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象志下
朔考
古者太史掌正岁年以叙事，国史以事系日，以日、月、时系年。时月不正，则叙事不一。故二史合为一官，颁历授时，必大一统。辽、汉、周、宋，俱行夏时，各自为历。国史闰朔，颇有异同。辽初用《乙未元历》，本何承天《元嘉历》法，后用《大明历》，本祖冲之《甲子元历》法。承天日食晦朏，一章必七闰；冲之日食必朔，或四年一闰。用《乙未历》，汉、周多同；用《大明历》，则间与宋异。 国史叙事，甲子不殊，闰朔多异，以此故也。耶律俨《纪》以《大明》法追正《乙未》月朔，又与陈大任《纪》时或抵牾。稽古君子，往往惑之。
用《五代职方考》志契丹州军例，作《朔考》。法殊曰“异”，传讹曰“误”；辽史不书国，俨、大任偏见并见各名；他史以国冠朔。并见注于后。
宋元丰元年十二月，诏司天监考辽及高丽、日本国历与《奉元历》同异。辽己未岁气朔与《宣明历》合，日本戊午岁与辽历相近，高丽戊午年朔与《奉元历》合，气有不同。戊午，辽大康四年，己未，五年也。当辽、宋之世，二国司天固相参考矣。
高丽所进《大辽事迹》载诸王册文，颇见月朔，因附入。
象
孟子有言：“天之高也，星辰之远也，苟求其故，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。”甚哉，圣人之用心，可谓广大精微，至矣尽矣！
日有晷景，月有明魄，斗有建除，星有昏旦。观天之变而制器以候之，八尺之表，六尺之筒，百刻之漏，日月星辰示诸掌上。运行即察，度分即审，于是像天圜以显运行，置地柜以验出入，浑象是作。天道之常，寻尺之中可以俯窥，陶唐之象是矣。设三仪以明度分，管一衡以正辰极，浑仪是作。天文之变，六合之表可以仰观，有虞之玑是矣。体莫固于金，用莫利于水。范金走水，不出户而知天道，此圣人之所以为圣也。
历代仪象表漏，各具于志。太宗大同元年，得晋历象、刻漏、浑象。后唐清泰二年已称损折不可施用，其至中京者概可知矣。古之炼铜，黑黄白青之气尽，然后用之，故可施久远。唐沙门一行铸浑天仪，时称精妙，未几铜铁渐涩，不能自转，置不复用。金质不精，水性不行，况移之沍寒之地乎！
刻漏
晋天福三年造。《周官》契壶氏，悬壶必爨之以火。地虽沍寒，盖可施也。
官星
古者官星万余名。遭秦焚灭图籍，世秘不传。汉收散亡，得甘德、石申、巫咸三家图经。经纬合千余官，仅存什一。分为三垣、四宫、二十八宿，枢以二极，建以北斗，纬以五星，日月代明，贵而太一，贱逮屎糠。占决之用，亦云备矣。司马迁《天官书》既以具录，后世保章守候，无出三家官星之外者。天象昭垂，历代不易，而汉、晋、隋、唐之书累志天文，近于衍矣。且天象禨祥，律格有禁，书于胜国之史，诖误学者，不宜书。其日食、星变、风云、震雪之祥，具载《帝纪》，不复书。
《辽史》•卷四十四·志第十四·历象志下
译文：
历象志下
关于“朔日”的考订
古代太史官负责校正岁年，记录历史事件，国家史官则以事件对应日期，再把日期、月份、时辰与年份联系起来。如果月相或日期不准确，历史记载就会混乱。因此，太史和国史合为一职，制定历法、授时必须统一。辽、汉、后周、宋等朝代都采用“夏历”（即以夏朝为标准的历法），各自制定不同的历法。国史在记录闰月和初一日期时，常常出现差异。辽朝初期使用《乙未元历》，该历法源自何承天的《元嘉历》体系，后来改用《大明历》，该历法源自祖冲之的《甲子元历》。使用《乙未元历》时，汉、周等朝代的记录常与辽朝相同；而使用《大明历》时，又常与宋朝的记载有所不同。国史中干支（甲子）的记载基本一致，但闰月和初日往往不同，因此产生这种差异。耶律俨所著《纪事》中，依据《大明历》的方法来校正《乙未历》中的月朔日期；而陈大任的《纪事》中，有时又与之冲突。古代有见识的学者往往因此感到困惑。
