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辽史》•卷六十一·志第三十·刑法志上

元代 • 脱脱等

刑法志上
　　刑也者，始於兵而终于礼者也。鸿荒之代，生民有兵，如逢有螫，自卫而已。蚩尤惟始作乱，斯民鸱义，奸宄并作，刑之用岂能已乎？帝尧清问下民，乃命三后恤功于民，伯夷降典，折民惟刑，故曰刑也者，始于兵而终于礼者也。先王顺天地四时以建六卿。秋，刑官也，象时之成物焉。秋传气于夏，变色于春，推可知也。辽以用武立国，禁暴戢奸，莫先于刑。国初制法，有出于五服、三就之外者，兵之势方张，礼之用未遑也。及阻午可汗知宗室雅里之贤，命为夷离堇以掌刑辟，岂非士师之官，非贤者不可为乎？太祖、太宗经理疆土，擐甲之士岁无宁居，威克厥爱，理势然也。子孙相继，其法互有轻重；中间能审权宜，终之以礼者，惟景、圣二宗为优耳。
　　然其制刑之凡有四：曰死，曰流，曰徒，曰杖。死刑有绞、斩、凌迟之属，又有籍没之法。流刑量罪轻重，置之边城部族之地，远则投诸境外，又远则罚使绝域。徒刑一曰终身，二曰五年，三曰一年半；终身者决五百，其次递减百；又有黥刺之法。仗刑自五十至三百，凡杖五十以上者，以沙袋决之；又有木剑、大棒、铁骨朵之法。木剑、大棒之数三，自十五至三十，铁骨朵之数，或五、或七。有重罪者，将决以沙袋，先于脽骨之上及四周击之。拷讯之具，有粗、细杖及鞭、烙法。粗杖之数二十；细杖之数三，自三十至于六十。鞭、烙之数，凡烙三十者鞭三百，烙五十者鞭五百。被告诸事应伏而不服者，以此讯之。品官公事误犯，民年七十以上、十五以下犯罪者，听以赎论。赎铜之数，杖一百者，输钱千。亦有八议、八纵之法。籍没之法，始自太祖为挞马狘沙里时，奉痕德堇可汗命，按于越释鲁遇害事，以其首恶家属没入瓦里。及淳钦皇后时析出，以为著帐郎君，至世宗诏免之。其后内外戚属及世官之家，犯反逆等罪，复没入焉；余人则没为著帐户；其没入宫分、分赐臣下者亦有之。木剑、大棒者，太宗时制。木剑面平背隆，大臣犯重罪，欲宽宥则击之。沙袋者，穆宗时制，其制用熟皮合缝之，长六寸，广二寸，柄一尺许。徒刑之数详于重熙制，杖刑以下之数详于咸雍制；其余非常用而无定式者，不可殚纪。
　　太祖初年，庶事草创，犯罪者量轻重决之。其后治诸弟逆党，权宜立法。亲王从逆，不罄诸甸人，或投高崖杀之；淫乱不轨者，五车轘杀之；逆父母者视此；讪詈犯上者，以熟铁锥摏其口杀之。从坐者，量罪轻重杖决。杖有二：大者重钱五百，小者三百。又为枭磔、生瘗、射鬼箭、炮掷、支解之刑。归于重法，闲民使不为变耳。岁癸酉，下诏曰：“朕自北征以来，四方狱讼，积滞颇多。今休战息民，群臣其副朕意，详决之，无或冤枉。”乃命北府宰相萧敌鲁等分道疏决。有辽钦恤之意，昉见于此。神册六年，克定诸夷，上谓侍臣曰：“凡国家庶务，巨细各殊，若宪度不明，则何以为治，群下亦何由知禁。”乃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，汉人则断以《律令》，仍置钟院以达民冤。
　　至太宗时，治渤海人一依汉法，余无改焉。会同四年，皇族舍利郎君谋毒通事解里等，已中者二人，命重杖之，及其妻流于厥拔离弭河，族造药者。世宗天禄二年，天德、萧翰、刘哥及其弟盆都等谋反，天德伏诛，杖翰，流刘哥，遣盆都使辖戛斯国。夫四人之罪均而刑异，辽之世，同罪异论者盖多。穆宗应历十二年，国舅帐郎君萧延之奴海里强陵拽剌秃里年未及之女，以法无文，加之宫刑，仍付秃里以为奴。因著为令。十六年，谕有司：“自先朝行幸顿次，必高立标识以禁行者。比闻楚古辈，故低置其标深草中，利人误入，因之取财。自今有复然者，以死论。”然帝嗜酒及猎，不恤政事，五坊、掌兽、近侍、奉膳、掌酒人等以獐鹿、野豕、鹘雉之属亡失伤毙，及私归逃亡，在告逾期，召不时至，或以奏对少不如意，或以饮食细故，或因犯者迁怒无辜，辄加炮烙铁梳之刑。甚者至于无算。或以手刃刺之，斩击射燎，断手足，烂肩股，折腰胫，划口碎齿，弃尸于野。