食货一
古之善治其国而爱养斯民者，必立经常简易之法，使上爱物以养其下，下勉力以事其上，上足而下不困。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，量地之产而取以给公上，量其入而出之以为用度之数。是三者常相须以济而不可失，失其一则不能守其二。及暴君庸主，纵其佚欲，而苟且之吏从之，变制合时以取宠于其上。故用于上者无节，而取于下者无限，民竭其力而不能供，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，则财利之说兴，而聚敛之臣用。《记》曰："宁畜盗臣。"盗臣诚可恶，然一人之害尔。聚敛之臣用，则经常之法坏，而下不胜其弊焉。
唐之始时，授人以口分、世业田，而取之以租、庸、调之法，其用之也有节。盖其畜兵以府卫之制，故兵虽多而无所损；设官有常员之数，故官不滥而易禄。虽不及三代之盛时，然亦可以为经常之法也。及其弊也，兵冗官滥，为之大蠹。自天宝以来，大盗屡起，方镇数叛，兵革之兴，累世不息，而用度之数，不能节矣。加以骄君昏主，奸吏邪臣，取济一时，屡更其制，而经常之法，荡然尽矣。由是财利之说兴，聚敛之臣进。盖口分、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，租、庸、调之法坏而为两税。至于盐铁、转运、屯田、和籴、铸钱、括苗、榷利、借商、进奉、献助，无所不为矣。盖愈烦而愈弊，以至于亡焉。
唐制：度田以步，其阔一步，其长二百四十步为亩，百亩为顷。凡民始生为黄，四岁为小，十六为中，二十一为丁，六十为老。授田之制，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，人一顷，其八十亩为口分，二十亩为永业；老及笃疾、废疾者，人四十亩，寡妻妾三十亩，当户者增二十亩，皆以二十亩为永业，其余为口分。永业之田，树以榆、枣、桑及所宜之木，皆有数。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，少者为狭乡。狭乡授田，减宽乡之半。其地有薄厚，岁一易者，倍受之。宽乡三易者，不倍授。工商者，宽乡减半，狭乡不给。凡庶人徙乡及贫无以葬者，得卖世业田。自狭乡而徙宽乡者，得并卖口分田。已卖者，不复授。死者收之，以授无田者。凡收授皆以岁十月。授田先贫及有课役者。凡田，乡有余以给比乡，县有余以给比县，州有余以给近州。
凡授田者，丁岁输粟二斛，稻三斛，谓之租。丁随乡所出，岁输绢二匹，绫、絁二丈，布加五之一，绵三两，麻三斤，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，谓之调。用人之力，岁二十日，闰加二日，不役者日为绢三尺，谓之庸。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，三十日者租、调皆免。通正役不过五十日。
自王公以下，皆有永业田。太皇太后、皇太后、皇后緦麻以上亲，内命妇一品以上亲，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，职事、勋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县男父子，国子、太学、四门学生、俊士，孝子、顺孙、义夫、节妇同籍者，皆免课役。凡主户内有课口者为课户。若老及男废疾、笃疾、寡妻妾、部曲、客女、奴婢及视九品以上官，不课。
