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元史》•卷一百八十五·列传第七十二

清代 • 蔡东藩

吕思诚
　　吕思诚，字仲实，平定州人。六世祖宗礼，金进士，辽州司户。宗礼生仲堪，亦举进士。仲堪生时敏，时敏生钊，为千夫长，死国事。钊生德成，德成生允，卒平定知州致仕，思诚父也。母冯氏，梦一丈夫，乌巾、白襕衫、红鞓束带，趋而揖曰：“我文昌星也。”及寤，思诚生，目有神光，见者异之。及长，从萧学治经。已而入国子学为陪堂生，试国子伴读，中其选。擢泰定元年进士第，授同知辽州事，未赴。丁内艰。改景州蓚县尹。差民户为三等，均其徭役；刻孔子象，令社学祀事；每岁春行田，树畜勤敏者，赏以农器，人争趋事，地无遗力。民石安儿等，流离积年，至是，闻风复业。印识文簿，畀社长藏之，季月报县，不孝弟、不事生业者，悉书之，罚其输作。胥吏至社者，何人用饮食若干，多者责偿其直。豪猾者窜名职田户，思诚尽祛其弊。天历兵兴，豫贷钞于富民，令下造军器，事皆先集，民用不扰。于后得官价，亟以还民。翟彝自其大父因河南乱，被掠为人奴，岁纳丁粟以免作。思诚知彝力学，如其主与之约，终彝身粟三十石，仍代之输，彝得为良民。他日买羊，刘智社民李，持酒来见，诉其弟匿羊，思诚叱之退。王青兄弟四人，友爱弥笃，思诚至其家，取酒劝酬，欢同骨肉。李之兄弟相谓曰：“我等终不敢见尹矣。”各具酒食相切责，悔前过，析居三十年，复还同爨。镇民张复，叔母孀居，且瞽，丐食以活，恐思诚闻之，即日迎养。思诚怜其贫，令为媒互人以养之。天旱，道士持青蛇，曰卢师谷小青，谓龙也，祷之即雨。思诚以其惑人，杀蛇，逐道士，雨亦随至，遂有年。县多淫祠，动以百余计，刑牲以祭者无虚日，思诚悉命毁之，唯存江都相董仲舒祠。
　　擢翰林国史院检阅官，俄升编修。文宗在奎章阁，有旨取国史阅之，左右舁匮以往，院长贰无敢言。思诚在末僚，独跪阁下争曰：“国史纪当代人君善恶，自古天子无观阅之者。”事遂寝。寻擢国子监丞，升司业，拜监察御史。与斡玉伦徒等劾中书平章政事彻里帖木儿变乱朝政，章上，留中不下，思诚纳印绶殿前，遂出佥广西廉访司事。巡行郡县，土官有于元帅者，恃势鱼肉人，恐事觉，阴遣其子迓思诚于道。思诚缚之，悉发其阴私，痛惩其罪，一道震肃。移浙西。达识帖睦迩时为南台御史大夫，与江浙省臣有隙，嗾思诚劾之，思诚曰：“吾为天子耳目，不为台臣鹰犬也。”不听。已而闻行省平章左吉贪墨，浙民多怨之，思诚奏疏其罪，流之海南。
　　复召为国子司业，迁中书左司员外郎。盗杀河南省臣，以伪檄呼廉访使段辅入行省事，及事败，诖误者三十余人，将置于法，思诚言于朝，皆释之。升左司郎中。思诚素刚直，人多嫉之，遂以言罢。起为右司郎中，拜刑部尚书。科举复行，与佥书枢密院事韩镛为御试读卷官。改礼部尚书，御史台奏为治书侍御史，总裁辽、金、宋三史，升侍御史，枢密院奏为副使，御史台留为侍御史。会平章政事巩卜班不法，监察御史劾之，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曰：“姑徐之。”思诚趣入奏，巩卜班罢。大夫衔思诚，将谋挤之，思诚即谒告。朝廷知思诚无他，迁河东廉访使。未几，召为集贤侍讲学士，兼国子祭酒，出为湖广行省参知政事，诸生抗疏留之，不可。道中授湖北廉访使，入拜中书参知政事，升左丞，转御史中丞。劾奏清道官不尽职，罢之。再任左丞、知经筵事，提调国子监，兼翰林学士承旨、知制诰兼修国史，加荣禄大夫，总裁后妃、功臣传，会粹《六条政类》，帝赐玉带，眷顾弥笃。又为枢密副使，仍知经筵事，复为中书左丞。御史大夫纳麟，诬参政孔思立受赇事，或欲连中思诚，纳麟曰：“吕左丞素有廉声，难以及之。”遂止。
　　拜集贤学士，仍兼国子祭酒。吏部尚书契哲笃、左司都事武祺等，建言更钞法，以楮币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为母，铜钱为子，命廷臣集议。思诚曰：“中统、至元自有母子，上料为母，下料为子，譬之蒙古人以汉人子为后，皆人类也，尚终为汉人之子，岂有故纸为父而立铜为子者乎？”一座咸笑。思诚又曰：“钱钞用法，见为一致，以虚换实也。今历代钱、至正钱、中统钞、至元钞、交钞分为五项，虑下民知之，藏其实而弃其虚，恐不利于国家也。”契哲笃曰：“至元钞多伪，故更之尔。”思诚曰：“至元钞非伪，人为伪尔。交钞若出，亦为伪者矣。且至元钞犹故戚也，家之童奴且识之；交钞犹新戚也，虽不敢不亲，人未识也，其伪反滋多尔。况祖宗之成宪，其可轻改哉！”契哲笃曰：“祖宗法弊，亦可改矣。”思诚曰：“汝辈更法，又欲上诬世皇，是汝与世皇争高下也。且自世皇以来，诸帝皆谥曰孝，改其成宪，可谓孝乎？”契哲笃曰：“钱钞兼行何如？”思诚曰：“钱钞兼行，轻重不伦，何者为母，何者为子？汝不通古今，道听而途说，何足行哉！”契哲笃忿曰：“我等策既不可行，公有何策？”思诚曰：“我有三字策曰：行不得！行不得！”丞相脱脱见思诚言直，颇狐疑未决。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独曰：“吕祭酒之言亦有是者，但不当在庙堂上大声历色尔。”已而监察御史承望风旨，劾思诚狂妄，夺其诰命并所赐玉带，复左迁湖广行省左丞，遣太医院宣使秦初即其家迫遣之。初窘辱之，不遗余力，思诚不为动。贻书参议龚伯遂曰：“去年许可用为河南左丞，今年吕思诚为湖广左丞，世事至此，足下得无动心乎？”
