食货志下
征商之法，则自太祖置羊城于炭山北，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。太宗得燕，置南京，城北有市，百物山偫，命有司治其征；余四京及它州县货产懋迁之地，置亦如之。东平郡城中置看楼，分南、北市，禺中交易市北，午漏下交易市南。雄州、高昌、渤海亦立互市，以通南宋西北诸部、高丽之货，故女直以金、帛、布、蜜、蜡诸药材，及铁离、靺鞨、于厥等部以蛤珠、青鼠、貂鼠、胶鱼之皮、牛羊驼马、毳罽等物，来易于辽者，道路繦属。圣宗统和初，燕京留守司言，民艰食，请弛居庸关税，以通山西籴易。又令有司谕诸行宫，布帛短狭不中尺度者，不鬻于市。明年，诏以南、北府市场人少，宜率当部车百乘赴集。开奇峰路以通易州贸易。二十三年，振武军及保州并置榷场。时北院大王耶律室鲁以俸羊多阙，部人贫乏，请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南中之绢，上下为便。至天祚之乱，赋敛既重，交易法坏，财日匮而民日困矣。
盐策之法，则自太祖以所得汉民数多，即八部中分古汉城别为一部治之。城在炭山南，有盐池之利，即后魏滑盐县也，八部皆取食之。及征幽、蓟还，次于鹤剌泺，命取盐给军。自后泺中盐益多，上下足用。会同初，太宗有大造于晋，晋献十六州地，而瀛、莫在焉，始得河间煮海之利，置榷盐院于香河县，于是燕、云迤北暂食沧盐。一时产盐之地如渤海、镇城、海阳、丰州、阳洛城、广济湖等处，五京计司各以其地领之。其煎取之制，岁出之额，不可得而详矣。
坑冶，则自太祖始并室韦，其地产铜、铁、金、银，其人善作铜铁器。又有曷术部者多铁，“曷术”，国语铁也。部置三冶：曰柳湿河，曰三黜古斯，曰手山。神册初，平渤海，得广州，本渤海铁利府，改曰铁利州，地亦多铁。东平县本汉襄平县故地，产铁矿，置采炼者三百户，随赋供纳。以诸坑冶多在国东，故东京置户部司，长春州置钱帛司。太祖征幽、蓟，师还，次山麓，得银、铁矿，命置冶。圣宗太平间，于潢河北阴山及辽河之源，各得金、银矿，兴冶采炼。自此以讫天祚，国家皆赖其利。
鼓铸之法，先代撒剌的为夷离堇，以土产多铜，始造钱币。太祖袭而用之，遂致富强，以开帝业。太宗置五冶太师，以总四方钱铁。石敬瑭又献沿边所积钱，以备军实。景宗以旧钱不足于用，始铸乾亨新钱，钱用流布。圣宗凿大安山，取刘守光所藏钱，散诸五计司，兼铸太平钱，新旧互用。由是国家之钱，演迤域中。所以统和出内藏钱，赐南京诸军司。开泰中诏诸道，贫乏百姓，有典质男女，计备价日以十文，折尽还父母。每岁春秋，以官钱宴飨将士，钱不胜多，故东京所铸至清宁中始用。是时，诏禁诸路不得货铜铁，以防私铸，又禁铜铁卖入回鹘，法益严矣。道宗之世，钱有四等：曰咸雍，曰大康，曰大安，曰寿隆，皆因改元易名。其肉好、铢数亦无所考。第诏杨遵勖征户部逋户旧钱，得四十余万繦，拜枢密直学士；刘伸为户部使，岁入羡余钱三十万繦，擢南院枢密使。其以灾沴，出钱以振贫乏及诸宫分边戍人户。是时，虽未有贯朽不可较之积，亦可谓富矣。至其末年，经费浩穰，鼓铸仍旧，国用不给。虽以海云佛寺千万之助，受而不拒，寻禁民钱不得出境。天祚之世，更铸乾统、天庆二等新钱，而上下穷困，府库无余积。
始太祖为迭烈府夷离堇也，惩遥辇氏单弱，于是抚诸部，明赏罚，不妄征讨，因民之利而利之，群牧蕃息，上下给足。及即位，伐河东，下代北郡县，获牛、羊、驼、马十余万。枢密使耶律斜轸讨女直，复获马二十余万，分牧水草便地，数岁所增不胜算。当时括富人马不加多，赐大、小鹘军万余匹不加少，盖畜牧有法然也。咸雍五年，萧陶隗为马群太保，上书犹言群牧名存实亡，上下相欺，宜括实数以为定籍。厥后东丹国岁贡千匹，女直万匹，直不古等国万匹，阻卜及吾独婉、惕德各二万匹，西夏、室韦各三百匹，越里笃、剖阿里、奥里米、蒲奴里、铁骊等诸部三百匹；仍禁朔州路羊马入宋，吐浑、党项马鬻于夏。以故群牧滋繁，数至百有余万，诸司牧官以次进阶。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，群牧之盛如一日。天祚初年，马犹有数万群，每群不下千匹。祖宗旧制，常选南征马数万疋，牧于雄、霸、清、沧间，以备燕、云缓急；复选数万，给四时游畋；馀则分地以牧。法至善也。至末年，累与金战，番汉战马损十六七，虽增价数倍，竟无所买，乃冒法买官马从军。诸群牧私卖日多，畋猎亦不足用，遂为金所败。弃众播迁，以讫于亡。松漠以北旧马，皆为大石林牙所有。