凡里有手实，岁终具民之年与地之阔狭，为乡帐。乡成于县，县成于州，州成于户部。又有计帐，具来岁课役以报度支。国有所须，先奏而敛。凡税敛之数，书于县门、村坊，与众知之。水、旱、霜、蝗耗十四者，免其租；桑麻尽者，免其调；田耗十之六者，免租调；耗七者，课、役皆免。凡新附之户，春以三月免役，夏以六月免课，秋以九月课、役皆免。徙宽乡者，县覆于州，出境则覆于户部，官以闲月达之。自畿内徙畿外，自京县徙余县，皆有禁。四夷降户，附以宽乡，给复十年。奴婢纵为良人，给复三年。没外蕃人，一年还者给复三年，二年者给复四年，三年者给复五年。浮民、部曲、客女、奴婢纵为良者附宽乡。
贞观中，初税草以给诸闲，而驿马有牧田。
太宗方锐意于治，官吏考课，以鳏寡少者进考，如增户法；失劝导者以减户论。配租以敛穫早晚、险易、远近为差。庸、调输以八月，发以九月。同时输者先远民。皆自概量。州府岁市土所出为贡，其价视绢之上下，无过五十匹。异物、滋味、口马、鹰犬，非有诏不献。有加配，则以代租赋。其凶荒则有社仓赈给，不足则徙民就食诸州。尚书左丞戴胄建议："自王公以下，计垦田，秋熟，所在为义仓，岁凶以给民。"太宗善之，乃诏："亩税二升，粟、麦、秔、稻，随土地所宜。宽乡敛以所种，狭乡据青苗簿而督之。田耗十四者免其半，耗十七者皆免之。商贾无田者，以其户为九等，出粟自五石至于五斗为差。下下户及夷獠不取焉。岁不登，则以赈民；或贷为种子，则至秋而偿。"其后洛、相、幽、徐、齐、并、秦、蒲州又置常平仓，粟藏九年，米藏五年，下湿之地，粟藏五年，米藏三年，皆著于令。
贞观初，户不及三百万，绢一匹易米一斗。至四年，米斗四五钱，外户不闭者数月，马牛被野，人行数千里不赍粮，民物蕃息，四夷降附者百二十万人。是岁，天下断狱，死罪者二十九人，号称太平。此高祖、太宗致治之大略，及其成效如此。
高宗承之，海内艾安。太尉长孙无忌等辅政，天下未见失德。数引刺史入閤，问民疾苦。即位之岁，增户十五万。及中书令李义府、侍中许敬宗既用事，役费并起。永淳以后，给用益不足。加以武后之乱，纪纲大坏，民不胜其毒。
玄宗初立求治，蠲徭役者给蠲符，以流外及九品京官为蠲使，岁再遣之。开元八年，颁庸调法于天下，好不过精，恶不至滥，阔者一尺八寸，长者四丈。然是时天下户未尝升降。临察御史宇文融献策：括籍外羡田、逃户，自占者给复五年，每丁税钱千五百，以摄御史分行括实。阳翟尉皇甫憬上书言其不可。玄宗方任用融，乃贬憬为盈川尉。诸道所括得客户八十余万，田亦称是。州县希旨张虚数，以正田为羡，编户为客，岁终，籍钱数百万缗。
十六年，乃诏每三岁以九等定籍。而庸调折租所取华好，州县长宫劝织，中书门下察滥恶以贬官吏，精者褒赏之。二十二年，诏男十五、女十三以上得嫁娶。州县岁上户口登耗，采访使覆实之，刺史、县令以为课最。
初，永徽中禁买卖世业、口分田。其后豪富兼并，贫者失业，于是诏买者还地而罚之。
先是杨州租、调以钱，岭南以米，安南以丝，益州以罗、紬、绫、绢供春彩。因诏江南亦以布代租。
中书令李林甫以租庸、丁防、和籴、春彩、税草无定法，岁为旨符，遣使一告，费纸五十余万。条目既多，覆问逾年，乃与采访朝集使议革之，为长行旨，以授朝集使及送旨符使，岁有所支，进画附驿以达，每州不过二纸。
凡庸、调、租、资课，皆任土所宜，州县长官涖定粗良，具上中下三物之样输京都。有滥恶，督中物之直。二十五年，以江、淮输运有河、洛之艰，而关中蚕桑少，菽粟常贱，乃命庸、调、资课皆以米，凶年乐输布绢者亦从之。河南、北不通运州，租皆为绢，代关中庸、课，诏度支减转运。
