隱逸
古之君子，負經世之術，度時不可爲，故高蹈以全其志。使得其時，未嘗不欲仕，仕而行所學，及物之功豈少哉。後世之士，其所蘊蓄或未至，而好以跡爲高，當邦有道之時，且遁世離羣，謂之隱士。世主亦苟取其名而強起之，及考其實，不如所聞，則曰“是欺世釣譽者也”，上下豈不兩失也哉！
元之隱士亦多矣，如杜瑛遺執政書，暨張特立居官之政，則非徒隱者也，蓋其得時則行，可隱而隱，頗有古君子之風。而世主亦不強之使起，可謂兩得也已。自是以隱逸稱者，蓋往往而有，今摭其可傳者，作《隱逸傳》。
杜瑛，字文玉，其先霸州信安人。父時升，《金史》有傳。瑛長七尺，美鬚髯，氣貌魁偉。金將亡，士猶以文辭規進取，瑛獨避地河南緱氏山中。時兵後，文物凋喪，瑛搜訪諸書，盡讀之，讀輒不忘，而究其指趣，古今得失如指諸掌。間關轉徙，教授汾、晉間。中書粘合珪開府於相，瑛赴其聘，遂家焉。與良田千畝，辭不受。術者言其所居下有藏金，家人慾發視，輒止之。後來居者果得黃金百斤，其不苟取如此。
歲己未，世祖南伐至相，召見問計，瑛從容對曰：“漢、唐以還，人君所恃以爲國者，法與兵、食三事而已。國無法不立，人無食不生，亂無兵不守。今宋皆蔑之，殆將亡矣，興之在聖主。若控襄樊之師，委戈下流，以搗其背，大業可定矣。”帝悅，曰：“儒者中乃有此人乎！”瑛復勸帝數事，以謂事不如此，後當如彼。帝納之，心賢瑛，謂可大用，命從行，以疾弗果。中統初，詔徵瑛。時王文統方用事，辭不就。左丞張文謙宣撫河北，奏爲懷孟、彰德、大名等路提舉學校官，又辭，遺執政書，其略曰：“先王之道不明，異端邪說害之也，橫流奔放，天理不絕如線。今天子神聖，俊乂輻輳，言納計用，先王之禮樂教化，興明修復，維其時矣。若夫簿書期會，文法末節，漢、唐猶不屑也，執事者因陋就簡，此焉是務，良可惜哉！夫善始者未必善終，今不能溯流求源，明法正俗，育材興化，以拯數百千年之禍，僕恐後日之弊，將有不可勝言者矣。”人或勉之仕，則曰：“後世去古雖遠，而先王之所設施，本末先後，猶可考見，故爲政者莫先於復古。苟因習舊弊，以求合乎先王之意，不亦難乎！吾又不能隨時俯仰以赴機會，將焉用仕！”於是杜門著書，一不以窮通得喪動其志，優遊道藝，以終其身。年七十，遺命其子處立、處願曰：“吾即死，當表吾墓曰‘緱山杜處士’。天曆中，贈資德大夫、翰林學士、上護軍，追封魏郡公，諡文獻。
所著書曰《春秋地理原委》十卷、《語孟旁通》八卷、《皇極引用》八卷、《皇極疑事》四卷、《極學》十卷、《律呂律歷禮樂雜誌》三十卷、文集十卷。其於律，則究其始，研其義，長短清濁，周徑積實，各以類分，取經史之說以實之，而折衷其是非。其於歷，則謂造歷者皆從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，獨邵子以爲天開於子，取日甲月子、星甲辰子，爲元會運世之數，無朔虛，無閏餘，率以三百六十爲歲，而天地之盈虛，百物之消長，不能出乎其中矣。論閉物開物，則曰開於己，閉於戊；五，天之中也；六，地之中也；戊己，月之中星也。又分卦配之紀年，金之大定庚寅，交小過之初六；國朝之甲寅三月二十有三日寅時，交小過之九四。多先儒所未發，掇其要著於篇雲。
