食貨志下
徵商之法，則自太祖置羊城於炭山北，起榷務以通諸道市易。太宗得燕，置南京，城北有市，百物山偫，命有司治其徵；餘四京及它州縣貨產懋遷之地，置亦如之。東平郡城中置看樓，分南、北市，禺中交易市北，午漏下交易市南。雄州、高昌、渤海亦立互市，以通南宋西北諸部、高麗之貨，故女直以金、帛、布、蜜、蠟諸藥材，及鐵離、靺鞨、於厥等部以蛤珠、青鼠、貂鼠、膠魚之皮、牛羊駝馬、毳罽等物，來易於遼者，道路繦屬。聖宗統和初，燕京留守司言，民艱食，請弛居庸關稅，以通山西糴易。又令有司諭諸行宮，布帛短狹不中尺度者，不鬻於市。明年，詔以南、北府市場人少，宜率當部車百乘赴集。開奇峯路以通易州貿易。二十三年，振武軍及保州並置榷場。時北院大王耶律室魯以俸羊多闕，部人貧乏，請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南中之絹，上下爲便。至天祚之亂，賦斂既重，交易法壞，財日匱而民日困矣。
鹽策之法，則自太祖以所得漢民數多，即八部中分古漢城別爲一部治之。城在炭山南，有鹽池之利，即後魏滑鹽縣也，八部皆取食之。及徵幽、薊還，次於鶴剌濼，命取鹽給軍。自後濼中鹽益多，上下足用。會同初，太宗有大造於晉，晉獻十六州地，而瀛、莫在焉，始得河間煮海之利，置榷鹽院於香河縣，於是燕、雲迤北暫食滄鹽。一時產鹽之地如渤海、鎮城、海陽、豐州、陽洛城、廣濟湖等處，五京計司各以其地領之。其煎取之制，歲出之額，不可得而詳矣。
坑冶，則自太祖始並室韋，其地產銅、鐵、金、銀，其人善作銅鐵器。又有曷術部者多鐵，“曷術”，國語鐵也。部置三冶：曰柳溼河，曰三黜古斯，曰手山。神冊初，平渤海，得廣州，本渤海鐵利府，改曰鐵利州，地亦多鐵。東平縣本漢襄平縣故地，產鐵礦，置採煉者三百戶，隨賦供納。以諸坑冶多在國東，故東京置戶部司，長春州置錢帛司。太祖徵幽、薊，師還，次山麓，得銀、鐵礦，命置冶。聖宗太平間，於潢河北陰山及遼河之源，各得金、銀礦，興冶採煉。自此以訖天祚，國家皆賴其利。
鼓鑄之法，先代撒剌的爲夷離堇，以土產多銅，始造錢幣。太祖襲而用之，遂致富強，以開帝業。太宗置五冶太師，以總四方錢鐵。石敬瑭又獻沿邊所積錢，以備軍實。景宗以舊錢不足於用，始鑄乾亨新錢，錢用流佈。聖宗鑿大安山，取劉守光所藏錢，散諸五計司，兼鑄太平錢，新舊互用。由是國家之錢，演迤域中。所以統和出內藏錢，賜南京諸軍司。開泰中詔諸道，貧乏百姓，有典質男女，計備價日以十文，折盡還父母。每歲春秋，以官錢宴饗將士，錢不勝多，故東京所鑄至清寧中始用。是時，詔禁諸路不得貨銅鐵，以防私鑄，又禁銅鐵賣入回鶻，法益嚴矣。道宗之世，錢有四等：曰鹹雍，曰大康，曰大安，曰壽隆，皆因改元易名。其肉好、銖數亦無所考。第詔楊遵勖徵戶部逋戶舊錢，得四十餘萬繦，拜樞密直學士；劉伸爲戶部使，歲入羨餘錢三十萬繦，擢南院樞密使。其以災沴，出錢以振貧乏及諸宮分邊戍人戶。是時，雖未有貫朽不可較之積，亦可謂富矣。至其末年，經費浩穰，鼓鑄仍舊，國用不給。雖以海雲佛寺千萬之助，受而不拒，尋禁民錢不得出境。天祚之世，更鑄乾統、天慶二等新錢，而上下窮困，府庫無餘積。