明年，又诏民三岁以下为黄，十五以下为小，二十以下为中。又以民间户高丁多者，率与父母别籍异居，以避征戍，乃诏十丁以上免二丁，五丁以上免一丁，侍丁孝者免徭役。天宝三载，更民十八以上为中男，二十三以上成丁。五载，诏贫不能自济者，每乡免三十丁租庸。男子七十五以上、妇人七十以上，中男一人为侍；八十以上以令式从事。是时，海内富实，米斗之价钱十三，青、齐间斗才三钱，绢一匹钱二百。道路列肆，具酒食以待行人，店有驿驴，行千里不持尺兵。天下岁入之物，租钱二百余万缗，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，庸、调绢七百四十万匹，绵百八十余万屯，布千三十五万余端。天子骄于佚乐而用不知节，大抵用物之数，常过其所入。于是钱谷之臣，始事朘刻。太府卿杨崇礼句剥分铢，有欠折渍损者，州县督送，历年不止。其子慎矜专知太府，次子慎名知京仓，亦以苛刻结主恩。王鉷为户口色役使，岁进钱百亿万缗，非租庸正额者，积百宝大盈库，以供天子燕私。及安禄山反，司空杨国忠以为正库物不可以给士，遣侍御史崔众至太原纳钱度僧尼道士，旬日得百万缗而已。自两京陷没，民物耗弊，天下萧然。
肃宗即位，遣御史郑叔清等籍江淮、蜀汉富商右族訾畜，十收其二，谓之率贷。诸道亦税商贾以赡军，钱一千者有税。于是北海郡录事参军第五琦以钱谷得见，请于江淮置租庸使，吴盐、蜀麻、铜冶皆有税，市轻货繇江陵、襄阳、上津路转至凤翔。明年，郑叔清与宰相裴冕建议，以天下用度不充，诸道得召人纳钱，给空名告身，授官勋邑号；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；纳钱百千，赐明经出身；商贾助军者，给复。及两京平，又于关辅诸州，纳钱度道士僧尼万人。而百姓残于兵盗，米斗至钱七千，鬻籺为粮，民行乞食者属路。乃诏能赈贫乏者，宠以爵袟。
故事，天下财赋归左藏，而太府以时上其数，尚书比部覆其出入。是时，京师豪将假取不能禁，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，请皆归大盈库，供天子给赐，主以中官。自是天下之财为人君私藏，有司不得程其多少。
广德元年，诏一户三丁者免一丁，凡亩税二升，男子二十五为成丁，五十五为老，以优民。而强寇未夷，民耗敛重。及吐蕃逼京师，近甸屯兵数万，百官进俸钱，又率户以给军粮。至大历元年，诏流民还者，给复二年，田园尽，则授以逃田。天下苗一亩税钱十五，市轻货给百官手力课。以国用急，不及秋，方苗青即征之，号"青苗钱"又有"地头钱"，每亩二十，通名为青苗钱。又诏上都秋税分二等，上等亩税一斗，下等六升，荒田亩税二升。五年，始定法：夏，上田亩税六升，下田亩四升；秋，上田亩税五升，下田亩三升；荒田如故；青苗钱亩加一倍，而地头钱不在焉。
初，转运使掌外，度支使掌内。永泰二年，分天下财赋、铸钱、常平、转运、盐铁，置二使。东都畿内、河南、淮南、江东西、湖南、荆南、山南东道，以转运使刘晏领之；京畿、关内、河东、剑南、山南西道，以京兆尹、判度支第五琦领之。及琦贬，以户部侍郎、判度支韩滉与晏分治。
时回纥有助收西京功，代宗厚遇之，与中国婚姻，岁送马十万匹，酬以缣帛百余万匹。而中国财力屈竭，岁负马价。河、湟六镇既陷，岁发防秋兵三万戍京西，资粮百五十余万缗。而中官鱼朝恩方恃恩擅权，代宗与宰相元载日夜图之。及朝恩诛，帝复与载贰，君臣猜间不协，边计兵食，置而不议者几十年。而诸镇擅地，结为表里，日治兵缮垒，天子不能绳以法，颛留意祠祷、焚币玉、写浮屠书，度支禀赐僧巫，岁以钜万计。然帝性俭约，身所御衣，必浣染至再三，欲以先天下。然生日、端午，四方贡献至数千万者，加以恩泽，而诸道尚侈丽以自媚。朝多留事，经岁不能遣，置客省以居，上封事不足采者、蕃夷贡献未报及失职未叙者，食度支数千百人。德宗即位，用宰相崔祐甫，拘客省者出之，食度支者遣之，岁省费万计。
