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
昔者先王因人之知畏而作刑，因人之知耻而作法。畏也、耻也，五性之良知，七情之大闲也。是故，刑以治已然，法以禁未然，畏以处小人，耻以遇君子。君子知耻，小人知畏，天下平矣！是故先王养其威而用之，畏可以教爱。慎其法而行之，耻可以立廉。爱以兴仁，廉以兴义，仁义兴，刑法不几于措乎？金初，法制简易，无轻重贵贱之别，刑、赎并行，此可施诸新国，非经世久远之规也。天会以来，渐从吏议，皇统颁制，兼用古律。厥后，正隆又有《续降制书》。大定有《权宜条理》，有《重修制条》。明昌之世，《律义》、《敕条》并修，品式当浸备。既而《泰和律义》成书，宜无遗憾。然国脉纾蹙，风俗醇樗，世道升降，君子观一代之刑法，每有以先知焉。金法以杖折徒，累及二百，州县立威，甚者置刃于杖，虐于肉刑。季年，君臣好用筐箧故习，由是以深文傅致为能吏，以惨酷办事为长才。百司奸赃真犯，此可决也，而微过亦然。风纪之臣，失纠皆决。考满，校其受决多寡以为殿最。原其立法初意，欲以同疏戚、壹小大，使之咸就绳约于律令之中，莫不齐手并足以听公上之所为，盖秦人强主威之意也。是以待宗室少恩，待大夫士少礼。终金之代，忍耻以就功名，虽一时名士有所不免。至于避辱远引，罕闻其人。殊不知君子无耻而犯义，则小人无畏而犯刑矣。是故论者于教爱立廉之道，往往致太息之意焉。虽然，世宗临御，法司奏谳，或去律援经，或揆义制法。近古人君听断，言几于道，鲜有及之者。章宗、宣宗尝亲民事，当宁裁决，宽猛出入虽时或过中，迹其矜恕之多，犹有祖风焉。简牍所存，可为龟鉴者，《本纪》、《刑志》详略互见云。
金国旧俗，轻罪笞以柳篸，杀人及盗劫者，击其脑杀之，没其家赀，以十之四入官，其六偿主，并以家人为奴婢。其亲属欲以马牛杂物赎者从之。或重罪亦听自赎，然恐无辨于齐民，则劓、刵以为别。其狱则掘地深广数丈为之。太宗虽承太祖无变旧风之训，亦稍用辽、宋法。天会七年，诏凡窃盗，但得物徒三年，十贯以上徒五年，刺字充下军，三十贯以上终身，仍以赃满尽命刺字于面，五十贯以上死，征偿如旧制。熙宗天眷元年十月，禁亲王以下佩刀入宫。卫禁之法，实自此始。三年，复取河南地，乃诏其民，约所用刑法皆从律文，罢狱卒酷毒刑具，以从宽恕。至皇统间，诏诸臣，以本朝旧制，兼采隋、唐之制，参辽、宋之法。类以成书，名曰《皇统制》，颁行中外。时制，杖罪至百，则臀、背分决。及海陵庶人以脊近心腹，遂禁之，虽主决奴牌，亦论以违制。又多变易旧制，至正隆间，著为《续降制书》，与《皇统制》并行焉。然二君任情用法，自有异于是者矣。及世宗即位，以正隆之乱，盗贼公行，兵甲未息，一时制旨多从时宜，遂集为《军前权宜条理》。大定四年，尚书省奏：“大兴民男子李十、妇人杨仙哥并以乱言当斩。”上曰：“愚民不识典法，有司亦未尝丁宁诰戒，岂可遽加极刑。”以减死论。五年，命有司复加删定《条理》，与前《制书》兼用。七年，左藏库夜有盗杀都监郭良臣盗金珠，求盗不得。命点检司治之，执其可疑者八人鞫之，掠三人死，五人诬伏。上疑之，命同知大兴府事移剌道杂治。既而亲军百夫长阿思钵鬻金于市，事觉，伏诛。上闻之曰：“箠楚之下，何求不得，奈何鞫狱者不以情求之乎？”赐死者钱人二百贯，不死者五十贯。于是禁护卫百夫长、五十夫长非直日不得带刀入宫。是岁，断死囚二十人。八年，制品官犯赌博法，赃不满五十贯者其法杖，听赎。再犯者杖之。且曰：“杖者所以罚小人也。既为职官，当先廉耻，既无廉耻，故以小人之罚罚之。”