　　抵武昌城下，语诸将曰：“贼据城与诸君相持经久，必不知吾为此来，出其不意，可以入城。”遂行。诸将不获已，随其后，竟不烦转斗而入。询其故，贼仓卒无备。尽惊走。思诚乃大会军民官吏告之曰：“贼去，示吾弱也，规将复来。”于是申号令，戒职事，修器械，葺城郭，明部伍，先谋自守，徐议出征。苗军暴横，侵辱省宪，思诚正色叱之曰：“若等能杀吕左丞乎？”自是无敢复至。曾未数日，召还，复为中书左丞。思诚去二日，城复陷。移光禄大夫、大司农。俄得疾，以至正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卒，年六十有五。
　　思诚气宇凝定，素以劲拔闻，不为势利所屈。三为祭酒，一法许衡之旧，诸生从化，后多为名士。尝病古注疏太繁，魏了翁删之太简，将约其中以成书，不果。有文集若干卷、《两汉通纪》若干卷。谥忠肃。
　　汪泽民
　　汪泽民，字叔志，徽之婺源州人，宋端明殿学士藻之七世孙也。少警悟，家贫力学，既长，遂通诸经。延祐初，以《春秋》中乡贡，上礼部，下第，授宁国路儒学正。五年，遂登进士第，授承事郎、同知岳州路平江州事。以母年八十，上书愿夺所授官一等或二等，得近地以便养，不允。南归奉母之官。州民李氏，以赀雄，其弟死，妻誓不他适，兄利其财，嗾族人诬妇以奸事。狱成而泽民至，察知其枉，为直之。会朝廷征江南包银，府檄泽民分辨，民不扰而事集。寻迁南安路总管府推官。镇守万户朵儿赤，持官府短长，郡吏王甲，殴伤属县长官，诉郡，同僚畏朵儿赤，托故不视事，泽民独捕甲，系之狱。朵儿赤赂巡按御史，受甲家人诉，欲出之，泽民正色与辨，御史沮怍，夜竟去，乃卒罪王甲。潮州府判官钱珍，以奸淫事杀推官梁楫，事连广东廉访副使刘珍，坐系者二百余人，省府官凡六委官鞫问，皆顾忌淹延弗能白，复檄泽民谳之，狱立具，人服其明。迁信州路总管府推官。丁母忧，服除，授平江路总管府推官。有僧净广，与他僧有憾，久绝往来，一日，邀广饮，广弟子急欲得师财，且苦其棰楚，潜往它僧所杀之。明日诉官，它僧不胜考掠，乃诬服，三经审录，词无异，结案等报。泽民取行凶刀视之，刀上有铁工姓名，召工问之，乃其弟子刀也，一讯吐实，即械之而出他僧，人惊以为神。调济宁路兖州知州，孔子后衍圣公袭封职三品，泽民建议，以谓宜升其品秩，以示褒崇宣圣之意，廷议从之。
　　至正三年，朝廷修辽、金、宋史，召泽民赴阙，除国子司业，与修史。书成，迁集贤直学士，阶太中大夫。未两月，即移书告老。大学士和尚曰：“集贤、翰林，实养老尊贤之地，先生何为遽去？愿少留，以副上意。”泽民曰：“以布衣叨荣三品，志愿足矣。”遂以嘉议大夫、礼部尚书致仕。既归田里，与门生故人相往返嬉游，超然若忘世者。
　　十五年，蕲黄贼陷徽州，时泽民居宣州。已而贼来犯宣州，江东廉访使道童雅重泽民，日就之询守御计，城得无虞。明年，长枪军琐南班等叛，来寇城，或劝泽民去，泽民曰：“我虽无官守，故受国厚恩，临危爱死，非臣子节。”留不去，凡战斗筹画，多泽民参决之，累败贼兵。既而寇益众，城陷，泽民为所执。使之降，大骂不屈，遂遇害，年七十。事闻，赠资善大夫、江浙行中书省左丞，追封谯国郡公，谥文节。
　　干文传
　　干文传，字寿道，平江人。祖宗显，宋承信郎。父雷龙，乡贡进士。宗显之先世以武弁入官，而力教其子以文易武，故雷龙两举进士，宋亡，不及仕。及生文传，乃名今名以期之。文传少嗜学，十岁能属文，未冠，已有声誉，用举者为吴及金坛两县学教谕、饶州慈湖书院山长。仁守诏举进士，文传首登延祐二年乙科，授同知昌国州事，累迁长洲、乌程两县尹，升婺源知州，又知吴江州。
　　文传长于治剧，所至俱有善政。自其始至昌国，即能柔之以恩信，于是海岛之民，虽顽犷不易治，至有剽掠海中若化外然者，亦为之变俗。初，长官强愎自恣，文传推诚以待之，久乃自屈服。盐场官方倚转运司势，虐使州民，家业破荡，文传语同列曰：“吾属受天子命，以牧此民，可坐视而弗之救乎！”乃亟为陈理，上官莫能夺，民赖以免。长洲为文传乡邑，文传徙榻公署，无事未尝辄出，而亲旧莫敢通私谒。会创行助役法，凡民田百亩，令以三亩入官，为受役者之助。文传既专任其县事，而行省又以无锡州及华亭、上海两县之事诿焉。文传谕豪家大姓，以腴田来归，而中人之家，自是不病于役。其在乌程，有富民张甲之妻王，无子，张纳一妾于外，生子，未晬，王诱妾以儿来，寻逐妾，杀儿焚之。文传闻而发其事，得死儿余骨，王厚贿妾之父母，买邻家儿为妾所生，儿初不死。文传令妾抱儿乳之，儿啼不就乳，妾之父母吐实，乃呼邻妇至，儿见之，跃入其怀，乳之即饮，王遂伏辜。丹徒县民有二弟共杀其姊者，狱久不决，浙西廉访司俾文传鞫之，既得其情，其母乞贷二子命，为终养计，文传谓二人所承有轻重，以首从论，则为首者当死，司官从之。婺源之俗，男女婚聘后，富则渝其约，有育其女至老死不嫁者；亲丧，贫则不举，有停其柩累数世不葬者。文传下车，即召其耆老，使以礼训告之，阅三月而婚丧俱毕。宋大儒朱熹，上世居婺源，故业为豪民所占，子孙诉于有司，莫能直，文传谕其民以理，不烦穷治而悉归之。复募好义者，即其故宅基建祠，俾朱氏世守焉。有富民江丙，出游京师，娶娼女张为妇，江既客死，张走数千里，返其柩以葬，前妻之子因苦之，既而杀之，瘗其尸山谷间。官司知之，利其贿不问，文传乃发其事，而论如法。文传莅官，其所设施多此类，故其治行往往为诸州县最。韩镛时佥浙西廉访司事，作《乌程谣》以纪其绩，论者谓其有古循吏之风。
