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元史》•卷一百七十一·列传第五十八
译文:
刘因,字梦吉,是保定容城人。他的家族世代都是儒家子弟。五世祖刘琮生了刘敦武校尉、临洮府录事判官刘昉;刘昉生了奉议大夫、中山府录事刘俣;刘俣生了刘秉善,他在金朝贞祐年间南迁。他弟弟刘国宝考中兴定进士,最终担任奉直大夫、枢密院经历。刘秉善生了刘述,也就是刘因的父亲。在壬辰年,刘述才回到北方,立志钻研学问,深谙理学,喜欢长啸。中统初年,左三部尚书刘肃到真定宣抚,征召他担任武邑县令,但他因生病推辞归乡。时年四十仍无子女,感慨道:“如果上天真的让我没有儿子,那就罢了;如果有儿子,必定让他读书。”刘因出生那天,他的父亲刘述梦见一位神人骑着马来到家中,说:“好好抚养这个孩子。”醒来后孩子便诞生了,于是取名为骃,字梦骥,后改名为刘因,字梦吉。
刘因天资过人。三岁时就能识字,一天能记下上千字,看过的东西立刻能背诵;六岁时就能写诗,七岁时就能写文章,落笔惊人。刚成年时,才华与见识就远超同时代人,每天阅读大量典籍,渴望能遇见像古圣先贤那样的朋友,写了《希圣解》一文。后来他到真定的国子司业砚弥坚处求学,与同学们一同学习,大家都没有他出众。起初他专攻经学,研究文字训诂和注释,但总感叹:“圣人的精深义理,恐怕不只是这些罢了。”后来读到周敦颐、二程(程颢、程颐)、张载、邵雍、朱熹、吕祖谦等人的著作,一经阅读就能领会其中精要,感叹道:“我早就认为会有这样的学说!”当他总结自己学术长处时,说:“邵雍的学说最宏大;周敦颐的学说最精深;二程的学说最正统;朱熹把大、精、正都集大成,彻底贯通了。”他这种高远的见识和远见,大体都类似如此。
刘因早年失去父亲,对继母极为孝顺。家中曾有父亲和祖父母的丧事尚未安葬,他便写信给翰林待制杨恕,请求帮助,杨恕同情他,帮助解决了问题。刘因性格不轻易附和别人,不随便结交朋友,家里虽然贫困,凡是不符合道义的事情,一概不接受。他在家中讲学,尊师重教,弟子来学习,他根据各自的资质进行教导,后来都取得了成就。朝廷官员往来于保定的很多,听说了刘因的名声,常来拜访,但他大多推辞不见,有些人不解,认为他傲慢,但他并不在意。他曾喜爱诸葛亮“静以修身”的说法,于是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“静修”。
不忽木因刘因的学问和品德向朝廷推荐,至元十九年,朝廷下诏征召他,任命他为承德郎、右赞善大夫。起初,裕皇建立学宫,命令赞善王恂教养太子等近臣子弟,王恂去世后,便命令刘因接任这一职务。不久后,因母亲生病,他辞去官职返回家乡。第二年,又因母亲去世而守丧。二十八年,朝廷再次下诏征召他,任命他为集贤学士、嘉议大夫,但因身体有病,坚决推辞,同时上书宰相说:
“我从小读书,听闻贤德之士的言论,虽然没有学到什么,但对君臣之义,我认为非常清楚。如果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来说,我们能安居乐业,享受生活,这一切是谁给予的?全是君主的恩赐。因此,每一个活着的人,无论出力耕种还是施展才能,都必须尽自己的一份努力,这是理所当然的,自古以来都如此,正如庄子所说的‘人无法逃避天地之间的境遇’。我一生四十多年,从未为国家出过一分力来报答国家养育之恩,如今朝廷连续多次下诏征召,我怎敢不赴命?贪图清高的名声,来讨好朝廷,辜负了国家对我的知遇之恩,也违背了圣贤中庸的道德准则!况且我自小到长大,从未有过极端孤高、难以继承的行为,过去的朋友都知道我内心朴素诚恳。只是有些人只从传闻中了解我,看到我行为上的表面相似之处,便称我为高人隐士。然而,阁下也应当知道,我从未自居为隐士。此前先储皇曾召我担任赞善之职,我立刻与使者同行,再接到命令要我教学,我也及时应召。后来因老母中风,我请求回家探视,不幸母亲病重去世,我因此守丧,才没有再出仕。难道我本意就是拒绝做官吗?如今圣上重视贤良,整顿朝政,即使过去隐居的人,也会被召出任职;更何况我一向并非隐居之人呢?况且我如今还受到如此优厚的恩宠,被置于尊崇的地位!所以我心中忧虑难安,病卧空屋,惶恐自责。”
