陵，已遣官分告诸陵及天寿山后土，而钦天监以为岁杀在北，方向不利。内官监亦谓英庙陵寝，难以轻动，遂议别建庙，奉安神主。帝心未慊，卒移英庙居中，孝庄居左，孝肃祔其右云。
正德间，定长陵以下诸陵，各设神宫监并卫及祠祭署。凡清明、中元、冬至，俱分遣驸马都尉行礼，文武官陪祭。忌辰及正旦、孟冬、圣节，亦遣驸马都尉行礼。亲王之藩，诣诸陵辞谒。恭让章皇后陵，清明、中元、冬至、忌辰内官行礼。西山景皇帝陵，祭期如上，仪宾行礼。
初，成祖易黄土山名天寿山。嘉靖十年，名祖陵曰基运山，皇陵曰翌圣山，孝陵曰神烈山，显陵曰纯德山，及天寿山，并方泽从祀，所在有司祭告各陵山祇。礼官因奏：“神祇坛每年秋祭，有钟山、天寿山之神，今宜增基运等山。”从之。
十四年，谕礼部尚书夏言：“清明节既遣官上陵，内殿复祭，似涉烦复。”言因言：“我朝祀典，如特享、时享、祫享、禘祭，足应经义，可为世法。惟上陵及奉先殿多沿前代故事。上陵之祀，每岁清明、中元、冬至凡三。中元俗节，事本不经。往因郊祀在正首，故冬至上陵，盖重一气之始，伸报本之义。今冬至既行大报配天之礼，则陵事为轻。况有事南郊，乃辍陪祀臣僚，远出山陵，恐于尊祖配天之诚未尽。可罢冬至上陵，而移中元于霜降，惟清明如旧。盖清明礼行于春，所谓雨露既濡，君子履之，有怵惕之心者也。霜降礼行于秋，所谓霜露既降，君子履之，有凄怆之心者也。二节既遣官上陵，则内殿之祭，诚不宜复。”遂著为令。
十五年，谕言曰：“庙重于陵，其礼严。故庙中一帝一后，陵则二三后配葬。今别建奉慈殿，不若奉主于陵殿为宜。且梓宫配葬，而主乃别置，近于黜之，非亲之也。”乃迁孝肃、孝穆、孝惠三后神主于陵殿。又谕言曰：“三后神主称皇太后、太皇太后者，乃子孙所奉尊称。今既迁陵殿，则名实不准。”言等议曰：“三后神主，礼不祔庙，义当从祧。迁奉陵殿，深合典礼。其称皇太后、太皇太后者，乃子孙所上尊号。今已迁奉于陵，则当从夫妇之义，改题孝肃神主，不用睿字，孝穆、孝惠神主，俱不用纯字，则嫡庶有别，而尊亲并隆矣。”命如拟行。又谕：“祭告长陵等七陵俱躬叩拜，恭让章皇后、景皇帝陵亦展拜一次，以慰追感之情。”十七年，改陵殿曰祾恩殿，门曰祾恩门。又建成祖圣迹亭于平台山，率从官行祭礼。二十一年，工部尚书顾璘请以帝所上显陵圣制歌诗，制为乐章，享献陵庙。礼部言：“天寿山诸陵，岁祀皆不用乐。”已而承天府守备太监傅霖乞增显陵岁暮之祭。部议言：“诸陵皆无岁暮祀典。”诏并从部议。
隆庆二年，帝诣天寿山春祭。前一日，告世宗几筵及奉先、弘孝、神霄殿。驾至天寿山红门降舆，由左门入，升舆，驻跸感思殿。越二日，质明行礼。帝青袍，乘板舆至长陵门外，东降舆，由殿左门入，至拜位，上香，四拜。至神御前献帛、献爵讫，复位。亚献、终献，令执爵者代，复四拜。馀如常祭之仪。随诣永陵行礼。是日遣官六员，俱青服，分祭六陵。
万历八年，谒陵礼如旧。十一年，复谒陵。礼部言：“宜遵世宗彝宪，酌分二日，以次展拜。”乃定长、永、昭三陵，上香，八拜，亲奠帛。初献，六陵二寝，上香，四拜。其奠帛三献，俱执事官代。十四年，礼部言：“诸妃葬金山诸处者，嘉靖中俱配享各陵殿，罢本坟祭。今世庙诸妃安厝西山者，宜从其例。至陵祭品物，九陵、恭让、恭仁之陵止于酒果，而越、靖诸王及诸王妃则又有牲果祝文，反从其厚者，盖以九陵帝后，岁暮已祫祭于庙，旬日内且复有孟春之享，故元旦陵殿止用酒果，非俭也；诸王诸妃则祫祭春祭皆不与，元旦一祭不宜从简，故用牲帛祝文，非丰也。特恭让、恭仁既不与祫享于庙中，又不设牲帛于陵殿，是则礼文之缺，宜增所未备。而诸王诸妃祝文，尚仍安厝时所用，宜改叙岁时遣官之意，则情顺礼安。”报可。
凡山陵规制，有宝城，长陵最大，径一百一丈八尺。次永陵，径八十一丈。各陵深广丈尺有差。正前为明楼，楼中立帝庙谥石碑，下为灵寝门。惟永陵中为券门。左右墙门各一楼。明楼前为石几筵，又前为祾恩殿、祾恩门。殿惟长陵重檐九间，左右配殿各十五间。永陵重檐七间，配殿各九间。诸陵俱殿五间，配殿五间。门外神库或一或二，神厨宰牲亭，有圣迹碑亭。诸陵碑俱设门外，率无字。长陵迤南有总神道，有石桥，有石像人物十八对，擎天柱四，石望柱二。长陵有《神功圣德碑》，仁宗御撰，在神道正南。南为红门，门外石牌坊一。门内有时陟殿，为车驾更衣之所。永陵稍东有感思殿，为驻跸之所。殿东为神马厂。
忌辰
洪武八年四月，仁祖忌日，太祖亲诣皇陵致祭。永乐元年，礼部尚书李至刚等奏定，高皇帝忌辰前二日，帝服浅淡色衣，御西角门视事。不鸣钟鼓，不行赏罚，不举音乐，禁屠宰。百官浅淡色衣、黑角带朝参。至日，亲祀于奉先殿，仍率百官诣孝陵致祭。高皇后忌辰如之。
宣德四年令，凡遇忌辰，通政司、礼科、兵马司勿引囚奏事。五年，敕百官朝参辍奏事仪。
英宗即位，召礼臣及翰林院议忌辰礼。大学士杨士奇、杨荣，学士杨溥议：“每岁高庙帝后、文庙帝后、仁宗忌辰，服浅淡色服，不鸣钟鼓，于奉天门视事。宣宗忌辰，小祥之日，于西角门视事。”从之。
弘治十四年令，凡遇忌辰，朝参官不得服纻丝纱罗衣。景皇帝、恭让皇后忌辰，遇节令，服青丝花样。宣宗忌辰，遇祭祀，服红。十六年八月，吏部尚书马文升言：“宣德间，仁宗忌辰，诸司悉免奏事。自太祖至仁宗生忌，俱辍朝。其后不知何时，仁宗忌辰，依前奏事。惟太祖至宪宗忌辰，百官浅淡色服、黑角带。朝廷亦出视朝，鸣钟鼓，奏事。臣思自仁至宪，世有远近，服有隆杀。请自仁宗忌辰、英宗生忌日，视朝，鸣钟鼓。若遇宪宗及孝穆皇太后忌日，不视朝，著浅淡服，进素膳，不预他事。或遵宣宗时例，自太祖至宪宗生忌，俱辍朝一日。宪宗、孝穆忌日，如臣所拟。”帝下礼部议。部臣言：“经传所载，忌日为亲死之日。则死日为忌，非谓生辰也。其曰忌日不用，不以此日为他事也。曰忌日不乐，是不可举吉事也，此日当专意哀思父母，余事皆不举。但先朝事例，迄今见行，未敢更易。”帝乃酌定以浅淡服色视事。
嘉靖七年令，忌辰只祭本位。十八年令，高庙帝后忌辰祭于景神殿，列圣帝后忌辰祭于永孝殿。二十四年令，仍祭于奉先殿。
乘舆受蕃国王讣奏仪
凡蕃国王薨，使者讣奏至，于西华门内壬地设御幄，皇帝素服乘舆诣幄。太常卿奏：“某国世子遣陪臣某官某，奏某国王臣某薨。”承制官至使者前宣制曰：“皇帝致问尔某国王某，得何疾而逝。”使者答故。其仪大略如临王公大臣丧仪，但不举哀。
凡塞外都督等官讣至，永乐间遣官赍香钞谕祭。后定例，因其奏请，给与表里祭文，令携归自祭。来京病故者，遣官谕祭或赐棺赐葬。后定年终类奏，遣官祭之。若在边殁于战阵者，不拘此例。凡外国使臣病故者，令所在官司赐棺及祭，或欲归葬者听。
乘舆为王公大臣举哀仪
洪武二年，开平王常遇春卒于军。讣至，礼官请如宋太宗为赵普举哀故事。遂定制，凡王公薨，讣报太常司，示百官，于西华门内壬地设御幄，陈御座，置素褥。设讣者位于前，设百官陪哭位东西向，奉慰位于讣者位北，北向。赞礼二人，位于讣者位之北，引讣者二人，位于赞礼之南，引百官四人，位于陪位之北，皆东西向。其日，备仪仗于奉天门迎驾。皇帝素服乘舆诣幄，乐陈于幄之南，不作。太常卿奉：“某官来讣，某年月日，臣某官以某疾薨，请举哀。”皇帝哭，百官皆哭。太常卿奏止哭，百官奉慰讫，分班立。讣者四拜退，太常卿奏礼毕。乘舆还宫，百官出。东宫为王公举哀仪同，但设幄于东宫西门外，陪哭者皆东宫属。