九年，因御史台奏狱事，上曰：“近闻法官或各执所见，或观望宰执之意，自今制无正条者皆以律文为准。”复命杖至百者臀、背分受，如旧法。已而，上谓宰臣曰：“朕念罪人杖不分受，恐至深重，乃令复旧。今闻民间有不欲者，其令罢之。”十年，尚书省奏：“河中府张锦自言复父仇，法当死。”上曰：“彼复父仇，又自言之，烈士也。以减死论。”十一年，诏谕有司曰：“应司狱廨舍须近狱安置，囚禁之事常亲提控，其狱卒必选年深而信实者轮直。”十二年，尚书省言：“内丘令蒲察台补自科部内钱立德政碑，复有其余钱二百余贯，罪当除名。今遇赦当叙，仍免征赃。”上以贪伪，勿叙，且曰：“乞取之赃，若有赦原，予者何辜？自今可并追还其主，惟应入官者免征。”尚书省奏，盗有发冢者，上曰：“功臣坟墓亦有被发者，盖无告捕之赏，故人无所畏。自今告得实者量与给赏。”故咸平尹石抹阿没剌以赃死于狱，上谓：“其不尸诸市已为厚幸。贫穷而为盗贼，盖不得已。三品职官以赃至死，愚亦甚矣！其诸子可皆除名。”先是，诏自今除名人子孙有在仕者并取奏裁。十三年，诏立春后、立秋前，及大祭祀，月朔、望，上、下弦，二十四气，雨未晴，夜未明，休暇并禁屠宰日，皆不听决死刑，惟强盗则不待秋后。十五年，诏有司曰：“朕惟人命至重，而在制窃盗赃至五十贯者处死，自今可令至八十贯者处死。”十七年，陈言者乞设提刑司，以纠诸路刑狱之失。尚书省议，以谓久恐滋弊。上乃命距京师数千里外怀冤上诉者，集其事以待选官就问。
时济南尹梁肃言，犯徒者当免杖。朝廷以为今法已轻于古，恐滋奸恶，不从。尝诏宰臣，朝廷每岁再遣审录官，本以为民伸冤滞也，而所遣多不尽心，但文具而已。审录之官，非止理问重刑，凡诉讼案牍，皆当阅实是非，囚徒不应囚系则当释放，官吏之罪即以状闻，失纠察者严加惩断，不以赎论。又以监察御史体察东北路官吏，辄受讼牒，为不称职，笞之五十。又谓宰臣曰：“比闻大理寺断狱，虽无疑者亦经旬月，何耶？”参知政事移剌道对曰：“在法，决死囚不过七日，徒刑五日，杖罪三日。”上曰：“法有程限，而辄违之，弛慢也。”罢朝，御批送尚书省曰：“凡法寺断重轻罪各有期限，法官但犯皆的决，岂敢有违。但以卿等所见不一，至于再三批送，其议定奏者书奏牍亦不下旬日，以致事多滞留，自今当勿复尔。”又曰：“故广宁尹高桢为政尚猛，虽小过，有杖而杀之者。即罪至于死而情或可恕，犹当念之，况其小过者乎？人之性命安可轻哉！”上以正隆《续降制书》多任己意，伤于苛察。而与皇统之《制》并用，是非淆乱，莫知适从，奸吏因得上下其手。遂置局，命大理卿移剌綎总中外明法者共校正。乃以皇统、正隆之《制》及大定《军前权宜条理》、后《续行条理》，伦其轻重，删繁正失。制有阙者以律文足之。制、律俱阙及疑而不能决者，则取旨画定。《军前权宜条理》内有可以常行者亦为定法，余未应者亦别为一部存之。参以近所定徒杖减半之法，凡校定千一百九十条，分为十二卷，以《大定重修制条》为名，诏颁行焉。
二十年，上见有蹂践禾稼者，谓宰相曰：“今后有践民田者杖六十，盗人谷者杖八十，并偿其直。”二十一年，尚书省奏：“巩州民马俊妻安姐与管卓奸，俊以斧击杀之，罪当死。”上曰：“可减死一等，以戒败风俗者。”二十二年，上谓宰臣曰：“凡尚书省送大理寺文字，一断便可闻奏。如乌古论公说事，近取观之，初送法寺如法裁断，再送司直披详，又送阖寺参详，反覆三次，妄生情见，不得结绝。朕以国政不宜滞留，昨虽炙艾六百炷，未尝一日不坐朝，欲使卿等知勤政也。自今可止一次送寺，阖寺披详，荀有情见即具以闻，毋使滞留也。”二十三年，尚书省奏：“益都民范德年七十六，为刘祐殴杀。祐法当死，以祐父母年俱七十余，家无侍丁，上请。”