始太祖爲迭烈府夷離堇也，懲遙輦氏單弱，於是撫諸部，明賞罰，不妄征討，因民之利而利之，羣牧蕃息，上下給足。及即位，伐河東，下代北郡縣，獲牛、羊、駝、馬十餘萬。樞密使耶律斜軫討女直，復獲馬二十餘萬，分牧水草便地，數歲所增不勝算。當時括富人馬不加多，賜大、小鶻軍萬餘匹不加少，蓋畜牧有法然也。鹹雍五年，蕭陶隗爲馬羣太保，上書猶言羣牧名存實亡，上下相欺，宜括實數以爲定籍。厥後東丹國歲貢千匹，女直萬匹，直不古等國萬匹，阻卜及吾獨婉、惕德各二萬匹，西夏、室韋各三百匹，越裏篤、剖阿里、奧裏米、蒲奴裏、鐵驪等諸部三百匹；仍禁朔州路羊馬入宋，吐渾、党項馬鬻於夏。以故羣牧滋繁，數至百有餘萬，諸司牧官以次進階。自太祖及興宗垂二百年，羣牧之盛如一日。天祚初年，馬猶有數萬羣，每羣不下千匹。祖宗舊制，常選南征馬數萬疋，牧於雄、霸、清、滄間，以備燕、雲緩急；複選數萬，給四時遊畋；餘則分地以牧。法至善也。至末年，累與金戰，番漢戰馬損十六七，雖增價數倍，竟無所買，乃冒法買官馬從軍。諸羣牧私賣日多，畋獵亦不足用，遂爲金所敗。棄衆播遷，以訖於亡。松漠以北舊馬，皆爲大石林牙所有。
遼之食貨其可見者如是耳。至於鄰國歲幣，諸屬國歲貢土宜，雖累朝軍國經費多所仰給，然非本國所出，況名數已見《本紀》，茲不復載。
夫冀北宜馬，海濱宜鹽，無以議爲。遼地半沙磧，三時多寒，春秋耕穫及其時，黍稌高下因其地，蓋不得與中土同矣。然而遼自初年，農谷充羨，振飢恤難，用不少靳，旁及鄰國，沛然有餘，果何道而致其利歟？此無他，勸課得人，規措有法故也。世之論錢幣者，恆患其重滯之難致，鼓鑄之弗給也，於是楮幣權宜之法興焉。西北之通舟楫，比之東南，十才一二。遼之方盛，貨泉流衍，國用以殷，給戍賞徵，賜與億萬，未聞有所謂楮幣也，又何道而致其便歟？此無他，舊儲新鑄，並聽民用故也。孟子曰：“周於利者，凶年不能殺。”人力苟至，一夫猶足以勝時災，況爲國乎！以是知善謀國者，有道以制天時、地利之宜，無往而不遂其志。食莫大於谷，貨莫大於錢，特志二者，以表遼初用事之臣，亦善裕其國者矣。
《遼史》•卷六十·志第二十九·食貨志下
譯文：
食貨志下（翻譯成現代漢語）
徵收商稅的制度，最初是從太祖在炭山北面設立羊城，設立榷務來管理各地的市集交易開始的。太宗奪取燕地後，設立了南京，城北有市集，各地貨物堆積如山，朝廷命令有關部門徵收交易稅；其餘的四座京城以及其他商品交易頻繁的州縣，也都設立類似的榷務。東平郡城內設有看樓，將市集分爲南北兩區，中午時在北市交易，午時鐘聲敲響後（即午漏下）則轉到南市交易。雄州、高昌、渤海等地也設立了互市，用來與南宋、西北各部以及高麗進行貿易。因此女真族以金、絲綢、布匹、蜂蜜、蠟、藥材等物品，以及鐵器、靺鞨、於厥等部帶來的蛤珠、青鼠、貂鼠皮、膠魚皮、牛羊駝馬皮毛等，源源不斷地來遼地交換，道路往來不絕。