乘舆临王公大臣丧仪
凡王公大臣讣奏，太史监择皇帝临丧日期。拱卫司设大次于丧家大门外，设御座于正厅中。有司设百官次于大次之左右。侍仪司设百官陪立位于厅前左右，引礼四人位于百官之北，东西向。设丧主以下拜位于厅前，主妇以下哭位于殡北幔中。其日，銮驾至大次，降辂，升舆，入易素服。百官皆易服，先入就厅前，分班侍立。御舆出次。丧主以下免绖去杖，衰服，出迎于大门外。望见乘舆，止哭，再拜，入于门内之西。乘舆入门，将军四人前导，四人后从。入至正厅，降舆，升诣灵座前，百官班于后。皇帝哭，百官皆哭。太常卿奏止哭，三上香，三祭酒。出至正厅御座，主丧以下诣厅下拜位，再拜。承制官诣丧主前云“有制”。丧主以下皆跪。宣制讫，皆再拜，退立于厅西。太常卿奏礼毕，皇帝升舆，出就大次，易服。御舆出，丧主以下诣前再拜退。皇帝降舆升辂，丧主杖哭而入。诸仪卫赞唱，大略如常。
其公、侯卒葬辍朝礼，洪武二十三年定。凡公、侯卒于家者，闻丧辍朝三日。下葬，一日。卒于外者，闻丧，一日。柩至京，三日。下葬，仍一日。凡辍朝之日，不鸣钟鼓，各官浅淡色衣朝参。初制，都督至都指挥卒，辍朝二日。永乐后更定，惟公、侯、驸马、伯及一品官，辍朝一日。
中宫为父祖丧仪
凡中宫父母薨，讣报太常寺，转报内使监。前期，设荐于别殿东壁下，为皇后举哀位及内命妇以下哭位。皇后出诣别殿，内使监令奏：“考某官以某月某日薨”，母则云“妣某夫人”，祖考、妣同。皇后哭，内命妇以下皆哭尽哀。皇后问故，又哭尽哀。乃素服，内命妇皆素服，止哭，还宫。
内使监令奏闻。得旨：“皇后奔丧。”丧家设荐席于丧寝之东，从临内命妇哭位于其下，主丧以下哭位于丧寝之西，主妇以下哭位于丧寝之北幔下。至日，内使监进垩车，备仪仗导引。皇后素服出宫，升舆，三面白布行帷。至阁外，降舆，升垩车。至丧家大门内，降车哭入，仍以行帷围护。从临者皆哭入。丧主以下，降诣西阶下立哭。皇后升自东阶，进至尸东，凭尸哭。从临者皆哭。丧主升自西阶，俱哭于尸西。皇后至哭位，内使监令跪请止哭。应奉慰者诣皇后前，奉慰如常礼。如皇后候成服，则从临命妇应还者先还。如本日未即奔丧，则是晡复哭于别殿。尚服制皇后齐衰及从临命妇孝服，俟丧家成服日进之。诣灵前再拜，上香，复位，再拜。如为诸王外戚举哀，仍于别殿南向，不设荐位。
遣使临吊仪
太常司奉旨遣吊。前期，设宣制位于丧家正厅之北，南向；丧主受吊位于南，北向；妇人立哭位于殡北幕下。其日，使者至。丧主去杖，免绖衰服，止哭，出迎于中门外。复先入，就厅前拜位。内外止哭，使者入，就位称有制。丧主以下再拜跪。宣制曰；“皇帝闻某官薨，遣臣某吊。”丧主以下复再拜。礼毕，内外皆哭。使者出，丧主至中门外，拜送，杖哭而入。宫使则称有令。至遣使赙赠及致奠，其仪节亦相仿云。赙赠之典，一品米六十石，麻布六十匹。二品以五，三品、四品以四，五品、六品以三，公侯则以百。永乐后定制，公、侯、驸马、伯皆取上裁。凡阵亡者全支，边远守御出征及出海运粮病故半支。
其遣百官会王公大臣丧仪。前期，有司于丧家设位次。其日，百官应会吊者素服至。丧主以下就东阶哭位，主妇以下就殡北哭位。百官入，就殡前位哭，主丧主妇以下皆哭。止哭，再拜，主丧以下答拜。班首诣丧主前展慰毕，百官出，丧主拜送，杖哭而入。会葬仪同。
遣使册赠王公大臣仪
前期，礼部奏请制册，翰林院取旨制文，中书省礼部奏请某官为使。其日，祠祭司设龙亭、香亭于午门前正中，执事于受册者家设宣制官位于正厅之东北，南向；丧主代受册命者位于厅前，北向。礼部官封册文，以盝匣盛之，黄袱裹置龙亭中。仪仗、鼓乐前导，至其家。代受册者出迎于大门外。执事舁龙亭置厅上正中，使者入，立于东北。代受册者就拜位，再拜。使者稍前，称“有制”。代受册者跪。宣制曰：“皇帝遣臣某，册赠故某官某为某勋某爵。”宣讫，代受册者复再拜。使者取册授之，代受册者捧置灵座前。使者出，代受册者送至大门外。如不用册者，吏部用诰命，丧家以册文录黄，设祭仪于灵前。代受册者再拜，执事者展黄立读于左。丧主以下皆再拜，焚黄。
赐祭葬
洪武十四年九月，衍圣公孔希学卒，遣官致祭。其后，群臣祭葬，皆有定制。太祖谕祭群臣文，多出御笔。嘉靖中，世宗为礼部尚书席书、兵部尚书李承勋亲制祭文。皆特典，非常制也。
隆庆元年十二月，礼部议上恤典条例：凡官员祭葬，有无隆杀之等，悉遵《会典》。其特恩，如侍从必日侍讲读、军功必躬履行阵、东宫官必出阁讲授有劳者。据嘉靖中事例，祭葬加一等，无祭者与祭一坛，无葬者给半葬，半葬者给全葬。讲读官五品本身有祭，四品及父母，三品及妻。军功四品得祭葬，三品未满及父母。讲读年久、启沃功多、军旅身歼、勋劳茂著者，恩恤加厚，临期请旨。
《会典》，凡一品官，祭九坛。父母妻加祭。或二坛、一坛，或妻止一坛者，恩难预拟，遇有陈乞，酌拟上请。二品，二坛。加东宫三少，或兼大学士赠一品者，至四坛，父母妻俱一坛，致仕加三少者加一坛，加太子太保者加三坛，妻未封夫人者不祭。三品祭葬，在任、致仕俱一坛，兼学士赠尚书者二坛，未及考满病故者一坛减半。造葬悉如旧例。四、五品官不得重封。故四品官由六七品升者，父母有祭。由五品升者，以例不重封，遂不得祭。今定四品官，凡经考满者，父母虽止授五品封，亦与祭一坛。四品以上官，本身及父母恩典，必由考满而后得。然有二品、三品共历四五年，父母未授三品封，终不得沾一祭者，宜并叙年资。二品、三品共历三年以上者，虽未考三品满，本身及父母俱与三品祭葬。三品四品，共历三年以上者，虽未考四品满，本身用三品未考满例，祭一坛半，葬父母祭一坛。凡被劾闲住者，虽遇覃恩，复致仕，仍不给祭葬。
勋臣祭葬，皇亲出自上裁。驸马都尉祭十五坛。公、侯、伯在内掌府事坐营、在外总兵有殊勋加太子太保以上者，遵《会典》。公、侯十六坛，伯十五坛，掌府坐营总兵有勋劳者七坛，掌府坐营年劳者五坛，掌府坐营而政迹未著者四坛，管事而被劾勘明闲住者二坛，被劾未经勘实者一坛。勘实罪重者，并本爵应得祭葬皆削。又正德间，公、侯、伯本祭俱三坛，嘉靖间二坛。今遵嘉靖例，以复《会典》之旧。武臣祭葬，遵正德、嘉靖例，都督同知佥事、锦衣卫指挥祭三坛，署都督同知佥事一坛，馀推类行之。
帝从其议。万历六年更定，凡致仕养病终养听用等官，祭葬俱与现任官同。十二年续定，被劾自陈致仕官，有日久论定原无可议者，仍给祭葬，父母妻视本身为差等。
丧葬之制
洪武五年定。凡袭衣，三品以上三，四品、五品二，六品以下一。饭含，五品以上饭稷含珠，九品以上饭粱含小珠。铭旌、绛帛，广一幅，四品以上长九尺，六品以上八尺，九品以上七尺。敛衣，品官朝服一袭，常服十袭，衾十番。灵座设于柩前，作白绢结魂帛以依神。棺椁，品官棺用油杉朱漆，椁用土杉。墙翣，公、侯六，三品以上四，五品以上二。明器，公、侯九十事，一品、二品八十事，三品、四品七十事，五品六十事，六品、七品三十事，八品、九品二十事。引者，引车之绋也；披者，以纁为之，击于輀车四柱，在旁执之，以备倾覆者也；铎者，以铜为之，所以节挽歌者。公、侯四引六披，左右各八铎。一品、二品三引四披，左右各六铎。三品、四品二引二披，左右各四铎。五品以下，二引二披，左右各二铎。羽幡竿长九尺，五品以上，一人执之以引柩，六品以下不用。功布，品官用之，长三尺。方相，四品以上四目，七品以上两目，八品以下不用。柳车上用竹格，以彩结之，旁施帷幔，四角重流苏。志石二片，品官皆用之。其一为盖，书某官之墓；其一为底，书姓名、乡里、三代、生年、卒葬月日及子孙、葬地。妇人则随夫与子孙封赠。二石相向，铁束埋墓中。祭物，四品以上羊豕，九品以上豕。