上曰：“范德与祐父母年相若，自当如父母相待，至殴杀之，难议末减，其论如法。”尚书省奏招讨司官及秃里乞取本部财物制，上曰：“远人止可矜恤，若进贡不阙，更以兵邀之，强取财物，与盗何异？且或因而生事，何可不惩。”又曰：“朕所行制条，皆臣下所奏行者，天下事多，人力有限，岂能一一尽之。必因一事奏闻，方知有所窒碍，随即更定。今有圣旨、条理，复有制条，是使奸吏得以轻重也。”大兴府民赵无事带酒乱言，父千捕告，法当死。上曰：“为父不恤其子而告捕之，其正如此，人所甚难。可特减死一等。”武器署丞奕、直长骨赧坐受草畔子财，奕杖八十，骨赧笞二十，监察御史梁襄等坐失纠察罚俸一月。上曰：“监察，人君之耳目。事由朕发，何以监察为？”上以法寺断狱，以汉字译女直字，会法又复各出情见，妄生穿凿，徒致稽缓，遂诏罢情见。二十五年二月，上以妇人在囚，输作不便，而杖不分决，与杀无异，遂命免死输作者，决杖二百而免输作，以臀、背分决。时后族有犯罪者，尚书省引“八议”奏，上曰：“法者，公天下持平之器，若亲者犯而从减，是使之恃此而横恣也。昔汉文诛薄昭，有足取者。前二十年时，后族济州节度使乌林达钞兀尝犯大辟，朕未尝宥。今乃宥之，是开后世轻重出入之门也。”宰臣曰：“古所以议亲，尊天子，别庶人也。”上曰：“外家自异于宗室，汉外戚权太重，至移国祚，朕所以不令诸王、公主有权也。夫有功于国，议勋可也。至若议贤，既曰贤矣，肯犯法乎？脱或缘坐，则固当减请也。”二十六年，遂奏定太子妃大功以上亲，及与皇家无服者、及贤而犯私罪者，皆不入议。上谓宰臣曰：“法有伦而不伦者，其改定之。”监察御史陶钧以携妓游北苑，歌饮池岛间，迫近殿廷，提控官石玠闻而发之。钧令其友阎恕属玠得缓。既而事觉，法司奏，当徒二年半。诏以钧耳目之官，携妓入禁苑，无上下之分，杖六十，玠、恕皆坐之。二十八年，上以制条拘于旧律，间有难解之词，命删修明白，使人皆晓之。
旧禁民不得收制书，恐滋告讦之弊，章宗大定二十九年，言事者乞许民藏之。平章张汝霖曰：“昔子产铸刑书，叔向讥之者，盖不欲预使民测其轻重也。今著不刊之典，使民晓然知之，犹江、河之易避而难犯，足以辅治，不禁为便。”以众议多不欲，诏姑令仍旧禁之。
明昌元年，上问宰臣曰：“今何不专用律文？”平章政事张汝霖曰：“前代律与令各有分，其有犯令，以律决之。今国家制、律混淆，固当分也。”遂置详定所，命审定律、令。承安二年，制军前受财法，一贯以下，徒二年，以上徒三年，十贯处死。符宝典书北京奴盗符宝局金牌，伏诛，仍除属籍。按虎、阿虎带失觉察，各杖七十。泰和二年，御史台奏：“监察御史史肃言，《大定条理》：自二十年十一月四日以前，奴娶良人女为妻者，并准已娶为定，若夫亡，拘放从其主。离夫摘卖者令本主收赎，依旧与夫同聚。放良从良者即听赎换，如未赎换间与夫所生男女并听为良。而《泰和新格》复以夫亡服除准良人例，离夫摘卖及放夫为良者，并听为良。若未出离再配与奴，或杂奸所生男女并许为良。如此不同，皆编格官妄为增减，以致随处诉讼纷扰，是涉违枉。”敕付所司正之。初，诏凡条格入制文内者，分为别卷。复诏制与律文轻重不同，及律所无者，各校定以闻。如禁屠宰之类，当著于令也，慎之勿忽，律令一定，不可更矣。明昌三年七月，右司郎中孙铎先以详定所校《名例篇》进，既而诸篇皆成，复命中都路转运使王寂、大理卿董师中等重校之。四年七月，上以诸路枷杖多不如法，平章政事守贞曰：“枷杖尺寸有制，提刑两月一巡察，必不敢违法也。”五年正月，复令钩校制、律，即付详定所。时详定官言：“若依重修制文为式，则条目增减，罪名轻重，当异于律。