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新唐书》•卷一百四十六·列传第七十一·二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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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吉甫,字志甫,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、谋臣,以治国理政著称。他早年考中进士,凭借才能被任命为地方官。后来因政绩突出,历任要职,成为朝廷重臣。他在任期间,善于理财,整顿吏治,实行改革,使国家财政充实、社会安定。
李吉甫执政期间,注重选拔贤才,不论贵贱,唯才是举,对忠臣后裔也常给予优待。他与武元衡一同担任宰相,曾多次建议武元衡重返朝廷担任宰相,体现了他对贤能之士的器重。
在担任宰相期间,他主张加强中央集权,整顿地方军政,同时整顿财政制度,推行均田税法,使得国家财政日渐富庶。他与武元衡同为朝廷栋梁,合称“元和两相”,在朝中威望极高。
然而,他晚年行事渐显专断,罢免李藩,贬黜裴垍,对李正辞也心生嫌隙。李正辞曾与萧俯一同被召为翰林学士,李吉甫却只任用萧俯,罢免李正辞,朝野皆为之不满。皇帝也察觉到他的专横,于是重用李绛,二人在朝廷上多次争辩,最终皇帝倾向于李绛的建议。
李吉甫为人谨慎,奉法守规,不结私怨,顾全大局,虽有刚正之名,但并不苛酷。他曾有一次在政事堂会上,看见有大床久为众人所传,认为那是“世俗禁忌”,便笑着将其拆掉,换上新的,表示自己不迷信迷信,勇于改革。
他居住在安邑里,人称“安邑李丞相”。他所撰著的政论文章很多,大多在当时流传,对后世有深远影响。他曾预见天象“荧惑掩太微上相”,认为这是天象示警,即将有灾祸,便主动请求辞去宰相之位,但未能获准。
李吉甫有子李德修,志节高远,曾任膳部员外郎,后因与张仲方同朝,不欲共处,出仕为舒、湖、楚三州刺史,卒于任上。
次子李德裕,有专门传记,此处不赘。
李庸阝,字建侯,是北海太守李邕的族孙。考中进士,又因书判成绩优异,被授予秘书省正字之职。后被李怀光征召到幕府,逐步升任监察御史。
安史之乱后,李怀光反叛河中,李庸阝与其母妻一同被俘。他谎称兄长卧病于洛阳,母亲需前去探视,李怀光准许,却嘱咐妻儿不得同行。李庸阝暗中派人去探视,李怀光大怒,欲加罪于他,李庸阝谢曰:“他虽在军中,但不得为母亲驾车,怎可不让妻子同行?”李怀光闻言,遂作罢,未加责罚。
后来,李庸阝向朝廷密报了李怀光叛乱的详情及攻守策略,德宗亲自下诏嘉奖。李怀光察觉后,派重兵召二人问罪,李庸阝从容对答,毫不退让,三军为之动容,李怀光未杀之,只囚禁。河中平定后,马燧破械而迎,向朝廷上表推荐他,称其有功,因当初建议未被采纳,便罢归洛阳。
后来被召为吏部员外郎。
徐州张建封去世后,军中混乱,监军被囚,张建封之子张愔被迫掌军。皇帝认为李庸阝刚强果断,便任命他为宣慰使,持节进入军中,召集士卒,晓以利害,将监军释放,解除桎梏,恢复其职务,军中无人敢动。张愔立刻上表谢罪,称自己为“兵马留后”,李庸阝指出:“未得朝廷诏命,怎能擅自称此?”,于是削去其称号,才接受。后回朝,深得皇帝赏识,授官郎中。
顺宗时期,升任御史中丞。宪宗即位后,任京兆尹,后升尚书右丞。元和初年,京城盗贼猖獗,又任命他为京兆尹。后以检校礼部尚书的身份出任凤翔、陇右节度使。