張特立，字文舉，東明人。初名永，避金衛紹王諱，易今名。中泰和進士，爲偃師主簿。改宣德州司候。州多金國戚，號難治，特立至官，俱往謁之。有五將軍率家奴劫民羣羊，特立命大索閭里，遂過將軍家，溫言誘之曰：“將軍宅寧有盜羊者邪，聊視之以杜衆口。”潛使人索其後庭，得羊數十。遂縛其奴繫獄，其子匿他舍，捕得之，以近族得減死論。豪貴由是遵法，民賴以全。正大初，遷洛陽令。時軍旅數起，郡縣窘迫，東帥紇石烈牙兀又侮慢儒士。會移鎮陝右，道經洛陽，見特立淳古，不禮之，遽責令治糗具，期三日足，後期如軍法。縣民素賢特立，爭輸於庭，帥大奇之。既而拜監察御史，首言世宗諸孫不宜幽囚；尚書右丞顏盞石魯與細民爭田，參知政事徒單兀典諂事近習，皆當罷黜。執政者忌之。會平章政事白撒犒軍陝西，特立又劾其掾不法。白撒訴於世宗，言特立所言事失實，世宗宥之，遂歸田裏。
特立通程氏《易》，晚教授諸生，東平嚴實每加禮焉。歲丙午，世祖在潛邸受王印，首傳旨諭特立曰：“前監察御史張特立，養素丘園，易代如一，今年幾七十，研究聖經，宜錫嘉名，以光潛德，可特賜號曰中庸先生。”又諭曰：“先生年老目病，不能就道，故令趙寶臣諭意，且名其讀書之堂曰麗澤。”壬子歲，復降璽書諭特立曰：“白首窮經，誨人不倦，無過不及，學者宗之，昔已賜嘉名，今復諭意。”癸丑，特立卒，年七十五。中統二年，詔曰：“中庸先生學有淵源，行無瑕玷，雖經喪亂，不改故常，未遂丘園之賁，俄興窀穸之悲。可復賜前號，以彰寵數。”特立所著書有《易集說》、《歷年系事記》。
杜本，字伯原，其先居京兆，後徙天台，又徙臨江之清江，今爲清江人。本博學，善屬文。江浙行省丞相忽剌術得其所上《救荒策》，大奇之，及入爲御史大夫，力薦於武宗。嘗被召至京師，未幾歸隱武夷山中。文宗在江南時，聞其名，及即位，以幣徵之，不起。至正三年，右丞相脫脫以隱士薦，詔遣使賜以金織文幣、上尊酒，召爲翰林待制、奉議大夫，兼國史院編修官。使者致君、相意，趣之行。至杭州，稱疾固辭，而致書於丞相曰：“以萬事合爲一理，以萬民合爲一心，以千載合爲一日，以四海合爲一家，則可言制禮作樂，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。”遂不行。
本湛靜寡慾，無疾言遽色。與人交尤篤於義，有貧無以養親、無貲以爲學者，皆濟之。平居書冊未嘗釋手。天文、地理、律歷、度數，靡不通究，尤工於篆隸。所著有《四經表義》、《六書通編》、《十原》等書，學者稱爲清碧先生。至正十年卒，年七十有五。
