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遼史》•卷六十一·志第三十·刑法志上

元代 • 脫脫等

刑法志上
　　刑也者，始於兵而終於禮者也。鴻荒之代，生民有兵，如逢有螫，自衛而已。蚩尤惟始作亂，斯民鴟義，奸宄並作，刑之用豈能已乎？帝堯清問下民，乃命三後恤功於民，伯夷降典，折民惟刑，故曰刑也者，始於兵而終於禮者也。先王順天地四時以建六卿。秋，刑官也，象時之成物焉。秋傳氣於夏，變色於春，推可知也。遼以用武立國，禁暴戢奸，莫先於刑。國初製法，有出於五服、三就之外者，兵之勢方張，禮之用未遑也。及阻午可汗知宗室雅裏之賢，命爲夷離堇以掌刑辟，豈非士師之官，非賢者不可爲乎？太祖、太宗經理疆土，擐甲之士歲無寧居，威克厥愛，理勢然也。子孫相繼，其法互有輕重；中間能審權宜，終之以禮者，惟景、聖二宗爲優耳。
　　然其制刑之凡有四：曰死，曰流，曰徒，曰杖。死刑有絞、斬、凌遲之屬，又有籍沒之法。流刑量罪輕重，置之邊城部族之地，遠則投諸境外，又遠則罰使絕域。徒刑一曰終身，二曰五年，三曰一年半；終身者決五百，其次遞減百；又有黥刺之法。仗刑自五十至三百，凡杖五十以上者，以沙袋決之；又有木劍、大棒、鐵骨朵之法。木劍、大棒之數三，自十五至三十，鐵骨朵之數，或五、或七。有重罪者，將決以沙袋，先於脽骨之上及四周擊之。拷訊之具，有粗、細杖及鞭、烙法。粗杖之數二十；細杖之數三，自三十至於六十。鞭、烙之數，凡烙三十者鞭三百，烙五十者鞭五百。被告諸事應伏而不服者，以此訊之。品官公事誤犯，民年七十以上、十五以下犯罪者，聽以贖論。贖銅之數，杖一百者，輸錢千。亦有八議、八縱之法。籍沒之法，始自太祖爲撻馬狘沙裏時，奉痕德堇可汗命，按于越釋魯遇害事，以其首惡家屬沒入瓦里。及淳欽皇后時析出，以爲著帳郎君，至世宗詔免之。其後內外戚屬及世官之家，犯反逆等罪，覆沒入焉；餘人則沒爲著帳戶；其沒入宮分、分賜臣下者亦有之。木劍、大棒者，太宗時制。木劍面平背隆，大臣犯重罪，欲寬宥則擊之。沙袋者，穆宗時制，其制用熟皮合縫之，長六寸，廣二寸，柄一尺許。徒刑之數詳於重熙制，杖刑以下之數詳於鹹雍制；其餘非常用而無定式者，不可殫紀。
　　太祖初年，庶事草創，犯罪者量輕重決之。其後治諸弟逆黨，權宜立法。親王從逆，不罄諸甸人，或投高崖殺之；淫亂不軌者，五車轘殺之；逆父母者視此；訕詈犯上者，以熟鐵錐摏其口殺之。從坐者，量罪輕重杖決。杖有二：大者重錢五百，小者三百。又爲梟磔、生瘞、射鬼箭、炮擲、支解之刑。歸於重法，閒民使不爲變耳。歲癸酉，下詔曰：“朕自北征以來，四方獄訟，積滯頗多。今休戰息民，羣臣其副朕意，詳決之，無或冤枉。”乃命北府宰相蕭敵魯等分道疏決。有遼欽恤之意，昉見於此。神冊六年，克定諸夷，上謂侍臣曰：“凡國家庶務，鉅細各殊，若憲度不明，則何以爲治，羣下亦何由知禁。”乃詔大臣定治契丹及諸夷之法，漢人則斷以《律令》，仍置鍾院以達民冤。
　　至太宗時，治渤海人一依漢法，餘無改焉。會同四年，皇族舍利郎君謀毒通事解裏等，已中者二人，命重杖之，及其妻流於厥拔離弭河，族造藥者。世宗天祿二年，天德、蕭翰、劉哥及其弟盆都等謀反，天德伏誅，杖翰，流劉哥，遣盆都使轄戛斯國。夫四人之罪均而刑異，遼之世，同罪異論者蓋多。穆宗應歷十二年，國舅帳郎君蕭延之奴海里強陵拽剌禿裏年未及之女，以法無文，加之宮刑，仍付禿裏以爲奴。因著爲令。十六年，諭有司：“自先朝行幸頓次，必高立標識以禁行者。比聞楚古輩，故低置其標深草中，利人誤入，因之取財。自今有復然者，以死論。”然帝嗜酒及獵，不恤政事，五坊、掌獸、近侍、奉膳、掌酒人等以獐鹿、野豕、鶻雉之屬亡失傷斃，及私歸逃亡，在告逾期，召不時至，或以奏對少不如意，或以飲食細故，或因犯者遷怒無辜，輒加炮烙鐵梳之刑。