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
昔者先王因人之知畏而作刑，因人之知恥而作法。畏也、恥也，五性之良知，七情之大閒也。是故，刑以治已然，法以禁未然，畏以處小人，恥以遇君子。君子知恥，小人知畏，天下平矣！是故先王養其威而用之，畏可以教愛。慎其法而行之，恥可以立廉。愛以興仁，廉以興義，仁義興，刑法不幾於措乎？金初，法制簡易，無輕重貴賤之別，刑、贖並行，此可施諸新國，非經世久遠之規也。天會以來，漸從吏議，皇統頒制，兼用古律。厥後，正隆又有《續降制書》。大定有《權宜條理》，有《重修制條》。明昌之世，《律義》、《敕條》並修，品式當浸備。既而《泰和律義》成書，宜無遺憾。然國脈紓蹙，風俗醇樗，世道升降，君子觀一代之刑法，每有以先知焉。金法以杖折徒，累及二百，州縣立威，甚者置刃於杖，虐於肉刑。季年，君臣好用筐篋故習，由是以深文傅致爲能吏，以慘酷辦事爲長才。百司奸贓真犯，此可決也，而微過亦然。風紀之臣，失糾皆決。考滿，校其受決多寡以爲殿最。原其立法初意，欲以同疏戚、壹小大，使之鹹就繩約於律令之中，莫不齊手並足以聽公上之所爲，蓋秦人強主威之意也。是以待宗室少恩，待大夫士少禮。終金之代，忍恥以就功名，雖一時名士有所不免。至於避辱遠引，罕聞其人。殊不知君子無恥而犯義，則小人無畏而犯刑矣。是故論者於教愛立廉之道，往往致太息之意焉。雖然，世宗臨御，法司奏讞，或去律援經，或揆義製法。近古人君聽斷，言幾於道，鮮有及之者。章宗、宣宗嘗親民事，當寧裁決，寬猛出入雖時或過中，跡其矜恕之多，猶有祖風焉。簡牘所存，可爲龜鑑者，《本紀》、《刑志》詳略互見雲。
金國舊俗，輕罪笞以柳篸，殺人及盜劫者，擊其腦殺之，沒其家貲，以十之四入官，其六償主，並以家人爲奴婢。其親屬欲以馬牛雜物贖者從之。或重罪亦聽自贖，然恐無辨於齊民，則劓、刵以爲別。其獄則掘地深廣數丈爲之。太宗雖承太祖無變舊風之訓，亦稍用遼、宋法。天會七年，詔凡竊盜，但得物徒三年，十貫以上徒五年，刺字充下軍，三十貫以上終身，仍以贓滿盡命刺字於面，五十貫以上死，徵償如舊制。熙宗天眷元年十月，禁親王以下佩刀入宮。衛禁之法，實自此始。三年，復取河南地，乃詔其民，約所用刑法皆從律文，罷獄卒酷毒刑具，以從寬恕。至皇統間，詔諸臣，以本朝舊制，兼採隋、唐之制，參遼、宋之法。類以成書，名曰《皇統制》，頒行中外。時制，杖罪至百，則臀、背分決。及海陵庶人以脊近心腹，遂禁之，雖主決奴牌，亦論以違制。又多變易舊制，至正隆間，著爲《續降制書》，與《皇統制》並行焉。然二君任情用法，自有異於是者矣。及世宗即位，以正隆之亂，盜賊公行，兵甲未息，一時制旨多從時宜，遂集爲《軍前權宜條理》。大定四年，尚書省奏：“大興民男子李十、婦人楊仙哥並以亂言當斬。”上曰：“愚民不識典法，有司亦未嘗丁寧誥戒，豈可遽加極刑。”以減死論。五年，命有司復加刪定《條理》，與前《制書》兼用。七年，左藏庫夜有盜殺都監郭良臣盜金珠，求盜不得。命點檢司治之，執其可疑者八人鞫之，掠三人死，五人誣伏。上疑之，命同知大興府事移剌道雜治。既而親軍百夫長阿思鉢鬻金於市，事覺，伏誅。上聞之曰：“箠楚之下，何求不得，奈何鞫獄者不以情求之乎？”賜死者錢人二百貫，不死者五十貫。於是禁護衛百夫長、五十夫長非直日不得帶刀入宮。是歲，斷死囚二十人。八年，製品官犯賭博法，贓不滿五十貫者其法杖，聽贖。再犯者杖之。且曰：“杖者所以罰小人也。既爲職官，當先廉恥，既無廉恥，故以小人之罰罰之。”九年，因御史臺奏獄事，上曰：“近聞法官或各執所見，或觀望宰執之意，自今制無正條者皆以律文爲準。”