時有張樞子長者，婺之金華人，亦屢徵不起。樞幼聰慧，外家潘氏蓄書數萬卷，樞盡取而讀之，過目輒不忘。既長，肆筆成章，頃刻數千言。有問以古今沿革、政治得失、宇宙之分合、禮樂之廢興，以至帝號官名、歲月先後，歷歷如指諸掌。其爲文，務推明經史，以扶翼教道，尤長於敘事。嘗取三國時事撰《漢本紀列傳》，附以《魏吳載記》，爲《續後漢書》七十三卷。臨川危素稱其立義精密，可備勸講，朝廷取其書置宣文閣。浙東部使者交薦之，前後章凡九上。至正三年，命儒臣纂修遼、金、宋三史，右丞相脫脫以監修國史領都總裁，闢樞本府長史，力辭不拜。七年，申命史臣纂修本朝後妃、功臣傳，復以翰林修撰、儒林郎、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召樞，俾與討論，復避不就。使者強之行，至杭州，固辭而歸。嘗著《春秋三傳歸一義》三十卷，《刊定三國志》六十五卷，《林下竊議》、《曲江張公年譜》各一卷，《敝帚編》若干卷。至正八年卒，年五十有七。
孫轍，字履常，其先自金陵徙家臨川。轍幼孤，母蔡氏教之，知警策自樹立。比長，學行純篤，事母甚孝。家居教授，門庭蕭然，而考德問業者日盛。郡中俊彥有聲者皆出其門。轍與人言，一以孝弟忠信爲本，辭溫氣和，聞者莫不油然感悟。待親戚鄉里禮意周洽，言論間未嘗幾微及人過失長短。士子至郡者必來見，部使者長吏以下仁且賢者，必造焉。轍樂易莊敬，接之以禮，言不及官府。憲司屢闢，皆不就。江西行省特以遺逸舉轍一人。轍善爲文章，吳澄嘗敘其集曰；“所謂仁義之人，其言藹如也。”其見稱許如此。元統二年，年七十有三，卒於家。
同郡吳定翁字仲谷，其先當宋初自金陵來徙。定翁幼歲儼如成人，寒暑衣冠不少懈，清修文雅，與孫轍齊名。而最善爲詩，揭傒斯稱其幽茂疏淡，可比盧摯。御史及江西之方伯牧守部使者，闢薦相望，終身不爲動。程鉅夫嘗貽書曰：“臨川士友及門者，踵相接也，何相望足下耿耿如玉人，而不可得見乎！”定翁嘗曰：“士無求用於世，惟求無愧於世。”人以爲名言。
何中，字太虛，撫之樂安人。少穎拔，以古學自任，家有藏書萬卷，手自校讎。其學弘深該博，廣平程鉅夫，清河元明善，柳城姚燧，東平王構，同郡吳澄、揭傒斯，皆推服之。至順二年，江西行省平章全嶽柱聘爲龍興郡學師。明年六月，以疾卒。所著有《易類象》二卷、《書傳補遺》十卷、《通鑑綱目測海》三卷、《知非堂稿》十七卷。
同郡危復之，字見心。宋末爲太學生，師事湯漢，博覽羣書，好讀《易》，尤工於詩。至元初，元帥郭昂屢薦爲儒學官，不就。至元中，朝廷累遣奉御察罕及翰林應奉詹玉以幣徵之，皆弗起。隱於紫霞山中，士友私諡曰貞白先生。
武恪，字伯威，宣德府人。初以神童遊學江南，吳澄爲江西儒學副提舉，薦入國學肄業。明宗在潛邸，選恪爲說書秀才，及出鎮雲南，恪在行。明宗欲起兵陝西，恪諫曰：“太子北行，於國有君命，於家有叔父之命，今若向京師發一箭，史官必書太子反。”左右惡恪言，乃曰：“武秀才有母在京，合遣其回。”恪遂還京師，居陋巷，教訓子弟。文宗知其名，除祕書監典簿。秩滿，丁內艱，再除中瑞司典簿，改汾西縣尹，皆不起。人或勸之仕，恪曰：“向爲親屈，今親已死，不復仕矣。”居數歲，會朝廷選守令，泰不華舉恪爲平陽沁水縣尹，亦不赴。近臣又薦爲授經郎，恪遂陽爲喑啞，不就。
恪好讀《周易》，每日堅坐。或問之曰：“先生之學，以何爲本？”恪曰：“以敬爲本。”所著有《水雲集》若干卷。其從之學者多有所成，佛家奴爲太尉，完者不花僉樞密院事，皆有賢名。
《元史》•卷一百九十九·列傳第八十六·隱逸