《新唐书》•卷五十一·志第四十一·食货一
《新唐书·食货一》现代汉语翻译：
古代那些善于治理国家、关爱百姓的君主，一定会制定简单而持久的制度，让统治者节制欲望、爱护百姓，百姓也努力工作来供养朝廷。这样，上层不穷困，下层也不匮乏。因此，根据人民的体力分配土地，根据土地的产出来征收赋税以供给国家开支，同时根据财政收入来安排日常用度。这三件事之间互相依存、缺一不可，若失去其中任何一项，就无法维持另外两项。而暴君庸主则放纵自己的欲望，一些腐败的官吏为了讨好上级，不断改变政策以迎合当权者，导致国家财政无度开支，对上支出毫无节制，对下征收却毫无限制，百姓竭尽全力也供应不上，于是上层越发空虚，百姓越来越困苦，于是财政掠夺成风。
在唐朝初年，国家建立了比较系统的赋税制度，但后来由于土地兼并严重，贫富差距扩大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，如规定禁止买卖“世业田”和“口分田”（即世代承袭的土地和口粮分配地）。后来，豪强兼并土地，穷人无法维持生计，朝廷才下令：若有人购买了这些土地，必须归还原主，并处以罚金。
当时各地赋税形式不一，扬州地区以钱纳租，岭南地区以米缴纳，安南以丝，益州则以罗、绸、绫、绢等贡品作为春季彩礼。后来朝廷下令，江南地区也改用布匹代替租税。
中书令李林甫认为，租税、役赋、和籴（政府收购民间货物）、春彩、税草等制度缺乏统一规定，每年都要下发新命令，耗费大量纸张，条目繁杂，核查时间冗长。于是他与地方采访使、朝集使商议，将税制简化为一套长期固定的政令，只由地方官员传达执行，每州每年仅发两纸，大大节省了行政成本。
所有租税、役赋、资课等制度，都根据各地地理特点和物产情况，由地方官员确定征收标准，每年按上、中、下三等样品向中央输送。如果存在滥收或劣质产品，就责令中等标准物资的市场价格予以赔偿。
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，发现江、淮地区运粮到关中道路艰难，而关中地区蚕桑少，粮食价格低廉，于是下令租、庸、调、资课全部以米为单位征收，遇灾荒年景，愿意以布或绢代缴者也允许。对于河南、河北等交通不便的地区，租税改由布匹或绢代替，以减轻运输负担。
次年，又调整户籍制度，规定三岁以下为“黄”，十五岁以下为“小”，二十岁以下为“中”。又发现民间有家庭丁口过多，为躲避兵役征发，将父母子女分开户籍，于是下令：十丁以上可免除二人徭役，五丁以上可免除一人，对孝顺父母的“侍丁”免除徭役。天宝三年，将十八岁以上定为“中男”，二十三岁以上为“成丁”；天宝五年，规定贫困家庭每乡可免除三十丁的租庸。男子七十以上、妇女七十以上，其子一人可为“侍丁”；八十岁以上则按朝廷规定办理。到这一时期，全国富庶，米价每斗卖到十三文，青齐一带只需三文，丝绢价格也极高。道路上商铺林立，备有酒饭招待过路人，旅店还有驿站马匹，行人行千里不必携带武器。全国岁入收入，租税达二百多万缗，粮食达一千九百八十余万斛，庸调布匹七百四十万匹，棉布百余万端。
然而，唐玄宗沉溺于享乐，不懂节制，日常用度常常超过国家收入。于是财政官员开始巧取豪夺、层层盘剥。太府卿杨崇礼在每一分钱的分配上都苛刻索求，发现损耗就追责州县，年年不休。他的儿子杨慎矜分管太府，杨慎名主管京仓，也都因苛刻而得到皇帝宠信。王鉷负责户籍和徭役，每年都进贡一百亿至两百亿缗钱，其中大部分并非正常租庸税额，而是被积存在“大盈库”中，专供皇帝私人消费。等到安禄山反叛，司空杨国忠认为朝廷仓库不能供给军队，就派侍御史崔众到太原收钱，收了不到百万缗就停止。等到两京沦陷后，百姓流离失所，物资耗尽，国家一片萧条。
