隐逸
古之君子，负经世之术，度时不可为，故高蹈以全其志。使得其时，未尝不欲仕，仕而行所学，及物之功岂少哉。后世之士，其所蕴蓄或未至，而好以迹为高，当邦有道之时，且遁世离群，谓之隐士。世主亦苟取其名而强起之，及考其实，不如所闻，则曰“是欺世钓誉者也”，上下岂不两失也哉！
元之隐士亦多矣，如杜瑛遗执政书，暨张特立居官之政，则非徒隐者也，盖其得时则行，可隐而隐，颇有古君子之风。而世主亦不强之使起，可谓两得也已。自是以隐逸称者，盖往往而有，今摭其可传者，作《隐逸传》。
杜瑛，字文玉，其先霸州信安人。父时升，《金史》有传。瑛长七尺，美须髯，气貌魁伟。金将亡，士犹以文辞规进取，瑛独避地河南缑氏山中。时兵后，文物凋丧，瑛搜访诸书，尽读之，读辄不忘，而究其指趣，古今得失如指诸掌。间关转徙，教授汾、晋间。中书粘合珪开府于相，瑛赴其聘，遂家焉。与良田千亩，辞不受。术者言其所居下有藏金，家人欲发视，辄止之。后来居者果得黄金百斤，其不苟取如此。
岁己未，世祖南伐至相，召见问计，瑛从容对曰：“汉、唐以还，人君所恃以为国者，法与兵、食三事而已。国无法不立，人无食不生，乱无兵不守。今宋皆蔑之，殆将亡矣，兴之在圣主。若控襄樊之师，委戈下流，以捣其背，大业可定矣。”帝悦，曰：“儒者中乃有此人乎！”瑛复劝帝数事，以谓事不如此，后当如彼。帝纳之，心贤瑛，谓可大用，命从行，以疾弗果。中统初，诏征瑛。时王文统方用事，辞不就。左丞张文谦宣抚河北，奏为怀孟、彰德、大名等路提举学校官，又辞，遗执政书，其略曰：“先王之道不明，异端邪说害之也，横流奔放，天理不绝如线。今天子神圣，俊乂辐辏，言纳计用，先王之礼乐教化，兴明修复，维其时矣。若夫簿书期会，文法末节，汉、唐犹不屑也，执事者因陋就简，此焉是务，良可惜哉！夫善始者未必善终，今不能溯流求源，明法正俗，育材兴化，以拯数百千年之祸，仆恐后日之弊，将有不可胜言者矣。”人或勉之仕，则曰：“后世去古虽远，而先王之所设施，本末先后，犹可考见，故为政者莫先于复古。苟因习旧弊，以求合乎先王之意，不亦难乎！吾又不能随时俯仰以赴机会，将焉用仕！”于是杜门著书，一不以穷通得丧动其志，优游道艺，以终其身。年七十，遗命其子处立、处愿曰：“吾即死，当表吾墓曰‘缑山杜处士’。天历中，赠资德大夫、翰林学士、上护军，追封魏郡公，谥文献。
所著书曰《春秋地理原委》十卷、《语孟旁通》八卷、《皇极引用》八卷、《皇极疑事》四卷、《极学》十卷、《律吕律历礼乐杂志》三十卷、文集十卷。其于律，则究其始，研其义，长短清浊，周径积实，各以类分，取经史之说以实之，而折衷其是非。其于历，则谓造历者皆从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为历元，独邵子以为天开于子，取日甲月子、星甲辰子，为元会运世之数，无朔虚，无闰余，率以三百六十为岁，而天地之盈虚，百物之消长，不能出乎其中矣。论闭物开物，则曰开于己，闭于戊；五，天之中也；六，地之中也；戊己，月之中星也。又分卦配之纪年，金之大定庚寅，交小过之初六；国朝之甲寅三月二十有三日寅时，交小过之九四。多先儒所未发，掇其要著于篇云。
