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旧唐书》•卷七十三·列传第二十三·薛收等

唐代 • 刘昫

薛收 姚思廉 颜师古 令狐德棻 孔颖达
　　薛收，字伯褒，蒲州汾阴人，隋内史侍郎道衡子也。事继从父孺以孝闻。年十二，解属文。以父在隋非命，乃洁志不仕。大业末，郡举秀才，固辞不应。义旗起，遁于首阳山，将协义举。蒲州通守尧君素潜知收谋，乃遣人迎收所生母王氏置城内，收乃还城。后君素将应王世充，收遂逾城归国。秦府记室房玄龄荐之于太宗，即日召见，问以经略，收辩对纵横，皆合旨要。授秦府主簿，判陕东道大行台金部郎中。时太宗专任征伐，檄书露布，多出于收。言辞敏速，还同宿构，马上即成，曾无点窜。太宗讨王世充也，窦建德率兵来拒，诸将皆以为宜且退军，以观贼形势。收独建策曰："世充据有东都，府库填积，其兵皆是江淮精锐，所患者在于乏食，是以为我所持，求战不可。建德亲总军旅，来拒我师，亦当尽彼骁雄，期于奋决。若纵其至此，两寇相连，转河北之粮以相资给，则伊、洛之间战斗不已。今宜分兵守营，深其沟防，即世充欲战，慎勿出兵。大王亲率猛锐，先据成皋之险，训兵坐甲，以待其至。彼以疲弊之师，当我堂堂之势，一战必克。建德即破，世充自下矣。不过两旬，二国之君，可面缚麾下。若退兵自守，计之下也。"太宗纳之，卒擒建德。东都平，太宗入观隋氏宫室，嗟后主罄人力以逞奢侈。收进曰："窃闻峻宇雕墙，殷辛以灭；土阶茅栋，唐尧以昌。秦帝增阿房之饰，汉后罢露台之费，故汉祚延而秦祸速，自古如此。后主曾不能察，以万乘之尊，困一夫之手，使土崩瓦解，取讥后代，以奢虐所致也。"太宗悦其对。及军还，授天策府记室参军。太宗初授天策上将、尚书令，命收与世南并作第一让表，竟用收者。太宗曾侍高祖游后园中，获白鱼，命收为献表，收援笔立就，不复停思，时人推其二表赡而速。从平刘黑闼，封汾阴县男。武德六年，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，与房玄龄、杜如晦特蒙殊礼，受心腹之寄。又尝上书谏猎，太宗手诏曰："览读所陈，实悟心胆，今日成我，卿之力也。明珠兼乘，岂比来言，当以诫心，书何能尽！今赐卿黄金四十铤，以酬雅意。"七年，寝疾，太宗遣使临问，相望于道。寻命舆疾诣府，太宗亲以衣袂抚收，论叙生平，潸然流涕。寻卒，年三十三。太宗亲自临哭。哀恸左右。与收从父兄子元敬书曰："吾与卿叔共事，或军旅多务，或文咏从容。何尝不驱驰经略，款曲襟抱？比虽疾苦，日冀痊除，何期一朝，忽成万古！追寻痛惋，弥用伤怀。且闻其儿子幼小，家徒壁立，未知何处安置？宜加安抚，以慰吾怀。"因使人吊祭，赠物三百段。及后，遍图学士等形像。太宗叹曰："薛收遂成故人，恨不早图其像。"及登极，顾谓房玄龄曰："薛收若在，朕当以中书令处之。"又尝梦收如平生，又敕有司特赐其家粟帛。贞观七年，赠定州刺史。永徽六年，又赠太常卿，陪葬昭陵。文集十卷。
　　元敬，隋选部侍郎迈子也。有文学，少与收及收族兄德音齐名，时人谓之"河东三凤"。收为长雏，德音为鸑鷟，元敬以年最小为鹓雏。武德中，元敬为秘书郎，太宗召为天策府参军，兼直记室。收与元敬俱为文学馆学士。时房、杜等处心腹之寄，深相友托，元敬畏于权势，竟不之狎，如晦常云："小记室不可得而亲，不可得而疏。"太宗入东宫，除太子舍人。时军国之务，总于东宫，元敬专掌文翰，号为称职。寻卒。