刘因从小就有身体虚弱的毛病,去年丧子后,又接连受疟疾折磨,历经夏秋,虽痊愈,但精神和气血已不如从前。今年五月二十八日,疟疾再次发作,到七月初二,病情加剧,腹痛如针扎,不断便血。到八月初,忽然想到自己没有亲人可依靠,家中也没有管事的仆人,恐怕一旦自己去世,会连累家人,便派遣人去容城先辈坟旁修建一间小屋,万一病情不能好转,就住进去等待终老。在他安排这件事时,内心十分悲伤,结果病情也加重了,饮食大减。到二十一日,使者带着朝廷的任命前来,起初听到消息,他惊恐无措,不知道该怎么办,后来冷静思考,认为虽然自己身体虚弱,无法亲自赴任,但朝廷的恩命不敢不接受。他又担心,如果稍有迟疑,不仅作为臣子内心不安,也显得不合人情。于是当天就接受了任命,留下使者,等病情稍有好转,再一同出发。拖延至今,服用了上百种药物,却毫无效果,最终请求使者先行,又让弟子李道恒代为递交圣旨,等病好了再自行安排力气出发。恳请阁下体恤我的处境,能宽慰我,保全我的身体。我只是一个出身微贱、地位低下的臣子,与朝廷重臣相差甚远,我进退之间,若非难处之事,还希望阁下能始终体谅、支持。
这份奏折上呈后,朝廷没有强行征召他,皇帝听说后也说:“古代有‘不被召而隐居’的臣子,大概就是像这样的人吧!”三十年夏四月十六日,刘因去世,终年四十五岁。他无子,世人惋惜哀叹。延祐年间,朝廷追赠他为翰林学士、资善大夫、上护军,追封为容城郡公,谥号“文靖”。欧阳玄曾为他画像并作赞语说:“他看似狂放不羁,却有沂水风雩时的欢乐气象;他虽有勇气,却不似北地之士浮华虚饰。他面对裕皇的仁政,像四皓一样不可挽留;面对世祖的雄才大略,却像两生一般难以召见。唉!麒麟凤凰,本是世间稀有之物,但只要一声鸣叫,《六典》便产生,只要一出世,《春秋》便成书。这说明他的志向不是想要远离尘世独居,而是想继承圣人遗志,为后世开创太平盛世。”评论者认为此评极有道理。
刘因著有《四书精要》三十卷、诗五卷,名为《丁亥集》,是他自己精选的。还有文集十余卷,以及《小学四书语录》,都是弟子和老友记录整理的,唯有《易经·系辞传说》是他在病中亲笔所写。
吴澄,字幼清,是抚州崇仁人。高祖刘晔当初住在咸口里,夹在华盖山和临川山之间,望气者徐觉说这个地方将要生出一位杰出人物。吴澄出生那夜,乡里的老人看见异气降临家中,邻居家的妇人又梦见一个蛇形物体降落在自家池塘边,第二天便告诉别人,吴澄就这样出生了。三岁时,智力日显,教他古诗,他能随口背诵。五岁时,每天能背下上千字,夜间读书直到天亮,母亲担心他太辛苦,减少蜡烛照明,但他等母亲睡着后,便偷偷点灯继续读书。九岁时,和同龄少年参加乡校考试,每次都位居前列。长大后,通晓《经》《传》,深知要致力于圣贤之学,曾多次试图考进士,却都落第。
至元十三年,百姓刚开始归附朝廷,盗贼四起,乐安的郑松邀请吴澄居住并主持布水谷地方事务,于是他撰写了《孝经章句》,并校订了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春秋》《仪礼》,以及大小戴的《礼记》。侍御史程钜夫奉命南下寻访贤才,征召吴澄到京师。不久后,因母亲年老,他辞官回乡。程钜夫请求将吴澄的著作编入国子监,供学者学习,朝廷下令有关部门从他家中抄录上呈。元贞初年,吴澄前往龙兴,被按察司经历郝文迎接至郡学,每日听讲研讨,记录下数千字的问答内容。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学自负,曾向吴澄请教《易》《诗》《书》《春秋》的深奥义理,感叹道:“与吴先生交谈,如同探入深海。”从此便对吴澄执弟子之礼,终身敬重。左丞董士选邀请他到家中,亲自为他端菜送饭,说:“吴先生,是天下真正的士人。”后来吴澄入朝,被推荐为有道之士,任命为应奉翰林文字。尽管被有关部门屡次劝说,他最终还是去了,但不久即因旧病发作而辞官南返。后来被任命为江西儒学副提举,任职仅三个月,因病辞职。
至大元年,朝廷征召他担任国子监丞。此前,许文正公许衡担任祭酒时,开始用朱熹的《小学》等书教授学生,但时间久了,这些内容渐渐被遗忘。吴澄到任后,每天早晨在堂上点灯,学生们依次接受教诲,直到日头偏西才返回休息,不断有人前来请教,他都耐心解答,有时甚至到深夜,寒暑不减。皇庆元年,升任司业,他依照程纯公《学校奏疏》、胡文定公《六学教法》、朱熹《学校贡举私议》的理论,制定了四项教学方针:一为经学,二为品行修养,三为文艺能力,四为治理事务的才能,虽已制定,但未能实施。他曾经对学者说:“朱熹强调‘问学’,而陆象春则强调‘尊德性’。若问学不以德性为基础,弊端必定流于语言训诂的表面,因此学习必须以德性为根本,才能真正有所收获。”当时人们因此认为他属于陆九渊学派,而不完全认同朱熹所主张的本意,不过也无人真正了解朱熹与陆九渊的学说究竟如何。吴澄某夜突然辞去官职,学生中有人没有事先请假便追随他南下。不久后,他被任命为集贤直学士,特授奉议大夫,命令他乘驿马前往京师,行至真州时突然患病,未能成行。
