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新五代史》•卷三十五·唐六臣傳第二十三·張文蔚

甚哉，白馬之禍，悲夫，可爲流涕者矣！然士之生死，豈其一身之事哉？初，唐天祐三年，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爲太常卿，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爲之，廷範乃梁客將，不可。梁王由此大怒，曰：“吾常語裴樞純厚不陷浮薄，今亦爲此邪！”是歲四月，彗出西北，掃文昌、軒轅、天市，宰相柳璨希梁王旨，歸其譴於大臣，於是左僕射裴樞、獨孤損、右僕射崔遠、守太保致仕趙崇、兵部侍郎王贊、工部尚書王溥、吏部尚書陸扆皆以無罪貶，同日賜死於白馬驛。凡搢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，皆誣以朋黨，坐貶死者數百人，而朝廷爲之一空。
　　明年三月，唐哀帝遜位於梁，遣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爲冊禮使，禮部尚書蘇循爲副；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爲押傳國寶使，翰林學士、中書舍人張策爲副；御史大夫薛貽矩爲押金寶使，尚書左丞趙光逢爲副。四月甲子，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冊寶，乘輅車，導以金吾仗衛、太常鹵簿，朝梁於金祥殿。王袞冕南面，臣文蔚、臣循奉冊升殿，進讀已，臣涉、臣策奉傳國璽，臣貽矩、臣光逢奉金寶，以次升，進讀已，降，率文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。
　　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？使樞等不死，尚惜一卿，其肯以國與人乎？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，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。嗚呼！唐之亡也，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，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、傾險獪猾、趨利賣國之徒也。不然，安能蒙恥忍辱於梁庭如此哉！作《唐六臣傳》。
　　張文蔚
　　張文蔚，字右華，河間人也。初以文行知名，舉進士及第。唐昭宗時，爲翰林學士承旨。是時，天子微弱，制度已隳，文蔚居翰林，制詔四方，獨守大體。昭宗遷洛，拜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柳璨殺裴樞等七人，蔓引朝士，輒加誅殺，縉紳相視以目，皆不自保，文蔚力講解之，朝士多賴以全活。梁太祖立，仍以文蔚爲相，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。文蔚居家亦孝悌。開平二年，太祖北巡，留文蔚西都，以暴疾卒，贈右僕射。
　　楊涉
　　楊涉，祖收，唐懿宗時宰相；父嚴，官至兵部侍郎。涉舉進士，昭宗時爲吏部尚書。哀帝即位，拜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涉，唐名家，世守禮法，而性特謹厚，不幸遭唐之亂，拜相之日，與家人相對泣下，顧謂其子凝式曰：“吾不能脫此網羅，禍將至矣，必累爾等。”唐亡，事梁爲門下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在位三年，俯首無所施爲，罷爲左僕射，知貢舉，後數年卒。
　　子凝式，有文詞，善筆札，歷事梁、唐、晉、漢、周，常以心疾致仕，居於洛陽，官至太子太保。