张特立，字文举，东明人。初名永，避金卫绍王讳，易今名。中泰和进士，为偃师主簿。改宣德州司候。州多金国戚，号难治，特立至官，俱往谒之。有五将军率家奴劫民群羊，特立命大索闾里，遂过将军家，温言诱之曰：“将军宅宁有盗羊者邪，聊视之以杜众口。”潜使人索其后庭，得羊数十。遂缚其奴系狱，其子匿他舍，捕得之，以近族得减死论。豪贵由是遵法，民赖以全。正大初，迁洛阳令。时军旅数起，郡县窘迫，东帅纥石烈牙兀又侮慢儒士。会移镇陕右，道经洛阳，见特立淳古，不礼之，遽责令治糗具，期三日足，后期如军法。县民素贤特立，争输于庭，帅大奇之。既而拜监察御史，首言世宗诸孙不宜幽囚；尚书右丞颜盏石鲁与细民争田，参知政事徒单兀典谄事近习，皆当罢黜。执政者忌之。会平章政事白撒犒军陕西，特立又劾其掾不法。白撒诉于世宗，言特立所言事失实，世宗宥之，遂归田里。
特立通程氏《易》，晚教授诸生，东平严实每加礼焉。岁丙午，世祖在潜邸受王印，首传旨谕特立曰：“前监察御史张特立，养素丘园，易代如一，今年几七十，研究圣经，宜锡嘉名，以光潜德，可特赐号曰中庸先生。”又谕曰：“先生年老目病，不能就道，故令赵宝臣谕意，且名其读书之堂曰丽泽。”壬子岁，复降玺书谕特立曰：“白首穷经，诲人不倦，无过不及，学者宗之，昔已赐嘉名，今复谕意。”癸丑，特立卒，年七十五。中统二年，诏曰：“中庸先生学有渊源，行无瑕玷，虽经丧乱，不改故常，未遂丘园之贲，俄兴窀穸之悲。可复赐前号，以彰宠数。”特立所著书有《易集说》、《历年系事记》。
杜本，字伯原，其先居京兆，后徙天台，又徙临江之清江，今为清江人。本博学，善属文。江浙行省丞相忽剌术得其所上《救荒策》，大奇之，及入为御史大夫，力荐于武宗。尝被召至京师，未几归隐武夷山中。文宗在江南时，闻其名，及即位，以币征之，不起。至正三年，右丞相脱脱以隐士荐，诏遣使赐以金织文币、上尊酒，召为翰林待制、奉议大夫，兼国史院编修官。使者致君、相意，趣之行。至杭州，称疾固辞，而致书于丞相曰：“以万事合为一理，以万民合为一心，以千载合为一日，以四海合为一家，则可言制礼作乐，而跻五帝三王之盛矣。”遂不行。
本湛静寡欲，无疾言遽色。与人交尤笃于义，有贫无以养亲、无赀以为学者，皆济之。平居书册未尝释手。天文、地理、律历、度数，靡不通究，尤工于篆隶。所著有《四经表义》、《六书通编》、《十原》等书，学者称为清碧先生。至正十年卒，年七十有五。
时有张枢子长者，婺之金华人，亦屡征不起。枢幼聪慧，外家潘氏蓄书数万卷，枢尽取而读之，过目辄不忘。既长，肆笔成章，顷刻数千言。有问以古今沿革、政治得失、宇宙之分合、礼乐之废兴，以至帝号官名、岁月先后，历历如指诸掌。其为文，务推明经史，以扶翼教道，尤长于叙事。尝取三国时事撰《汉本纪列传》，附以《魏吴载记》，为《续后汉书》七十三卷。临川危素称其立义精密，可备劝讲，朝廷取其书置宣文阁。浙东部使者交荐之，前后章凡九上。至正三年，命儒臣纂修辽、金、宋三史，右丞相脱脱以监修国史领都总裁，辟枢本府长史，力辞不拜。七年，申命史臣纂修本朝后妃、功臣传，复以翰林修撰、儒林郎、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召枢，俾与讨论，复避不就。使者强之行，至杭州，固辞而归。尝著《春秋三传归一义》三十卷，《刊定三国志》六十五卷，《林下窃议》、《曲江张公年谱》各一卷，《敝帚编》若干卷。至正八年卒，年五十有七。
孙辙，字履常，其先自金陵徙家临川。辙幼孤，母蔡氏教之，知警策自树立。比长，学行纯笃，事母甚孝。家居教授，门庭萧然，而考德问业者日盛。郡中俊彦有声者皆出其门。辙与人言，一以孝弟忠信为本，辞温气和，闻者莫不油然感悟。待亲戚乡里礼意周洽，言论间未尝几微及人过失长短。士子至郡者必来见，部使者长吏以下仁且贤者，必造焉。辙乐易庄敬，接之以礼，言不及官府。宪司屡辟，皆不就。江西行省特以遗逸举辙一人。辙善为文章，吴澄尝叙其集曰；“所谓仁义之人，其言蔼如也。”其见称许如此。元统二年，年七十有三，卒于家。