聖宗統和初年，燕京留守司上奏說百姓生活困難、糧食短缺，請求免除居庸關的關稅，以便從山西地區購糧供應。又命令有關部門告誡各行宮，凡布帛尺寸短小、不符合標準的，不得在市場出售。第二年，皇帝下詔，由於南、北府市場人少，應號召本部各族，派出一百輛車前往集中交易。開闢奇峯路，以便與易州進行貿易。二十三年，振武軍和保州也設立了榷場。當時北院大王耶律室魯因俸祿中羊只供不應求，族人生活困難，請求用身體瘦弱的老羊和皮毛，與南宋的絹布交換，既方便了自己，也便利了國家。到了天祚帝時期，賦稅沉重，交易制度已逐漸破壞，國家財源日漸枯竭，百姓生活也日益困苦。
鹽政制度方面，太祖因爲所征服的漢人數量衆多，就在八部中另外設立一個漢人部，並將古漢城分出來專門管理。城位於炭山南面，有鹽池資源，是後魏時期的滑鹽縣所在地，八部都以此爲鹽源。後來太祖征討幽州、薊州歸來，駐紮在鶴剌濼時，下令從這裏取鹽供給軍隊。此後，濼地的鹽產量日益增多，朝廷上下都能得到供應。會同初年，太宗攻打晉國，晉國獻出十六州領土，其中包括瀛州、莫州，纔開始獲得河間煮海產鹽的便利，於是設立榷鹽院於香河縣，使得燕、雲地區北部一帶可以暫時使用滄鹽。當時產鹽的地方如渤海、鎮城、海陽、豐州、陽洛城、廣濟湖等地，由五京各地方計司分別負責管理。至於具體的鹽產數量和每年產量，已無法詳細考證。
採礦冶煉方面，開始於太祖統一室韋時，其地域出產銅、鐵、金、銀，當地民衆也擅長製造銅鐵器物。其中曷術部（“曷術”是契丹語“鐵”之意）特別擅長採礦，設立了三個冶煉場：柳溼河、三黜古斯、手山。神冊初年，太祖平定渤海，得到原渤海的廣州，原是渤海的鐵利府，改爲鐵利州，此地鐵礦豐富，因此在東平縣（原爲漢代襄平縣舊地）設立了三百戶採鍊鐵礦的工坊，所採之鐵按賦稅制度上繳。由於這些礦場大多位於國家東部，因此在東京設立戶部司，長春州設立錢帛司。太祖征伐幽州、薊州時，軍隊回師途中途經山麓，發現了銀礦和鐵礦，當即下令設立冶煉場。聖宗太平年間，在潢河以北的陰山和遼河源頭髮現了金、銀礦，於是興辦冶煉和採掘。此後一直到天祚帝時期，國家長期依靠這些資源維持財政收入。
錢幣鑄造制度，最初是古代撒剌的擔任夷離堇（地方軍事長官）時，因當地銅礦豐富，開始鑄造錢幣。太祖繼承並沿用此制，從而富國強兵，奠定了基業。太宗設置五名冶司太師，負責統管全國的錢幣與鐵器鑄造。後唐石敬瑭也曾向朝廷進獻邊境所積存的銅錢，以備軍費之用。景宗因舊錢不足，下令鑄造“乾亨新錢”，開始流通。聖宗鑿開大安山，挖出劉守光藏匿的舊錢，分散給各地方計司使用，並同時鑄造“太平錢”，新舊錢同時流通。從此，國家錢幣廣泛流通於各地。統和年間，朝廷從內庫調出錢款，賞賜給南京各軍府。開泰年間下令，對於貧困百姓，若有人典當了子女，可以按每日十文的價格計算，將典當的錢贖回，歸還給父母。每年春秋兩季，朝廷用官方的錢款宴請將士，數量非常繁多，以至於東京鑄造錢幣發展到清寧年間纔開始使用新的錢幣。