　　至正三年，召赴阙，承诏预修《宋史》，书成，赏赉优渥，仍有旨四品以下各进一官。擢文传集贤待制。亡何，以嘉议大夫、礼部尚书致仕。卒，年七十八。
　　文传气貌充伟，识度凝远，喜接引后进，考试江浙、江西乡闱，所取士后多知名。为文务雅正，不事浮藻，其于政事为尤长云。
　　韩镛
　　韩镛，字伯高，济南人。延祐五年中进士第，授将仕郎、翰林国史院编修官，寻迁集贤都事。泰定四年，转国子博士，俄拜监察御史。当时由进士入官者仅百之一，由吏致位显要者常十之九。帝乃欲以中书参议傅岩起为吏部尚书，镛上言：“吏部掌天下铨衡，岩起从吏入官，乌足尽知天下贤才。况尚书秩三品，岩起累官四品耳，于法亦不得升。”制可其奏。
　　天历元年，除佥浙西廉访司事，击奸暴，黜贪墨，而特举乌程县尹干文传治行为诸县最，所至郡县，为之肃然。二年，转江浙财赋副总管。至顺元年，除国子司业，寻迁南行台治书侍御史。顺帝初，历佥宣徽及枢密院事。至正二年，除翰林侍讲学士，既而拜侍御史，以刚介为时所忌，言事者诬劾其赃私，乃罢去。五年，台臣辨其诬，遂复起参议中书省事。
　　七年，朝廷慎选守令，参知政事魏中立言于帝：“当今必欲得贤守令，无加镛者。”帝乃特署镛姓名，授饶州路总管。饶之为俗尚鬼，有觉山庙者，自昔为妖以祸福人，为盗贼者事之尤至，将为盗，必卜之。镛至，即撤其祠宇，沉土偶人于江。凡境内淫祠有不合祀典者，皆毁之。人初大骇，已而皆叹服。镛知民可教，俾俊秀入学宫，求宿儒学行俱尊者，列为《五经》师，旦望必幅巾深衣以谒先圣，月必考订课试，以示劝励。每治政之暇，必延见其师生，与之讲讨经义，由是人人自力于学，而饶之以科第进者，视他郡为多。镛居官廨，自奉淡泊，僚属亦皆化之。先是，朝使至外郡者，官府奉之甚侈，一不厌其所欲，即衔之，往往腾谤于朝，其出使于饶者，镛延见郡舍中，供以粝饭，退皆无有后言。其后有旨以织币脆薄，遣使笞行省臣及诸郡长吏。独镛无预。镛治政，虽细事，其详密多类此。
　　十年，拜中书参知政事。十一年，丞相脱脱在位，而龚伯璲辈方用事，朝廷悉议更张，镛有言，不见听。人或以镛优于治郡，而执政非其所长，遂出为甘肃行省参知政事。及脱脱罢，用事者悉诛，而镛又独免祸。乃迁西行台中丞，殁于官。
　　李稷
　　李稷，字孟豳，滕州人。稷幼颖敏，八岁能记诵经史。从其父官袁州，师夏镇，又从官铅山，师方回孙。镇、回孙皆名进士，长于《春秋》，稷兼得其传。泰定四年，中进士第，授淇州判官。淇当要冲，稷至，能理其剧。岁大饥，告于朝堂以赈之，民获以苏。游民尚安儿，饮博亡赖，稷疑其为非，督弓兵擒之，果盗邻村王甲家财，与其党五人俱伏辜。调海陵县丞，亦有能声。入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，擢御史台照磨。
　　至正初，出为江南行台监察御史，迁都事，又入为监察御史。劾奏阉宦高龙卜恃赖恩私，侵挠朝政，擅作威福，交通时相，请谒公行，为国基祸，乞加窜逐，以正邦刑。章上，流高龙卜于征东。又言：“御史封事，须至御前开拆，以防壅蔽之患。言事官须优加擢用，以开谏诤之路。殿中侍御史、给事中、起居注，须任端人直士，书百司奏请，及帝所可否，月达省台，付史馆，以备纂修之实。”承天护圣寺火，有旨更作，乃上言：“水旱相仍，公私俱乏，不宜妄兴大役。”议遂寝。会朝廷方注意守令，因言：“下县尹多从吏部铨注，或非其才，宜并归省选。茶盐铁课，责备长吏，动受刑谴，何以临民，宜分委佐贰。投下达鲁花赤，蠹政害民，宜为佐贰。”帝悉可其奏。迁中书左司都事，又四迁为户部尚书。十一年，廷议以中原租税不实，将履亩起税，稷诣都堂言曰：“方今妖寇窃发，民庶流亡，此政一行，是驱民为盗也。”相臣是之。寻参议中书省事，俄迁治书侍御史。
　　十二年，从丞相脱脱出师征徐州，徐既平，谒告归滕州，迁曾祖父以下十七丧，序昭穆以葬，敕赐碑树焉。既而召为詹事丞，除侍御史，俄迁中书参知政事。皇太子受册，摄大礼使，遂除枢密副使。帝躬祀郊庙，摄太常少卿，寻复为侍御史，又为中书参知政事，俄升资善大夫、御史中丞，寻特加荣禄大夫。至正十九年，丁母忧，两起复，为陕西行省左丞、枢密副使，乞终制，不起。服阕，命为大都路总管，兼大兴府尹，除副詹事。二十四年，出为陕西行台中丞，未行，改山东廉访使。得疾，上章致仕，还京师。卒，年六十一。赠推忠赞理正宪功臣、集贤大学士、荣禄大夫、柱国，追封齐国公，谥文穆。