　　收子元超。元超早孤，九岁袭爵汾阴男。及长，好学，善属文。太宗甚重之，令尚巢剌王女和静县主，累授太子舍人，预撰《晋书》。高宗即位，擢拜给事中，时年二十六。数上书陈君臣政体及时事得失，高宗皆嘉纳之。俄转中书舍人，加弘文馆学士，兼修国史。中书省有一盘石，初，道衡为内史侍郎，尝踞而草制，元超每见此石，未尝不泫然流涕。永徽五年，丁母忧解。明年，起授黄门侍郎，兼检校太子左庶子。元超既擅文辞，兼好引寒俊，尝表荐任希古、高智周、郭正一、王义方、孟利贞等十余人，由是时论称美。后以疾出为饶州刺史。三年，拜东台侍郎。右相李义府以罪配流巂州，旧制，流人禁乘马，元超奏请给之，坐贬为简州刺史。岁余，西台侍郎上官仪伏诛，又坐与文章款密，配流巂州。上元初，遇赦还，拜正谏大夫。三年，迁中书侍郎，寻同中书门下三品。时高宗幸温泉校猎，诸蕃酋长亦持弓矢而从。元超以为既非族类，深可为虞，上疏切谏，帝纳焉。时元超特承恩遇，常召入与诸王同预私宴。又重其文学政理之才，曾谓元超曰："长得卿在中书，固不藉多人也。"永隆二年，拜中书令，兼太子左庶子。高宗幸东都，太子于京师监国，因留元超以侍太子。帝临行谓元超曰："朕之留卿，如去一臂。但吾子未闲庶务，关西之事，悉以委卿。所寄既深，不得默尔。"于是元超表荐郑祖玄、邓玄挺、崔融为崇文馆学士。又数上疏谏太子，高宗知而称善，遣使慰谕，赐物百段。弘道元年，以疾乞骸，加金紫光禄大夫，听致仕。其年冬卒，年六十二。赠光禄大夫、秦州都督，陪葬乾陵。文集四十卷。子曜，亦以文学知名，圣历中，修《三教珠英》，官至正谏大夫。元超从子稷。
　　稷举进士，累转中书舍人。时从祖兄曜为正谏大夫，与稷俱以辞学知名，同在两省，为时所称。景龙末，为谏议大夫、昭文馆学士。好古博雅，尤工隶书。自贞观、永徽之际，虞世南、褚遂良时人宗其书迹，自后罕能继者。稷外祖魏徵家富图籍，多有虞、褚旧迹，稷锐精模仿，笔态遒丽，当时无及之者。又善画，博探古迹。睿宗在藩，留意于小学，稷于是特见招引，俄又令其子伯阳尚仙源公主。及践祚，累拜中书侍郎，与苏颋等对掌制诰。俄与中书侍郎崔日用参知政事。睿宗以钟绍京为中书令，稷劝令礼让，因入言于帝曰："绍京素无才望，出自胥吏，虽有功勋，未闻令德。一朝超居元宰，师长百僚，臣恐清浊同贯，失于圣朝具瞻之美。"帝然其言，因绍京表让，遂转为户部尚书。稷又于帝前面折崔日用，递相短长，由是罢知政事，迁左散骑常侍，历工部、礼部二尚书。以翊赞睿宗功封晋国公，赐实封三百户，除太子少保。睿宗常召稷入宫中参决庶政，恩遇莫与为比。及窦怀贞伏诛，稷以知其谋，赐死于万年县狱中。子伯阳，以尚公主拜右千牛卫将军、驸马都尉，亦以功封安邑郡公，别食实封四百户。及父死，特免坐，左迁晋州员外别驾。寻而配徙岭表，在道自杀。伯阳子谈，开元十六年，尚常山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、光禄员外卿，旬日暴卒。
　　姚思廉，字简之，雍州万年人。父察，陈吏部尚书；入隋，历太子内舍人、秘书丞、北绛公，学兼儒史，见重于三代。陈亡，察自吴兴始迁关中。思廉少受汉史于其父，能尽传家业，勤学寡欲，未尝言及家人产业。在陈为扬州主簿，入隋为汉王府参军，丁父忧解职。初，察在陈尝修梁、陈二史，未就，临终令思廉续成其志。丁继母忧，庐于墓侧，毁瘠加人。服阕，补河间郡司法书佐。思廉上表陈父遗言，有诏许其续成《梁》、《陈史》。炀帝又令与起居舍人崔祖浚修《区宇图志》。后为代王侑侍读。会义师克京城，侑府僚奔骇，唯思廉侍王，不离其侧。兵将升殿，思廉厉声谓曰："唐公举义，本匡王室，卿等不宜无礼于王。"众服其言，于是布列阶下。高祖闻而义之，许其扶侑至顺阳阁下，泣拜而去。观者咸叹曰："忠烈之士也。仁者有勇，此之谓乎！"高祖受禅，授秦王文学。后太宗征徐圆朗，思廉时在洛阳，太宗尝从容言及隋亡之事，慨然叹曰："姚思廉不惧兵刃，以明大节，求诸古人，亦何以加也！"因寄物三百段以遗之，书曰："想节义之风，故有斯赠。"寻引为文学馆学士。太宗入春宫，迁太子洗马。贞观初，迁著作郎、弘文馆学士。写其形像，列于《十八学士图》，令文学褚亮为之赞，曰："志苦精勤，纪言实录。临危殉义，余风励俗。"三年，又受诏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、陈二史。思廉又采谢炅等诸家梁史续成父书，并推究陈事，删益博综顾野王所修旧史，撰成《梁书》五十卷、《陈书》三十卷。