同郡吴定翁字仲谷，其先当宋初自金陵来徙。定翁幼岁俨如成人，寒暑衣冠不少懈，清修文雅，与孙辙齐名。而最善为诗，揭傒斯称其幽茂疏淡，可比卢挚。御史及江西之方伯牧守部使者，辟荐相望，终身不为动。程钜夫尝贻书曰：“临川士友及门者，踵相接也，何相望足下耿耿如玉人，而不可得见乎！”定翁尝曰：“士无求用于世，惟求无愧于世。”人以为名言。
何中，字太虚，抚之乐安人。少颖拔，以古学自任，家有藏书万卷，手自校雠。其学弘深该博，广平程钜夫，清河元明善，柳城姚燧，东平王构，同郡吴澄、揭傒斯，皆推服之。至顺二年，江西行省平章全岳柱聘为龙兴郡学师。明年六月，以疾卒。所著有《易类象》二卷、《书传补遗》十卷、《通鉴纲目测海》三卷、《知非堂稿》十七卷。
同郡危复之，字见心。宋末为太学生，师事汤汉，博览群书，好读《易》，尤工于诗。至元初，元帅郭昂屡荐为儒学官，不就。至元中，朝廷累遣奉御察罕及翰林应奉詹玉以币征之，皆弗起。隐于紫霞山中，士友私谥曰贞白先生。
武恪，字伯威，宣德府人。初以神童游学江南，吴澄为江西儒学副提举，荐入国学肄业。明宗在潜邸，选恪为说书秀才，及出镇云南，恪在行。明宗欲起兵陕西，恪谏曰：“太子北行，于国有君命，于家有叔父之命，今若向京师发一箭，史官必书太子反。”左右恶恪言，乃曰：“武秀才有母在京，合遣其回。”恪遂还京师，居陋巷，教训子弟。文宗知其名，除秘书监典簿。秩满，丁内艰，再除中瑞司典簿，改汾西县尹，皆不起。人或劝之仕，恪曰：“向为亲屈，今亲已死，不复仕矣。”居数岁，会朝廷选守令，泰不华举恪为平阳沁水县尹，亦不赴。近臣又荐为授经郎，恪遂阳为喑哑，不就。
恪好读《周易》，每日坚坐。或问之曰：“先生之学，以何为本？”恪曰：“以敬为本。”所著有《水云集》若干卷。其从之学者多有所成，佛家奴为太尉，完者不花佥枢密院事，皆有贤名。
《元史》•卷一百九十九·列传第八十六·隐逸
译文：
古代的君子，掌握治理国家的本领，但看到时代不适合施展才华，便选择隐居以保全自己的志向。如果时代适合，他们怎会不渴望出仕？一旦出仕，便能将所学付诸实践，造福百姓，成就大事业。然而后世的读书人，学问修养未必深厚，反而喜欢故意标榜隐居来显示高尚，当国家政治清明时，便躲进山林，脱离社会，自称隐士。君主也只图名声，勉强请他们出仕，结果考察他们的实际才能，却发现远不如传闻，便说他们“是欺骗世人、骗取声誉的人”，上下双方都因此蒙受损失！
元朝时代也有许多隐士，比如杜瑛和张特立，他们并非真正避世的人，而是懂得在适合的时候积极入世，必要时选择隐居，他们的言行颇有古代君子的风度。而当朝君主也不勉强他们出仕，这种做法可谓双方各得其利。从那时起，被称为“隐士”的人物便屡见不鲜。现在我挑选其中值得传颂的人物，编写成《隐逸传》。
杜瑛，字文玉，祖先是河北霸州信安人。父亲杜时升，有《金史》传记。杜瑛身高七尺，胡须修长，容貌魁梧。金朝灭亡时，多数读书人仍希望通过文章求取功名，而杜瑛却独自逃到河南缑氏山中避难。当时战乱之后，书籍文物散失殆尽，他四处搜寻，把历代典籍全部读完，每读一遍都记忆深刻，而且能清楚把握其中的脉络，对古今兴衰得失了如指掌。他辗转迁徙，曾在山西、汾阳一带教书。中书省官员粘合珪在相州设立府署时，邀请杜瑛去担任宾客，于是杜瑛便定居在那里。对方赠给他一千亩良田，他坚决辞谢。有术士说他住的地方地下藏有黄金，家人想挖掘查看，他总是阻止。后来有人在那地方果然挖出一百多斤黄金，可见他从不贪图财物。