　　張策
　　張策，字少逸，河西敦煌人也。父同，爲唐容管經略使。策少聰悟好學，通章句。父同，居洛陽敦化裏，浚井得古鼎，銘曰：“魏黃初元年春二月，匠吉千。”同以爲奇，策時年十三，居同側，啓曰：“漢建安二十五年，曹公薨，改元延康。是歲十月，文帝受禪，又改黃初，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，銘何謬邪？”同大驚異之。策少好浮圖之說，乃落髮爲僧，居長安慈恩寺。黃巢犯長安，策乃返初服，奉父母以避亂，居田裏十餘年。召拜廣文館博士。邠州王行瑜闢觀察支使。晉王李克用攻行瑜，策與婢肩輿其母東歸，行積雪中，行者憐之。梁太祖兼四鎮，闢鄭、滑支使，以母喪解職。服除，入唐爲膳部員外郎。華州韓建闢判官，建徙許州，以爲掌書記，建遣策聘於太祖，太祖見而喜曰：“張夫子至矣。”遂留以爲掌書記，薦之於朝，累拜中書舍人、翰林學士。太祖即位，遷工部侍郎奉旨。開平二年，拜刑部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遷中書侍郎。以風恙罷爲刑部尚書，致仕，卒於洛陽。
　　趙光逢
　　趙光逢，字延吉，父隱，唐左僕射。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，時人稱其方直溫潤，謂之“玉界尺。”昭宗時爲翰林學士承旨、御史中丞，以世亂棄官，居洛陽，杜門絕人事者五六年。柳璨爲相，與光逢有舊恩，起光逢爲吏部侍郎、太常卿。唐亡，事梁爲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累遷左僕射，以太子太保致仕。末帝即位，起爲司空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復以司徒致仕。唐天成中，即其家拜太保，封齊國公，卒，贈太傅。
　　薛貽矩
　　薛貽矩，字熙用，河東聞喜人也，仕唐爲兵部侍郎、翰林學士承旨。昭宗自岐還長安，大誅宦者，貽矩時爲中尉韓全誨等作畫像贊，坐左遷。貽矩乃自結於梁太祖，太祖言之於朝，拜吏部尚書，遷御史大夫。天祐三年，太祖自長蘆還軍，哀帝遣貽矩來勞，貽矩以臣禮見，太祖揖之升階，貽矩曰：“殿下功德及人，三靈改卜，皇帝方行舜、禹之事，臣安敢違？”乃稱臣拜舞，太祖側身以避之。貽矩還，遂趣哀帝遜位。太祖即位，拜貽矩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累拜司空。貽矩爲梁相五年，卒，贈侍中。
　　蘇循
　　蘇循，不知何許人也。爲人巧佞，阿諛無廉恥，惟利是趨。事唐爲禮部尚書。是時，梁太祖已弒昭宗，立哀帝，唐之舊臣皆憤惋切齒，或俯首畏禍，或去不仕，而循特附會梁以希進用。梁兵攻楊行密，大敗於珝河，太祖躁忿，急於禪代，欲邀唐九錫，羣臣莫敢當其議，獨循倡言：“梁王功德，天命所歸，宜即受禪。”明年，梁太祖即位，循爲冊禮副使。
　　循有子楷，乾寧中舉進士及第，昭宗遣學士陸扆覆落之，楷常慚恨。及昭宗遇弒，唐政出於梁，楷爲起居郎，與柳璨、張廷範等相結，因謂廷範曰：“夫諡者，所以易名而貴信也。前有司諡先帝曰‘昭’，名實不稱，公爲太常卿，予史官也，不可以不言。”乃上疏駁議。而廷範本梁客將，嘗求太常卿不得者，廷範亦以此怨唐，因下楷疏廷範，廷範議曰：“臣聞執事堅固之謂恭，亂而不損之謂靈，武而不遂之謂莊，在國逢難之謂閔，因事有功之謂襄，請改諡昭宗皇帝曰恭靈莊閔皇帝，廟號襄宗。”
　　梁太祖已即位，置酒玄德殿，顧羣臣自陳德薄不足以當天命，皆諸公推戴之力。唐之舊臣楊涉、張文蔚等皆慚懼俯伏不能對，獨循與張禕、薛貽矩盛稱梁王功德，所以順天應人者。循父子皆自以附會梁得所託，旦夕引首，希見進用，敬翔尤惡之，謂太祖曰：“梁室新造，宜得端士以厚風俗，循父子皆無行，不可立於新朝。”於是父子皆勒歸田裏，乃依朱友謙於河中。其後，友謙叛梁降晉，晉王將即帝位，求唐故臣在者，以備百官之闕，友謙遣循至魏州。是時梁未滅，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即位。晉王之意雖銳，將相大臣未有贊成其議者。循始至魏州，望州廨聽事即拜，謂之“拜殿”。及入謁，蹈舞呼萬歲而稱臣，晉王大悅。明日又獻“畫日筆”三十管，晉王益喜，因以循爲節度副使。已而病卒。莊宗即位，贈左僕射。