　　稷为人孝友恭俭，廉慎忠勤，处家严而有则，与人交，一以诚恪，尤笃于乡党朋友之谊。中丞任择善、陈思谦既没，皆抚其遗孤，人以是多之。出入台省者二十年，始卒无疵，为时名卿云。
　　盖苗
　　盖苗，字耘夫，大名元城人。幼聪敏好学，善记诵，及弱冠，游学四方，艺业大进。延祐五年，登进士第，授济宁路单州判官。州多系囚，苗请疏决之。知州以为囚数已上，部使者未报，不可决。苗曰：“设使者有问，请身任其责。”知州乃勉从之，使者果阅牍而去。岁饥，白郡府，未有以应。会他邑亦以告，郡府遣苗至户部以请，户部难之，苗伏中书堂下，出糠饼以示曰：“济宁民率食此，况不得此食者尤多，岂可坐视不救乎！”因泣下，时宰大悟，凡被灾者，咸获赈焉。有官粟五百石陈腐，以借诸民，期秋熟还官。及秋，郡责偿甚急，部使者将责知州，苗曰：“官粟实苗所贳，今民饥不能偿，苗请代还。”使者乃已其责。单州税粮，岁输馆陶仓，距单五百余里，载驮担负，民甚苦之，春犹未足。是秋，馆陶大熟，苗先期令民籴粟仓下，十月初，仓券已至，省民力什之五。
　　辟御史台掾，除山东廉访司经历，历礼部主事，擢江南行台监察御史。建言严武备以备不虞，简兵卒以壮国势，全功臣以隆大体，惜官爵以清铨选，考实行以抑奔竞，明赏罚以杜奸欺，计利害以孚民情，去民贼以崇礼节。皆切于时务，公论韪之。天历初，文宗诏以建康潜邸为佛寺，务穷壮丽，毁民居七十余家，仍以御史大夫督其役。苗上封事曰：“臣闻使民以时，使臣以礼，自古未有不由斯道而致隆平者。陛下龙潜建业之时，居民困于供给，幸而获睹今日之运，百姓跂足举首，以望非常之恩。今夺农时以创佛寺，又废民居，使之家破产荡，岂圣人御天下之道乎？昔汉高帝兴于丰、沛，为复两县，光武中兴南阳，免税三年，既不务此，而隆重佛氏，何以满斯民之望哉！且佛以慈悲为心，方便为教，今尊佛氏而害生民，无乃违其方便之教乎？台臣职专纠察，表正百司，今乃委以修缮之役，岂其礼哉？”书奏，御史大夫果免督役。入为监察御史。文宗幸护国仁王寺，泛舟玉泉，苗进曰：“今频年不登，边隅不靖，政当恐惧修省，何暇逸游，以临不测之渊乎？”帝嘉纳之，赐以对衣上尊，即日还宫。台臣拟苗佥淮东廉访司事，以闻，帝曰：“仍留盖御史，朕欲闻其谠言也。”以丁外艰去，免丧，除太禧宗禋院都事。中书檄苗行视河道，还言：“河口淤塞，今苟不治，后日必为中原大患。”都水难之，事遂寝。
　　至正初，用荐者知亳州，修学宫，完州廨。有豪强占民田为己业，民五十余人诉于苗，苗讯治之，豪民咸自引服。苗曰：“尔等罪甚重，然吾观皆有改过意。”遂从轻议。至元四年，起为左司都事，在左司仅十八日，凡决数百事。丁内忧，宰相惜其去，重赙之。至正二年，起为户部郎中，俄擢御史台都事，御史大夫欲以故人居言路，苗曰：“非其才也。”大夫不悦而起，其晚，邀至私第以谢，人两贤之。出为山东廉访副使。益都、淄、莱地旧称产金，朝廷建一府六所综其事，民岁买金以输官，至是六十年矣。民有忤其官长意，辄谓所居地有金矿，掘地及泉而后止。猾吏为奸利，莫敢谁何。苗建言罢之。三年，入为户部侍郎。四年，由都水监迁刑部尚书。初，盗杀河南省宪官，延坐五百余家，已有诏除首罪外，余从原宥。至是，宰臣追复欲尽诛戮，苗坚持不可。御史趣具狱，苗曰：“肆赦复杀，在法所无，御史独宜劾苗，其敢累朝廷之宽仁乎！”卒用苗议，罢之。出为山东廉访使，民饥为盗，所在群聚，乃上救荒弭盗十二事，劾宣慰使骫骳不法者。有司援例欲征苗所得职田，苗曰：“年荒民困，吾无以救，尚忍征敛以肥己耶！”辄命已之。同僚皆无敢取。召参议中书省事。
　　五年，出为陕西行台侍御史，迁陕西行省参知政事。六年，复入为治书侍御史，升侍御史，寻拜中书参知政事、同知经筵事。大臣以两京驰道狭隘，奏毁民田庐广之，已遣使督有司治之矣，苗执曰：“驰道创自至元初，何今日独为隘乎！”力辩，乃罢。又欲宿卫士悉出为郡长官，俾以养贫，苗议曰：“郡长所以牧民，岂养贫之地哉？果有不能自存，赐之钱可也。若任郡寄，必择贤才而后可。”议遂寝。又欲以钞万贯与角者，苗曰：“诸处告饥，不蒙赈恤，力戏何功，获此重赏乎？”又，佥四川廉访司事家人违例收职田，奉使宣抚，直坐其主，宰臣命奉使即行遣，苗请付法司详议，勿使宪司以为口实。于是时相顾谓僚佐曰：“所以引盖君至枢机者，欲其相助也，乃每事相抗，何耶？今后有公务，毋白参政。”苗叹曰：“猥以非才，待罪执政，中书之事，皆当与闻，今宰相言若此，不退何俟？”将引去，而适有旨拜江南行台御史中丞。然宰臣怒苗终不解，比至，即除甘肃行省左丞，时苗已致仕归田里矣。时宰复奏旨趣赴任，苗舁疾就道。至镇，即上言：“西土诸王，为国藩屏，赐赉虽有常制，而有司牵于文法，遂使恩泽不以时及，有匮乏之忧，大非隆亲厚本之意。”又言：“甘肃每岁中粮，奸弊百端，请以粮钞兼给，则军民咸利矣。”朝廷从之。迁陕西行御史台中丞。到官数日，即上疏乞骸骨，还乡里。明年卒，年五十八。赠摅诚赞治功臣、中书左丞、上护军，追封魏国公，谥文献。
　　苗学术淳正，性孝友，喜施与，置义田以赡宗族。平居恂恂谦谨，及至遇事，张目敢言，虽经挫折，无少回挠，有古遗直之风焉。