辽之食货其可见者如是耳。至于邻国岁币，诸属国岁贡土宜，虽累朝军国经费多所仰给，然非本国所出，况名数已见《本纪》，兹不复载。
夫冀北宜马，海滨宜盐，无以议为。辽地半沙碛，三时多寒，春秋耕获及其时，黍稌高下因其地，盖不得与中土同矣。然而辽自初年，农谷充羡，振饥恤难，用不少靳，旁及邻国，沛然有馀，果何道而致其利欤？此无他，劝课得人，规措有法故也。世之论钱币者，恒患其重滞之难致，鼓铸之弗给也，于是楮币权宜之法兴焉。西北之通舟楫，比之东南，十才一二。辽之方盛，货泉流衍，国用以殷，给戍赏征，赐与亿万，未闻有所谓楮币也，又何道而致其便欤？此无他，旧储新铸，并听民用故也。孟子曰：“周于利者，凶年不能杀。”人力苟至，一夫犹足以胜时灾，况为国乎！以是知善谋国者，有道以制天时、地利之宜，无往而不遂其志。食莫大于谷，货莫大于钱，特志二者，以表辽初用事之臣，亦善裕其国者矣。
《辽史》•卷六十·志第二十九·食货志下
译文：
食货志下（翻译成现代汉语）
征收商税的制度，最初是从太祖在炭山北面设立羊城，设立榷务来管理各地的市集交易开始的。太宗夺取燕地后，设立了南京，城北有市集，各地货物堆积如山，朝廷命令有关部门征收交易税；其余的四座京城以及其他商品交易频繁的州县，也都设立类似的榷务。东平郡城内设有看楼，将市集分为南北两区，中午时在北市交易，午时钟声敲响后（即午漏下）则转到南市交易。雄州、高昌、渤海等地也设立了互市，用来与南宋、西北各部以及高丽进行贸易。因此女真族以金、丝绸、布匹、蜂蜜、蜡、药材等物品，以及铁器、靺鞨、于厥等部带来的蛤珠、青鼠、貂鼠皮、胶鱼皮、牛羊驼马皮毛等，源源不断地来辽地交换，道路往来不绝。圣宗统和初年，燕京留守司上奏说百姓生活困难、粮食短缺，请求免除居庸关的关税，以便从山西地区购粮供应。又命令有关部门告诫各行宫，凡布帛尺寸短小、不符合标准的，不得在市场出售。第二年，皇帝下诏，由于南、北府市场人少，应号召本部各族，派出一百辆车前往集中交易。开辟奇峰路，以便与易州进行贸易。二十三年，振武军和保州也设立了榷场。当时北院大王耶律室鲁因俸禄中羊只供不应求，族人生活困难，请求用身体瘦弱的老羊和皮毛，与南宋的绢布交换，既方便了自己，也便利了国家。到了天祚帝时期，赋税沉重，交易制度已逐渐破坏，国家财源日渐枯竭，百姓生活也日益困苦。
盐政制度方面，太祖因为所征服的汉人数量众多，就在八部中另外设立一个汉人部，并将古汉城分出来专门管理。城位于炭山南面，有盐池资源，是后魏时期的滑盐县所在地，八部都以此为盐源。后来太祖征讨幽州、蓟州归来，驻扎在鹤剌泺时，下令从这里取盐供给军队。此后，泺地的盐产量日益增多，朝廷上下都能得到供应。会同初年，太宗攻打晋国，晋国献出十六州领土，其中包括瀛州、莫州，才开始获得河间煮海产盐的便利，于是设立榷盐院于香河县，使得燕、云地区北部一带可以暂时使用沧盐。当时产盐的地方如渤海、镇城、海阳、丰州、阳洛城、广济湖等地，由五京各地方计司分别负责管理。至于具体的盐产数量和每年产量，已无法详细考证。
采矿冶炼方面，开始于太祖统一室韦时，其地域出产铜、铁、金、银，当地民众也擅长制造铜铁器物。其中曷术部（“曷术”是契丹语“铁”之意）特别擅长采矿，设立了三个冶炼场：柳湿河、三黜古斯、手山。神册初年，太祖平定渤海，得到原渤海的广州，原是渤海的铁利府，改为铁利州，此地铁矿丰富，因此在东平县（原为汉代襄平县旧地）设立了三百户采炼铁矿的工坊，所采之铁按赋税制度上缴。由于这些矿场大多位于国家东部，因此在东京设立户部司，长春州设立钱帛司。太祖征伐幽州、蓟州时，军队回师途中途经山麓，发现了银矿和铁矿，当即下令设立冶炼场。圣宗太平年间，在潢河以北的阴山和辽河源头发现了金、银矿，于是兴办冶炼和采掘。此后一直到天祚帝时期，国家长期依靠这些资源维持财政收入。