至元十六年（己未年），元世祖南下攻伐至相州，召见杜瑛，问计策。杜瑛从容答道：“自汉唐以来，君主治国所依赖的，只有法度、军事、粮食三个方面。国家没有法度就无法立国，百姓没有粮食就不能生存，动乱时没有军队也无法防守。如今南宋朝廷早已忽视了这些根本，恐怕即将灭亡，复兴国家的责任在于明君。如果能控制襄樊的军队，顺长江而下，直击其后方，那么国家大业便可成功。”世祖听后非常高兴，说：“儒者之中竟然有这样的人！”杜瑛又向皇帝提出了几条建议，认为若不按这些办法办事，以后必然走向相反的结局。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，非常器重他，认为可以重用，于是命他随行辅佐，但由于他身体有病，未能成行。中统初年，朝廷下令征召杜瑛。当时权臣王文统掌权，杜瑛推辞不去。左丞张文谦出使河北，奏请任命他为怀孟、彰德、大名等地提举学校官，杜瑛又推辞了。之后写信给执政官员，信中说：“先王之道被埋没，是由于异端邪说的干扰，各种流弊横行，天理却像细线一样未被斩断。如今皇上圣明，贤才云集，能听从言论、采纳计策，正是恢复先王礼乐教化、振兴道德的时机。至于那些繁琐的文书、官府的例行事务，汉唐时的贤明君主都不屑于这些，现在却一味追求，实在可惜啊！一个良好的开端，未必会有圆满的结局。现在若不能追溯源头、澄清法度、端正风俗、培养人才、振兴教化，来拯救数百年来的祸患，我担心未来的问题将变得无法挽回。”有人劝他出仕，他却说：“后代虽远离古代，但先王所制定的制度和政事原则，其根本和先后次序依然可以考证。所以执政者首要任务是复古。如果只是沿袭旧弊，就希望符合先王的本意，岂不是很难！我更无法顺应时势、屈身迎合机会，那出仕又有什么用呢！”于是他关门著书，无论穷困或富贵都不动摇自己的志向，悠然自得地研习学问，直到终老。年到七旬，临终前嘱咐儿子杜处立、杜处愿：“我死后，墓碑上应当写‘缑山杜处士’。”元朝天历年间，朝廷追赠他为资德大夫、翰林学士、上护军，追封为魏郡公，谥号“文献”。
杜瑛著有《春秋地理原委》十卷、《语孟旁通》八卷、《皇极引用》八卷、《皇极疑事》四卷、《极学》十卷、《律吕律历礼乐杂志》三十卷、文集十卷。他对乐律的研究深入，探究其起源，剖析其意义，详细分析音调的长短、清浊，以及圆周、直径、体积的计算，都按类别分类，并根据经史记载加以印证，最终形成自己的判断。在历法方面，他指出历代历法制定都是以十一月甲子日午夜冬至为历元，唯独邵雍认为“天开于子”，取日甲、月子、星甲辰子为元会运世的计算单位，不设“朔虚”与“闰余”，全年皆以三百六十天为一岁，宇宙万物的盈亏变化，都无法超出这个范围。他还提出：宇宙的“开”以己日为始，“闭”以戊日为终；五是天地中间，六是地之中央，戊己是月亮中的中星。他还把八卦与年号相配合来纪年，比如金朝的大定年间庚寅年，正好与《易经》“小过”卦的初六爻相合；元朝初年甲寅三月二十三日寅时，也正好与“小过”卦的九四爻相合。这些观点多为前代儒者未曾提出，他把这些重要见解写入著作。
张特立，字文举，是东明人。原名“永”，因避金卫绍王的名讳，改名为“文举”。他曾中泰和年间进士，担任偃师主簿，后改任宣德州司侯。那地方有许多金朝的皇室亲属，被称为难治之地，张特立到任后，都亲自去拜访他们。有五位将军带家奴劫夺百姓的羊群，张特立下令在全境搜查，后来进入将军家，温和地劝说道：“将军家中有没有人偷羊呢？我来看一下，以平息众人的议论。”暗中派人搜查后院，果然发现几十头羊，于是将家奴逮捕入狱，其子藏到别处，也被捕获，因是近亲关系得以减轻罪责。豪强贵族从此遵守法令，百姓得以安生。