曆象志下
朔考
古者太史掌正歲年以敘事，國史以事系日，以日、月、時系年。時月不正，則敘事不一。故二史合爲一官，頒歷授時，必大一統。遼、漢、周、宋，俱行夏時，各自爲歷。國史閏朔，頗有異同。遼初用《乙未元歷》，本何承天《元嘉歷》法，後用《大明曆》，本祖沖之《甲子元歷》法。承天日食晦朏，一章必七閏；衝之日食必朔，或四年一閏。用《乙未歷》，漢、周多同；用《大明曆》，則間與宋異。 國史敘事，甲子不殊，閏朔多異，以此故也。耶律儼《紀》以《大明》法追正《乙未》月朔，又與陳大任《紀》時或牴牾。稽古君子，往往惑之。
用《五代職方考》志契丹州軍例，作《朔考》。法殊曰“異”，傳訛曰“誤”；遼史不書國，儼、大任偏見並見各名；他史以國冠朔。並見注於後。
宋元豐元年十二月，詔司天監考遼及高麗、日本國曆與《奉元歷》同異。遼己未歲氣朔與《宣明歷》合，日本戊午歲與遼歷相近，高麗戊午年朔與《奉元歷》合，氣有不同。戊午，遼大康四年，己未，五年也。當遼、宋之世，二國司天固相參考矣。
高麗所進《大遼事蹟》載諸王冊文，頗見月朔，因附入。
象
孟子有言：“天之高也，星辰之遠也，苟求其故，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。”甚哉，聖人之用心，可謂廣大精微，至矣盡矣！
日有晷景，月有明魄，鬥有建除，星有昏旦。觀天之變而制器以候之，八尺之表，六尺之筒，百刻之漏，日月星辰示諸掌上。運行即察，度分即審，於是像天圜以顯運行，置地櫃以驗出入，渾象是作。天道之常，尋尺之中可以俯窺，陶唐之象是矣。設三儀以明度分，管一衡以正辰極，渾儀是作。天文之變，六合之表可以仰觀，有虞之璣是矣。體莫固於金，用莫利於水。範金走水，不出戶而知天道，此聖人之所以爲聖也。
歷代儀象表漏，各具於志。太宗大同元年，得晉曆象、刻漏、渾象。後唐清泰二年已稱損折不可施用，其至中京者概可知矣。古之鍊銅，黑黃白青之氣盡，然後用之，故可施久遠。唐沙門一行鑄渾天儀，時稱精妙，未幾銅鐵漸澀，不能自轉，置不復用。金質不精，水性不行，況移之沍寒之地乎！
刻漏
晉天福三年造。《周官》契壺氏，懸壺必爨之以火。地雖沍寒，蓋可施也。
官星
古者官星萬餘名。遭秦焚滅圖籍，世祕不傳。漢收散亡，得甘德、石申、巫咸三家圖經。經緯合千餘官，僅存什一。分爲三垣、四宮、二十八宿，樞以二極，建以北斗，緯以五星，日月代明，貴而太一，賤逮屎糠。佔決之用，亦云備矣。司馬遷《天官書》既以具錄，後世保章守候，無出三家官星之外者。天象昭垂，歷代不易，而漢、晉、隋、唐之書累志天文，近於衍矣。且天象禨祥，律格有禁，書於勝國之史，詿誤學者，不宜書。其日食、星變、風雲、震雪之祥，具載《帝紀》，不復書。
《遼史》•卷四十四·志第十四·曆象志下
譯文：
曆象志下
關於“朔日”的考訂
古代太史官負責校正歲年，記錄歷史事件，國家史官則以事件對應日期，再把日期、月份、時辰與年份聯繫起來。如果月相或日期不準確，歷史記載就會混亂。因此，太史和國史合爲一職，制定曆法、授時必須統一。遼、漢、後周、宋等朝代都採用“夏曆”（即以夏朝爲標準的歷法），各自制定不同的歷法。國史在記錄閏月和初一日期時，常常出現差異。遼朝初期使用《乙未元歷》，該曆法源自何承天的《元嘉歷》體系，後來改用《大明曆》，該曆法源自祖沖之的《甲子元歷》。使用《乙未元歷》時，漢、周等朝代的記錄常與遼朝相同；而使用《大明曆》時，又常與宋朝的記載有所不同。國史中干支（甲子）的記載基本一致，但閏月和初日往往不同，因此產生這種差異。耶律儼所著《紀事》中，依據《大明曆》的方法來校正《乙未歷》中的月朔日期；而陳大任的《紀事》中，有時又與之衝突。古代有見識的學者往往因此感到困惑。