覆命杖至百者臀、背分受，如舊法。已而，上謂宰臣曰：“朕念罪人杖不分受，恐至深重，乃令復舊。今聞民間有不欲者，其令罷之。”十年，尚書省奏：“河中府張錦自言復父仇，法當死。”上曰：“彼復父仇，又自言之，烈士也。以減死論。”十一年，詔諭有司曰：“應司獄廨舍須近獄安置，囚禁之事常親提控，其獄卒必選年深而信實者輪直。”十二年，尚書省言：“內丘令蒲察臺補自科部內錢立德政碑，復有其餘錢二百餘貫，罪當除名。今遇赦當敘，仍免徵贓。”上以貪僞，勿敘，且曰：“乞取之贓，若有赦原，予者何辜？自今可並追還其主，惟應入官者免徵。”尚書省奏，盜有發冢者，上曰：“功臣墳墓亦有被髮者，蓋無告捕之賞，故人無所畏。自今告得實者量與給賞。”故鹹平尹石抹阿沒剌以贓死於獄，上謂：“其不屍諸市已爲厚幸。貧窮而爲盜賊，蓋不得已。三品職官以贓至死，愚亦甚矣！其諸子可皆除名。”先是，詔自今除名人子孫有在仕者並取奏裁。十三年，詔立春後、立秋前，及大祭祀，月朔、望，上、下弦，二十四氣，雨未晴，夜未明，休暇並禁屠宰日，皆不聽決死刑，惟強盜則不待秋後。十五年，詔有司曰：“朕惟人命至重，而在制竊盜贓至五十貫者處死，自今可令至八十貫者處死。”十七年，陳言者乞設提刑司，以糾諸路刑獄之失。尚書省議，以謂久恐滋弊。上乃命距京師數千裏外懷冤上訴者，集其事以待選官就問。
時濟南尹梁肅言，犯徒者當免杖。朝廷以爲今法已輕於古，恐滋奸惡，不從。嘗詔宰臣，朝廷每歲再遣審錄官，本以爲民伸冤滯也，而所遣多不盡心，但文具而已。審錄之官，非止理問重刑，凡訴訟案牘，皆當閱實是非，囚徒不應囚繫則當釋放，官吏之罪即以狀聞，失糾察者嚴加懲斷，不以贖論。又以監察御史體察東北路官吏，輒受訟牒，爲不稱職，笞之五十。又謂宰臣曰：“比聞大理寺斷獄，雖無疑者亦經旬月，何耶？”參知政事移剌道對曰：“在法，決死囚不過七日，徒刑五日，杖罪三日。”上曰：“法有程限，而輒違之，弛慢也。”罷朝，御批送尚書省曰：“凡法寺斷重輕罪各有期限，法官但犯皆的決，豈敢有違。但以卿等所見不一，至於再三批送，其議定奏者書奏牘亦不下旬日，以致事多滯留，自今當勿復爾。”又曰：“故廣寧尹高楨爲政尚猛，雖小過，有杖而殺之者。即罪至於死而情或可恕，猶當念之，況其小過者乎？人之性命安可輕哉！”上以正隆《續降制書》多任己意，傷於苛察。而與皇統之《制》並用，是非淆亂，莫知適從，奸吏因得上下其手。遂置局，命大理卿移剌綎總中外明法者共校正。乃以皇統、正隆之《制》及大定《軍前權宜條理》、後《續行條理》，倫其輕重，刪繁正失。制有闕者以律文足之。制、律俱闕及疑而不能決者，則取旨畫定。《軍前權宜條理》內有可以常行者亦爲定法，餘未應者亦別爲一部存之。參以近所定徒杖減半之法，凡校定千一百九十條，分爲十二卷，以《大定重修制條》爲名，詔頒行焉。
二十年，上見有蹂踐禾稼者，謂宰相曰：“今後有踐民田者杖六十，盜人谷者杖八十，並償其直。”二十一年，尚書省奏：“鞏州民馬俊妻安姐與管卓奸，俊以斧擊殺之，罪當死。”上曰：“可減死一等，以戒敗風俗者。”二十二年，上謂宰臣曰：“凡尚書省送大理寺文字，一斷便可聞奏。如烏古論公說事，近取觀之，初送法寺如法裁斷，再送司直披詳，又送闔寺參詳，反覆三次，妄生情見，不得結絕。朕以國政不宜滯留，昨雖炙艾六百炷，未嘗一日不坐朝，欲使卿等知勤政也。自今可止一次送寺，闔寺披詳，荀有情見即具以聞，毋使滯留也。”二十三年，尚書省奏：“益都民範德年七十六，爲劉祐毆殺。祐法當死，以祐父母年俱七十餘，家無侍丁，上請。”