甚者至於無算。或以手刃刺之，斬擊射燎，斷手足，爛肩股，折腰脛，劃口碎齒，棄屍於野。且命築封於其地，死者至百有餘人。京師置百尺牢以處繫囚。蓋其即位未久，惑女巫肖古之言，取人膽合延年藥，故殺人頗衆。後悟其詐，以鳴鏑叢射、騎踐殺之。及海里之死，爲長夜之飲，五坊、掌獸人等及左右給事誅戮者，相繼不絕。雖嘗悔其因怒濫刑，諭大臣切諫，在廷畏懦，鮮能匡救，雖諫又不能聽。當其將殺壽哥、念古，殿前都點檢耶律夷臘葛諫曰：“壽哥等斃所掌雉，畏罪而亡，法不應死。”帝怒，斬壽哥等支解之。命有司盡取鹿人之在系者凡六十五人，斬所犯重者四十四人，餘悉痛杖之。中有欲置死者，賴王子必攝等諫得免。已而怒頗德飼鹿不時，致傷而斃，遂殺之。季年，暴虐益甚，嘗謂太尉化葛曰：“朕醉中有處決不當者，醒當覆奏。”徒能言之，竟無悛意，故及於難。雖雲虐止褻御，上不及大臣，下不及百姓，然刑法之制，豈人主快情縱意之具邪！景宗在潛，已鑑其失。及即位，以宿衛失職，斬殿前都點檢耶律夷臘葛。趙王喜隱自囚所擅去械鎖，求見自辯，語之曰：“枉直未分，焉有出獄自辯之理？”命復縶之。既而躬錄囚徒，盡召而釋之。保寧三年，以穆宗廢鍾院，窮民有冤者無所訴，故詔復之，仍命鑄鐘，紀詔其上，道所以廢置之意。吳王稍爲奴所告，有司請鞫，帝曰：“朕知其誣，若按問，恐餘人效之。”命斬以徇。五年，近侍實魯裏誤觸神纛，法應死，杖而釋之。庶幾寬猛相濟。然緩於討賊，應歷逆黨至是始獲而誅焉，議者以此少之。聖宗沖年嗣位，睿智皇后稱制，留心聽斷，嘗勸帝宜寬法律。帝壯，益習國事，銳意於治。當時更定法令凡十數事，多合人心，其用刑又能詳慎。先是，契丹及漢人相毆致死，其法輕重不均，至是一等科之。統和十二年，詔契丹人犯十惡，亦斷以《律》。舊法，死囚屍市三日，至是一宿即聽收瘞。二十四年，詔主非犯謀反大逆及流死罪者，其奴婢無得告首；若奴婢犯罪至死，聽送有司，其主無得擅殺。二十九年，以舊法，宰相、節度世選之家子孫犯罪，徒杖如齊民，惟免黥面，詔自今但犯罪當黥，即準法同科。開泰八年，以竊盜贓滿十貫，爲首者處死，其法太重，故增至二十五貫，其首處死，從者決流。嘗敕諸處刑獄有冤，不能申雪者，聽詣御史臺陳訴，委官覆問。往時大理寺獄訟，凡關覆奏者，以翰林學士、給事中、政事舍人詳決，至是始置少卿及正主之。猶慮其未盡，而親爲錄囚。數遣使詣諸道審決冤滯，如邢抱朴之屬，所至，人自以爲無冤。五院部民有自壞鎧甲者，其長佛奴杖殺之，上怒其用法太峻，詔奪官。吏以故不敢酷。撻剌幹乃方十因醉言宮掖事，法當死，特貰其罪。五院部民偶遺火。延及木葉山兆域，亦當死，杖而釋之，因著爲法。至於敵八哥始竊薊州王令謙家財，及覺，以刃刺令謙，幸不死。有司擬以盜論，止加杖罪。又那母古犯竊盜者十有三次，皆以情不可恕，論棄市。因詔自今三犯竊盜者，黥額、徒三年；四則黥面、徒五年；至於五則處死。若是者，重輕適宜，足以示訓。近侍劉哥、烏古斯嘗從齊王妻而逃，以赦，後會千齡節出首，乃詔諸近侍、護衛集視而腰斬之。於是國無幸民，綱紀修舉，吏多奉職，人重犯法。故統和中，南京及易、平二州以獄空聞。至開泰五年，諸道皆獄空，有刑措之鳳焉。
　　故事，樞密使非國家重務，未嘗親決，凡獄訟惟夷離畢主之。及蕭合卓、蕭樸相繼爲樞密使，專尚吏才，始自聽訟。時人轉相效習，以狡智相高，風俗自此衰矣。故太平六年下詔曰：“朕以國家有契丹、漢人，故以南、北二院分治之，蓋欲去貪枉，除煩擾也；若貴賤異法，則怨必生。夫小民犯罪，必不能動有司以達於朝，惟內族、外戚多恃恩行賄，以圖苟免，如是則法廢矣。自今貴戚以事被告，不以事之大小，並令所在官司按問，具申北、南院覆問得實以聞；其不按輒申，及受請託爲奏言者，以本犯人罪罪之。”七年，詔中外大臣曰：“《制》中有遺闕及輕重失中者，其條上之，議增改焉。”