譯文：
古代的君子，掌握治理國家的本領，但看到時代不適合施展才華，便選擇隱居以保全自己的志向。如果時代適合，他們怎會不渴望出仕？一旦出仕，便能將所學付諸實踐，造福百姓，成就大事業。然而後世的讀書人，學問修養未必深厚，反而喜歡故意標榜隱居來顯示高尚，當國家政治清明時，便躲進山林，脫離社會，自稱隱士。君主也只圖名聲，勉強請他們出仕，結果考察他們的實際才能，卻發現遠不如傳聞，便說他們“是欺騙世人、騙取聲譽的人”，上下雙方都因此蒙受損失！
元朝時代也有許多隱士，比如杜瑛和張特立，他們並非真正避世的人，而是懂得在適合的時候積極入世，必要時選擇隱居，他們的言行頗有古代君子的風度。而當朝君主也不勉強他們出仕，這種做法可謂雙方各得其利。從那時起，被稱爲“隱士”的人物便屢見不鮮。現在我挑選其中值得傳頌的人物，編寫成《隱逸傳》。
杜瑛，字文玉，祖先是河北霸州信安人。父親杜時升，有《金史》傳記。杜瑛身高七尺，鬍鬚修長，容貌魁梧。金朝滅亡時，多數讀書人仍希望通過文章求取功名，而杜瑛卻獨自逃到河南緱氏山中避難。當時戰亂之後，書籍文物散失殆盡，他四處搜尋，把歷代典籍全部讀完，每讀一遍都記憶深刻，而且能清楚把握其中的脈絡，對古今興衰得失瞭如指掌。他輾轉遷徙，曾在山西、汾陽一帶教書。中書省官員粘合珪在相州設立府署時，邀請杜瑛去擔任賓客，於是杜瑛便定居在那裏。對方贈給他一千畝良田，他堅決辭謝。有術士說他住的地方地下藏有黃金，家人想挖掘查看，他總是阻止。後來有人在那地方果然挖出一百多斤黃金，可見他從不貪圖財物。
至元十六年（己未年），元世祖南下攻伐至相州，召見杜瑛，問計策。杜瑛從容答道：“自漢唐以來，君主治國所依賴的，只有法度、軍事、糧食三個方面。國家沒有法度就無法立國，百姓沒有糧食就不能生存，動亂時沒有軍隊也無法防守。如今南宋朝廷早已忽視了這些根本，恐怕即將滅亡，復興國家的責任在於明君。如果能控制襄樊的軍隊，順長江而下，直擊其後方，那麼國家大業便可成功。”世祖聽後非常高興，說：“儒者之中竟然有這樣的人！”杜瑛又向皇帝提出了幾條建議，認爲若不按這些辦法辦事，以後必然走向相反的結局。皇帝採納了他的意見，非常器重他，認爲可以重用，於是命他隨行輔佐，但由於他身體有病，未能成行。中統初年，朝廷下令徵召杜瑛。當時權臣王文統掌權，杜瑛推辭不去。左丞張文謙出使河北，奏請任命他爲懷孟、彰德、大名等地提舉學校官，杜瑛又推辭了。之後寫信給執政官員，信中說：“先王之道被埋沒，是由於異端邪說的干擾，各種流弊橫行，天理卻像細線一樣未被斬斷。如今皇上聖明，賢才雲集，能聽從言論、採納計策，正是恢復先王禮樂教化、振興道德的時機。至於那些繁瑣的文書、官府的例行事務，漢唐時的賢明君主都不屑於這些，現在卻一味追求，實在可惜啊！一個良好的開端，未必會有圓滿的結局。現在若不能追溯源頭、澄清法度、端正風俗、培養人才、振興教化，來拯救數百年來的禍患，我擔心未來的問題將變得無法挽回。”有人勸他出仕，他卻說：“後代雖遠離古代，但先王所制定的制度和政事原則，其根本和先後次序依然可以考證。所以執政者首要任務是復古。如果只是沿襲舊弊，就希望符合先王的本意，豈不是很難！我更無法順應時勢、屈身迎合機會，那出仕又有什麼用呢！”於是他關門著書，無論窮困或富貴都不動搖自己的志向，悠然自得地研習學問，直到終老。年到七旬，臨終前囑咐兒子杜處立、杜處願：“我死後，墓碑上應當寫‘緱山杜處士’。”元朝天曆年間，朝廷追贈他爲資德大夫、翰林學士、上護軍，追封爲魏郡公，諡號“文獻”。