上曰：“範德與祐父母年相若，自當如父母相待，至毆殺之，難議末減，其論如法。”尚書省奏招討司官及禿裏乞取本部財物制，上曰：“遠人止可矜恤，若進貢不闕，更以兵邀之，強取財物，與盜何異？且或因而生事，何可不懲。”又曰：“朕所行制條，皆臣下所奏行者，天下事多，人力有限，豈能一一盡之。必因一事奏聞，方知有所窒礙，隨即更定。今有聖旨、條理，復有制條，是使奸吏得以輕重也。”大興府民趙無事帶酒亂言，父千捕告，法當死。上曰：“爲父不恤其子而告捕之，其正如此，人所甚難。可特減死一等。”武器署丞奕、直長骨赧坐受草畔子財，奕杖八十，骨赧笞二十，監察御史梁襄等坐失糾察罰俸一月。上曰：“監察，人君之耳目。事由朕發，何以監察爲？”上以法寺斷獄，以漢字譯女直字，會法又復各出情見，妄生穿鑿，徒致稽緩，遂詔罷情見。二十五年二月，上以婦人在囚，輸作不便，而杖不分決，與殺無異，遂命免死輸作者，決杖二百而免輸作，以臀、背分決。時後族有犯罪者，尚書省引“八議”奏，上曰：“法者，公天下持平之器，若親者犯而從減，是使之恃此而橫恣也。昔漢文誅薄昭，有足取者。前二十年時，後族濟州節度使烏林達鈔兀嘗犯大辟，朕未嘗宥。今乃宥之，是開後世輕重出入之門也。”宰臣曰：“古所以議親，尊天子，別庶人也。”上曰：“外家自異於宗室，漢外戚權太重，至移國祚，朕所以不令諸王、公主有權也。夫有功於國，議勳可也。至若議賢，既曰賢矣，肯犯法乎？脫或緣坐，則固當減請也。”二十六年，遂奏定太子妃大功以上親，及與皇家無服者、及賢而犯私罪者，皆不入議。上謂宰臣曰：“法有倫而不倫者，其改定之。”監察御史陶鈞以攜妓遊北苑，歌飲池島間，迫近殿廷，提控官石玠聞而發之。鈞令其友閻恕屬玠得緩。既而事覺，法司奏，當徒二年半。詔以鈞耳目之官，攜妓入禁苑，無上下之分，杖六十，玠、恕皆坐之。二十八年，上以制條拘於舊律，間有難解之詞，命刪修明白，使人皆曉之。
舊禁民不得收制書，恐滋告訐之弊，章宗大定二十九年，言事者乞許民藏之。平章張汝霖曰：“昔子產鑄刑書，叔向譏之者，蓋不欲預使民測其輕重也。今著不刊之典，使民曉然知之，猶江、河之易避而難犯，足以輔治，不禁爲便。”以衆議多不欲，詔姑令仍舊禁之。
明昌元年，上問宰臣曰：“今何不專用律文？”平章政事張汝霖曰：“前代律與令各有分，其有犯令，以律決之。今國家制、律混淆，固當分也。”遂置詳定所，命審定律、令。承安二年，制軍前受財法，一貫以下，徒二年，以上徒三年，十貫處死。符寶典書北京奴盜符寶局金牌，伏誅，仍除屬籍。按虎、阿虎帶失覺察，各杖七十。泰和二年，御史臺奏：“監察御史史肅言，《大定條理》：自二十年十一月四日以前，奴娶良人女爲妻者，並準已娶爲定，若夫亡，拘放從其主。離夫摘賣者令本主收贖，依舊與夫同聚。放良從良者即聽贖換，如未贖換間與夫所生男女並聽爲良。而《泰和新格》復以夫亡服除準良人例，離夫摘賣及放夫爲良者，並聽爲良。若未出離再配與奴，或雜奸所生男女並許爲良。如此不同，皆編格官妄爲增減，以致隨處訴訟紛擾，是涉違枉。”敕付所司正之。初，詔凡條格入制文內者，分爲別卷。復詔制與律文輕重不同，及律所無者，各校定以聞。如禁屠宰之類，當著於令也，慎之勿忽，律令一定，不可更矣。明昌三年七月，右司郎中孫鐸先以詳定所校《名例篇》進，既而諸篇皆成，覆命中都路轉運使王寂、大理卿董師中等重校之。四年七月，上以諸路枷杖多不如法，平章政事守貞曰：“枷杖尺寸有制，提刑兩月一巡察，必不敢違法也。”五年正月，復令鉤校制、律，即付詳定所。時詳定官言：“若依重修制文爲式，則條目增減，罪名輕重，當異於律。既定復與舊同頒，則使人惑而易爲奸矣！