译文：

吕思诚，字仲实，是平定州人。他的六世祖宗礼是金朝的进士，曾任辽州司户。宗礼的儿子仲堪也考中进士。仲堪的儿子时敏，时敏的儿子钊曾任千夫长，在为国牺牲时战死。钊的儿子德成，德成的儿子允，在平定州担任知州，退休后去世，是吕思诚的父亲。吕思诚的母亲冯氏梦见一个身穿黑色头巾、白袍、红带的男子，向她行礼说：“我是文昌星。”醒来后，吕思诚出生，眼睛有神光，见到的人都感到惊讶。长大后，他跟从萧学学习儒家经典。后来进入国子学做陪读生，参加国子伴读的选拔，被选中。在泰定元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同知辽州事一职，还没赴任，便遭遇母丧。改任景州蓚县尹。

他把百姓按家产分为三等，平均摊派劳役；刻制孔子像，命乡学祭祀；每年春天巡视农田，对勤勉有为的百姓给予农具作为奖赏，百姓争先恐后地努力耕作，土地都被充分利用。许多流离失所多年的百姓，听到消息后，纷纷回到家乡恢复生产。他给各家登记簿册，交由社长保管，每季上报县里，对不孝、不敬父母、不务正业者，都记录下来并处罚其劳役。胥吏到社学时，要向社长报告谁家用饭、用了多少，如果使用多，就要赔偿费用。一些奸猾的权贵把名字偷偷登记在官田户里，吕思诚一一查清并加以整治。

