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元史》•卷二百四·列传第九十一·宦者
译文:
在元朝之前,宦官作乱的事件曾极其严重。元朝刚兴起时,并未吸取古代教训,但经过十多个世纪的发展,回顾其衰亡的原因,发现根本不是因为宦官作乱,这是为什么呢?因为元太祖时期,选拔贵族大臣的子孙进入宫廷任职,负责饮食、衣冠、文书等事务,由他们直接管理皇帝日常所需。同时,任命四位重要功臣为世袭长官,称为“四怯薛”。因此,天子身边的左右亲信大多是世家贵族及其后代出生就显贵的人,宦官因此无法掌握权力,即使偶尔有人得势,也很快就会失败。这种制度安排,可以说是胜过前代的远见。
比如李邦宁,原本是宋朝的小太监,宋朝亡后,他随末代皇帝瀛国公到了元世祖那里,被安排在宫廷中服务。他聪明机警,深得世祖器重。世祖让他学习汉字和少数民族语言,他很快就掌握,于是被重用。他最初被任命为御带库提点,后来升为章佩少监,再升为礼部尚书,掌管太医院事务。成宗即位后,他官至昭文馆大学士、太医院使。有一次世祖患病,李邦宁一直守在身边达十余个月。武宗即位后,他被任命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,但他推辞说:“我是个被阉割过的人,命已残废,再想活命已无望。先帝因怜悯我而让我进入宫廷,给予我高位厚禄,已是恩宠过甚。如今陛下又想让我担任辅政大臣,我怎敢接受?辅政大臣是辅佐天子治理国家的人,怎能委屈我一个太监去担任?即便陛下不介意,后世子孙又该如何看待呢?我实在不敢遵命。”世祖十分高兴,命令大臣向太后和皇太子转达他的这番话,以彰显他的品德。
有一次,皇帝陪皇太后在大安阁宴饮,阁内有一只旧木箱,皇帝问李邦宁:“这是什么箱子?”李邦宁回答:“这是世祖当年收藏皮衣和腰带的箱子。我听说世祖曾说过一句话:‘把这箱东西留给子孙后代,让他们看到我的朴素,作为奢靡之戒。’”皇帝听了,便打开箱子查看,感叹道:“如果不是你提醒,我怎么会知道呢?”当时有宗王在场,立刻说:“世祖虽然圣明,但对钱财十分吝啬。”李邦宁反驳说:“不是的。世祖一句话,就成为后世的准则;他的赏赐与处罚,都合乎公理。再说,天下虽然收入很多,若使用不加节制,终将耗尽。从先代以来,岁入已不足以支付开支,又不断召开宗室聚会,耗费无算,每天晚上都难以维持,势必会加重横征暴敛,引发民怨,这岂是好事?”太后和皇帝都同意他的观点。不久,他被加封为大司徒、尚服院使,遥授丞相、行大司农,兼管太医院,官至金紫光禄大夫。
以前太庙祭祀一直由官吏代行,后来朝廷又想恢复由官员亲自举行,李邦宁劝阻说:“先朝并非不想亲自祭祀,只是因为太皇帝身体原因,无法实行。现在陛下继位之初,正该以身作则,弘扬孝道,亲自到太庙祭祀,从而树立一代典范。如果沿袭旧制,违背事理,实在不是我所赞成的。”皇帝十分赞同,当天就准备了盛大的礼车,斋戒于宫中,并任命李邦宁为主持大典的礼仪使。典礼完成后,皇帝追赠李邦宁祖辈三代的荣誉:曾祖李颐,追赠银青光禄大夫、司徒,谥号“敬懿”;祖父李德懋,追赠仪同三司、大司徒,谥号“忠献”;父亲李捴,追赠太保、开府仪同三司,谥号“文穆”。
仁宗即位后,因他是李邦宁的老臣,赐给一千锭钞票,他坚决辞谢。国学举行祭祀文宣王的仪式,皇帝命令李邦宁去祭拜。仪式中,他点检完毕,来到祭位,正准备立身,殿门刚打开,忽然刮起大风,殿内及两侧廊房的蜡烛全部熄灭,烛台底部的铁底甚至被埋入地下一尺深,全部被吹倒。李邦宁吓得伏地跪下,所有下属也都跪下。许久,风停了,仪式才得以继续,李邦宁事后深感惭愧,悔恨多日。
起初,仁宗还是皇太子时,丞相三宝奴等人掌权,畏惧仁宗聪明有为,李邦宁猜到他们的意图,便向武宗进言说:“陛下年少,皇子逐渐长大,父亲传位给儿子是古代的正常做法。我从未听说过儿子继位,却立弟弟的情况。”武宗不悦,说:“我的主意早已定下,你自己去东宫转达。”李邦宁听了,十分羞愧退下。仁宗即位后,身边大臣都建议处死李邦宁,仁宗却说:“君主的正统,自有天意,他的言论又有什么值得介意的?”于是,加封李邦宁为开府仪同三司,任集贤院大学士。后因病去世。