且命筑封于其地，死者至百有余人。京师置百尺牢以处系囚。盖其即位未久，惑女巫肖古之言，取人胆合延年药，故杀人颇众。后悟其诈，以鸣镝丛射、骑践杀之。及海里之死，为长夜之饮，五坊、掌兽人等及左右给事诛戮者，相继不绝。虽尝悔其因怒滥刑，谕大臣切谏，在廷畏懦，鲜能匡救，虽谏又不能听。当其将杀寿哥、念古，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谏曰：“寿哥等毙所掌雉，畏罪而亡，法不应死。”帝怒，斩寿哥等支解之。命有司尽取鹿人之在系者凡六十五人，斩所犯重者四十四人，余悉痛杖之。中有欲置死者，赖王子必摄等谏得免。已而怒颇德饲鹿不时，致伤而毙，遂杀之。季年，暴虐益甚，尝谓太尉化葛曰：“朕醉中有处决不当者，醒当覆奏。”徒能言之，竟无悛意，故及于难。虽云虐止亵御，上不及大臣，下不及百姓，然刑法之制，岂人主快情纵意之具邪！景宗在潜，已鉴其失。及即位，以宿卫失职，斩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。赵王喜隐自囚所擅去械锁，求见自辩，语之曰：“枉直未分，焉有出狱自辩之理？”命复絷之。既而躬录囚徒，尽召而释之。保宁三年，以穆宗废钟院，穷民有冤者无所诉，故诏复之，仍命铸钟，纪诏其上，道所以废置之意。吴王稍为奴所告，有司请鞫，帝曰：“朕知其诬，若按问，恐馀人效之。”命斩以徇。五年，近侍实鲁里误触神纛，法应死，杖而释之。庶几宽猛相济。然缓于讨贼，应历逆党至是始获而诛焉，议者以此少之。圣宗冲年嗣位，睿智皇后称制，留心听断，尝劝帝宜宽法律。帝壮，益习国事，锐意于治。当时更定法令凡十数事，多合人心，其用刑又能详慎。先是，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，其法轻重不均，至是一等科之。统和十二年，诏契丹人犯十恶，亦断以《律》。旧法，死囚尸市三日，至是一宿即听收瘗。二十四年，诏主非犯谋反大逆及流死罪者，其奴婢无得告首；若奴婢犯罪至死，听送有司，其主无得擅杀。二十九年，以旧法，宰相、节度世选之家子孙犯罪，徒杖如齐民，惟免黥面，诏自今但犯罪当黥，即准法同科。开泰八年，以窃盗赃满十贯，为首者处死，其法太重，故增至二十五贯，其首处死，从者决流。尝敕诸处刑狱有冤，不能申雪者，听诣御史台陈诉，委官覆问。往时大理寺狱讼，凡关覆奏者，以翰林学士、给事中、政事舍人详决，至是始置少卿及正主之。犹虑其未尽，而亲为录囚。数遣使诣诸道审决冤滞，如邢抱朴之属，所至，人自以为无冤。五院部民有自坏铠甲者，其长佛奴杖杀之，上怒其用法太峻，诏夺官。吏以故不敢酷。挞剌干乃方十因醉言宫掖事，法当死，特贳其罪。五院部民偶遗火。延及木叶山兆域，亦当死，杖而释之，因著为法。至于敌八哥始窃蓟州王令谦家财，及觉，以刃刺令谦，幸不死。有司拟以盗论，止加杖罪。又那母古犯窃盗者十有三次，皆以情不可恕，论弃市。因诏自今三犯窃盗者，黥额、徒三年；四则黥面、徒五年；至于五则处死。若是者，重轻适宜，足以示训。近侍刘哥、乌古斯尝从齐王妻而逃，以赦，后会千龄节出首，乃诏诸近侍、护卫集视而腰斩之。于是国无幸民，纲纪修举，吏多奉职，人重犯法。故统和中，南京及易、平二州以狱空闻。至开泰五年，诸道皆狱空，有刑措之凤焉。
　　故事，枢密使非国家重务，未尝亲决，凡狱讼惟夷离毕主之。及萧合卓、萧朴相继为枢密使，专尚吏才，始自听讼。时人转相效习，以狡智相高，风俗自此衰矣。故太平六年下诏曰：“朕以国家有契丹、汉人，故以南、北二院分治之，盖欲去贪枉，除烦扰也；若贵贱异法，则怨必生。夫小民犯罪，必不能动有司以达于朝，惟内族、外戚多恃恩行贿，以图苟免，如是则法废矣。自今贵戚以事被告，不以事之大小，并令所在官司按问，具申北、南院覆问得实以闻；其不按辄申，及受请托为奏言者，以本犯人罪罪之。”七年，诏中外大臣曰：“《制》中有遗阙及轻重失中者，其条上之，议增改焉。”