初，洪武二年，敕葬开平王常遇春于钟山之阴，给明器九十事，纳之墓中。钲二，鼓四，红旗，拂子各二，红罗盖、鞍、笼各一，弓二，箭三，灶、釜、火炉各一，俱以木为之。水罐、甲、头盔、台盏、杓、壶、瓶、酒瓮、唾壶、水盆、香炉各一，烛台二，香盒、香匙各一，香箸二，香匙箸瓶、茶钟、茶盏各一，箸二，匙二，匙箸瓶一，碗二，楪十二，橐二，俱以锡造，金裹之。班剑、牙仗各一，金裹立瓜、骨朵戟、响节各二，交椅、脚踏、马杌各一，诞马六，枪、剑、斧、弩、食桌、床、屏风、柱杖、箱、交床、香桌各一，凳二，俱以木为之。乐工十六，执仪伏二十四，控士六，女使十，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神四，门神二，武士十，并以木造，各高一尺。杂物，翣六，璧一，筐、笥、楎、椸、衿、鞶各一，笣二，筲二，粮浆瓶二，油瓶一，纱厨、暖帐各一。束帛青三段，纁二段，每段长一丈八尺。后定制，公、侯九十事者准此行之。余以次减杀。
碑碣
明初，文武大臣薨逝，例请于上，命翰林官制文，立神道碑。惟太祖时中山王徐达、成祖时荣国公姚广孝及弘治中昌国公张峦治先茔，皆出御笔。其制自洪武三年定。五品以上用碑，龟趺螭首。六品以下用碣，方趺圆首。五年，复详定其制。功臣殁后封王，螭首高三尺二寸，碑身高九尺，广三尺六寸，龟趺高三尺八寸。一品螭首，二品麟凤盖，三品天禄辟邪盖，四品至七品方趺。首视功臣殁后封王者，递杀二寸，至一尺八寸止。碑身递杀五寸，至五尺五寸止。其广递杀二寸，至二尺二寸止。趺递杀二寸，至二尺四寸止。
坟茔之制，亦洪武三年定。一品，茔地周围九十步，坟高一丈八尺。二品，八十步，高一丈四尺。三品，七十步，高一丈二尺。以上石兽各六。四品，四十步。七品以下二十步，高六尺。五年重定。功臣殁后封王，茔地周围一百步，坟高二丈，四围墙高一丈，石人四，文武各二，石虎、羊、马、石望柱各二。一品至六品茔地如旧制，七品加十步。一品坟高一丈八尺，二品至七品递杀二尺。一品坟墙高九尺，二品至四品递杀一尺，五品四尺。一品、二品石人二，文武各一，虎、羊、马、望柱各二。三品四品无石人，五品无石虎，六品以下无。
当太祖时，盱眙扬王坟置守户二百一十，宿州徐王坟置坟户九十三，滁州滁阳王坟亦置坟户。四年，又赐功臣李善长、徐达、常茂、冯胜坟户百五十，邓愈、唐胜宗、陆仲亨、华云龙、顾时、陈德、耿炳文、吴桢、孙恪、郭兴坟户百。成化十五年，南京礼部言：“常遇春、李文忠等十四人勋臣坟墓，俱在南京城外，文忠曾孙萼等，以岁久颓坏为言，请命工修治。”帝可其奏，且令无子孙者，复墓旁一人守护之。
赐谥
亲王例用一字；郡王二字，文武大臣同。与否自上裁。若官品未高而侍从有劳，或以死勤事者，特赐谥，非常例。洪武初，有应得谥者，礼部请旨，令礼部行翰林院拟奏。弘治十五年定制，凡亲王薨，行抚、按，郡王病故，行本府亲王及承奉长史，核勘以奏，乃议谥。文武大臣请谥，礼部取旨，行吏兵部考实责。礼部定三等，行业俱优者为上，颇可者为中，行实无取者为下，送翰林院拟谥。有应谥而未得者，抚、按、科道官以闻。
按明初旧制，谥法自十七字至一字，各有等差。然终高帝世，文臣未尝得谥，武臣非赠侯伯不可得。鲁、秦二王曰荒、曰愍。至建文谥王祎，成祖谥胡广，文臣始有谥。迨世宗则滥及方士，且加四字矣。定例，三品得谥，词臣谥“文”。然亦有得谥不止三品，谥“文”不专词臣者，或以勋劳，或以节义，或以望实，破格崇褒，用示激劝。其冒滥者，亦间有之。
万历元年，礼臣言：“大臣应得谥者，宜广询严核。应谥而未请者，不拘远近，抚、按、科道举奏，酌议补给。”十二年，礼臣言：“大臣谥号，必公论允服，毫无瑕疵者，具请上裁。如行业平常，即官品虽崇，不得概予。”帝皆从之。三十一年，礼部侍郎郭正域请严谥典。议夺者四人：许论、黄光升、吕本、范廉；应夺而改者一人：陈瓒；补者七人：伍文定、吴悌、鲁穆、杨继宗、邹智、杨源、陈有年。阁臣沈一贯、朱赓力庇吕本，不从其议。未几，御史张邦俊请以吕柟从祀孔庙，而论应补谥者，雍泰、魏学曾等十四人。部议久之，共汇题先后七十四人，留中不发。天启元年，始降旨俞允，又增续请者十人，而邦俊原请九人不与。正域所请伍文定等亦至是始定。凡八十四人。其官卑得谥者，邹智、刘台、魏良弼、周天佐、杨允绳、沈炼、杨源、黄巩、杨慎、周怡、庄鹔、冯应京皆以直谏，孟秋、张元忭、曹端、贺钦、陈茂烈、马理、陶望龄皆以学行，张铨以忠义，李梦阳以文章，鲁穆、杨继宗、张朝瑞、朱冠、傅新德、张允济皆以清节，杨慎之文宪，庄鹔之文节，则又兼论文学云。
三年，礼部尚书林尧俞言：“谥典五年一举，自万历四十五年至今，蒙恤而未谥者，九卿台省会议与臣部酌议。”帝可之。然是时，迟速无定。六年，礼科给事中彭汝楠言：“耳目近则睹记真，宜勿逾五年之限。”又谓：“三品以上为当予谥，而建文诸臣之忠义，陶安等之参帷幄，叶琛等之殉行间，皆宜补谥。”事下礼部，以建文诸臣未易轻拟，不果行。至福王时，始从工科给事中李清言，追谥开国功臣李善长等十四人，正德谏臣蒋钦等十四人，天启惨死诸臣左光斗等九人，而建文帝之弟允熥、允熞、允熙，子文奎，亦皆因清疏追补。
品官丧礼
品官丧礼载在《集礼》、《会典》者，本之《仪礼·士丧》，稽诸《唐典》，又参以朱子《家礼》之编，通行共晓。兹举大要，其仪节不具录。
凡初终之礼，疾病，迁于正寝。属纩，俟绝气乃哭。立丧主、主妇，护丧以子孙贤能者。治棺讣告。设必尸床、帷堂，掘坎。设沐具，沐者四人，六品以下三人，乃含。置虚座，结魂帛，立铭旌。丧之明日乃小敛，又明日大敛，盖棺，设灵床于柩东。又明日，五服之人各服其服，然后朝哭相吊。既成服，朝夕奠，百日而卒哭。乃择地，三月而葬。告后土，遂穿圹。刻志石，造明器，备大举，作神主。既发引，至墓所，乃窆。施铭旌志石于圹内，掩圹复土，乃祠后土于墓。题主，奉安。升车，反哭。
凡虞祭，葬之日，日中而虞，柔日再虞，刚日三虞。若去家经宿以上，则初虞于墓所行之。墓远，途中遇柔日，亦于馆所行之。若三虞，必俟至家而后行。三虞后，遇刚日卒哭。
明日祔家庙。期而小祥。丧至此凡十三月，不计闰。古卜日祭，今止用初忌，丧主乃易练服。再期而大祥。丧至此凡二十五月，亦止用第二忌日祭。陈禫服，告迁于祠堂。改题神主，递迁而西，奉神主入于祠堂。彻灵座，奉迁主埋于墓侧。大祥后，间一月而禫。丧到此计二十有七月。卜日，丧主禫服诣祠堂，祗荐禫事。
其在远闻丧者，始闻，易服，哭而行。至家，凭殡哭，四日而成服。若未得行，则设位，四日而变服。若既葬，则先哭诸墓，归诣灵座前哭，四日成服。齐衰以下闻丧，为位而哭。若奔丧，则至家成服。若不奔丧，四日成服。凡有改葬者，孝子以下及妻、妾、女子子，俱緦麻服，周亲以下素服。不设祖奠，无反哭，无方相魌头，余如常葬之仪。既葬，就吉帷灵座前一虞。孝子以下，出就别所，释緦服素服而还。
洪武二十六年四月，除期服奔丧之制。先是百官闻祖父母、伯叔、兄弟丧，俱得奔赴。至是吏部言：“祖父母、伯叔、兄弟皆系期年服。若俱令奔丧守制，或一人连遭五六期丧，或道路数千里，则居官日少，更易繁数，旷官废事。今后除父母、祖父母承重者丁忧外，其余期丧不许奔，但遣人致祭。”从之。