英宗即位后,吴澄被破格提拔为翰林学士,升为太中大夫。此前,朝廷下令召集擅长书法的人,将黄金粉制成泥,抄写佛教《大藏经》。皇帝在上都时,命左丞急速召请吴澄为这部经书作序。吴澄说:“皇上为百姓抄经祈福,是盛大的善举。若将这些经书用于超度亡魂,我尚不清楚。因为福田的功德虽令人向往,但轮回之说,那些学习佛教的人,往往并不深究。他们通常说,善人死后会升天,最高可与日月齐光;恶人死后则下堕为地狱,最下层甚至与沙虫同类。于是有些人便发展出‘荐拔’之说,误导世人。如今历代圣君的神灵,已与日月齐光,何须再荐拔?而且从元朝初年起,每年抄经超度亡魂,不知举行过多少次。如果无效果,说明佛教已无灵验;如果有效果,那不是在诬蔑祖先。这样的文章不该流传后世,请等到皇帝回京再写吧。”恰逢皇帝驾崩,此事便作罢。
泰定元年,朝廷首次设立经筵,首命吴澄与平章政事张圭、国子祭酒邓文原担任讲官。在至治末年,朝廷计划修建太庙,有人习惯于“同堂异室”的制度,于是决定设置十三间祭祀室。还没来得及迁入,国家发生重大变故,有关部门担心宗庙中昭穆次序错误,于是召集讨论。吴澄提出:“元世祖统一全国时,曾全面考察古代制度。古时天子设七庙,每庙独立成宫,太祖居中,左三庙为昭,右三庙为穆,每个神主按次序轮替迁入,其庙宫格局,就像今天中书省的六部一样。省部制度也借鉴了金、宋,岂能因为宗庙次序就忽视古代制度?”有关部门急于赶工,最终按照旧制执行。当时吴澄已有退隐之意,恰逢朝廷命他主持《英宗实录》编修工作。数月后,《实录》完成,尚未上报,他便称病不出。中书左丞许师敬奉旨宴请他在国史院,仍试图劝留,宴后他立刻出城登舟离去。中书省得知后,派官吏乘驿马追赶,未能追上,便向皇帝报告说:“吴澄是国家的名儒,朝廷的德行之士,如今已年老而退,不忍再劳其身,应给予荣誉奖励。”皇帝下诏加封他为资善大夫,并赐予金织文绮二匹和钞五百贯。
吴澄身形瘦弱,坐姿端正,双手交叠,气度沉静,答问时言辞流畅,令人如冰消雪融,心旷神怡。年轻时,他曾写过一篇论述说:“道的源头来自天,圣人继承发扬,自尧舜之前是道的本源;从尧舜之后,是道的流行;从洙水、泗水、邹鲁到后来,是道的利处;自濂溪、洛学、关中、闽地传下,是道的恒久。分开来说,上古时期,伏羲、黄帝是道的本源,尧舜是道的流行,大禹、商汤是道的实践,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公是道的坚守;中古时代,孔子是道的本源,颜回、曾参是道的流行,子思是道的实践,孟子是道的坚守;近古时代,周敦颐是道的本源,程颢、程颐是道的流行,朱熹是道的实践,那么当今时代,谁是道的坚守者呢?尚无人可称此道。可这难道意味着没有归宿吗?”他年轻时就已以振兴儒家文化为己任。因此,他出仕朝廷,退归家中,无论到哪个地方,地方官员和士大夫都争相请他讲学。四方学子不畏路途遥远,跋涉负笈前来求学,常有上千人之多。闲暇时,他便著书立说,直到临终前仍不懈笔耕。他在《易经》《春秋》《礼记》中各有著作,彻底批判了传统注解的牵强附会,揭示其真实含义,条理清晰,简明精炼,自成一家之言。他写有《学基》《学统》两篇,说明学习的根本与学习的路径,尤其继承并发展了邵雍的学说。他还校订了《皇极经世书》,并校正了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太玄经》《乐律》及《八阵图》《郭璞葬书》等书。
起初,吴澄住的只是几间草屋,程钜夫题名为“草庐”,因此他的学生称他为“草庐先生”。天历三年,朝廷因他年事已高,特命他的次子吴京担任抚州教授,以便奉养。第二年六月,吴澄生疾,当晚天空出现一颗大星坠落在他住宅东北方向,随即去世,享年八十五岁。朝廷追赠他为江西行省左丞、上护军,追封为临川郡公,谥号“文正”。长子吴文,最终官至同知柳州路总管府事;次子吴京,最终官至翰林国史院典籍官。孙子吴当,另有传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