正大初年，升任洛阳县令。当时战乱频繁，地方财政困难，东帅纥石烈牙兀又轻视儒生，不把他们当回事。后来他调往陕右，途经洛阳时，见到张特立品格淳厚、古道热肠，便对他不礼貌，立即下令要他三天内准备军粮补给，限期未到便按军法处理。当地百姓一向敬重张特立，纷纷主动捐粮送钱到县衙，主帅大为惊奇。不久，他被提拔为监察御史，首度上奏说世宗的诸位孙辈不应被囚禁；又弹劾尚书右丞颜盏石鲁强占民田，参知政事徒单兀典阿谀权贵，都应被罢免。执政大臣忌恨他，于是等到平章政事白撒在陕西犒赏军队时，张特立又弹劾其下属违法乱纪。白撒向世宗上告，说张特立所言不实，世宗宽容了他，于是张特立归隐田园。
张特立精通程颐的《易经》，晚年教书讲学，东平严实对他十分尊敬。至元丙午年，世祖尚在潜邸时，首次下诏向张特立传达旨意：“前监察御史张特立，一直安守田园，时代更替如一，如今已快七十岁，长期研究儒家经典，应赐予美好封号以嘉奖他的道德与功业，可尊称他为‘中庸先生’。”又下旨说：“先生年事已高，视力不佳，无法入朝，故派赵宝臣转达旨意，并为他读书的书堂命名为‘丽泽’。”壬子年，朝廷再次下诏：“白发执经、诲人不倦，言行中庸，不偏不倚，是学者的楷模，曾赐予嘉名，今再次诏谕以表敬意。”癸丑年，张特立去世，享年七十五岁。中统二年，朝廷下诏说：“中庸先生学识渊博、品行端正，历经战乱仍不改本心，未能在官场施展抱负，不久又传来去世噩耗，令人痛惜。特赐予原封号，以彰显朝廷的恩宠。”张特立著有《易集说》《历年系事记》。
杜本，字伯原，祖先原居京兆，后迁到天台，再迁至江西临江的清江，如今是清江人。杜本博学多才，擅长写作。江浙行省丞相忽剌术读到他上书的《救荒策》，非常赞赏，后来他入朝任御史大夫，便大力向武宗推荐杜本。他曾被召到京城，不久便返回武夷山中隐居。文宗在南方时听说他的名声，即位后，派使者以礼物相请，杜本拒不赴任。至正三年，右丞相脱脱以隐士身份推荐他，朝廷派使者送金织文币、上等酒，召他为翰林待制、奉议大夫，兼国史院编修官。使者传达朝廷意图，催促他前往。他到达杭州后，称病坚决推辞，同时写信给丞相说：“如果把天下万事看作一个道理，把百姓看作一个整体，把千秋万代看作一天，把四海之内看作一家，那么就可以谈论制定礼法、营造乐教，从而达到五帝三王的治世盛世了。”于是最终未去上任。
杜本性格沉静，内心淡泊，从未有过过激言语或急躁神色。与人交往尤其重视道义，凡有贫困无能力赡养父母、无资金支持学业的人，他都倾力资助。他平日读书不离手，天文、地理、历法、度数等无所不通，尤其擅长篆书和隶书。他著有《四经表义》《六书通编》《十原》等书，后人尊称他为“清碧先生”。至正十年去世，享年七十五岁。
当时还有张枢，是婺州金华人，也多次被征召却始终不出仕。张枢从小聪颖，外家潘氏家中藏书数万卷，他全部读完，过目不忘。长大后能迅速成文，顷刻间可写出数千字。有人问他古今沿革、政治得失、宇宙的兴废、礼乐的盛衰，乃至帝王年号、官职名目、时间顺序，他都能娓娓道来，如数家珍。他写文章务求阐明经史，以振兴教化，尤其擅长叙事。他曾编写三国时期历史，撰成《汉本纪列传》，附《魏吴载记》，合为《续后汉书》七十三卷。临川的危素称其立论严密，可作为讲学资料，朝廷因此将其书收入宣文阁。浙东的官员不断推荐他，共上奏九次。至正三年，朝廷命儒臣编修辽、金、宋三史，右丞相脱脱任监修国史总负责人，征召张枢为本府长史，他坚决推辞不接受。七年，朝廷又命史臣编修本朝后妃、功臣传，再次任命他为翰林修撰、儒林郎、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，希望他参与讨论，他仍然推辞不就。使者强请他赴京，他抵达杭州后，坚决推辞，返回家乡。他著有《春秋三传归一义》三十卷，《刊定三国志》六十五卷，《林下窃议》《曲江张公年谱》各一卷，《敝帚编》若干卷。至正八年去世，时年仅五十七岁。