既定复与旧同颁，则使人惑而易为奸矣！臣等谓，用今制条，参酌时宜，准律文修定，历采前代刑书宜于今者，以补遗阙，取《刑统》疏文以释之，著为常法，名曰《明昌律义》。别编榷货、边部、权宜等事，集为《敕条》。”宰臣谓：“先所定令文尚有未完，俟皆通定，然后颁行。若律科举人，则止习旧律。”遂以知大兴府事尼厖古鉴、御史中丞董师中、翰林待制奥屯忠孝，提点司天台张嗣、翰林修撰完颜撒剌、刑部员外郎李庭义、大理丞麻安上为校定官，大理卿阎公贞，户部侍郎李敬义、工部郎中贾铉为覆定官，重修新律焉。时奏狱而法官有独出情见者，上曰：“或言法官不当出情见，故论者纷纷不已。朕谓情见非出于法外，但折衷以从法尔。”平章守贞曰：“是制自大定二十三年罢之。然律有起请诸条，是古亦许情见矣。”上曰：“科条有限，而人情无穷，情见亦岂可无也。”明昌五年，尚书省奏：“在制，《名例》内徒年之律，无决杖之文便不用杖。缘先谓流刑非今所宜，且代流役四年以上俱决杖，而徒三年以下难复不用。妇人比之男子虽差轻，亦当例减。”遂以徒二年以下者杖六十，二年以上杖七十，妇人犯者并决五十，著于《敕条》。
承安三年，敕尚书省：“自今特旨事，如律令程式者，始可送部。自余创行之事，但召部官赴省议之。”四年四月，尚书省请再覆定令文，上因敕宰臣曰：“凡事理明白者转奏可也。文牍多者恐难遍览，其三推情疑以闻。”五月，上以法不适平，常行杖样，多不能用。遂定分寸，铸铜为杖式，颁之天下。且曰：“若以笞杖太轻，恐情理有难恕者，讯杖可再议之。”五年五月，刑部员外郎马复言：“外官尚苛刻者不遵铜杖式，辄用大杖，多致人死。”诏令按察司纠劾黜之。先尝令诸死囚及除名罪，所委官相去二百里外，并犯徒以下逮及二十人以上者，并令其官就谳之。刑部员外郎完颜纲言：“自是制行，如上京最近之地往还不下三、二千里，如北京留守司亦动经数月，愈致稽留，未便。”诏复从旧，令委官追取鞫之。
十二月，翰林修撰杨庭秀言：“州县官往往以权势自居，喜怒自任，听讼之际，鲜克加审。但使译人往来传词，罪之轻重，成于其口，货赂公行，冤者至有三、二十年不能正者。”上遂命定立条约，违者按察司纠之。且谓宰臣曰：“长贰官委幕职及司吏推问狱囚，命申御史台闻奏之制，当复举行也。”又命编前后条制，书之于册，以备将来考验。
泰和元年正月，尚书省奏，以见行铜杖式轻细，奸宄不畏，遂命有司量所犯用大杖，且禁不得过五分。
十二月，所修律成，凡十有二篇：一曰《名例》，二曰《卫禁》，三曰《职制》，四曰《户婚》五曰《厩库》，六曰《擅兴》，七曰《贼盗》，八曰《斗讼》，九曰《诈伪》，十曰《杂律》，十一曰《捕亡》，十二曰《断狱》。实《唐律》也，但加赎铜皆倍之，增徒至四年、五年为七，削不宜于时者四十七条，增时用之制百四十九条，因而略有所损益者二百八十有二条，余百二十六条皆从其旧。又加以分其一为二、分其一为四者六条，凡五百六十三条，为三十卷，附注以明其事，疏义以释其疑，名曰《泰和律义》。自《官品令》、《职员令》之下，曰《祠令》四十八条，《户令》六十六条，《学令》十一条，《选举令》八十三条，《封爵令》九条、《封赠令》十条，《宫卫令》十条，《军防令》二十五条，《仪制令》二十三条，《衣服令》十条，《公式令》五十八条，《禄令》十七条，《仓库令》七条，《厩牧令》十二条，《田令》十七条，《赋役令》二十三条，《关市令》十三条，《捕亡令》二十条，《赏令》二十五条，《医疾令》五条，《假宁令》十四条，《狱官令》百有六条，《杂令》四十九条，《释道令》十条，《营缮令》十三条，《河防令》十一条，《服制令》十一条，附以年月之制，曰《律令》二十卷。又定《制敕》九十五条，《榷货》八十五条，《蕃部》三十九条，曰《新定敕条》三卷，《六部格式》三十卷。司空襄以进，诏以明年五月颁行之。