朴不花是高丽人,也叫王不花。皇后奇氏年轻时与朴不花是同乡,彼此相依相助。后来,奇氏被选入宫,受宠,成为第二位皇后,居住在兴圣宫,生下了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。朴不花作为宦官在皇后身边多年,深受宠爱,感情极为亲密,官职逐渐升至荣禄大夫、资正院使。资正院是皇后所有财政收入的管理机构。
至正十八年,京城大饥大疫,河南、山东等地郡县战乱不断,百姓老幼男女逃到京城避难,死亡的人连绵成堆。朴不花想借此树立功绩,向朝廷申请收买土地,掩埋尸体。皇帝赐予七千锭钞票,皇后及兴圣宫、隆福宫、皇太子和皇太子妃等人都获得金银器物和其他赏赐,各官府也纷纷施舍;朴不花自行拿出玉带一条、金带一条、银锭两锭、米三十四斛、麦六斛、青貂和银鼠皮袍各一件作为开支。他从南北两城一直挖到卢沟桥,深挖至地下水位,男女分墓安葬,凡是有人送来的尸体,就给予钞票帮助,抬尸的人络绎不绝。安葬完毕后,就在万安寿庆寺举行“无遮大会”。至正二十年四月,前后掩埋了二十万人,共用去钞票二万七千九百余锭、米五百六十余石。他又在大悲寺连续举行三天的水陆法会,凡居民患病的给予药物,无力安葬的提供棺材。翰林学士承旨张翥为此写碑文,名为《善惠之碑》。
此后,皇帝在位时间长,皇太子年龄日高,国家军政大事均由他决定。皇后便谋划将皇位传给皇太子,命朴不花向丞相太平传达这个意图,但太平不予回应。二十年,太平被罢免,只留下搠思监做丞相。皇帝日益厌恶朝政,朴不花乘机专权,与搠思监勾结,对全国警报和将领战功一律压制不报,朝廷内外关系彻底破裂。然而,朴不花势力庞大,声名熏天,全国官员中趋附他的有十分之九。又有个叫脱欢的宣政院使,与他勾结,成为国家的大害。
至正二十三年,监察御史也先帖木儿、孟也先不花、傅公让等人弹劾朴不花和脱欢,说他们贪婪奸邪,应当罢官除名。御史大夫老的沙将此事报告皇帝,皇太子坚持不处理,皇后也极力庇护,最终御史们全部被贬官。治书侍御史陈祖仁接连上书皇太子,极力劝谏,台官大小纷纷辞职。皇太子于是向皇帝求情,让二人辞官退职。但陈祖仁仍继续上奏,又向皇帝进言:“他们才是国家祸根的起源,如果不除掉,将来必定造成大乱。历史上汉唐末年,祸乱都始于这类人,权臣和藩镇便乘机而起。就像千丈之木,吞舟之鱼,腐败必从内部产生。陛下若能深思,恐怕会寒心。我恳请陛下采纳台谏之言,立即罢免二人,不能以‘辞职’为名,让他们逃脱惩处。这样,天下都知陛下赏罚分明,将士自然尽忠,盗贼也会胆寒,国家才能得以安定,还祖先之基业。如果优柔寡断,他们邪恶之风将日益增长,最终无法控制。我宁可饿死家中,誓不与他们同朝为官,绝不牵连进祸事。”详细记录见《陈祖仁传》。不久,侍御史李国凤上书皇太子,说:“朴不花骄横自大,专权贪财,拉拢贿赂,趋炎附势者皆出自其门,已经像赵高、张让、田令孜那样跋扈,发展下去绝不可长,所有人都知道,只是君上和殿下尚不知晓。自古宦官,亲近君王、接近君主,一旦得志,没有不导致国家祸患的。希望殿下能想到‘履霜知冰’的警惕,尽早上报朝廷,将他们送往边远地区,以顺应民众心愿,国家纲纪才能恢复。纲纪恢复,天下舆论就会变得可畏,法度便不可侵犯,政治清明,百废俱兴。”因此,皇帝大怒,李国凤与陈祖仁等都被贬官。
当时,老的沙在调查此事上态度坚决,皇太子因此厌恶他,皇后又在宫内进谗言,皇帝因老的沙是其母亲的亲戚,便封他为雍王,遣送回乡。不久,又恢复朴不花为集贤大学士、崇正院使,这是皇后支持的结果。老的沙到大同后,便留在孛罗帖木儿军中。此时,搠思监和朴不花依赖扩廓帖木儿作为外援,怨恨孛罗帖木儿不送老的沙,于是诬陷孛罗帖木儿与老的沙合谋谋反。至正二十四年,朝廷下令削去他们的官职,让他们交出兵权,返回四川。孛罗帖木儿知道这只是搠思监和朴不花的阴谋,于是愤怒地不肯服从命令。宗王不颜帖木儿等人上表申明冤情,朝廷也畏惧孛罗帖木儿势力太强,便下诏批评搠思监和朴不花互相封锁信息、迷惑皇帝视听的罪行,将搠思监流放到岭南,将朴不花驱逐到甘肃,以平息众怒,恢复孛罗帖木儿的官职和爵位。但搠思监和朴不花仍留在京城,实际上并未真正离开。不久,孛罗帖木儿派秃坚帖木儿率兵进京,声称要清君侧,驱逐奸臣。四月十二日,军队驻扎在清河,皇帝派达达国师询问原因,反复交谈多次,都说必须捉拿搠思监和朴不花才能撤军。皇帝判断形势无法调和,最终只能无奈地将两人扣押,交予孛罗帖木儿,军队才撤退。朴不花后来被孛罗帖木儿所杀。详情见搠思监和孛罗帖木儿的传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