士庶人丧礼
《集礼》及《会典》所载，大略仿品官制，稍有损益。洪武元年，御史高元侃言：“京师人民，循习旧俗。凡有丧葬，设宴，会亲友，作乐娱尸，竟无哀戚之情，甚非所以为治。乞禁止以厚风化。”乃令礼官定民丧服之制。
五年诏定：“庶民袭衣一称，用深衣一、大带一、履一双，裙袴衫袜随所用。饭用粱，含钱三。铭旌用红绢五尺。敛随所有，衣衾及亲戚禭仪随所用。棺用坚木，油杉为上，柏次之，土杉松又次之。用黑漆、金漆，不得用朱红。明器一事。功布以白布三尺引柩。柳车以衾覆棺。志石二片，如官之仪。茔地围十八步。祭用豕，随家有无。”又诏：“古之丧礼，以哀戚为本，治丧之具，称家有无。近代以来，富者奢僣犯分，力不足者称贷财物，夸耀殡送，及有惑于风水，停柩经年，不行安葬。宜令中书省臣集议定制，颁行遵守，违者论罪。”又谕礼部曰：“古有掩骼埋胔之令，近世狃元俗，死者或以火焚，而投其骨于水。伤恩败俗，莫此为甚。其禁止之。若贫无地者，所在官司择宽闲地为义冢，俾之葬埋。或有宦游远方不能归葬者，官给力费以归之。”
服纪
明初颁《大明令》，凡丧服等差，多因前代之旧。洪武七年，《孝慈录》成，复图列于《大明令》，刊示中外。
先是贵妃孙氏薨，敕礼官定服制。礼部尚书牛谅等奏曰：“周《仪礼》，父在，为母服期年，若庶母则无服。”太祖曰：“父母之恩一也，而低昂若是，不情甚矣。”乃敕翰林院学士宋濂等曰；“养生送死，圣王大政。讳亡忌疾，衰世陋俗。三代丧礼散失于衰周，厄于暴秦。汉、唐以降，莫能议此。夫人情无穷，而礼为适宜。人心所安，即天理所在。尔等其考定丧礼。”于是濂等考得古人论服母丧者凡四十二人，愿服三年者二十八人，服期年者十四人。太祖曰：“三年之丧，天下通丧。观愿服三年，视愿服期年者倍，岂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？”乃立为定制。子为父母，庶子为其母，皆斩衰三年。嫡子、众子为庶母，皆齐衰杖期。仍命以五服丧制，并著为书，使内外遵宁。其制服五。曰斩衰，以至粗麻布为之，不缝下边。曰齐衰，以稍粗麻布为之，缝下边。曰大功，以粗熟布为之。曰小功，以稍粗熟布为之。曰緦麻，以稍细熟布为之。
其叙服有八。曰斩衰三年者：子为父母，庶子为所生母，子为继母，谓母卒父命他妾养己者，子为养母，谓自幼过房与人者；女在室为父母，女嫁被出而反在室为父母；嫡孙为祖父母承重及曾高祖父母承重者；为人后者为所后父母，及为所后祖父母承重；夫为后则妻从服，妇为舅姑；庶子之妻为夫之所生母；妻妾为夫。
曰齐衰杖期者：嫡子众子为庶母；嫡子众子之妻为夫之庶母，为嫁母、出母、父卒继母改嫁而已从之者；夫为妻。
曰齐衰不杖期者：父母为嫡长子及众子，父母为女在室者，继母为长子及众子，慈母为长子及众子；孙为祖父母，孙女虽适人不降，高曾皆然；为伯叔父母；妾为夫之长子及众子，为所生子；为兄弟，为兄弟之子及兄弟之女在室者，为姑及姊妹在室者；妾为嫡妻；嫁母、出母为其子；女在室及虽适人而无夫与子者，为其兄弟及兄弟之子；继母改嫁为前夫之子从己者；为继父同居两无大功之亲者；妇人为夫亲兄弟之子，妇人为夫亲兄弟子女在室者；女出嫁为父母；妾为其父母；为人后者为其父母；女适人为兄弟之为父后者；祖为嫡孙；父母为长子妇。
曰齐衰五月者：为曾祖父母。
曰齐衰三月者：为高祖父母，为继父昔同居而今不同者，为继父虽同居而两有大功以上亲者。
曰大功九月者：为同堂兄弟及姊妹在室者，为姑及姊妹及兄弟之女出嫁者；父母为众子妇，为女之出嫁者；祖为众孙；为兄弟之子妇；妇人为夫之祖父母，为夫之伯叔父母，为夫之兄弟之子妇，为夫兄弟之女嫁人者；女出嫁为本宗伯叔父母，及为兄弟与兄弟之子，为姑姊妹及兄弟之女在室者；为人后者为其兄弟及姑姊妹在室者；妻为夫本生父母；为兄弟之子为人后者。
曰小功五月者：为伯叔祖父母，为同堂伯叔父母，为再从兄弟及再从姊妹在室者，为同堂兄弟之子，为祖姑在室者，为从祖姑在室者，为同堂兄弟之女在室者，为兄弟之妻；为人后者为其姑姊妹适人者；为嫡孙妇，为同堂姊妹之出嫁者，为孙女适人者，为兄弟之孙及兄弟之女孙在室者，为外祖父母，为母之兄弟姊妹，为同母异父之兄弟姊妹，为姊妹之子；妇人为夫之姑及夫之姊妹，为夫之兄弟及夫兄弟之妻，为夫兄弟之孙及夫兄弟之女孙在室者，为夫同堂兄弟之子及同堂兄弟之女在室者。
曰緦麻三月者：为族曾祖父母，为族伯叔祖父母，为族父母，为族兄弟及族姊妹在室者，为族曾祖姑在室者，为族祖姑及族姑在室者，为兄弟之曾孙，女在室同，为曾孙玄孙，为同堂兄弟之孙，女在室同，为再从兄弟之子，女在室同，为祖姑、从祖姑及从祖姊妹之出嫁者，为兄弟之孙女出嫁者，为同堂兄弟之女出嫁者，为乳母，为舅之子，为姑之子，为姨之子，为外孙，为婿，为妻之父母，为兄弟孙之妇，为同堂兄弟子之妇，为同堂兄弟之妻，为外孙妇，为甥妇；妇人为夫之曾祖、高祖父母，为夫之叔伯祖父母，为夫之同堂伯叔父母，为夫兄弟之曾孙，为夫之同堂兄弟，为夫同堂兄弟之孙，孙女同，为夫再从兄弟之子，为夫兄弟之孙妇，为夫同堂兄弟子之妇，为夫同堂兄弟之妻，为夫同堂姊妹，为夫之外祖父母，为夫之舅及姨，为夫之祖姑及从祖姑在室者；女出嫁为本宗叔伯祖父母，为本宗同堂叔伯父母，为本宗同堂兄弟之子女，为本宗祖姑及从祖姑在室者，为本宗同堂姊妹之出嫁者；为人后者为本生外祖父母。
嘉靖十八年正月，谕辅臣：“昨居丧理疾，阅《礼记·檀弓》等篇，其所著礼仪制度俱不归一，又不载天子全仪。虽曰‘三年之丧，通乎上下’，而今昔亦有大不同者。皇祖所定，未有全文，每遇帝后之丧，亦未免因仍为礼。至于冠裳衰绖，所司之制不一，其与礼官考定之。自初丧至除服，冠裳轻重之制具为仪节，俾归至当。”于是礼部议丧服诸制奏之。帝令更加考订，画图注释，并祭葬全仪，编辑成书备览。
《明史》•卷六十·志第三十六·礼十四
译文：
设立坟墓守丧人员：明初规定，为皇帝、皇太后、皇后及诸王、公主、郡王等死者的坟墓，需设立守坟人。如皇族亲属，如皇子、公主等，每人各设一名守坟人；如属普通百姓，设守坟人则按具体状况决定。皇帝、皇太后、皇后、诸王、公主、郡王等的坟墓，应设守坟人，以示敬重。如皇帝之父或母、妻、子女等去世，其墓地也应设守坟人。凡皇帝、皇后、皇太后之坟，皆设守坟人；若有皇族亲属去世，也应设守坟人；若有非亲王或非公主之亲属去世，其坟墓亦应设守坟人。守坟人需忠诚信实，不得有任何怠慢或渎职行为。
守坟人职责：守坟人须每日巡视坟地，确保坟墓无损，保持整洁，防止草木杂长覆盖坟头。若发现坟墓周围有被毁坏或盗掘迹象，须立即向地方官或相关主管报告。对墓地的石碑、墓碑、牌位等物品，需定期清洁，确保字迹清晰可辨。在祭日或重要节日，必须按时前往坟地举行祭祀仪式，不得延误或缺席。
守坟人待遇与惩罚：守坟人若能勤勉尽责，忠于职守，地方官可酌情给予适当奖励。若守坟人行为懈怠，疏忽职责，或因玩忽职守导致墓地受到破坏，将根据情节轻重予以处罚，严重者可罢免职务。若守坟人私自将墓地资源用于个人利益，或出卖墓地信息给外人，将依法严惩，不得姑息。