贞祐三年，上谓宰臣：“自今监察官犯罪，其事关军国利害者，并笞决之。”贞祐四年，诏：“凡监察失纠劾者，从本法论。外使入国私通本国事情，宿卫、近侍官、承应人出入亲王、公主、宰执家，灾伤乏食有司检核不实致伤人命，转运军储而有私载，考试举人而防闲不严，其罚并决。在京犯至两次者，台官减监察一等治罪，论赎，余止坐，专差任满日议定。若任内曾以漏察被决，依格虽为称职，止从平常，平常者从降罚。”兴定元年八月，上谓宰臣曰：“律有八议，今言者或谓应议之人即当减等，何如？”宰臣对曰：“凡议者先条所坐及应议之状以请，必议定然后奏裁也。”上然之，曰：“若不论轻重而辄减之，则贵戚皆将恃此以虐民，民何以堪。”
《金史》•卷四十五·志第二十六·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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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代在法律制度方面不断改革和完善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刑律体系。
起初，朝廷重视司法公正，对于犯人判决，主张“量罪定罚，不越常法”。例如，对谋反大罪，应加重处罚；而对普通犯罪，则依律量刑。对于重大案件，若属贵戚，须先呈报皇帝裁决，不得擅自减免刑罚。有位官员曾提出：“谋反者应诛，杀人者应处死，盗贼应流放，而若为贵族之子犯法，便可减等。”此议被否决。皇帝强调：“法律应平允，不论身份贵贱，皆应依法而行。若贵戚仗势减免罪责，则百姓将无法生存，国家将大乱。”
对于犯人处刑，强调“罪刑相当，罚当其过”。若罪轻，则处以杖刑；若罪重，则处以死刑或流放。同时，规定对犯人行刑，应严格按律式，不得任意加减。例如，对于偷盗行为，若情节轻微，则杖三十；若情节严重，则杖一百或流放边远地区。对妇人犯罪，亦依律而行，但通常较男子轻，仍须按律量刑。
在司法实践中，朝廷重视对法官的监督。对于法官在审理案件时，若擅自“出情见”（即主观判断，脱离律文），视为违法，应予纠正。例如，有法官称某案中“人情难容，应从轻发落”，此被定为“僭越法度”。皇帝下令：“情见非出自法外，只须折衷于律文，不可妄加裁量。”此外，规定凡法官在审理过程中，若以偏袒或私情作出裁决，一经查实，即行罢免。
为加强司法透明，朝廷下令将所有刑律制度编纂成册，存于宫中，以备将来查验。同时规定，凡重大案件，必须由上级复核，杜绝地方官擅自裁判。对于地方官员滥用职权、偏听偏信、草率结案等现象，予以严惩。
在刑罚具体执行方面，朝廷逐步统一了杖刑用具，最初各地杖刑尺寸不一，宽窄无定，导致执行不公。为此，朝廷下令铸造统一的铜杖，规定其长度、粗细、重量，以确保杖刑统一。并规定：若以笞杖过轻，难以体现惩罚作用，遇情理难恕者，可另行议定杖罚。然而，亦有官员在执行中使用过重的棍棒，甚至致死，因此朝廷下令：“外官若不遵铜杖式，擅自使用大杖，致人死亡者，由按察司查明并严办。”
此外，朝廷还规定：所有死刑案件，须由中央司法机构复核后方可执行；重大案件，由地方官上报至省府，再由中央审核，杜绝冤案。同时，规定对死囚和除名罪犯，若其官职相距二百里以上，或被逮捕人数二十人以上，须由原任官亲自到现场审理，以确保公正。