当时正值战乱，他预先向富裕户借贷钞票，命令他们制造军器，事情都提前完成，百姓生活不受影响。后来，朝廷收回贷款的钱款，立即归还百姓。翟彝的祖父因河南战乱被掳为奴，每年缴纳粮食才得以免除劳役。吕思诚知道翟彝勤学上进，就和他主人约定，终身替他缴纳粮食，因此翟彝得以安心学习。有一回，吕思诚看到百姓饥荒，便向朝廷请求救济，朝廷因此开始施粮救灾。

他还在当地推行良政，对百姓生活体贴入微，深受爱戴。有次百姓在山中盗取粮食，他怀疑他们，派人查实，果然发现他们偷了邻村王家的财物，与同伙五人一同被判处死刑。调任海陵县丞，仍能政绩显著。后来入朝担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，升为御史台照磨。

至正初年，外派为江南行台监察御史，后升为都事，又入朝任监察御史。他弹劾宦官高龙卜仗着恩宠，专横跋扈，侵扰朝政，勾结权贵，请求将其流放，以正国家法纪。奏章呈上后，高龙卜被流放征东。他又上疏建议：“御史奏章必须直接呈送皇帝，以防止信息被阻塞；对直言进谏的官员应予以提升，以畅通谏言渠道；殿中侍御史、给事中、起居注官应由正直之士担任，负责记录百官奏章以及皇帝是否批准，每月汇总上报省台，提交史馆，作为修史依据。”朝廷采纳其建议。

当时承天护圣寺发生火灾，朝廷下令重建，吕思诚上奏：“连年水旱，国家财政困窘，不宜轻易兴办大规模工程。”建议被采纳，工程中止。朝廷当时正重视地方官吏的选拔，他提出：“县尹多数由吏部直接任命，缺乏才能，应改为由省一级选拔；茶、盐、铁税责成地方长官负担，一旦出现失误就遭责罚，如何让百姓安心？应由副职分担；地方长官对百姓横征暴敛，应限制其权力。”皇帝全部采纳了他的意见。

后来迁任中书左司都事，又多次升迁至户部尚书。他在朝廷讨论中原赋税问题时，提出：“现在盗寇四起，百姓流离失所，若实施按地征税，等于驱使百姓变成盗贼。”这一建议被朝廷采纳。之后他又参议中书省事务，担任治书侍御史。

他曾随丞相脱脱出征徐州，徐州平定后，辞官回滕州，为曾祖父以下十七代祖先整理墓葬顺序，请求朝廷赐予碑文和树碑。不久又被召回担任詹事丞，后升任侍御史，进而升为中书参知政事，代理皇太子册立典礼，后任枢密副使。皇帝亲自祭祀郊庙时，他担任太常少卿；之后又为侍御史、中书参知政事，升资善大夫、御史中丞，后特授荣禄大夫。

至正十九年，因母亲去世，他丁忧回家，两次请求守丧，但未获批准。守丧期满后，被任命为大都路总管，兼大兴府尹，又任副詹事。至正二十四年，外调为陕西行台中丞，还未出发，改任山东廉访使。因病上书请求退职，回京后去世，享年六十一岁。追赠为推忠赞理正宪功臣、集贤大学士、荣禄大夫、柱国，追封齐国公，谥号“文穆”。

吕思诚为人孝顺友爱，勤俭谨慎，居家严格守礼，待人真诚，特别重视乡亲邻里之间的感情。他担任要职二十余年，从不曾有过过失，是当时有名的重臣。

韩镛，字伯高，是济南人。延祐五年中进士，初任将仕郎、翰林国史院编修官，后转任集贤都事。泰定四年，升为国子博士，不久出任监察御史。当时能通过进士考试进入官场的仅占百中一，而由吏员升迁到高位的却占十之九。皇帝想任命中书参议傅岩起为吏部尚书，韩镛上书谏言：“吏部掌管全国官员选拔，傅岩起是通过吏员出身，怎能完全了解天下贤才？况且尚书为三品，而傅岩起最多只到四品，这在制度上也不符合规定。”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。

天历元年，被派为浙西廉访司官员，打击奸猾恶霸，罢黜贪官污吏，特别举荐乌程县尹干文传政绩为各县之首，令地方都为之肃然。两年后，转任江浙财赋副总管。至顺元年，升任国子司业，不久转任南行台治书侍御史。顺帝初年，先后任佥宣徽、枢密院事。至正二年，任翰林侍讲学士，后升为侍御史，因刚直不阿被当时人忌恨，有人诬告其贪污，被罢官。五年后，台臣辩白，他被重新起用，任参议中书省事。

朝廷选拔地方官吏时，参知政事魏中立对皇帝说：“当今若想得到贤能的守令，没有人能胜过韩镛。”皇帝特地签署他的名字，任命他为饶州路总管。饶州风俗迷信鬼神，有觉山庙长期被当作邪神，凡作窃贼者必以此为依附，行事前必占卜。韩镛到任后，立即拆除庙宇，将陶土偶人沉入江中。凡境内不符合礼制的淫祠，一律拆除。百姓起初大为震惊，后来都感到心服口服。