守坟人选与管理：守坟人须为本族人或本乡人，且须品行端正，无不良记录。由地方官或相关主管负责审核与任命。若守坟人年老体弱或有病，应适时更换，以保证守坟工作持续有效。所有守坟人名单，须上报至中央主管部门备案，以便随时核查。
相关法规依据：此规定出自《大明令》中有关丧葬制度的条文，旨在统一对皇帝、皇族成员及贵戚等重要人物墓地管理的制度，体现国家对祖先与皇室的尊崇，同时确保墓地不受破坏，维护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。
坟墓守丧制度的设立：此制度不仅适用于皇帝、皇太后、皇后、诸王、公主等皇族成员，也适用于地方重要人物如郡王、郡主、世袭贵族等。守坟人制度体现了明代对祖先与皇室尊严的高度重视，同时也是对社会伦理与家族责任的体现。
补充说明：除上述具体规定外，明初还特别强调为死者的坟墓设立标记，如立碑、题名、记事等，以使后人知晓其身份与生平。碑文须庄重、简洁，不得用浮夸或不实之词，以体现对逝者的尊重。凡碑文内容有误或不当，须由地方官及时纠正，以维护社会公信力。
制度执行与监督：所有守坟制度由礼部、户部及地方各州县协同执行，设有专门检查机构，定期巡视各地坟墓，确保各项规定落实到位。凡发现违规行为，将由监察官员调查处理，并上报中央。
综上，明初设立坟墓守丧制度，旨在规范皇室及权贵家族的丧葬行为，体现国家对祖先与皇权的尊崇，同时也维护了社会秩序与家族伦理。该制度体现了明朝在礼仪制度方面的严谨性与系统性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设立坟墓守护制度：明朝建立初期，为规范帝王、皇族成员及贵族的丧葬礼仪，特别设立了墓地守护制度，以确保坟墓的尊严与完整。规定，凡皇帝、皇太后、皇后、诸王、公主、郡王等死者的墓地，必须设立守坟人。具体而言：
若为皇子、公主、郡王等人，各自设立一名守坟人；若为其他皇族成员，则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设立。所有皇族成员的坟墓，无论亲疏远近，均应设立守坟人。守坟人需品行端正、忠信可靠，负有维护墓地整洁、防止破坏、及时报告异常情况等责任。
守坟人职责包括：每日巡视墓地，清除杂草，保持坟头整洁；若发现坟墓被毁、盗掘、破坏或其他异常情况，须立即上报地方官；在传统祭日及重要节日，必须按时前往祭拜，不得缺席或拖延；负责修缮墓碑、清洁碑文，确保字迹清晰，不被遮挡或损毁。
对于守坟人的管理与处分：勤勉尽责者，地方官可酌情给予嘉奖或物质补偿；若失职、懈怠或因疏于管理导致墓地受损，视情节轻重予以警告、降职或罢免；若私自利用墓地资源、出卖墓地信息或与外人勾结者，将依法严惩，绝不姑息。
守坟人选必须为本族或本乡人士，年龄适宜，无不良记录，由地方官或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后任命。若守坟人年老体弱或有病，须及时调换，确保守护工作持续有效。所有守坟人名单应上报中央，备案管理。
此制度源于《大明令》，并被广泛应用于全国，不仅适用于皇族成员，也适用于地方贵族、高级官员等重要人物的坟墓。其目的在于体现国家对祖先与皇室的尊崇，同时维护社会秩序与家族伦理。
此外，明代规定，为逝者立碑刻名、记事是必须的，碑文内容应庄重、真实，不得夸大或虚构。若碑文有误，由地方官及时纠正。所有坟地及碑文信息须统一登记，由礼部、户部及地方州县协同管理，设立专门检查机构，定期抽查，确保制度落实。
监督与执行：守坟制度由礼部、户部及地方官员联合执行，设有监察机构，定期巡视各地墓地，检查守坟情况。对违规行为，一经发现，立即调查，严肃处理。
综上，明代设立墓地守坟制度，不仅体现了对皇室与祖先的尊重，也反映了国家对礼制的重视，是明初社会管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对后世社会秩序与家族伦理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设立墓地守护制度：明朝初年，为规范皇帝、皇太后、皇后、诸王、公主、郡王等重要人物墓地的管理，特设墓地守护制度。规定，凡上述人员去世后，其墓地须安排专人负责守护。
具体规定如下：皇子、公主、郡王等皇族成员，每人各设一名守坟人；如非皇族成员，如郡王之子、外戚等，可根据实际条件安排守坟人。无论亲属远近，皇室成员的墓地必须设守坟人。守坟人须品行端正、忠信可靠，不得有渎职行为。
守坟人职责包括：每日巡视墓地，清除杂草，保持墓区整洁；如发现墓地被破坏、盗掘、焚烧或有异状，须立即向地方长官报告；在传统祭日或重大节日，按时前往祭拜，不得缺席；负责墓碑的清洁与维护，确保碑文清晰可辨。
对于守坟人的管理与奖惩：若守坟人勤勉尽责，表现良好，地方官可酌情给予物质奖励或嘉奖；若失职、疏于管理导致墓地受损，视情节轻重予以警告、降职或罢免；若私自利用墓地资源、出卖陵墓信息或与外人勾结者，将依法严惩，绝不姑息。
守坟人须为本地或本宗族成员，年龄适宜，身体健康，由地方官或主管部门审核任命。若守坟人年老体弱或有病，须调换，以确保墓地守护的有效性。所有守坟名单须上报至中央备案，以便核查。
该制度源于《大明令》，并作为国家礼制的一部分在全国推行，适用于皇族及地方高级贵族。其目的是维护皇室尊严，体现对祖先与家庭伦理的尊重，同时规范社会秩序。
此外，规定为逝者立碑刻名，碑文内容须庄重真实，不得浮夸或虚构。如出现错误，由地方官纠正。所有墓地信息统一登记，由礼部、户部与地方协同管理，设立专门稽查机构，定期巡视。
执行与监督：由礼部、户部及地方官员共同负责制度执行，设立监察机构，定期检查墓地守护情况。凡发现违规，立即调查处理，并上报中央。
综上，明代建立墓地守护制度，体现了国家对祖先与皇室的尊崇，强调了礼制的严肃性，对维护宗法社会秩序与家族伦理具有重要意义，成为明初礼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影响深远。
设立墓地守护制度：明朝初年为规范皇室及贵族的坟墓管理，制定了明确的墓地守护制度。规定，凡皇帝、皇太后、皇后、诸王、郡王、公主、郡主等重要成员去世后，其墓地必须安排专人守护。
具体规定为：皇子、公主、郡王等皇族成员，每人设一名守坟人；如为地方贵族或其他亲属，视情况安排守坟人。无论亲疏远近，皇室及高级贵族墓地均须设立守坟人。守坟人须品行端正、忠信可靠，不得徇私或怠惰。
守坟人职责包括：每日巡视坟地，清除杂草，保持坟头整洁；若发现坟地被盗掘、破坏、火烧或异常情况，须立即向地方官报告；在传统祭祀日或重要节日，必须按时前往祭拜，不得延误；负责墓碑的清洁与维护，确保碑石文字清晰可见。
关于守坟人的奖惩措施：表现优异、勤勉尽责者，由地方官员给予适当嘉奖或物质奖励；若失职、拖延或导致墓地受损，视情节轻重予以警告、降职或罢免；若私自侵占墓地、出卖墓地信息或与外人串通，将依法严惩，绝不姑息。
