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新五代史》•附录等

孟子曰：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，其失天下也以不仁。自生民以来，一治一乱，旋相消长，未有去仁而兴、积仁而亡者。甚哉，五代不仁之极也，其祸败之复，殄灭剥丧之威，亦其效耳。夫国之所以存者以有民，民之所以生者以有君。方是时，上之人以惨烈自任，刑戮相高，兵革不休，夷灭构祸，置君犹易吏，变国若传舍，生民膏血涂草野，骸骼暴原隰，君民相视如髦蛮草木，几何其不胥为夷也！逮皇天悔祸，真人出宁，易暴以仁，转祸以德，民咸保其首领，收其族属，各正性命，岂非天邪！方夷夏相蹂，兵连乱结，非无忠良豪杰之士竭谋殚智，以缓民之死，乃湮没而无闻矣。否闭极而泰道升，圣人作而万物睹，指挥中原，兵不顿刃，向之滔天巨猾，摇毒煽祸以害斯人者，蹈鼎镬斧钅质之不暇，岂非人邪！天与人相为表里，和同于无间。圣人知天之所助，人之所归，国之所恃以为固者，仁而已，非特三代然也。尧舜之盛，汉唐之兴，秦隋之失，魏晋之亡，南北之乱，莫不由此也。五代距今百有余年，故老遗俗，往往垂绝，无能道说者，史官秉笔之士，或文采不足以耀无穷，道学不足以继述作，使五十有余年间，废兴存亡之迹，奸臣贼子之罪，忠臣义士之节，不传于后世，来者无所考焉。惟庐陵欧阳公，慨然以自任，盖潜心累年而后成书，其事迹实录，详于旧记，而褒贬义例，仰师《春秋》，由迁、固而来，未之有也。至于论朋党宦女，忠孝两全，义子降服，岂小补哉，岂小补哉！
　　建安陈师锡

译文：

孟子说：夏商周三代取得天下是因为施行仁政，失去天下则是因为违背了仁德。从人类历史开始以来，总是交替出现治世与乱世，彼此消长更替，从来没有因为失去了仁德而取得天下，也没有因为积累仁德而遭到灭亡的。五代的暴政之极端，实在令人震惊，它们最终的覆灭、败亡，以及国家被彻底摧毁的惨状，正是这种不仁的必然结果。国家之所以能够存在，是因为有人民；人民之所以能够生存，是因为有君主。然而在那个时代，统治者把残酷严刑当作自己职责，相互比谁更残暴，战争不停歇，互相攻伐、毁灭，把君主看成是轻易可换的官吏，把国家的命运看作是随时可以更换的驿站。百姓的血肉被涂满荒野，尸体暴露在原野和田地之间，百姓与君主如同野蛮人与草木，这又怎么能不最终沦亡呢！等到上天降下灾祸，出现真正的贤人来安定天下，用仁德取代暴虐，以德行化解灾祸，百姓得以保全性命，重新团聚家族，各安其命，这难道不是天意吗？在那个时候，夷狄与中原互相残杀，战乱连绵不断，虽然并非没有忠诚贤能、有谋略有智慧的良将豪杰，用尽智慧去挽救百姓的性命，但他们的事迹却默默无闻，被遗忘在历史中。当黑暗时期走到尽头，太平之理开始兴起，圣人出现，万物得以显现，他统一中原，用兵不费一刃，那些曾经为祸天下、毒害人民的恶人，来不及抵抗，就被处死在鼎镬、斧钺之下，这难道不是人本身的德行与力量吗？天道与人道是相互呼应、彼此契合的，完全和谐无间。圣人知道，上天所支持的，人民所拥戴的，国家赖以巩固的根本，就是仁德，这不仅适用于三代，也适用于尧舜鼎盛之时、汉唐兴盛之时、秦朝隋朝的败亡之时、魏晋的衰亡之时、南北分裂的混乱时期，无一例外。五代距今已有一百多年，当时的老一代人和旧的风俗习惯，大多已经消失殆尽，如今已没有人能讲述这些往事。史官执笔之人，或文采不足，无法传之后世，或学识不够，不能继承和发扬先贤的思想，致使过去五十余年间，国家的兴衰存亡之实况，奸臣贼子的罪行，忠臣义士的气节，未能传留后世，后代的人们将无从考证。只有庐陵欧阳修，心怀悲悯，毅然承担起这一重任，他潜心钻研多年，终于完成此书。书中记载的史实，详实准确，比旧史更为丰富，而其中的褒贬善恶的体例，效法《春秋》，继承了司马迁、班固以来的传统，是前人未有的创举。至于对朋党勾结、权宦干政、女宠乱政、忠孝合一、义子归顺等事件的评论，也起到了补正历史、匡正人心的作用，这难道是微不足道的吗？——建安人陈师锡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