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新五代史》•卷七十一·十國世家年譜第十一

嗚呼，堯、舜盛矣！三代之王，功有餘而德不足，故皆更始以自新，由是改正朔矣，至於後世，遂名年以建元。及僣竊交興，而稱號紛雜，則不可以不別也。五代十國，稱帝改元者七。吳越、荊、楚，常行中國年號。然予聞於故老，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，而求其事蹟不可得，頗疑吳越後自諱之。及旁採閩、楚、南漢諸國之書，與吳越往來者多矣，皆無稱帝之事。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，稱寶正六年辛卯，則知其嘗改元矣。辛卯，長興二年，乃鏐之末世也，然不見其終始所因，故不得而備列。錢氏訖五代，嘗外尊中國，豈其張軌之比乎。十國皆非中國有也，其稱帝改元與不，未足較其得失，故並列之。作《十國世家年譜》。
　　或問：十國固非中國有也，然猶命以封爵，而稱中國年號來朝貢者，亦有之矣，本紀之不書，何也？曰：封爵之不書，所以見其非中國有也。其朝貢之來如夷狄，以夷狄書之則甚矣。問者曰：四夷、十國，皆非中國之有也，四夷之封爵朝貢則書，而十國之不書何也？曰：以中國而視夷狄，夷狄之可也。以五代之君而視十國，夷狄之則未可也。故十國之封爵、朝貢，不如夷狄，則無以書之。書如夷狄，則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。是以外而不書，見其自絕於中國焉爾。問者曰：外而不書，則東漢之立何以書？曰：吾於東漢，常異其辭於九國也。《春秋》因亂世而立治法，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。世亂則疑難之事多，正疑處難，敢不慎也。周、漢之事，可謂難矣哉！或謂：劉旻嘗致書於周，求其子贇不得而後自立，然則旻之志不以忘漢爲仇，而以失子爲仇也。曰：漢嘗詔立贇爲嗣，則贇爲漢之國君，不獨爲旻子也。旻之大義，宜不爲周屈，其立雖未必是，而義當不屈於周，此其可以異乎九國矣。終旻之世，猶稱乾祐，至承鈞立，然後改元，則旻之志豈不可哀也哉！

譯文：

唉！堯、舜的時代是多麼繁榮啊！夏、商、週三代的帝王，雖然功業豐盛，但德行不足，因此都進行改革，以求自我更新，於是更改曆法、制定年號。到後來的朝代，便習慣用年號來紀年。到了五代十國時期，割據政權紛紛起兵稱帝、更改年號，這種狀況就更加混亂，因此有必要加以區分。在五代十國中，共有七個政權曾稱帝並改年號。吳越、荊南、楚國等，大多沿用中原王朝的年號。但據我從老輩人那裏聽來的說法，吳越也曾短暫稱帝並改過年號，只是關於這段歷史的記載無法查到，我懷疑是吳越後來自己故意隱瞞。後來我查閱閩國、楚國、南漢等國的史料，發現它們與吳越往來頻繁，但都未提到吳越稱帝的事。唯獨找到了吳越封落星石爲“寶石山”的制書，上面寫着“寶正六年辛卯”——辛卯年正是後梁長興二年，也正好是錢鏐晚年的時候。然而，關於這一改元的原因和起止時間，史書並無明確記載，因此無法將其完整列出。錢氏家族歷經五代，對外一直尊奉中原王朝，這種做法是否類似於西晉張軌一樣？十國政權本質上都不是中原王朝的領土，它們是否稱帝改元，其實並不足以決定它們的得與失，所以我在編寫《十國世家年譜》時，將這些情況都一併列出。

有人問：十國雖不屬於中原，但也有政權接受中原冊封，稱封爵，且按中原年號前來朝貢，爲什麼本紀中不記錄這些呢？我回答說：不記載封爵，正是表明它們並非中原的屬國。它們的朝貢行爲猶如蠻夷一般，若用蠻夷的體例來記述，那就太過分了。問者又問：四夷與十國一樣都不是中原所有，四夷中被封爵並朝貢的被記錄，而十國卻未被記錄，這是爲何呢？我回答說：以中原的立場來看，對四夷可以按蠻夷的方式來對待，但以五代的君主來觀察十國，就不能再把它們看作是“夷狄”了。因此，十國的封爵、朝貢行爲，不如四夷那樣可被接受，若記載爲夷狄之事，就會貶低五代君主的體面。所以，我們只在外部記載中不寫下來，正是因爲它們已經與中原徹底決裂了。問者又問：如果不記載，那東漢建立又如何記載呢？我回答說：我對東漢與九國（指割據政權）的態度是不同的。《春秋》這部史書是在亂世中制定的治世綱法，本紀的編寫是以這種治世法來匡正亂世君主的。世道混亂，疑難的事件增多，在處理這些疑難時，必須格外謹慎。周、漢兩代的事蹟尤其複雜！有人認爲：劉旻曾經寫信給後周，請求迎回他兒子劉贇，未能成功，於是自己稱帝。那麼，劉旻的志向難道不是因爲兒子失而惱怒，而非仇恨後周、仇視漢朝嗎？我回答說：漢朝曾正式下詔，立劉贇爲繼承人，那麼劉贇不僅是劉旻的兒子，更是漢朝的國君。劉旻有道義上的責任，不應屈服於後周，他即便稱帝未必正當，但道義上應當堅持不屈，因此他與那些割據政權是有區別的。最終劉旻在世時，仍沿用“乾祐”年號，直到其子劉承鈞繼位後才改元，這豈不是令人感到非常悲哀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