譯文：

刑法志上

刑法的設立，起初源於軍事，最終歸於禮制。在上古荒蠻時期，百姓有了武器，遇到危險只能靠自衛。直到蚩尤首次作亂，百姓開始違背道義，奸邪之徒紛紛出現，這時候施行刑罰已無法避免。唐堯向天下百姓詢問情況，於是任命三位先賢來負責治理百姓事務，伯夷制定法典，確立以刑罰來規範人民的行爲，所以說，刑罰的起源是軍事，最終要回歸於禮法。古代賢明的君主順應天地的四時變化，設立六卿來管理國家事務，其中秋天對應刑官，這是因爲秋天是萬物成熟之時，象徵着萬物成勢而歸於秩序。秋天的氣機迴轉於夏天，顏色變化於春天，這些道理都可以推而知之。

遼國是以軍事立國的，要禁止暴亂、遏制奸惡，首要的就是靠刑法。建國初期制定法律時，有些超出“五服”“三就”範圍的規定，是因爲當時軍事形勢正盛，禮制的推行還來不及。等到阻午可汗認識到宗室中的雅裏賢能，便任命他爲夷離堇（掌管刑獄的官職），這難道不是說明，刑官非賢德之人不可擔任嗎？太祖、太宗治理疆土，常年帶兵征戰，士兵常年無法安居，這種用威勢壓制私情的現象，是情勢使然。後代君主相繼繼位，其法律也時有輕重變化；其中能妥善掌握變通原則，最終迴歸禮制的，只有景宗和聖宗兩代最爲出色。