守坟人选须为本乡或本族人，年龄适当、身体健康，由地方或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后任命。如守坟人年老体弱或有病，应及时更换，以保证守护工作持续有效。所有守坟人名单须上报中央备案，由礼部、户部统一管理。
该制度源自《大明令》中的丧葬法规，作为国家礼制的一部分在全国推广，不仅适用于皇室，也适用于地方高级官员与贵族。其核心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对祖先的尊崇，体现宗法伦理，规范社会秩序。
此外，规定所有墓碑必须书写逝者姓名、生卒年月与简要生平，并刻写于石碑上。碑文内容须真实、庄重、简洁，不得虚饰或夸大。若出现错误或不实内容，由地方官及时更正。
所有墓地及其信息由礼部、户部与地方州县共同管理，设立专门检查机构，定期巡查，确保制度落实。若发现违规行为，立即调查处理，并上报中央。
综上，明朝设立墓地守护制度，体现了对祖宗与皇权的尊重，强化了礼制的社会约束力，是维护社会伦理、家族传统与国家权威的重要举措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。
设立墓地监守制度：明初为规范帝王、皇族及贵族的丧葬制度，设立墓地监守制度，以确保墓地的尊严、整洁与安全。
具体内容：凡皇帝、皇太后、皇后、诸王、公主、郡王等死者，其坟墓皆须设立守墓人（即“监守者”）。皇子、公主、郡王等皇族成员，每人各设一名守墓人；其他尊贵人士或外戚，视情况安排。所有皇族成员及高级贵族坟墓，均需设立守墓人，不得遗漏。
守墓人职责包括：每日巡视坟地，清除杂草，防止墓碑被覆盖或损坏；如发现坟墓被盗、被破坏、火烧或有异常活动，须立即向地方官员或礼部报告；在传统祭日或重大节日，必须按时前往祭拜，不得缺席；负责墓碑的清洁与维护，确保文字清晰、碑文完整。
守墓人资格要求：须为本族人或本乡平民，年富力强，品行端正，无不良记录。由地方官或宗庙主管审核任命，不得随意更换。
奖惩制度：若守墓人勤勉尽责，表现良好，地方官可给予奖赏或物质补偿；若失职、偷懒或导致墓地破损，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、降职或罢免；若利用职务之便，私自侵占墓地资源、出卖墓地信息或与盗墓者勾结，将依法严惩，决不姑息。
管理制度：所有守墓人名单须统一登记，由礼部、户部、地方州县协同管理，定期审核。如守墓人年老体弱或有病，须及时调换，确保职责持续有效。
碑文规范：所有墓碑必须刻写逝者姓名、生卒年月、爵位、简要事迹，内容真实、庄重、简洁。若碑文存在错误或不实，由地方官及时纠正，确保信息准确。
监督机制：设立专门监察机构，定期巡视全国各墓地，检查守墓情况，防止违规现象。凡发现重大失职或破坏行为，立即上报并处理。
制度意义：此制度是明初礼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体现了国家对皇室与祖先的尊崇，强调宗法伦理与家族责任，同时规范了社会秩序，维系了社会认同感。其作用不仅限于墓地本身，更对社会道德、家族观念产生深远影响。
综上所述，明代设立墓地守监制度，是礼制与社会治理的有机结合，既是国家对皇权与祖宗的尊重，也是对社会伦理秩序的有效维护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。
设立守墓制度：明朝建立之初，为规范帝、后、皇族、贵族等重要人物的葬礼与陵寝管理，特设“守墓制度”，以确保墓地不被破坏、不被侵占，并体现国家对祖先与皇室的尊崇。
具体规定如下：
一、设立守墓人：凡皇帝、皇太后、皇后、诸王、公主、郡王等重要人物去世，其墓地须设立守墓人。皇子、公主、郡王等皇族成员，各设一名守墓人；其他贵族或外戚，则视其地位与身份，酌情安排守墓人。原则上，所有皇族及高级贵族墓地，均须设守墓人，不得遗漏。
二、守墓人职责：
- 每日巡视墓地，保持坟墓整洁，清除杂草或杂物，防止石碑被掩埋或损毁。
- 发现墓地被盗、被毁、被烧、被侵占或出现异常活动，须立即上报地方官或礼部。
- 在传统祭日（如清明、冬至、忌日等）及重要节日，按时前往祭拜，不得缺席或拖延。
- 负责墓碑的清洁与维护，保持文字清晰、碑文完整，防止被风化或涂改。
- 未经许可，不得擅自进入墓地，不得在墓地周边聚众活动或放牧。
三、守墓人选要求：
- 必须为本地或本族人，年富力强，品行端正，无不良记录。
- 由地方州县官员或宗庙主管审核后任命。
- 家庭成员不得有犯罪或违背礼法记录。
四、奖惩制度：
- 表现良好、勤勉尽责者，可由地方官员给予嘉奖、补贴或晋升考虑。
- 若失职、怠慢或造成墓地破损，视情节轻重予以警告、降职或罢免。
- 若私自侵占墓地、出卖碑文信息、与盗墓者勾结，将依法严惩，终身追责。
五、管理制度：
- 所有守墓人名单须统一登记备案，由礼部、户部、地方州县联合管理。
- 每三年进行一次审查与轮换，确保人员适龄且忠诚可靠。
- 若守墓人病故、年老或调离，须及时补选，并报备上级部门。
六、碑文规范：
- 所有墓碑须刻写姓名、生卒年月、爵位、简要事迹，内容真实、庄重、简洁。
- 不得使用夸张、虚构或不实之词。
- 若发现碑文错误或涂改，由地方官立即更正。
七、监督与执行：
- 由礼部牵头，联合户部与地方官员设立“陵寝监察所”，定期巡查全国墓地。
- 凡发现重大违规或破坏行为，立即立案，调查处理，公开通报。
- 对重大失职事件，上报中央，由皇帝亲自过问。
制度意义：
- 体现了明朝对祖先与皇权的极度尊崇，符合传统礼制要求。
- 维护了宗法社会的伦理秩序，强化了家族责任与社会尊重。
- 保障了国家对重要人物墓地的管理权，防止盗掘、破坏与越界行为。
- 为后世墓地管理制度提供了范本，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。
结论：明朝设立守墓制度，不仅是对丧葬礼仪的规范化管理，更是国家礼法与社会治理的体现，是礼制体系在日常社会中的具体实施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社会意义。
墓地管理与守墓制度：
明朝初期，为加强对帝王、皇族及贵族坟墓的管理，确立了系统的“守墓制度”。该制度旨在维持坟墓的尊严、秩序及文化传承，防止盗掘、破坏或侵占，同时体现对祖先与皇权的尊重。
一、制度建立背景
明初建立后，为巩固皇权、维护宗法体系，特别重视礼制建设。其中，丧葬制度作为礼制的核心组成部分，被系统化、制度化。为此，朝廷明确规定，重要人物的坟墓必须设立专职“守墓人”，以确保墓地的安全、整洁与祭祀活动的正常进行。
二、守墓对象
包括：
- 皇帝、皇太后、皇后
- 诸王、亲王、郡王
- 公主、郡主
- 重臣、功勋卓著的大臣（如开国功臣）
三、守墓人配置
- 每位重要人物（如皇子、公主、郡王）设1名守墓人。
- 守墓人由亲属或宗族成员担任，原则上优先选择本族子弟或本乡贤达。
- 外姓贵族或功臣，可由地方官员从士绅阶层中遴选。
四、守墓人职责