根据《五代职方考》中关于契丹州军的记述，撰写了这篇《朔考》。如果历法上的差异称为“不同”，而传抄错误则称为“错误”；辽史中不记载国名，耶律俨、陈大任二人因眼界有限，记载中出现了名称不同或彼此矛盾的情况；其他史书记载中，则以国家名称开头标注朔日。相关情况详见后文。
北宋元丰元年（1078年）十二月，朝廷下令司天监对比辽国、高丽和日本的历法与《奉元历》之间的异同。结果发现：辽国己未年（即大康五年）的节气和初一日期与《宣明历》一致；日本戊午年（大康四年）的历法与辽国相近；高丽戊午年（大康四年）的初一日期与《奉元历》吻合，但节气略有不同。戊午年是辽大康四年，己未年是大康五年。在辽宋并存的时期，两国的天文机构已经相互参考，彼此校对。
高丽进献的《大辽事迹》中收录了诸王的册封文书，其中记录了不少朔日（即每月初一），因此将其附录于此。
关于天文观测的原理
孟子曾说：“天很高，星辰很远，只要用心探究，千年一次的日食之至，都可以坐在家里就能得知。”多么伟大啊！圣人的思想如此深远精妙，真是达到了极致！
太阳会投下影子，月亮有明暗交替，北斗星有运行规律，星辰有晨昏时刻。通过观察天象的变化来制作器物以观测天象，比如八尺高的表竿、六尺高的铜筒、百刻的漏壶，这些仪器能将日月星辰的变化清楚地呈现在掌中。运行规律可以清楚地观察到，度数和时间也可以精确测定。于是，制作出圆形的天体模型，用来展示天体运行；设立地柜，用来验证星辰的出入情况，这就是浑天仪的诞生。天道的规律，在一尺见方的仪器中就可以清楚地观察到，这正是陶唐（上古时期）所制天象的体现。设立三重天象模型来显示度数和方位，用一根横轴来校正北极，这就是浑天仪的出现。天文现象的变化，可以借助六边形的观测台仰观天空，这便是有虞氏所制的“玑”所体现的。天体的本质坚固，以金属为体，利用液体为动力。通过金属铸造、水力驱动，不需要出门就能知道天道运行规律——这正是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道理。
历代的天文仪器、漏刻、浑天仪等，都记录在各代史志中。辽太宗大同元年（948年），获得晋代的历法仪器、漏刻、浑天仪等。后唐清泰二年（935年）就已称这些仪器已残破不堪，无法使用，从中京（今内蒙古一带）流传的仪器，就更不用说了。古代炼铜时，必须等黑、黄、白、青四种气（即金属元素）完全炼化后才能用，因此这种仪器可以长久使用。唐代僧人一行铸造的浑天仪，当时被称为精妙绝伦，但不久之后铜器生锈、铁质变卡，仪器无法自行运转，最终被停止使用。如果用劣质的金属制作，又缺乏有效的水流驱动，更何况把仪器移置在严寒之地呢！
漏刻
晋朝天福三年（938年）制造的漏刻。《周礼》记载，契壶氏负责悬挂漏壶，必须用火加热以保持其正常运行。即使在寒冷的冬天，也可以说是可用。
官星
古代曾记载的星官多达万余个。秦朝焚书坑儒，毁灭了大量天文学文献，这些资料后来被世人秘密保存。汉代收罗散失的文献，整理出甘德、石申、巫咸三家的星图目录，共收录千余星官，仅保留十分之一。后来将这些星官划分为三垣、四宫、二十八宿，以南北两极作为基准点，以北斗七星为中枢，以五颗行星为纬度标志，太阳和月亮轮流明灭，贵星以“太一”为尊，低等星则包括最卑微的“屎糠”星。这些星象用于占卜决策，已十分完备。司马迁在《天官书》中已完整记录了这些内容，后世天官机构在占星时，也始终不超出这三家星图范围。天象始终恒定不变，历代如出一辙，而汉、晋、隋、唐等朝的史书不断编纂天文内容，显得冗余多余了。此外，天象中的吉凶征兆，如日食、星变、云雾、地震、飘雪等，都属于国家禁律范围，若写入前代王朝的史书，容易误导后人，不应记载。这些内容，已在《帝王本纪》中详细记录，不再重复说明。
纳兰青云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