韩镛深知百姓可以被教化，因此让有才学的青年入学，从名儒中选择品行兼优者担任《五经》教师，每天清晨必须穿深衣、戴方巾，拜谒先圣，每月进行考核考试，以激励学习。每有闲暇，他都会接见师生，讲解经义，因此百姓勤奋学习，科举中第者远超其他地区。韩镛自己生活简朴，僚属也都因此深受影响。以往朝廷使臣到外地，官府供奉奢华，从不满足于他们的需求，常常在朝中埋怨，甚至传播坏话。而韩镛接待使臣，只在郡府住宿，供他们粗粮饭食，使臣离任后无一抱怨。后来朝廷下令由于织物质量差，要派使者责罚地方官员，唯独韩镛没有被牵涉。

韩镛执政，即使小事也处理得细致周密。至正十年，升为中书参知政事。十一年，丞相脱脱执政，而龚伯璲等人掌权，朝廷大举改革，韩镛提出意见，未被采纳。有人认为他擅长治理地方，但不擅长处理中央事务，因此被调任甘肃行省参知政事。后来脱脱被罢免，掌权者全部被杀，唯独韩镛得以幸免。之后升任西行台中丞，去世于任上。

李稷，字孟豳，是滕州人。自幼聪慧，八岁便能背诵经史。随父在袁州任职，师从夏镇，又在铅山师从方回孙。夏镇和方回孙都是有名进士，擅长《春秋》，李稷也继承了他们的长处。泰定四年，中进士第，任淇州判官。淇州地处要道，李稷到任后能有效治理。当年大饥荒，他上奏朝廷请求救济，百姓得以幸免。游民尚安儿嗜赌游荡，李稷怀疑其有非分之想，督率军兵将其逮捕，果然发现他偷窃了邻村王家财物，与同伙五人一同伏法。调动为海陵县丞，也有出色的政声。后入朝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，升为御史台照磨。

至正初年，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，后迁为都事，又入朝任监察御史。他弹劾宦官高龙卜凭借恩宠横行，侵扰朝政，擅权妄为，勾结权贵，请求将他流放，以整顿朝纲。奏章呈上后，高龙卜被流放。他又上言：“御史奏章必须直接呈交皇帝，防止信息被阻塞；建议提升直言官，以开通谏诤之路；殿中侍御史、给事中、起居注官应由正直之士担任，负责记录百官奏章及皇帝批复，每月上报省台，送交史馆，作为修史依据。”建议被采纳。

当时承天护圣寺着火，朝廷下令重建，李稷上疏：“近年水旱不断，百姓和国库都缺粮，不宜轻易兴办大型工程。”建议被采纳，工程停止。当时朝廷正关注地方治理，他提出：“多数县尹由吏部直接任命，可能缺乏才能，应由省一级统一选拔；茶、盐、铁税多由地方长官负责，一旦出错便受严惩，如何让百姓安心？应由副职分管；投下达鲁花赤（地方长官）横征暴敛，应加以限制。”皇帝全部采纳。

后来升任中书左司都事，又多次升迁至户部尚书。十一年，廷议拟按土地征税，李稷进言：“如今盗匪频发，百姓流离失所，若实行此税，等于驱使百姓成为盗贼。”建议被采纳。后又参议中书省事务，升为治书侍御史。

十二年，随丞相脱脱征讨徐州，徐州平定后，他请求告假返回滕州，为曾祖父以下十七代人整理墓葬顺序，朝廷赐予碑文和树碑。之后被召回任詹事丞，后升为侍御史，又升为中书参知政事，再升为枢密副使。皇帝主持祭祀郊庙，他任太常少卿，随即复任侍御史，又为中书参知政事，升资善大夫、御史中丞，后特授荣禄大夫。

至正十九年，因母亲去世，他丁忧回家，两次请求守丧未果。守丧期满，被任命为陕西行省左丞、枢密副使，请求守丧守制，但拒绝应召。丧期满后，任大都路总管，兼大兴府尹，又任副詹事。二十四年，外调为陕西行台中丞，尚未出发，改任山东廉访使。因病上书请求退职，回京后去世，享年六十一岁。追赠推忠赞理正宪功臣、集贤大学士、荣禄大夫、柱国，追封齐国公，谥号“文穆”。

李稷为人孝顺、友爱、谦虚、谨慎，廉洁自律，勤恳尽责，家庭中严格有纪律，与人交往真诚可靠，尤其重视乡里亲朋的义气。中丞任择善、陈思谦去世后，他亲自照顾他们的遗孤，因此被人们广泛称赞。他在朝中任职二十年，始终清正廉洁，无过失，是当时著名的官员。

盖苗，字耘夫，是大名元城人。自幼聪明好学，擅长背诵，到二十岁左右，游学四方，学业大进。延祐五年考中进士，初任济宁路单州判官。当时单州囚犯众多，他请求朝廷审查释放，知州认为囚犯数目已上报，朝廷尚未批复，不能决定。盖苗说：“如果上司问起，我愿负责。”知州只好勉强同意，上司查阅后离开。当年大旱，他向郡府求助，但一时无策。恰逢其他郡也来求助，郡府派他去户部申请救济，户部认为困难，他便在中书堂下拿出糠饼说：“济宁的百姓普遍吃这种粗粮，若不能得到，人数更多，岂可坐视不管？”当时执政大臣深受感动，全国各地受灾百姓均得到赈济。当时有五百石陈旧官粮，借给百姓，约定秋后归还，到秋天，地方催收极为紧迫，上司准备责罚知州，盖苗说：“这官粮是我借出的，现在百姓饥荒无法偿还，我愿意代为归还。”上司于是停止责罚。单州每年需将税粮运往馆陶仓，距离五百多里，百姓需步行或驮运，极为辛苦。当年馆陶地区丰收，他提前命令百姓到仓中购买粮食，十月初仓券就到，省去了民力的五成。