钱币铸造制度，最初是古代撒剌的担任夷离堇（地方军事长官）时，因当地铜矿丰富，开始铸造钱币。太祖继承并沿用此制，从而富国强兵，奠定了基业。太宗设置五名冶司太师，负责统管全国的钱币与铁器铸造。后唐石敬瑭也曾向朝廷进献边境所积存的铜钱，以备军费之用。景宗因旧钱不足，下令铸造“乾亨新钱”，开始流通。圣宗凿开大安山，挖出刘守光藏匿的旧钱，分散给各地方计司使用，并同时铸造“太平钱”，新旧钱同时流通。从此，国家钱币广泛流通于各地。统和年间，朝廷从内库调出钱款，赏赐给南京各军府。开泰年间下令，对于贫困百姓，若有人典当了子女，可以按每日十文的价格计算，将典当的钱赎回，归还给父母。每年春秋两季，朝廷用官方的钱款宴请将士，数量非常繁多，以至于东京铸造钱币发展到清宁年间才开始使用新的钱币。当时，朝廷下令禁止各路地区私自买卖铜铁，以防民间私铸，也禁止铜铁运往回鹘，禁令极其严格。道宗时期，钱币分为四类：咸雍、大康、大安、寿隆，均因皇帝改元而更名，但钱币的重量和质量也无明确记录。朝廷曾下令杨遵勖追缴户部欠缴的旧钱，共收得四十余万贯，授予他枢密直学士之职；刘伸任户部使，每年获得盈余钱三十万贯，因而升任南院枢密使。每逢遭遇自然灾害，朝廷都会用钱赈济受灾的百姓，以及各个宫室、边境军营的军户。虽然当时并未出现“钱堆得像朽木一样难以称量”的局面，但已可称得上是富裕了。到了末年，国家开支浩繁，铸造钱币仍保持原状，但国库仍无法满足需求。朝廷虽曾接受海云佛寺捐赠的千万贯钱，但并未拒绝，很快又下令禁止百姓的钱币出境。天祚帝时代，又铸造“乾统”“天庆”两种新钱，但此时朝廷上下都陷入困境，国库空空如也。
起初，太祖任迭烈府夷离堇时，吸取前朝遥辇氏政权软弱的教训，于是安抚各部，明确赏罚制度，不随意发动战争，顺应百姓利益，使畜牧业蓬勃发展，国家上下生活富足。即位后，征伐河东，占领代北地区的郡县，获得牛、羊、骆驼、马十余万匹。枢密使耶律斜轸讨伐女真部时，又收复马匹二十余万匹，将它们分配到水草丰美的地方放牧，几年间马匹数量增长无算。当时虽对富户的马匹进行了清查，但并未过度征缴，更未减损给“大鹘”“小鹘”等军马的配额，这显示出当时畜牧业管理有章可循。咸雍五年，萧陶隗任马群太保，上书指出，群牧制度名存实亡，上下虚报，建议清查实际数量，建立正式的马匹户籍。此后，东丹国每年进贡一千匹，女真部一万匹，直不古等国一万匹，阻卜、吾独婉、惕德各二万匹，西夏和室韦各三百匹，越里笃、剖阿里、奥里米、蒲奴里、铁骊等诸部各三百匹。同时还下令禁止朔州一带的羊马进入宋朝，禁止吐浑、党项部的马匹卖给西夏。因此群牧制度日益兴旺，马匹数量达到一百多万匹，各地方牧官也按贡献逐级升官。从太祖到兴宗，历经两百多年，群牧盛况始终如一。天祚初年，马匹还拥有数万群，每群不少于千匹。祖宗制定的旧制是，常从南边征调数万匹马，安置在雄州、霸州、清州、沧州之间，以防燕云地区紧急时军需不足；又选调数万匹供四时游猎之用；其余的则分给各地放牧。这套制度是极为完善的。但到了末期，频繁与金国作战，番汉军队损失了约六成马匹，即便加倍加价也无力购买新马，只能冒险违反规定，买官马充当军队装备。各牧区私卖马匹行为日益严重，游猎所需马匹也严重不足，最终导致被金国击败，兵败如山倒，最终亡国。原先松漠以北的马匹，最终都归于大石林牙所有。
辽国的经济状况大致如此。至于邻国每年的贡品、属地各部的进献，这里虽未详述，但也足以体现其重要性。食物最重要的莫过于谷物，商品交易中最关键的是货币。本文专论这两项，正是为了表明辽初执政大臣善于经营国家经济，能有效保障国家富足。这也是对当时理财之臣的肯定。通过治理粮食和货币，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强盛。故特此记录。——（完）
纳兰青云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