　　楷，同光中爲尚書員外郎。明宗即位，大臣欲理其駁諡之罪，以憂死。
　　當唐之亡也，又有杜曉者，字明遠。祖審權，父讓能，皆爲唐相。昭宗時，王行瑜、李茂貞兵犯京師，昭宗殺讓能於臨皋以自解。曉以父死無罪，居喪哀毀；服除，布衣幅巾，自廢十餘年。崔胤判鹽鐵，闢巡官，除畿縣尉，直昭文館，皆不起。崔遠判戶部，又闢巡官，或謂曉曰：“嵇康死，子紹自廢不出仕，山濤以物理責之，乃仕。吾子忍令杜氏歲時鋪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？”曉乃爲之起。累遷膳部郎中、翰林學士。梁太祖即位，遷工部侍郎奉旨。開平二年，拜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友珪立，遷禮部尚書、集賢殿大學士。袁象先等討賊，兵大掠，曉爲亂兵所殺，贈右僕射。
　　嗚呼！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？甚乎作俑者也，真可謂不仁之人哉！予嘗至繁城，讀《魏受禪碑》，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，而大書深刻，自列其姓名，以誇耀於世。又讀《梁實錄》，見文蔚等所爲如此，未嘗不爲之流涕也。夫以國予人而自誇耀，及遂相之，此非小人，孰能爲也？漢、唐之末，舉其朝皆小人也，而其君子者何在哉！當漢之亡也，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，而立其朝者，皆小人也，然後漢從而亡。及唐之亡也，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，而其餘存者，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，然後唐從而亡。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，必進朋黨之說；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，必進朋黨之說；欲奪國而與人者，必進朋黨之說。夫爲君子者，故嘗寡過，小人慾加之罪，則有可誣者，有不可誣者，不能遍及也。至欲舉天下之善，求其類而盡去之，惟指以爲朋黨耳。故其親戚故舊，謂之朋黨可也；交遊執友，謂之朋黨可也；宦學相同，謂之朋黨可也；門生故吏，謂之朋黨可也。是數者，皆其類也，皆善人也。故曰：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，惟以朋黨罪之，則無免者矣。夫善善之相樂，以其類同，此自然之理也。故聞善者必相稱譽，稱譽則謂之朋黨，得善者必相薦引，薦引則謂之朋黨，使人聞善不敢稱譽，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，見善不敢薦引，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。善人日遠，而小人日進，則爲人主者，倀倀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？故曰：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，必用朋黨之說也。一君子存，羣小人雖衆，必有所忌，而有所不敢爲，惟空國而無君子，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，則漢魏、唐梁之際是也。故曰：可奪國而予人者，由其國無君子，空國而無君子，由以朋黨而去之也。嗚呼，朋黨之說，人主可不察哉！《傳》曰“一言可以喪邦”者，其是之謂與！可不鑑哉！可不戒哉！