杜瑛著有《春秋地理原委》十卷、《語孟旁通》八卷、《皇極引用》八卷、《皇極疑事》四卷、《極學》十卷、《律呂律歷禮樂雜誌》三十卷、文集十卷。他對樂律的研究深入，探究其起源，剖析其意義，詳細分析音調的長短、清濁，以及圓周、直徑、體積的計算，都按類別分類，並根據經史記載加以印證，最終形成自己的判斷。在曆法方面，他指出歷代曆法制定都是以十一月甲子日午夜冬至爲曆元，唯獨邵雍認爲“天開於子”，取日甲、月子、星甲辰子爲元會運世的計算單位，不設“朔虛”與“閏餘”，全年皆以三百六十天爲一歲，宇宙萬物的盈虧變化，都無法超出這個範圍。他還提出：宇宙的“開”以己日爲始，“閉”以戊日爲終；五是天地中間，六是地之中央，戊己是月亮中的中星。他還把八卦與年號相配合來紀年，比如金朝的大定年間庚寅年，正好與《易經》“小過”卦的初六爻相合；元朝初年甲寅三月二十三日寅時，也正好與“小過”卦的九四爻相合。這些觀點多爲前代儒者未曾提出，他把這些重要見解寫入著作。
張特立，字文舉，是東明人。原名“永”，因避金衛紹王的名諱，改名爲“文舉”。他曾中泰和年間進士，擔任偃師主簿，後改任宣德州司侯。那地方有許多金朝的皇室親屬，被稱爲難治之地，張特立到任後，都親自去拜訪他們。有五位將軍帶家奴劫奪百姓的羊羣，張特立下令在全境搜查，後來進入將軍家，溫和地勸說道：“將軍家中有沒有人偷羊呢？我來看一下，以平息衆人的議論。”暗中派人搜查後院，果然發現幾十頭羊，於是將家奴逮捕入獄，其子藏到別處，也被捕獲，因是近親關係得以減輕罪責。豪強貴族從此遵守法令，百姓得以安生。正大初年，升任洛陽縣令。當時戰亂頻繁，地方財政困難，東帥紇石烈牙兀又輕視儒生，不把他們當回事。後來他調往陝右，途經洛陽時，見到張特立品格淳厚、古道熱腸，便對他不禮貌，立即下令要他三天內準備軍糧補給，限期未到便按軍法處理。當地百姓一向敬重張特立，紛紛主動捐糧送錢到縣衙，主帥大爲驚奇。不久，他被提拔爲監察御史，首度上奏說世宗的諸位孫輩不應被囚禁；又彈劾尚書右丞顏盞石魯強佔民田，參知政事徒單兀典阿諛權貴，都應被罷免。執政大臣忌恨他，於是等到平章政事白撒在陝西犒賞軍隊時，張特立又彈劾其下屬違法亂紀。白撒向世宗上告，說張特立所言不實，世宗寬容了他，於是張特立歸隱田園。