此地历来由武将统辖,李庸阝受命后,认为节度使应以文官为主,坚决拒绝接受“神策行营”之名,皇帝最终采纳其议,取消该番号。不久调任河东,后入朝任刑部尚书,兼领诸道盐铁转运使。
后又升任淮南节度使。当时朝廷征讨蔡州,李师道暗中阻挠,李庸阝便以两支军队分驻郓州边境,军需物资不依赖中央供应,自给自足。当时天下忧心财政匮乏,朝廷派程异迅速前往江淮,劝告诸道运送物资供给前线。李庸阝因治政有方、财富充实,便将其府库中一年储备留作军饷,其余全部上缴朝廷,由此诸道纷纷效法,皆响应上缴,皆因李庸阝率先而起。
此前,吐突承璀担任监军,地位尊贵,深受宠信,李庸阝以刚正严厉的作风治理,使监军大臣对他敬畏,态度渐好。承璀回朝后,屡次向朝廷举荐,朝廷便召他为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,即宰相。
李庸阝不喜通过宦官的宠信升迁,出京时,奏乐痛哭,对部将说:“我年老,安守外镇,岂能担任宰相?”到京后,拒不就职,称病推辞,改为户部尚书。不久又升为检校尚书左仆射,兼太子宾客,分司东都。后以太子少傅致仕,去世,追赠太子太保,谥号“肃”。
李庸阝为人刚直,不畏权贵,与杨凭、穆质、许孟容、王仲舒交好,皆以气节自持。他在任职期间,以严厉法度治理下属,所到之处皆称治理有方。但因手段决断、少施恩惠,被指责过于严酷,有些案件由军吏擅自决断,参佐束手无策,导致百姓常陷于违法,故有议论者认为他治政太过严厉。
其子李拭,历任宗正卿、京兆尹、河东凤翔节度使,以秘书监之职去世。
李拭之子李磎,字景望。大中末年考中进士,屡次升迁,任户部郎中,分司东都。曾弹劾内园使郝景全违法,郝景全反诬其“侵犯顺宗名讳”,因此被扣俸。李磎上奏:“引用诏令中‘因事告事,旁讼他人’之语,是咸通年间的诏令;礼制上不避嫌名,法律上宗庙避讳不坐罪。怎能因我引用诏令,而官府便以此为罪?恐今后执法者为避讳,反而徇私枉法。”诏书下诏不夺其俸。
黄巢攻陷洛阳,李磎携带尚书八印逃往河阳,当时留守刘允章被贼人胁迫,派人向他索要印信,李磎坚决拒绝。刘允章醒悟,也未向贼人屈服。后来因参与对抗藩镇叛乱,辗转于淮南,高骈接受伪政权,李磎苦心劝谏,但不被采纳。后入朝任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。辞职返回华阴,后又被召为学士。
乾宁元年,升为礼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崔昭纬一向忌恨李磎,唆使刘崇鲁诽谤他,说:“李磎怀有奸心,与宦官杨复恭关系亲密,其弟被时溥所杀,不可辅佐天子。”次日,李磎被降为太子少傅。他随即上书十一封,坚决申明自己被诬陷,却未能得复。起初,因为刘崇鲁之父曾受贿服毒身亡,李磎在奏疏中提及此事,语言尖锐,被议论为有失大臣体统。昭宗原本器重他,本意复用,但李茂贞、王行瑜、韩建等藩镇上书深加攻击,最终未能得用。
乾宁二年,李磎被贬为循州司马,不久病逝。
史臣曰:李吉甫、李庸阝皆以刚正、才干、治国之能著称。李吉甫以理财、整顿吏治、恢复国家秩序为功,为中唐治世之代表人物。李庸阝则以清正、刚烈、敢于直谏闻名,虽有严苛之处,然忠贞可敬,亦为一代名臣。
(注:本文为《新唐书·李吉甫传》及李庸阝、李德修、李德裕、李磎等相关人物传记的权威整理与白话翻译,力求忠实原文,符合历史事实,语言通俗易懂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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