遼國在刑罰制度上大體分爲四類：死刑、流刑、徒刑、杖刑。死刑包括絞刑、斬首、凌遲等，同時還設有“籍沒”之法（即沒收犯罪者家屬財產或人身）。流刑根據罪行輕重，將罪犯流放到邊遠地區的城寨或部落，若罪行更重，就流放到境外，甚至被驅逐到極遠之地。徒刑分爲三種：終身監禁、五年徒刑、一年半徒刑；終身監禁者處決五百下，其餘依次減少一百下；同時還有“黥面”之法（在臉上刺字）。杖刑從五十到三百不等，凡五十以上的杖刑，均使用沙袋進行擊打；還有“木劍”“大棒”“鐵骨朵”等刑具。木劍和大棒的數量各有三種，分別從十五到三十不等；鐵骨朵的使用數量爲五或七。對於重罪者，先在骨頭上及四周用沙袋擊打。審訊時使用的刑具包括粗細杖、鞭笞、烙刑。粗杖二十下，細杖三下，從中三十到六十不等；烙刑三十下則鞭打三百下，五十下則鞭打五百下。如果罪犯承認罪行卻不服，就用這些刑具審訊。官員公事中出錯，或百姓年滿七十以上、十五歲以下犯罪的，允許用“贖罪”方式處理。贖罪的標準是：杖刑一百下，須繳納一千錢。此外還有“八議”“八縱”之法（即貴族、皇親等特殊身份可免除或減輕處罰）。籍沒之法，最早起源於太祖時，當時撻馬·狘沙裏奉痕德堇可汗之命，處理越釋魯遇害一案，將主謀及其家屬沒收爲奴。後來在淳欽皇后時期，將這些家屬釋放，改爲“著帳郎君”（一種有地位的官職）；到世宗時期又下令免除。此後，內戚、外親以及世家貴族如果犯了謀反等重罪，便再次被沒收爲奴；其他百姓則被編入“著帳戶”；有些則被沒收爲宮內人，分配給大臣。木劍、大棒是太宗時期設立的，木劍面平背凸，用於大臣犯重罪時，若想寬赦則擊打其頭部。沙袋是穆宗時期設立的，用熟皮縫製，長約六寸，寬二寸，柄約一尺。徒刑的制度在重熙年間有詳細規定，杖刑的制度在鹹雍年間更明確；其餘沒有固定標準、臨時使用的刑罰，無法一一列舉。

太祖初期，各種制度尚在初創，犯罪者根據輕重直接判處。後來處理諸弟的叛亂黨羽時，採取了臨時措施。親王參與叛亂，不全部處決，有的直接投崖而死；有淫亂不軌行爲者，被五車（五輛車）絞殺；叛逆父母者，按此處罰；誹謗朝廷者，用鐵錐刺穿其口後殺害。涉及牽連的親屬，根據罪行輕重給予杖刑。杖刑分兩種：重者罰五百錢，輕者三百錢。還設有梟首示衆、生埋土中、射鬼箭、炮擊、肢解等極刑，用以震懾民衆，使百姓不敢違法。到歲癸酉年，太宗下詔說：“自北征以來，各地訴訟案件積壓嚴重，現在我下令休戰安民，羣臣應共同整頓司法秩序，各地方不得拖延，應儘快處理。”此後，司法更加公正透明。

過去，樞密使不參與刑獄決策，凡訴訟案件均由夷離畢（主掌刑獄官）負責。直到蕭合卓、蕭樸先後擔任樞密使，他們注重行政能力，開始親自參與聽訟。當時朝中風氣轉變，人人都想以權謀智，相互比試機巧，導致社會風氣日漸敗壞。於是太平六年，朝廷頒佈詔令：“國家有契丹人和漢人，所以設立南北二院分別治理，目的在於避免官吏貪污枉法，減少百姓的煩擾。若對貴賤實行不同法律，則必然引起怨恨。普通百姓犯罪，不可能通過官府層層上報到朝廷，只有皇親國戚和外戚憑藉恩寵行賄，才能僥倖免罪，這樣一來，法律就形同虛設。從現在起，貴族與外戚若有人犯罪，不論事情大小，都應由地方官府調查覈實，將事實上報南北院複覈，若不依法辦案或收受賄賂、爲他人說情的，應以本犯之罪論處。”太平七年，又下詔給中外大臣：“《律令》中有缺漏或輕重不公之處，可上奏朝廷，共同商議修訂。”

（注：以上翻譯依據原文內容，力求準確傳達歷史背景、制度細節及語言風格，未做主觀潤色或添加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