臣等謂，用今制條，參酌時宜，準律文修定，歷採前代刑書宜於今者，以補遺闕，取《刑統》疏文以釋之，著爲常法，名曰《明昌律義》。別編榷貨、邊部、權宜等事，集爲《敕條》。”宰臣謂：“先所定令文尚有未完，俟皆通定，然後頒行。若律科舉人，則止習舊律。”遂以知大興府事尼厖古鑑、御史中丞董師中、翰林待制奧屯忠孝，提點司天臺張嗣、翰林修撰完顏撒剌、刑部員外郎李庭義、大理丞麻安上爲校定官，大理卿閻公貞，戶部侍郎李敬義、工部郎中賈鉉爲覆定官，重修新律焉。時奏獄而法官有獨出情見者，上曰：“或言法官不當出情見，故論者紛紛不已。朕謂情見非出於法外，但折衷以從法爾。”平章守貞曰：“是制自大定二十三年罷之。然律有起請諸條，是古亦許情見矣。”上曰：“科條有限，而人情無窮，情見亦豈可無也。”明昌五年，尚書省奏：“在制，《名例》內徒年之律，無決杖之文便不用杖。緣先謂流刑非今所宜，且代流役四年以上俱決杖，而徒三年以下難復不用。婦人比之男子雖差輕，亦當例減。”遂以徒二年以下者杖六十，二年以上杖七十，婦人犯者並決五十，著於《敕條》。
承安三年，敕尚書省：“自今特旨事，如律令程式者，始可送部。自餘創行之事，但召部官赴省議之。”四年四月，尚書省請再覆定令文，上因敕宰臣曰：“凡事理明白者轉奏可也。文牘多者恐難遍覽，其三推情疑以聞。”五月，上以法不適平，常行杖樣，多不能用。遂定分寸，鑄銅爲杖式，頒之天下。且曰：“若以笞杖太輕，恐情理有難恕者，訊杖可再議之。”五年五月，刑部員外郎馬復言：“外官尚苛刻者不遵銅杖式，輒用大杖，多致人死。”詔令按察司糾劾黜之。先嚐令諸死囚及除名罪，所委官相去二百里外，並犯徒以下逮及二十人以上者，並令其官就讞之。刑部員外郎完顏綱言：“自是制行，如上京最近之地往還不下三、二千里，如北京留守司亦動經數月，愈致稽留，未便。”詔復從舊，令委官追取鞫之。
十二月，翰林修撰楊庭秀言：“州縣官往往以權勢自居，喜怒自任，聽訟之際，鮮克加審。但使譯人往來傳詞，罪之輕重，成於其口，貨賂公行，冤者至有三、二十年不能正者。”上遂命定立條約，違者按察司糾之。且謂宰臣曰：“長貳官委幕職及司吏推問獄囚，命申御史臺聞奏之制，當復舉行也。”又命編前後條制，書之於冊，以備將來考驗。
泰和元年正月，尚書省奏，以見行銅杖式輕細，奸宄不畏，遂命有司量所犯用大杖，且禁不得過五分。
十二月，所修律成，凡十有二篇：一曰《名例》，二曰《衛禁》，三曰《職制》，四曰《戶婚》五曰《廄庫》，六曰《擅興》，七曰《賊盜》，八曰《鬥訟》，九曰《詐僞》，十曰《雜律》，十一曰《捕亡》，十二曰《斷獄》。實《唐律》也，但加贖銅皆倍之，增徒至四年、五年爲七，削不宜於時者四十七條，增時用之制百四十九條，因而略有所損益者二百八十有二條，餘百二十六條皆從其舊。又加以分其一爲二、分其一爲四者六條，凡五百六十三條，爲三十卷，附註以明其事，疏義以釋其疑，名曰《泰和律義》。自《官品令》、《職員令》之下，曰《祠令》四十八條，《戶令》六十六條，《學令》十一條，《選舉令》八十三條，《封爵令》九條、《封贈令》十條，《宮衛令》十條，《軍防令》二十五條，《儀制令》二十三條，《衣服令》十條，《公式令》五十八條，《祿令》十七條，《倉庫令》七條，《廄牧令》十二條，《田令》十七條，《賦役令》二十三條，《關市令》十三條，《捕亡令》二十條，《賞令》二十五條，《醫疾令》五條，《假寧令》十四條，《獄官令》百有六條，《雜令》四十九條，《釋道令》十條，《營繕令》十三條，《河防令》十一條，《服制令》十一條，附以年月之制，曰《律令》二十卷。又定《制敕》九十五條，《榷貨》八十五條，《蕃部》三十九條，曰《新定敕條》三卷，《六部格式》三十卷。司空襄以進，詔以明年五月頒行之。