張特立精通程頤的《易經》，晚年教書講學，東平嚴實對他十分尊敬。至元丙午年，世祖尚在潛邸時，首次下詔向張特立傳達旨意：“前監察御史張特立，一直安守田園，時代更替如一，如今已快七十歲，長期研究儒家經典，應賜予美好封號以嘉獎他的道德與功業，可尊稱他爲‘中庸先生’。”又下旨說：“先生年事已高，視力不佳，無法入朝，故派趙寶臣轉達旨意，併爲他讀書的書堂命名爲‘麗澤’。”壬子年，朝廷再次下詔：“白髮執經、誨人不倦，言行中庸，不偏不倚，是學者的楷模，曾賜予嘉名，今再次詔諭以表敬意。”癸丑年，張特立去世，享年七十五歲。中統二年，朝廷下詔說：“中庸先生學識淵博、品行端正，歷經戰亂仍不改本心，未能在官場施展抱負，不久又傳來去世噩耗，令人痛惜。特賜予原封號，以彰顯朝廷的恩寵。”張特立著有《易集說》《歷年系事記》。
杜本，字伯原，祖先原居京兆，後遷到天台，再遷至江西臨江的清江，如今是清江人。杜本博學多才，擅長寫作。江浙行省丞相忽剌術讀到他上書的《救荒策》，非常讚賞，後來他入朝任御史大夫，便大力向武宗推薦杜本。他曾被召到京城，不久便返回武夷山中隱居。文宗在南方時聽說他的名聲，即位後，派使者以禮物相請，杜本拒不赴任。至正三年，右丞相脫脫以隱士身份推薦他，朝廷派使者送金織文幣、上等酒，召他爲翰林待制、奉議大夫，兼國史院編修官。使者傳達朝廷意圖，催促他前往。他到達杭州後，稱病堅決推辭，同時寫信給丞相說：“如果把天下萬事看作一個道理，把百姓看作一個整體，把千秋萬代看作一天，把四海之內看作一家，那麼就可以談論制定禮法、營造樂教，從而達到五帝三王的治世盛世了。”於是最終未去上任。
杜本性格沉靜，內心淡泊，從未有過過激言語或急躁神色。與人交往尤其重視道義，凡有貧困無能力贍養父母、無資金支持學業的人，他都傾力資助。他平日讀書不離手，天文、地理、曆法、度數等無所不通，尤其擅長篆書和隸書。他著有《四經表義》《六書通編》《十原》等書，後人尊稱他爲“清碧先生”。至正十年去世，享年七十五歲。
當時還有張樞，是婺州金華人，也多次被徵召卻始終不出仕。張樞從小聰穎，外家潘氏家中藏書數萬卷，他全部讀完，過目不忘。長大後能迅速成文，頃刻間可寫出數千字。有人問他古今沿革、政治得失、宇宙的興廢、禮樂的盛衰，乃至帝王年號、官職名目、時間順序，他都能娓娓道來，如數家珍。他寫文章務求闡明經史，以振興教化，尤其擅長敘事。他曾編寫三國時期歷史，撰成《漢本紀列傳》，附《魏吳載記》，合爲《續後漢書》七十三卷。臨川的危素稱其立論嚴密，可作爲講學資料，朝廷因此將其書收入宣文閣。浙東的官員不斷推薦他，共上奏九次。至正三年，朝廷命儒臣編修遼、金、宋三史，右丞相脫脫任監修國史總負責人，徵召張樞爲本府長史，他堅決推辭不接受。七年，朝廷又命史臣編修本朝後妃、功臣傳，再次任命他爲翰林修撰、儒林郎、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，希望他參與討論，他仍然推辭不就。使者強請他赴京，他抵達杭州後，堅決推辭，返回家鄉。他著有《春秋三傳歸一義》三十卷，《刊定三國志》六十五卷，《林下竊議》《曲江張公年譜》各一卷，《敝帚編》若干卷。至正八年去世，時年僅五十七歲。