譯文：

多麼嚴重的白馬之禍啊！真是令人悲痛，令人淚下！然而，士人的生死，並不僅僅關乎個人命運。當初，唐昭宗天祐三年，梁王想任命寵臣張廷範爲太常卿，唐宰相裴樞認爲，太常卿一職本應由清正廉潔的士人擔任，而張廷範只是梁國的客將，不合適。梁王於是非常憤怒，說：“我一向稱讚裴樞爲人正直、不趨附浮華之流，如今竟然也這樣做了！”這一年四月，天邊出現彗星，從西北方向掃過文昌、軒轅、天市三星，宰相柳璨趁機迎合梁王的旨意，將責任歸咎於朝廷高官，於是左僕射裴樞、獨孤損、右僕射崔遠、退休太保趙崇、兵部侍郎王贊、工部尚書王溥、吏部尚書陸扆等，均被無罪貶官，同日被賜死於白馬驛。凡是與唐朝站在一起、不支持梁朝的士大夫，都被誣陷爲結黨營私，被貶或處死的有數百人，朝廷官員幾乎被一空。

第二年三月，唐哀帝把皇位讓給梁王，派遣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爲冊立禮儀使，禮部尚書蘇循爲副使；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爲押傳國寶使，翰林學士、中書舍人張策爲副使；御史大夫薛貽矩爲保管傳國玉璽使，尚書左丞趙光逢爲副使。四月甲子日，文蔚等人從上源驛出發，捧着冊封和玉璽，乘坐禮車，由金吾衛兵和太常儀仗隊護送，前往梁國的金祥殿行冊拜之禮。梁王身穿袞冕面朝南，文蔚、蘇循奉上冊文上殿，宣讀完畢後，楊涉、張策奉上傳國玉璽，薛貽矩、趙光逢奉上金寶，依次登殿宣讀，讀完後下殿，率領文武百官面向北面叩首再拜，祝賀梁王即位。

一個太常卿和一個國家相比，哪一個更重要？如果裴樞等人沒有被殺，哪怕只惜一個卿職，他們怎會把國家拱手讓給他人呢？雖然裴樞等人未必真能保住唐朝，但至少不會讓唐朝徹底滅亡。唉！唐朝的滅亡，是因爲賢德之士、君子已經一同殉國，剩下的官員都是一些平庸、懦弱、奸詐狡猾、爲了私利而出賣國家的人。否則，他們怎能忍受屈辱，忍氣吞聲地在梁朝的朝廷中低頭求生呢？因此寫下《唐六臣傳》。

張文蔚，字右華，河間人。年輕時以學問和品行聞名，考中進士。在唐昭宗時，擔任翰林院官員。他爲人正直，不趨炎附勢。當時朝廷動盪，他始終堅守正道。後來，唐哀帝將皇位讓與梁王，他作爲重要使臣，參與冊禮，成爲唐朝最後的忠誠代表。在朝廷被清洗、人才凋零的局勢中，他始終秉持忠誠，不被污名所惑。

楊涉，性格剛正，不趨權貴，始終以道義自持。他與張文蔚等人一樣，在國難之際堅守節操，雖然最終身居高位，但始終心憂國事。他深知朝廷腐敗之深，卻無力挽回大局。

張策，出身清正，早年爲官清廉，後因國事動盪而仕途受挫。他雖在梁朝任要職，但內心始終懷念故國，常以古賢自勉，不忘忠義。

薛貽矩，爲官謹慎，做事低調，雖無赫赫之功，卻始終忠於職守，在朝廷更迭中，成爲少數能保持操守的官員。

趙光逢，爲人寬厚，沉穩有度，雖位卑未顯，但德行深厚，深受同僚敬重。他在國變後仍守節不阿，是少數能真正守護忠正之士的代表。

蘇循，原是忠於唐朝的官員，後依附梁朝，逐漸驕奢自滿，喪失操守。他與兒子蘇楷都因依附權貴而獲得提拔，但行爲不端，尤其在禮制問題上，極力爲梁王抬高形象，貶低前朝，引起朝中賢士的強烈不滿。敬翔尤其痛恨他，曾勸梁太祖：“新朝初立，應任用正直之士以樹立風氣，蘇循父子毫無德行，不可留於朝中。”因此，二人被強制歸鄉，隱居於河中。後來，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反叛梁朝，歸順後梁，晉王準備稱帝，需要舊朝名臣以充任百官。朱友謙便派蘇循前往魏州。當時梁國尚未滅亡，晉王雖有雄心，但朝中大臣普遍反對。蘇循一到魏州，便直接在官署前跪拜，自稱“拜殿”，入府後，起舞呼萬歲，稱臣晉王，晉王大喜，第二天又獻上“畫日筆”三十支，晉王更加高興，於是任命他爲節度副使。不久病逝。莊宗即位後，追贈他爲左僕射。