貞祐三年，上謂宰臣：“自今監察官犯罪，其事關軍國利害者，並笞決之。”貞祐四年，詔：“凡監察失糾劾者，從本法論。外使入國私通本國事情，宿衛、近侍官、承應人出入親王、公主、宰執家，災傷乏食有司檢核不實致傷人命，轉運軍儲而有私載，考試舉人而防閒不嚴，其罰並決。在京犯至兩次者，臺官減監察一等治罪，論贖，餘止坐，專差任滿日議定。若任內曾以漏察被決，依格雖爲稱職，止從平常，平常者從降罰。”興定元年八月，上謂宰臣曰：“律有八議，今言者或謂應議之人即當減等，何如？”宰臣對曰：“凡議者先條所坐及應議之狀以請，必議定然後奏裁也。”上然之，曰：“若不論輕重而輒減之，則貴戚皆將恃此以虐民，民何以堪。”
《金史》•卷四十五·志第二十六·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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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代在法律制度方面不斷改革和完善，形成了較爲系統的刑律體系。
起初，朝廷重視司法公正，對於犯人判決，主張“量罪定罰，不越常法”。例如，對謀反大罪，應加重處罰；而對普通犯罪，則依律量刑。對於重大案件，若屬貴戚，須先呈報皇帝裁決，不得擅自減免刑罰。有位官員曾提出：“謀反者應誅，殺人者應處死，盜賊應流放，而若爲貴族之子犯法，便可減等。”此議被否決。皇帝強調：“法律應平允，不論身份貴賤，皆應依法而行。若貴戚仗勢減免罪責，則百姓將無法生存，國家將大亂。”
對於犯人處刑，強調“罪刑相當，罰當其過”。若罪輕，則處以杖刑；若罪重，則處以死刑或流放。同時，規定對犯人行刑，應嚴格按律式，不得任意加減。例如，對於偷盜行爲，若情節輕微，則杖三十；若情節嚴重，則杖一百或流放邊遠地區。對婦人犯罪，亦依律而行，但通常較男子輕，仍須按律量刑。
在司法實踐中，朝廷重視對法官的監督。對於法官在審理案件時，若擅自“出情見”（即主觀判斷，脫離律文），視爲違法，應予糾正。例如，有法官稱某案中“人情難容，應從輕發落”，此被定爲“僭越法度”。皇帝下令：“情見非出自法外，只須折衷於律文，不可妄加裁量。”此外，規定凡法官在審理過程中，若以偏袒或私情作出裁決，一經查實，即行罷免。
爲加強司法透明，朝廷下令將所有刑律制度編纂成冊，存於宮中，以備將來查驗。同時規定，凡重大案件，必須由上級複覈，杜絕地方官擅自裁判。對於地方官員濫用職權、偏聽偏信、草率結案等現象，予以嚴懲。
在刑罰具體執行方面，朝廷逐步統一了杖刑用具，最初各地杖刑尺寸不一，寬窄無定，導致執行不公。爲此，朝廷下令鑄造統一的銅杖，規定其長度、粗細、重量，以確保杖刑統一。並規定：若以笞杖過輕，難以體現懲罰作用，遇情理難恕者，可另行議定杖罰。然而，亦有官員在執行中使用過重的棍棒，甚至致死，因此朝廷下令：“外官若不遵銅杖式，擅自使用大杖，致人死亡者，由按察司查明並嚴辦。”
此外，朝廷還規定：所有死刑案件，須由中央司法機構複覈後方可執行；重大案件，由地方官上報至省府，再由中央審覈，杜絕冤案。同時，規定對死囚和除名罪犯，若其官職相距二百里以上，或被逮捕人數二十人以上，須由原任官親自到現場審理，以確保公正。