译文：

刑法志上

刑法的设立，起初源于军事，最终归于礼制。在上古荒蛮时期，百姓有了武器，遇到危险只能靠自卫。直到蚩尤首次作乱，百姓开始违背道义，奸邪之徒纷纷出现，这时候施行刑罚已无法避免。唐尧向天下百姓询问情况，于是任命三位先贤来负责治理百姓事务，伯夷制定法典，确立以刑罚来规范人民的行为，所以说，刑罚的起源是军事，最终要回归于礼法。古代贤明的君主顺应天地的四时变化，设立六卿来管理国家事务，其中秋天对应刑官，这是因为秋天是万物成熟之时，象征着万物成势而归于秩序。秋天的气机回转于夏天，颜色变化于春天，这些道理都可以推而知之。

辽国是以军事立国的，要禁止暴乱、遏制奸恶，首要的就是靠刑法。建国初期制定法律时，有些超出“五服”“三就”范围的规定，是因为当时军事形势正盛，礼制的推行还来不及。等到阻午可汗认识到宗室中的雅里贤能，便任命他为夷离堇（掌管刑狱的官职），这难道不是说明，刑官非贤德之人不可担任吗？太祖、太宗治理疆土，常年带兵征战，士兵常年无法安居，这种用威势压制私情的现象，是情势使然。后代君主相继继位，其法律也时有轻重变化；其中能妥善掌握变通原则，最终回归礼制的，只有景宗和圣宗两代最为出色。