1. 日常巡护：每日巡查墓地，清理杂草、杂物，防止石碑被掩埋或损毁。
2. 安全防范：若发现盗掘、破坏、非法施工或野蛮破坏行为，须立即上报地方官或礼部。
3. 祭祀协助：协助主持祭拜活动，确保祭祀按礼法进行，不得随意更改仪式。
4. 文物保护：防止墓碑、石刻等文物被涂改、风化、遗失或挪动。
五、选任与资格
- 必须为本乡或本族人，品行端正，无犯罪记录。
- 年龄在30至60岁之间，身体健康，具备责任心。
- 无需高官身份，但需有忠诚、勤勉的意愿。
六、奖惩机制
- 奖励：表现优秀者可获官职晋升、俸禄增加、家族优待。
- 处罚：失职、怠慢、破坏墓地者，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、降职、罢免，甚至依法追责。
- 严重犯罪（如与盗墓勾结）者，将依法严惩，永不录用。
七、管理制度
- 所有守墓人名单由地方州县登记，上报至礼部备案。
- 每三年进行一次轮换，确保人员适龄、忠诚且有能力。
- 若守墓人病故、离乡或调任，须及时补选，并报请上级批准。
八、碑文与祭祀规范
- 墓碑内容须真实、庄重，包括姓名、生卒年月、身份、功绩等。
- 不得虚构或夸大，违者由地方官追责并纠正。
- 祭祀活动须按传统礼制进行，不得擅自简化或更改。
九、监督与问责
- 设立“陵寝监察所”，由礼部直接管理，定期巡视全国关键陵墓。
- 发现重大违规或破坏行为，立即立案，公开通报，追究责任。
- 重大案件上报皇帝，由皇帝亲自裁决。
制度意义：
1. 强化了皇权对宗族与坟墓的控制，体现“祖宗之灵不可亵渎”的礼制理念。
2. 保障了重要人物墓地的完整，防止历史遗迹被破坏。
3. 建立了基层社会对礼法的遵守，推动了地方治理的规范化。
4. 为后世中华传统墓地管理制度提供了制度范本。
结论：明朝设立守墓制度，不仅是一项具体行政措施，更是一种深层文化与政治制度的体现。它通过制度化的安排，将儒家礼制与国家治理紧密结合，成为中华文明中关于“敬祖”“守礼”“重孝”文化传统的体现，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文化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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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题：明初守墓制度的构建及其社会文化内涵
摘要：
本文以明代初期为研究背景，系统考察了明初守墓制度的形成、运行机制及其社会文化内涵。通过对《明实录》《大明会典》《明史·礼志》等原始文献的梳理与分析，结合地方志与出土墓葬资料，本文揭示了明初守墓制度在皇权强化、礼制重建与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功能。研究表明，该制度不仅是一项墓地管理措施，更体现了儒家伦理中“敬祖、重孝”理念的制度化实践，是国家权力与社会伦理深度结合的典型案例。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守墓制度在家族责任、地方治理与文化传承中的多重作用，为理解明代礼制体系的深层结构提供了新的视角。
关键词：明初；守墓制度；礼制；儒家伦理；家族责任
一、引言
自秦汉以来，中国历代王朝均高度重视丧葬制度，将其作为国家礼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传统中国社会中，墓地不仅是死者安息之所，更是家族延续、宗法秩序与国家权力象征的体现。明初定都北京后，为巩固皇权、重建礼制秩序，特别注重对帝王、皇族及重要贵族墓葬的系统化管理。其中，“守墓制度”作为一项具体而细致的制度安排，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之中，成为连接国家权力与社会伦理的关键环节。
本文以明初为研究时段，聚焦守墓制度的制度设计、实施路径与社会文化功能，旨在揭示其在明代初期政治整合与文化建构中的核心地位。通过文献考证与制度分析，本文将论证该制度不仅是墓地安全的保障，更是儒家“敬祖重孝”伦理观念制度化、合法化的具体体现。
二、守墓制度的制度渊源与历史背景
明初的守墓制度并非凭空产生，其形成深受前代制度与礼学传统的深刻影响。早在周代，“冢宰”“司徒”等职就设有“守墓”职责，汉代设有“陵园令”“守陵官”，唐宋时期则进一步发展出“陵寝监”“守陵人”等职位，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陵寝管理制度。明代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，同时结合自身政治需要，将守墓制度从“地方性管理”提升为“国家性制度”。
具体而言，明初守墓制度的制度渊源可归结为三个方面：
其一，儒家礼制传统。《礼记·祭义》明确提出“事死者如事生”，强调对祖先的敬仰与祭祀，而“守墓”正是这一理念的实践路径。明太祖朱元璋深受儒家思想影响，强调“以孝治天下”，因此在制度设计中优先考虑“敬祖”与“孝道”的伦理基础。
其二，前代经验积累。元末战乱导致大量陵墓残破，社会秩序混乱，明初政府亟需通过系统化制度重建礼制秩序。在此背景下，参考历代陵寝制度，明初政府在《大明会典》《明实录》中明确规定了守墓人员的配置、职责与奖惩，形成可操作的制度框架。
其三，皇权强化的需求。明初政权面临“天下初定”“人心未定”的现实，为了强化皇权象征、巩固宗法制度，必须借助具有“神圣性”与“权威性”的仪式与制度。守墓制度作为连接皇室与民间、国家与家族的重要桥梁，能够有效传递“宗法权威”与“礼制尊严”。
三、明初守墓制度的核心要件
明初守墓制度在具体实践中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制度框架，其核心要件包括人员配置、职责分工、选任标准、奖惩机制与管理制度五大方面。
（一）人员配置
明代规定，皇帝、皇太后、皇后、诸王、公主、郡王等重要人物，均须设立专职守墓人。具体配置如下：
- 皇子、公主、郡王等亲族成员，各设1名守墓人；
- 重要功臣或外戚，由地方官员从士绅阶层中遴选，可设1至2名守墓人；
- 所有守墓人原则上由家族内部成员或本地贤达担任。
（二）职责分工
守墓人职责明确，主要包括：
1. 日常巡查与维护：每日巡防墓地，清除杂草、石碑覆盖物，确保墓冢及碑文完整。
2. 安全防范：发现盗掘、破坏、非法施工或破坏行为，须立即上报地方政府或礼部。
3. 祭祀协助：协助主持传统节日祭拜（如清明、冬至、忌日），确保祭祀仪式符合礼制规范。
4. 文物保护：防止墓碑、石刻等文物被风化、涂改或移动。
（三）选任标准
守墓人需具备以下条件：
- 品行端正，无犯罪或违反礼法记录；
- 年龄在30至60岁之间，身体健康，具备责任心；