孫轍，字履常，祖先原從金陵遷至臨川。他年少時失去父親，由母親蔡氏教導，懂得自我警惕、奮發圖強。長大後，品行純正，孝順母親。他在家中教授學生，家門雖然簡樸冷清，但前來求學的人卻日增。郡中才德出衆的名士，大多出自他的門下。孫轍與人交談，始終以“孝順、忠厚、誠信”爲根本，言語溫和有禮，聽者無不深受感動。他對親戚鄰里以禮相待，談話中從不提及他人過失與長短。有讀書人來到郡中，必定要來拜訪他，地方官員和賢良的長官也都常去拜訪他。孫轍性格平易近人又莊重嚴肅，待人以禮，從不談官場事務。多次被官府徵召，他都拒絕。江西行省特別以“隱逸”之名推薦孫轍一人。他擅長寫文章，吳澄曾評價他的文集說：“所謂仁義之人，其言溫厚如春風。”受到如此高度評價。元統二年，年七十三，卒於家中。
同鄉的吳定翁，字仲谷，祖先原在宋初從金陵遷來。吳定翁自幼如成人一般莊重，無論寒暑從不鬆懈衣物，清心修德，文雅有致，與孫轍齊名，尤其擅長作詩。揭傒斯稱他風格幽深、淡遠，可比盧摯。朝廷御史、江西各地的郡守、總督、長官都曾徵聘他，但他終生未動。程鉅夫曾寫信說：“臨川的士人弟子絡繹不絕，爲何你如此堅貞如玉，卻始終無法相見呢！”吳定翁曾說：“士人不求在世上有官職，只求在世間無愧於心。”這一句話被後人視爲名言。
何中，字太虛，是撫州樂安人。他年少聰明，以古代學問自勉，家中藏書達萬卷，並親自校對整理。他的學問廣博深奧，廣平的程鉅夫、清河的元明善、柳城的姚燧、東平的王構，以及同鄉吳澄、揭傒斯，都極爲佩服他。至順二年，江西行省平章全嶽柱聘他爲龍興郡學師，第二年六月，因病去世。他所著有《易類象》二卷、《書傳補遺》十卷、《通鑑綱目測海》三卷、《知非堂稿》十七卷。
同鄉危復之，字見心。南宋末年爲太學生，師從湯漢，博覽羣書，尤其喜歡《易經》，擅長作詩。至元初年，元帥郭昂多次推薦他擔任儒學官職，他都拒絕。至元年間，朝廷曾派奉御察罕、翰林應奉詹玉等人以禮物徵召他，他皆不予答應。他隱居在紫霞山中，朋友私下爲他諡號“貞白先生”。
武恪，字伯威，是宣德府人。年少時因神童之名遊學江南，吳澄曾任江西儒學副提舉，推薦他進入國學學習。明宗還在藩王府時，選他爲說書秀才，後來出鎮雲南，武恪隨行。明宗想發兵攻入陝西，武恪勸阻說：“太子向北出征，對國家是違背君主命令，對家庭是違背叔父之命。若現在對京師發一箭，史官必定會記載爲‘太子謀反’。”左右大臣厭惡武恪的話，便說：“武秀才母親在京城，應讓他回去探望。”武恪於是回京，居住在簡陋的衚衕裏，教養子弟。文宗得知他的名聲，任命他爲祕書監典簿。任期滿後，因母親去世守孝，又重新任命爲中瑞司典簿，改任汾西縣尹，但他均未接受。有人勸他出仕，他回答說：“過去爲母親屈身，如今母親已故，再不從政了。”幾年後，朝廷選派地方官員，泰不華推薦他爲平陽沁水縣尹，他也不去。近臣又推薦他任授經郎，於是他假裝失聲，拒絕出仕。
武恪特別喜愛《周易》，每天堅持端坐。有人問他：“先生的學問以什麼爲根本？”他說：“以‘敬’爲根本。”他著有《水雲集》若干卷。追隨他學習的人都有成就，例如佛家奴後來成爲太尉，完者不花後來任樞密院事，皆有賢名。
納蘭青雲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