蘇楷，在後唐同光年間任尚書員外郎。後明宗即位，朝廷要追究他當年反對改諡之罪，他因此憂憤而死。

當初唐朝滅亡時，還有一位叫杜曉的人，字明遠。他祖父杜審權、父親杜讓能，都是唐朝宰相。昭宗時，王行瑜、李茂貞率兵攻入京城，昭宗在臨皋殺死杜讓能以自保。杜曉認爲父親是無辜被殺，便守喪至哀痛欲絕。服喪結束後，他以布衣平民之身，自廢十年，不再出仕。曾有官員崔胤徵召他爲官，他始終不就。直到崔遠征召時，有人勸他說：“嵇康死後，他的兒子杜紹選擇不出仕，山濤以世事爲由責備他，纔出仕。如今你忍心讓杜氏家族每年設席祭拜先人，與普通人一般嗎？”杜曉這才重新出仕。後逐步升任膳部郎中、翰林學士。梁太祖即位後，他被提拔爲工部侍郎，開平二年，拜爲中書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後來，梁友珪篡位，他升任禮部尚書、集賢殿大學士。在袁象先討伐叛亂時，軍隊大肆掠奪，杜曉被亂兵殺害，追贈爲右僕射。

唉！到底是誰首先提出“朋黨”之說的呢？這真是製造禍患的開端，是極不仁之人！我曾到繁城，看到《魏受禪碑》上，漢朝羣臣大書讚美魏國功德，名字清晰刻下，以誇耀於世。又讀《梁實錄》，看到張文蔚等人如此獻媚，每每讀到，不禁淚下。把國家讓出給他人，還大肆宣揚，這是小人所爲，誰能做得出來？漢末、唐末，朝廷中幾乎全是小人，賢能之士又何在？漢朝滅亡時，先以“朋黨”之說禁錮天下賢才，而立朝者的都是小人，因此漢朝才滅亡。唐朝滅亡時，又先以“朋黨”之名誅殺朝廷士人，剩下的官員都成爲庸碌、懦弱、奸詐之徒，因此唐朝才滅亡。

想要剷除一個國家的賢良之士，奪取天下而轉交給他人，必會先提出“朋黨”之說；想要孤立君主的權力，矇蔽君主的耳目，必會先用“朋黨”之說；想要奪取國家而贈與他人，必會先用“朋黨”之說。

君子本就少有過失，小人想要加罪於他，總有可捏造的罪名，但無法全部覆蓋。而當他們企圖將天下所有善良之人全部清除時，只用一個“朋黨”之名便足以將他們污名化。因此，親戚故舊稱爲朋黨，可也；朋友往來稱爲朋黨，可也；官學相同稱爲朋黨，可也；門生故吏稱爲朋黨，可也。這些，都是正常的、善的聯結。所以說，要想剷除一個國家的賢才，唯有以“朋黨”之名加罪，便無一人能逃脫。善於與善之人交往，是因爲他們志趣相投，這是天性如此的。因此，聽到善事的人必然互相稱頌，稱頌就被稱爲“朋黨”；看到善人也必然會推薦，推薦就被稱爲“朋黨”。這樣一來，人就敢稱頌善事了嗎？君主耳朵聽不到下面的善行了嗎？人們不敢推薦人才，君主眼睛看不到賢才了嗎？賢人逐漸消失，小人日益增多，那麼朝中掌權者，便只能茫然無助，不知如何處理國事，又何來安邦定國之策？所以說，想要孤立君主，矇蔽其耳目，必會使用“朋黨”之說。一個君子存在，即使小人衆多，也會有所忌憚，有所不敢爲；只有當國家沒有君子，所有賢才被清除，小人才能肆意妄爲，像漢魏、唐梁的末期，就是如此。所以說，能奪取國家而轉交給他人的，是因爲國家中沒有君子，沒有賢能之士，是通過“朋黨”之說將他們一併清除所致。

唉！朋黨之說，君主怎麼能不警惕呢！《傳》上說“一句話足以導致國家滅亡”，說的就是這種事吧！人主怎能不引以爲戒呢？怎能不深刻警醒呢？！（全文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