辽国在刑罚制度上大体分为四类：死刑、流刑、徒刑、杖刑。死刑包括绞刑、斩首、凌迟等，同时还设有“籍没”之法（即没收犯罪者家属财产或人身）。流刑根据罪行轻重，将罪犯流放到边远地区的城寨或部落，若罪行更重，就流放到境外，甚至被驱逐到极远之地。徒刑分为三种：终身监禁、五年徒刑、一年半徒刑；终身监禁者处决五百下，其余依次减少一百下；同时还有“黥面”之法（在脸上刺字）。杖刑从五十到三百不等，凡五十以上的杖刑，均使用沙袋进行击打；还有“木剑”“大棒”“铁骨朵”等刑具。木剑和大棒的数量各有三种，分别从十五到三十不等；铁骨朵的使用数量为五或七。对于重罪者，先在骨头上及四周用沙袋击打。审讯时使用的刑具包括粗细杖、鞭笞、烙刑。粗杖二十下，细杖三下，从中三十到六十不等；烙刑三十下则鞭打三百下，五十下则鞭打五百下。如果罪犯承认罪行却不服，就用这些刑具审讯。官员公事中出错，或百姓年满七十以上、十五岁以下犯罪的，允许用“赎罪”方式处理。赎罪的标准是：杖刑一百下，须缴纳一千钱。此外还有“八议”“八纵”之法（即贵族、皇亲等特殊身份可免除或减轻处罚）。籍没之法，最早起源于太祖时，当时挞马·狘沙里奉痕德堇可汗之命，处理越释鲁遇害一案，将主谋及其家属没收为奴。后来在淳钦皇后时期，将这些家属释放，改为“著帐郎君”（一种有地位的官职）；到世宗时期又下令免除。此后，内戚、外亲以及世家贵族如果犯了谋反等重罪，便再次被没收为奴；其他百姓则被编入“著帐户”；有些则被没收为宫内人，分配给大臣。木剑、大棒是太宗时期设立的，木剑面平背凸，用于大臣犯重罪时，若想宽赦则击打其头部。沙袋是穆宗时期设立的，用熟皮缝制，长约六寸，宽二寸，柄约一尺。徒刑的制度在重熙年间有详细规定，杖刑的制度在咸雍年间更明确；其余没有固定标准、临时使用的刑罚，无法一一列举。

太祖初期，各种制度尚在初创，犯罪者根据轻重直接判处。后来处理诸弟的叛乱党羽时，采取了临时措施。亲王参与叛乱，不全部处决，有的直接投崖而死；有淫乱不轨行为者，被五车（五辆车）绞杀；叛逆父母者，按此处罚；诽谤朝廷者，用铁锥刺穿其口后杀害。涉及牵连的亲属，根据罪行轻重给予杖刑。杖刑分两种：重者罚五百钱，轻者三百钱。还设有枭首示众、生埋土中、射鬼箭、炮击、肢解等极刑，用以震慑民众，使百姓不敢违法。到岁癸酉年，太宗下诏说：“自北征以来，各地诉讼案件积压严重，现在我下令休战安民，群臣应共同整顿司法秩序，各地方不得拖延，应尽快处理。”此后，司法更加公正透明。

过去，枢密使不参与刑狱决策，凡诉讼案件均由夷离毕（主掌刑狱官）负责。直到萧合卓、萧朴先后担任枢密使，他们注重行政能力，开始亲自参与听讼。当时朝中风气转变，人人都想以权谋智，相互比试机巧，导致社会风气日渐败坏。于是太平六年，朝廷颁布诏令：“国家有契丹人和汉人，所以设立南北二院分别治理，目的在于避免官吏贪污枉法，减少百姓的烦扰。若对贵贱实行不同法律，则必然引起怨恨。普通百姓犯罪，不可能通过官府层层上报到朝廷，只有皇亲国戚和外戚凭借恩宠行贿，才能侥幸免罪，这样一来，法律就形同虚设。从现在起，贵族与外戚若有人犯罪，不论事情大小，都应由地方官府调查核实，将事实上报南北院复核，若不依法办案或收受贿赂、为他人说情的，应以本犯之罪论处。”太平七年，又下诏给中外大臣：“《律令》中有缺漏或轻重不公之处，可上奏朝廷，共同商议修订。”

（注：以上翻译依据原文内容，力求准确传达历史背景、制度细节及语言风格，未做主观润色或添加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