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新五代史》•卷七十一·十国世家年谱第十一

呜呼，尧、舜盛矣！三代之王，功有余而德不足，故皆更始以自新，由是改正朔矣，至于后世，遂名年以建元。及僣窃交兴，而称号纷杂，则不可以不别也。五代十国，称帝改元者七。吴越、荆、楚，常行中国年号。然予闻于故老，谓吴越亦尝称帝改元，而求其事迹不可得，颇疑吴越后自讳之。及旁采闽、楚、南汉诸国之书，与吴越往来者多矣，皆无称帝之事。独得其封落星石为宝石山制书，称宝正六年辛卯，则知其尝改元矣。辛卯，长兴二年，乃镠之末世也，然不见其终始所因，故不得而备列。钱氏讫五代，尝外尊中国，岂其张轨之比乎。十国皆非中国有也，其称帝改元与不，未足较其得失，故并列之。作《十国世家年谱》。
　　或问：十国固非中国有也，然犹命以封爵，而称中国年号来朝贡者，亦有之矣，本纪之不书，何也？曰：封爵之不书，所以见其非中国有也。其朝贡之来如夷狄，以夷狄书之则甚矣。问者曰：四夷、十国，皆非中国之有也，四夷之封爵朝贡则书，而十国之不书何也？曰：以中国而视夷狄，夷狄之可也。以五代之君而视十国，夷狄之则未可也。故十国之封爵、朝贡，不如夷狄，则无以书之。书如夷狄，则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。是以外而不书，见其自绝于中国焉尔。问者曰：外而不书，则东汉之立何以书？曰：吾于东汉，常异其辞于九国也。《春秋》因乱世而立治法，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。世乱则疑难之事多，正疑处难，敢不慎也。周、汉之事，可谓难矣哉！或谓：刘旻尝致书于周，求其子赟不得而后自立，然则旻之志不以忘汉为仇，而以失子为仇也。曰：汉尝诏立赟为嗣，则赟为汉之国君，不独为旻子也。旻之大义，宜不为周屈，其立虽未必是，而义当不屈于周，此其可以异乎九国矣。终旻之世，犹称乾祐，至承钧立，然后改元，则旻之志岂不可哀也哉！

译文：

唉！尧、舜的时代是多么繁荣啊！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帝王，虽然功业丰盛，但德行不足，因此都进行改革，以求自我更新，于是更改历法、制定年号。到后来的朝代，便习惯用年号来纪年。到了五代十国时期，割据政权纷纷起兵称帝、更改年号，这种状况就更加混乱，因此有必要加以区分。在五代十国中，共有七个政权曾称帝并改年号。吴越、荆南、楚国等，大多沿用中原王朝的年号。但据我从老辈人那里听来的说法，吴越也曾短暂称帝并改过年号，只是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无法查到，我怀疑是吴越后来自己故意隐瞒。后来我查阅闽国、楚国、南汉等国的史料，发现它们与吴越往来频繁，但都未提到吴越称帝的事。唯独找到了吴越封落星石为“宝石山”的制书，上面写着“宝正六年辛卯”——辛卯年正是后梁长兴二年，也正好是钱镠晚年的时候。然而，关于这一改元的原因和起止时间，史书并无明确记载，因此无法将其完整列出。钱氏家族历经五代，对外一直尊奉中原王朝，这种做法是否类似于西晋张轨一样？十国政权本质上都不是中原王朝的领土，它们是否称帝改元，其实并不足以决定它们的得与失，所以我在编写《十国世家年谱》时，将这些情况都一并列出。

有人问：十国虽不属于中原，但也有政权接受中原册封，称封爵，且按中原年号前来朝贡，为什么本纪中不记录这些呢？我回答说：不记载封爵，正是表明它们并非中原的属国。它们的朝贡行为犹如蛮夷一般，若用蛮夷的体例来记述，那就太过分了。问者又问：四夷与十国一样都不是中原所有，四夷中被封爵并朝贡的被记录，而十国却未被记录，这是为何呢？我回答说：以中原的立场来看，对四夷可以按蛮夷的方式来对待，但以五代的君主来观察十国，就不能再把它们看作是“夷狄”了。因此，十国的封爵、朝贡行为，不如四夷那样可被接受，若记载为夷狄之事，就会贬低五代君主的体面。所以，我们只在外部记载中不写下来，正是因为它们已经与中原彻底决裂了。问者又问：如果不记载，那东汉建立又如何记载呢？我回答说：我对东汉与九国（指割据政权）的态度是不同的。《春秋》这部史书是在乱世中制定的治世纲法，本纪的编写是以这种治世法来匡正乱世君主的。世道混乱，疑难的事件增多，在处理这些疑难时，必须格外谨慎。周、汉两代的事迹尤其复杂！有人认为：刘旻曾经写信给后周，请求迎回他儿子刘赟，未能成功，于是自己称帝。那么，刘旻的志向难道不是因为儿子失而恼怒，而非仇恨后周、仇视汉朝吗？我回答说：汉朝曾正式下诏，立刘赟为继承人，那么刘赟不仅是刘旻的儿子，更是汉朝的国君。刘旻有道义上的责任，不应屈服于后周，他即便称帝未必正当，但道义上应当坚持不屈，因此他与那些割据政权是有区别的。最终刘旻在世时，仍沿用“乾祐”年号，直到其子刘承钧继位后才改元，这岂不是令人感到非常悲哀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