當時，朝廷下令禁止各路地區私自買賣銅鐵，以防民間私鑄，也禁止銅鐵運往回鶻，禁令極其嚴格。道宗時期，錢幣分爲四類：鹹雍、大康、大安、壽隆，均因皇帝改元而更名，但錢幣的重量和質量也無明確記錄。朝廷曾下令楊遵勖追繳戶部欠繳的舊錢，共收得四十餘萬貫，授予他樞密直學士之職；劉伸任戶部使，每年獲得盈餘錢三十萬貫，因而升任南院樞密使。每逢遭遇自然災害，朝廷都會用錢賑濟受災的百姓，以及各個宮室、邊境軍營的軍戶。雖然當時並未出現“錢堆得像朽木一樣難以稱量”的局面，但已可稱得上是富裕了。到了末年，國家開支浩繁，鑄造錢幣仍保持原狀，但國庫仍無法滿足需求。朝廷雖曾接受海雲佛寺捐贈的千萬貫錢，但並未拒絕，很快又下令禁止百姓的錢幣出境。天祚帝時代，又鑄造“乾統”“天慶”兩種新錢，但此時朝廷上下都陷入困境，國庫空空如也。
起初，太祖任迭烈府夷離堇時，吸取前朝遙輦氏政權軟弱的教訓，於是安撫各部，明確賞罰制度，不隨意發動戰爭，順應百姓利益，使畜牧業蓬勃發展，國家上下生活富足。即位後，征伐河東，佔領代北地區的郡縣，獲得牛、羊、駱駝、馬十餘萬匹。樞密使耶律斜軫討伐女真部時，又收復馬匹二十餘萬匹，將它們分配到水草豐美的地方放牧，幾年間馬匹數量增長無算。當時雖對富戶的馬匹進行了清查，但並未過度徵繳，更未減損給“大鶻”“小鶻”等軍馬的配額，這顯示出當時畜牧業管理有章可循。鹹雍五年，蕭陶隗任馬羣太保，上書指出，羣牧制度名存實亡，上下虛報，建議清查實際數量，建立正式的馬匹戶籍。此後，東丹國每年進貢一千匹，女真部一萬匹，直不古等國一萬匹，阻卜、吾獨婉、惕德各二萬匹，西夏和室韋各三百匹，越裏篤、剖阿里、奧裏米、蒲奴裏、鐵驪等諸部各三百匹。同時還下令禁止朔州一帶的羊馬進入宋朝，禁止吐渾、党項部的馬匹賣給西夏。因此羣牧制度日益興旺，馬匹數量達到一百多萬匹，各地方牧官也按貢獻逐級升官。從太祖到興宗，歷經兩百多年，羣牧盛況始終如一。天祚初年，馬匹還擁有數萬羣，每羣不少於千匹。祖宗制定的舊制是，常從南邊徵調數萬匹馬，安置在雄州、霸州、清州、滄州之間，以防燕雲地區緊急時軍需不足；又選調數萬匹供四時遊獵之用；其餘的則分給各地放牧。這套制度是極爲完善的。但到了末期，頻繁與金國作戰，番漢軍隊損失了約六成馬匹，即便加倍加價也無力購買新馬，只能冒險違反規定，買官馬充當軍隊裝備。各牧區私賣馬匹行爲日益嚴重，遊獵所需馬匹也嚴重不足，最終導致被金國擊敗，兵敗如山倒，最終亡國。原先松漠以北的馬匹，最終都歸於大石林牙所有。
遼國的經濟狀況大致如此。至於鄰國每年的貢品、屬地各部的進獻，這裏雖未詳述，但也足以體現其重要性。食物最重要的莫過於穀物，商品交易中最關鍵的是貨幣。本文專論這兩項，正是爲了表明遼初執政大臣善於經營國家經濟，能有效保障國家富足。這也是對當時理財之臣的肯定。通過治理糧食和貨幣，才能真正實現國家的強盛。故特此記錄。——（完）
納蘭青雲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