根據《五代職方考》中關於契丹州軍的記述，撰寫了這篇《朔考》。如果曆法上的差異稱爲“不同”，而傳抄錯誤則稱爲“錯誤”；遼史中不記載國名，耶律儼、陳大任二人因眼界有限，記載中出現了名稱不同或彼此矛盾的情況；其他史書記載中，則以國家名稱開頭標註朔日。相關情況詳見後文。
北宋元豐元年（1078年）十二月，朝廷下令司天監對比遼國、高麗和日本的歷法與《奉元歷》之間的異同。結果發現：遼國己未年（即大康五年）的節氣和初一日期與《宣明歷》一致；日本戊午年（大康四年）的歷法與遼國相近；高麗戊午年（大康四年）的初一日期與《奉元歷》吻合，但節氣略有不同。戊午年是遼大康四年，己未年是大康五年。在遼宋並存的時期，兩國的天文機構已經相互參考，彼此校對。
高麗進獻的《大遼事蹟》中收錄了諸王的冊封文書，其中記錄了不少朔日（即每月初一），因此將其附錄於此。
關於天文觀測的原理
孟子曾說：“天很高，星辰很遠，只要用心探究，千年一次的日食之至，都可以坐在家裏就能得知。”多麼偉大啊！聖人的思想如此深遠精妙，真是達到了極致！
太陽會投下影子，月亮有明暗交替，北斗星有運行規律，星辰有晨昏時刻。通過觀察天象的變化來製作器物以觀測天象，比如八尺高的表竿、六尺高的銅筒、百刻的漏壺，這些儀器能將日月星辰的變化清楚地呈現在掌中。運行規律可以清楚地觀察到，度數和時間也可以精確測定。於是，製作出圓形的天體模型，用來展示天體運行；設立地櫃，用來驗證星辰的出入情況，這就是渾天儀的誕生。天道的規律，在一尺見方的儀器中就可以清楚地觀察到，這正是陶唐（上古時期）所制天象的體現。設立三重天象模型來顯示度數和方位，用一根橫軸來校正北極，這就是渾天儀的出現。天文現象的變化，可以藉助六邊形的觀測臺仰觀天空，這便是有虞氏所制的“璣”所體現的。天體的本質堅固，以金屬爲體，利用液體爲動力。通過金屬鑄造、水力驅動，不需要出門就能知道天道運行規律——這正是聖人之所以成爲聖人的道理。
歷代的天文儀器、漏刻、渾天儀等，都記錄在各代史志中。遼太宗大同元年（948年），獲得晉代的歷法儀器、漏刻、渾天儀等。後唐清泰二年（935年）就已稱這些儀器已殘破不堪，無法使用，從中京（今內蒙古一帶）流傳的儀器，就更不用說了。古代鍊銅時，必須等黑、黃、白、青四種氣（即金屬元素）完全煉化後才能用，因此這種儀器可以長久使用。唐代僧人一行鑄造的渾天儀，當時被稱爲精妙絕倫，但不久之後銅器生鏽、鐵質變卡，儀器無法自行運轉，最終被停止使用。如果用劣質的金屬製作，又缺乏有效的水流驅動，更何況把儀器移置在嚴寒之地呢！
漏刻
晉朝天福三年（938年）製造的漏刻。《周禮》記載，契壺氏負責懸掛漏壺，必須用火加熱以保持其正常運行。即使在寒冷的冬天，也可以說是可用。
官星
古代曾記載的星官多達萬餘個。秦朝焚書坑儒，毀滅了大量天文學文獻，這些資料後來被世人祕密保存。漢代收羅散失的文獻，整理出甘德、石申、巫咸三家的星圖目錄，共收錄千餘星官，僅保留十分之一。後來將這些星官劃分爲三垣、四宮、二十八宿，以南北兩極作爲基準點，以北斗七星爲中樞，以五顆行星爲緯度標誌，太陽和月亮輪流明滅，貴星以“太一”爲尊，低等星則包括最卑微的“屎糠”星。這些星象用於占卜決策，已十分完備。司馬遷在《天官書》中已完整記錄了這些內容，後世天官機構在占星時，也始終不超出這三家星圖範圍。天象始終恆定不變，歷代如出一轍，而漢、晉、隋、唐等朝的史書不斷編纂天文內容，顯得冗餘多餘了。此外，天象中的吉凶徵兆，如日食、星變、雲霧、地震、飄雪等，都屬於國家禁律範圍，若寫入前代王朝的史書，容易誤導後人，不應記載。這些內容，已在《帝王本紀》中詳細記錄，不再重複說明。
納蘭青雲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