孙辙，字履常，祖先原从金陵迁至临川。他年少时失去父亲，由母亲蔡氏教导，懂得自我警惕、奋发图强。长大后，品行纯正，孝顺母亲。他在家中教授学生，家门虽然简朴冷清，但前来求学的人却日增。郡中才德出众的名士，大多出自他的门下。孙辙与人交谈，始终以“孝顺、忠厚、诚信”为根本，言语温和有礼，听者无不深受感动。他对亲戚邻里以礼相待，谈话中从不提及他人过失与长短。有读书人来到郡中，必定要来拜访他，地方官员和贤良的长官也都常去拜访他。孙辙性格平易近人又庄重严肃，待人以礼，从不谈官场事务。多次被官府征召，他都拒绝。江西行省特别以“隐逸”之名推荐孙辙一人。他擅长写文章，吴澄曾评价他的文集说：“所谓仁义之人，其言温厚如春风。”受到如此高度评价。元统二年，年七十三，卒于家中。
同乡的吴定翁，字仲谷，祖先原在宋初从金陵迁来。吴定翁自幼如成人一般庄重，无论寒暑从不松懈衣物，清心修德，文雅有致，与孙辙齐名，尤其擅长作诗。揭傒斯称他风格幽深、淡远，可比卢挚。朝廷御史、江西各地的郡守、总督、长官都曾征聘他，但他终生未动。程钜夫曾写信说：“临川的士人弟子络绎不绝，为何你如此坚贞如玉，却始终无法相见呢！”吴定翁曾说：“士人不求在世上有官职，只求在世间无愧于心。”这一句话被后人视为名言。
何中，字太虚，是抚州乐安人。他年少聪明，以古代学问自勉，家中藏书达万卷，并亲自校对整理。他的学问广博深奥，广平的程钜夫、清河的元明善、柳城的姚燧、东平的王构，以及同乡吴澄、揭傒斯，都极为佩服他。至顺二年，江西行省平章全岳柱聘他为龙兴郡学师，第二年六月，因病去世。他所著有《易类象》二卷、《书传补遗》十卷、《通鉴纲目测海》三卷、《知非堂稿》十七卷。
同乡危复之，字见心。南宋末年为太学生，师从汤汉，博览群书，尤其喜欢《易经》，擅长作诗。至元初年，元帅郭昂多次推荐他担任儒学官职，他都拒绝。至元年间，朝廷曾派奉御察罕、翰林应奉詹玉等人以礼物征召他，他皆不予答应。他隐居在紫霞山中，朋友私下为他谥号“贞白先生”。
武恪，字伯威，是宣德府人。年少时因神童之名游学江南，吴澄曾任江西儒学副提举，推荐他进入国学学习。明宗还在藩王府时，选他为说书秀才，后来出镇云南，武恪随行。明宗想发兵攻入陕西，武恪劝阻说：“太子向北出征，对国家是违背君主命令，对家庭是违背叔父之命。若现在对京师发一箭，史官必定会记载为‘太子谋反’。”左右大臣厌恶武恪的话，便说：“武秀才母亲在京城，应让他回去探望。”武恪于是回京，居住在简陋的胡同里，教养子弟。文宗得知他的名声，任命他为秘书监典簿。任期满后，因母亲去世守孝，又重新任命为中瑞司典簿，改任汾西县尹，但他均未接受。有人劝他出仕，他回答说：“过去为母亲屈身，如今母亲已故，再不从政了。”几年后，朝廷选派地方官员，泰不华推荐他为平阳沁水县尹，他也不去。近臣又推荐他任授经郎，于是他假装失声，拒绝出仕。
武恪特别喜爱《周易》，每天坚持端坐。有人问他：“先生的学问以什么为根本？”他说：“以‘敬’为根本。”他著有《水云集》若干卷。追随他学习的人都有成就，例如佛家奴后来成为太尉，完者不花后来任枢密院事，皆有贤名。
纳兰青云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