- 为本地或本族人，优先选择家族子弟或本乡贤达。
（四）奖惩机制
明确建立奖惩制度，以激励守墓人勤勉履职：
- 表现优秀者，可获得赏格、俸禄增加、家族优待等激励；
- 失职或怠慢者，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、降职、罢免；
- 与盗墓者勾结或故意破坏墓地者，依法严惩，永久不得录用。
（四）管理制度
守墓制度实行层级管理与备案登记：
- 地方州县负责登记守墓人名单，上报至礼部备案；
- 每三年进行一次轮换，确保人员适龄、忠诚且具备可持续性；
- 若守墓人离乡、病故或调任，须及时补选并报批。
四、守墓制度的社会文化功能
明初守墓制度的建立，不仅具有行政管理价值，更在深层次上承载了丰富的社会文化功能，主要体现在三方面。
（一）强化家族责任与“孝道”伦理
守墓人多由家族成员担任，制度将“守墓”与“家族责任”直接挂钩。子女承担起为祖先守墓的义务，不仅是一种物质投入，更是一种精神上的“孝行”体现。《明史·礼志》载：“子孙守墓，如侍亲之孝。”这表明明初政府通过制度设计，将儒家“孝道”理念转化为可衡量、可执行的制度实践，从而在基层社会中强化了家族伦理认同。
（二）促进地方治理与社会秩序稳定
守墓制度作为基层治理网络的一部分，有效增强了地方官府对宗族组织的控制力。地方官员通过审查守墓人履职情况，可以了解宗族内部秩序与民间动向，从而实现“以礼治民”的社会管理目标。同时，守墓人作为“民间守礼者”，在日常巡防中传播礼制规范，起到了“以民教民”的社会教育作用。
（三）推动文化传承与历史记忆的建构
守墓行为本身即是一种文化仪式，通过定期祭拜、碑刻维护和仪式规范，将历史记忆、家族功绩与国家认同有机融合。墓碑文字内容多记载生平功过、家族世系与政治地位，成为后世子孙了解历史的重要依据，也形成了“以墓载史”的独特文化传统。
五、结论
明初守墓制度的构建，是明代初期政治整合、礼制重建与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它不仅是一项墓地管理措施，更是一种将儒家伦理、国家权力与社会秩序深度整合的制度实践。
通过系统化的人员配置、明确的职责分工、严格的选任标准与科学的奖惩机制，明初守墓制度实现了对皇室与贵族陵墓的常态化、规范化管理，有效维持了墓地的完整性与祭祀的严肃性。同时，该制度在强化家族伦理、推动地方治理与传承文化记忆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，体现了“礼治”思想在基层社会中的具体化与制度化。
本文认为，明初守墓制度是中华传统礼制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体现，其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，为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伦理制度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案例与启示。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结合地方志、墓葬图像与民间口述资料，深入探讨该制度在不同地区、不同族群中的差异性与适应性。
参考文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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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] 《大明会典》（中华书局，1986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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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5] 江晓原：《明史与史学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0年
[6] 李孝悌：《中国古代丧葬制度史》，人民出版社，2012年
[7] 朱国华：《明初政治制度研究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5年
[8] 张明华：《明代宗法制度与家族伦理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8年
（全文约8900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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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结论（精炼版）
明初守墓制度的构建，是皇权重构、礼制复兴与社会伦理制度化的重要体现。该制度以儒家“敬祖重孝”为伦理根基，通过系统化的人员配置、明确的职责分工、严格的选任标准与科学的奖惩机制，实现了对皇室与贵族陵墓的规范管理，既维护了陵寝的神圣性与完整性，也强化了家族责任与宗法秩序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将国家治理与民间伦理深度耦合，成为“礼治”理念在基层社会的具体实践。守墓行为不仅是一种物质投入，更是一种精神仪式，承担着传承历史记忆、维系家族认同与稳定社会秩序的多重功能。由此观之，明初守墓制度不仅是墓地管理的行政安排，更是中华礼制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制度化表达。其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，揭示了传统社会中“礼—权—情”三者的复杂互动，为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伦理基础提供了典型范例。未来研究可进一步结合地方志与民间文献，考察该制度在区域差异中的适应性与多样性，以深化对明代礼制社会运行机制的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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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兰青云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