他被选为御史台掾，后任山东廉访司经历，历任礼部主事，升为江南行台监察御史。他提出多项建议：加强武备以防范危机，精简军队以增强国力，保全功臣以弘扬大义，节省官职以整顿官员选拔，考查实际表现以抑制浮躁竞逐，明确奖惩以杜绝奸邪，评估利害关系以赢得民心，铲除害民之徒以提倡礼法。皆切合当时实际，受到公论肯定。天历初年，文宗下令将建康旧居改为佛寺，建筑奢华，毁掉七十余户民房，由御史大夫督办。盖苗上疏反对：“国家治理，应使百姓适时受益，使官员以礼相待，自古以来，没有不由此实现太平的。陛下早年在建业时，百姓苦于供应，如今侥幸看到太平盛世，百姓翘首企盼恩德，如今却夺取农忙时间修建佛寺，又毁民房，使百姓破产，岂是圣明君主治理天下的道理？昔日汉高祖起于丰沛，曾复两县，光武帝中兴南阳，免税三年，都未曾如此，反而偏重佛教，怎能满足百姓的期望？佛教以慈悲为本，以方便为教，如今尊崇佛教而伤害百姓生命，岂不是违背了其方便之教？”奏章呈上后，御史大夫果然取消了督办任务。入朝任监察御史。文宗亲临护国仁王寺泛舟玉泉，盖苗进谏：“近年连年歉收，边疆不安，朝廷当恐惧反省，何暇游宴于危险的水域？”皇帝采纳建议，赐给他对衣和上尊，当即返回宫中。御史台拟派他出任淮东廉访司事，皇帝说：“仍留盖御史，我想听他的直言论。”因母亲去世，他请假守丧，守丧期满后，任太禧宗禋院都事。中书派他巡视河道，他回奏：“河口淤积，若不及时治理，日后必成中原大患。”都水司不听，事情因此被搁置。

至正初年，因有人举荐，他被任命知亳州，修复学宫，修缮州府。有豪强侵占民田，五十多百姓诉诸于他，盖苗查实，豪强全部自认罪行。盖苗说：“你们罪行严重，但都表现出悔改之意。”于是从轻处理。至元四年，他任左司都事，仅在左司任职十八天，处理数百件事务。因母亲去世，宰相惋惜他离去，特地赠送厚礼。至正二年，被起用为户部郎中，不久升为御史台都事。御史大夫想任命旧人担任言官，盖苗说：“那不是他的才能。”大夫不满，但后来邀请他到私宅道歉，人们认为两人皆贤能。外调为山东廉访副使。益都、淄川、莱州一带早年称产金，朝廷设立一府六所管理，百姓每年买金税官，已延续六十年。百姓如果不满官长，便声称自家有金矿，挖到地下水才停止。地方小吏借此牟利，无人敢管。盖苗建议废除这一制度。三年，入京任户部侍郎。四年，由都水监升为刑部尚书。当初有盗贼杀害河南宪官，牵连五百多户，已有诏书只赦免首犯，其余一律宽恕。后来执政大臣想全部诛杀，盖苗坚持不可。御史迫令其准备案卷，他说：“赦免后再度处斩，违反法律，御史应弹劾我，岂敢连累朝廷仁慈？”最终朝廷采纳盖苗的意见，赦免了所有牵连者。他出京任山东廉访使，百姓饥荒聚为盗贼，于是上奏救荒、平定盗贼的十二项措施，弹劾宣慰使违法不法。有关部门援引旧例想征他获得的职田，他说：“如今灾荒严重，百姓困苦，我无能救助，怎能忍心征收以充己用？”命令取消征收。同僚因此都不敢私取。后被召任参议中书省事。

五年，外调为陕西行台侍御史，后升为陕西行省参知政事。六年，重回中央，任治书侍御史，升为侍御史，后拜中书参知政事、同知经筵事。大臣因两京驰道狭窄，建议毁掉民田扩建道路，已派人督办，盖苗坚决反对：“驰道始于至元初年，为何今日才显得狭窄？”他坚决抗辩，此事最终被取消。又建议将宿卫士兵全部派往地方担任长官以养活贫民，他表示：“郡县长官是为了管理百姓，怎能成为养贫之地？如果真有生活困难者，可赐予钱财。若任为郡长，必须先选贤能之人。”建议被否决。朝廷又想将钞票一万多贯赏给赌徒，盖苗说：“各地饥荒未得救援，怎能奖赏赌徒？”另一件事，他的家人违反规定收取职田，奉命前往外地宣抚，按制度应被处以重罚，宰相命令即刻执行，盖苗请求提交法司详细讨论，不要让监察机关成为借口。当时宰相对同僚说：“之所以引荐盖君入中枢，是想借助他的力量，却每事都与之对抗，是为什么？以后公务，不要再与他商量。”盖苗因病退职，回乡后去世，享年六十几岁。追赠为推忠正宪，谥号“文穆”。

盖苗一生勤政为民，政绩显著，廉洁正直，深得百姓爱戴，是明朝重要历史人物之一。其政治理想，强调民生、法制、道德，被视为古代廉洁奉公的典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