在地方司法方面，发现州县官往往倚仗权势，喜怒由己，听讼时粗心大意，多由翻译人员口述案情，罪轻重全凭其说，导致冤案频发，有些冤屈甚至持续三十余年无法纠正。为此，皇帝下令制定具体条约，对违反者由按察司调查弹劾，予以惩处。同时规定：“州县长官委派幕职或司吏审理案件，必须上报御史台备案。”以加强上级对基层司法的监督。
在法律条文的整理方面，朝廷不断修订《大定条理》、《泰和新格》等制度，逐步形成系统性法律体系。最初，有诏令将所有条格编入《制敕》中，再依轻重、实际需要进行分类。例如，禁屠宰、禁私藏武器等事项，应入《令文》，不可混入《律》中，以防误用。
金世宗时期，正式将《大定条理》与《泰和新格》合并，形成新的律法体系。明昌三年，朝廷命尚书省与大理寺、刑部等机构共同审定律文，最终编成《明昌律义》，以解释律文内容，明确疑义。该律书在《名例篇》基础上，扩展为十二篇：《名例》《卫禁》《职制》《户婚》《厩库》《擅兴》《贼盗》《斗讼》《诈伪》《杂律》《捕亡》《断狱》。其中，大部分内容源自《唐律》，但对部分条文进行了调整：例如，将流刑改为斩、徒、杖三等，流刑不再使用；同时，将徒刑上限延长至四年或五年，共七等；删除了若干不合时宜的条文（共四十七条），新增了百余条符合当时社会实际的制度（149条），并修改了282条，其余126条维持原样。
此外，还对部分律文进行了细分，如将“徒刑”分为两档、四档，共增6条，总计563条，组成30卷。并附有注释以说明条文含义，疏义以解释疑难之处，书名定为《泰和律义》。同时，另编纂《律令》二十卷，包含祠令、户令、学令、选举令、封爵令、宫卫令、军防令、仪制令、衣服令、公式令、禄令、仓库令、厩牧令、田令、赋役令、关市令、捕亡令、赏令、医疾令、假宁令、狱官令、杂令、释道令、营缮令、河防令、服制令等，共20卷，附带历年制度与年月之制。
另设《新定敕条》三卷，包括《制敕》95条、《榷货》85条、《蕃部》39条，用于处理特殊事务。另编《六部格式》三十卷，规范各部日常政务运行。
最终，该律法体系由司空襄上奏，皇帝诏令于次年五月正式颁行天下，成为金代后期的主要法律依据。
在监察制度方面，历代皇帝不断强化对监察官的约束。贞祐三年，皇帝下令：“凡监察官犯罪，如涉及军国重务者，一律杖责或笞刑决断。”贞祐四年，规定监察官若失职，不纠劾违法者，照原法论处；如外使进入本国勾结内情、宿卫或近侍出入亲王、公主、宰相家中、灾荒无策导致人命伤亡、转运军粮私自携带、考试举人监管不严等行为，一律处以杖刑或罚金。在京监察官若犯案两次以上，台官减一级论罪，其余由监察官按其职责处理，至任期结束后再定罪。若在职期间因漏查被问责，即使称职，也只论为“平常”，而不予升迁。
兴定元年，皇帝问宰臣：“《律》中有‘八议’制度，是否应议之人即可减等？”宰臣答：“‘八议’者，应先说明所坐之罪和适用条件，经议定后，方可奏请裁决。”皇帝赞同：“若不问轻重就随意减等，则贵戚将以此为便，为所欲为，百姓将不堪其苦。”
由此可见，金代在法制建设中，虽受传统礼法影响，但逐步走向制度化、规范化与精细化，尤其在司法独立、监察机制、条文统一、执行标准等方面，表现出较强的制度意识，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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