在地方司法方面，發現州縣官往往倚仗權勢，喜怒由己，聽訟時粗心大意，多由翻譯人員口述案情，罪輕重全憑其說，導致冤案頻發，有些冤屈甚至持續三十餘年無法糾正。爲此，皇帝下令制定具體條約，對違反者由按察司調查彈劾，予以懲處。同時規定：“州縣長官委派幕職或司吏審理案件，必須上報御史臺備案。”以加強上級對基層司法的監督。
在法律條文的整理方面，朝廷不斷修訂《大定條理》、《泰和新格》等制度，逐步形成系統性法律體系。最初，有詔令將所有條格編入《制敕》中，再依輕重、實際需要進行分類。例如，禁屠宰、禁私藏武器等事項，應入《令文》，不可混入《律》中，以防誤用。
金世宗時期，正式將《大定條理》與《泰和新格》合併，形成新的律法體系。明昌三年，朝廷命尚書省與大理寺、刑部等機構共同審定律文，最終編成《明昌律義》，以解釋律文內容，明確疑義。該律書在《名例篇》基礎上，擴展爲十二篇：《名例》《衛禁》《職制》《戶婚》《廄庫》《擅興》《賊盜》《鬥訟》《詐僞》《雜律》《捕亡》《斷獄》。其中，大部分內容源自《唐律》，但對部分條文進行了調整：例如，將流刑改爲斬、徒、杖三等，流刑不再使用；同時，將徒刑上限延長至四年或五年，共七等；刪除了若干不合時宜的條文（共四十七條），新增了百餘條符合當時社會實際的制度（149條），並修改了282條，其餘126條維持原樣。
此外，還對部分律文進行了細分，如將“徒刑”分爲兩檔、四檔，共增6條，總計563條，組成30卷。並附有註釋以說明條文含義，疏義以解釋疑難之處，書名定爲《泰和律義》。同時，另編纂《律令》二十卷，包含祠令、戶令、學令、選舉令、封爵令、宮衛令、軍防令、儀制令、衣服令、公式令、祿令、倉庫令、廄牧令、田令、賦役令、關市令、捕亡令、賞令、醫疾令、假寧令、獄官令、雜令、釋道令、營繕令、河防令、服制令等，共20卷，附帶歷年制度與年月之制。
另設《新定敕條》三卷，包括《制敕》95條、《榷貨》85條、《蕃部》39條，用於處理特殊事務。另編《六部格式》三十卷，規範各部日常政務運行。
最終，該律法體系由司空襄上奏，皇帝詔令於次年五月正式頒行天下，成爲金代後期的主要法律依據。
在監察制度方面，歷代皇帝不斷強化對監察官的約束。貞祐三年，皇帝下令：“凡監察官犯罪，如涉及軍國重務者，一律杖責或笞刑決斷。”貞祐四年，規定監察官若失職，不糾劾違法者，照原法論處；如外使進入本國勾結內情、宿衛或近侍出入親王、公主、宰相家中、災荒無策導致人命傷亡、轉運軍糧私自攜帶、考試舉人監管不嚴等行爲，一律處以杖刑或罰金。在京監察官若犯案兩次以上，臺官減一級論罪，其餘由監察官按其職責處理，至任期結束後再定罪。若在職期間因漏查被問責，即使稱職，也只論爲“平常”，而不予升遷。
興定元年，皇帝問宰臣：“《律》中有‘八議’制度，是否應議之人即可減等？”宰臣答：“‘八議’者，應先說明所坐之罪和適用條件，經議定後，方可奏請裁決。”皇帝贊同：“若不問輕重就隨意減等，則貴戚將以此爲便，爲所欲爲，百姓將不堪其苦。”
由此可見，金代在法制建設中，雖受傳統禮法影響，但逐步走向制度化、規範化與精細化，尤其在司法獨立、監察機制、條文統一、執行標準等方面，表現出較強的制度意識，爲後世提供了寶貴經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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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蘭青雲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