唐肃宗即位后，派遣御史郑叔清等人登记江淮、蜀汉等地富商大族的财产，没收其中二成作为“率贷”（即强制贷款），并规定各道亦可对商贾征税以补充军费。每户收钱千文即征税。于是北海郡录事参军第五琦提出请求，建议在江淮地区设立“租庸使”，并对吴地盐、蜀地麻、铜矿等征收税收，还组织轻货从江陵、襄阳、上津等路线转运到凤翔。第二年，郑叔清与宰相裴冕建议，因国家财政不足，允许各道百姓缴纳钱币，获得空名官牒、官职、爵位和封地；允许百姓献钱百千文，可获“明经出身”；鼓励商贾协助军费，可给予免税。等到两京平定后，又在关中及各地收钱用于度僧、度道，数量达上万。
以前，全国财政收入统一归于“左藏”，太府按期上报收支情况，尚书比部负责审核。但后来，京城权贵趁机侵吞公家财物，无法禁止。第五琦任度支盐铁使后，提出将所有财政收入统一归入“大盈库”，专供皇帝赏赐，由宦官掌管。从此，天下财富全部归帝王一人掌控，各级官府无法掌握实际财政数额。
广德元年，规定每户三丁可免除一人徭役，每亩征收税粮二升，男子二十五岁为“成丁”，五十岁为“老”，以体恤百姓。但此时强敌尚未平定，赋税依然沉重。到了吐蕃逼近京师，京城周边要屯驻数万军队，百官纷纷上缴俸钱，地方更要求百姓为军队提供粮饷。到大历元年，朝廷下令：流民回归者，可免税两年；若田地被毁，可分配“逃田”。全国每亩稻田征税十五文，对市场上的轻货征税作为官员手工业补贴。因国家财政紧急，尚未到秋季，青苗尚未成熟就提前征收，称为“青苗钱”；另加“地头钱”，每亩二十文，统称“青苗钱”。又规定上都秋税分为等级，上等田每亩收一斗，下等收六升，荒地每亩收二升。大历五年，正式定下新法：夏季上等田每亩征六升，下等田四升；秋季上等田五升，下等田三升；荒地依旧维持原定标准；青苗钱每亩加倍征收，而“地头钱”不再征收。
最初，转运使负责外地税收，度支使负责中央财政。永泰二年，朝廷将全国财政、铸币、常平仓、转运、盐铁等事务分为两司管辖。东都及河南、淮南、江南、湖南、荆南、山南东道由转运使刘晏统辖；京畿、关内、河东、剑南、山南西道则由京兆尹、判度支的第五琦负责。后来第五琦被贬，由户部侍郎、判度支韩滉与刘晏分别分管。
当时，回纥曾帮助唐朝收复西京，唐代宗厚待回纥，与之结盟，每年送去十万匹马，作为回报则提供百余万匹丝绸。但唐朝财力日益枯竭，每年必须用丝绸抵偿马匹的费用。到河、湟六镇失守后，每年需派三万士兵守京西防线，所需粮饷达一百五十多万缗。而宦官鱼朝恩仗势专权，代宗与宰相元载日夜谋划除掉他。鱼朝恩被诛后，代宗又与元载产生猜忌，君臣关系紧张，边防、兵员、粮饷等大事长期搁置，几十年无人研究。各地藩镇各自为政，结成同盟，不断修缮军备，朝廷无法约束，皇帝反而沉迷于祭祀祈祷、焚烧香料、抄写佛经，财政官员每年向寺庙僧道支出数万乃至数百万缗钱。虽然皇帝本人节俭，衣服反复洗涤，想以此为天下表率，但到了生日、端午等节日，各地进贡数千万，加上恩赏与赏赐，奢侈之风依旧盛行。朝廷中各种积压事务不断，官员长期滞留，设“客省”专门安置，许多上书奏事、边疆进贡、官员失职未加奖赏的事务，都堆积在度支司，消耗经费上千万。德宗即位后，启用宰相崔祐甫，下令将滞留的“客省”官员遣散，裁撤度支司冗员，每年节省开支数以万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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