魏徵虽裁其总论，其编次笔削，皆思廉之功也，赐彩绢五百段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。思廉以藩邸之旧，深被礼遇，政有得失，常遣密奏之，思廉亦直言无隐。太宗将幸九成宫，思廉谏曰："离宫游幸，秦皇、汉武之事，固非尧、舜、禹、汤之所为也。"言甚切至。太宗谕曰："朕有气疾，热便顿剧，固非情好游赏也。"因赐帛五十匹。九年，拜散骑常侍，赐爵丰城县男。十一年卒。太宗深悼惜之，废朝一日，赠太常卿，谥曰康，赐葬地于昭陵。子处平，官至通事舍人。处平子璹、珽，别有传。
　　颜籀，字师古，雍州万年人，齐黄门侍郎之推孙也。其先本居琅邪，世仕江左。及之推，历事周、齐，齐灭，始居关中。父思鲁，以学艺称，武德初为秦王府记室参军。师古少传家业，博览群书，尤精诂训，善属文。隋仁寿中，为尚书左丞李纲所荐，授安养尉。尚书左仆射杨素见师古年弱貌羸，因谓曰："安养剧县，何以克当？"师古曰："割鸡焉用牛刀。"素奇其对。到官果以干理闻。时薛道衡为襄州总管，与高祖有旧，又悦其才，有所缀文，尝使其掎摭疵病，甚亲昵之。寻坐事免，归长安，十年不得调，家贫，以教授为业。
　　及起义，师古至长春宫谒见，授朝散大夫。从平京城，拜敦煌公府文学，转起居舍人，再迁中书舍人，专掌机密。于时军国多务，凡有制诰，皆成其手。师古达于政理，册奏之工，时无及者。太宗践祚，擢拜中书侍郎，封琅邪县男。以母忧去职。服阕，复为中书侍郎。岁余，坐事免。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，文字讹谬，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《五经》，师古多所厘正，既成，奏之。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详议，于时诸儒传习已久，皆共非之。师古辄引晋、宋已来古今本，随言晓答，援据详明，皆出其意表，诸儒莫不叹服。于是兼通直郎、散骑常侍，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，令学者习焉。贞观七年，拜秘书少监，专典刊正。所有奇书难字，众所共惑者，随疑剖析，曲尽其源。是时多引后进之士为雠校，师古抑素流，先贵势，虽富商大贾亦引进之，物论称其纳贿，由是出为郴州刺史。未行，太宗惜其才，谓之曰"卿之学识，良有可称，但事亲居官，未为清论所许。今之此授，卿自取之。朕以卿曩日任使，不忍遐弃，宜深自诫励也。"于是复以为秘书少监。师古既负其才，又早见驱策，累被任用，及频有罪谴，意甚丧沮。自是阖门守静，杜绝宾客，放志园亭，葛巾野服。然搜求古迹及古器，耽好不已。俄又奉诏与博士等撰定《五礼》，十一年，《礼》成，进爵为子。时承乾在东宫，命师古注班固《汉书》，解释详明，深为学者所重。承乾表上之，太宗令编之秘阁，赐师古物二百段、良马一匹。十五年，太宗下诏，将有事于泰山，所司与公卿并诸儒博士详定仪注。太常卿韦挺、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为封禅使，参考其仪，时论者竞起异端。师古奏曰："臣撰定《封禅仪注书》在十一年春，于时诸儒参详，以为适中。"于是诏公卿定其可否，多从师古之说，然而事竟不行。师古俄迁秘书监、弘文馆学士。十九年，从驾东巡，道病卒，年六十五，谥曰戴。有集六十卷。其所注《汉书》及《急就章》，大行于世。永徽三年，师古子扬庭为符玺郎，又表上师古所撰《匡谬正俗》八卷。高宗下诏付秘书阁，仍赐扬庭帛五十匹。
　　师古弟相时，亦有学业。武德中，与房玄龄等为秦府学士。贞观中，累迁谏议大夫，拾遗补阙，有诤臣之风。寻转礼部侍郎。相时羸瘠多疾病，太宗常使赐以医药。性仁友，及师古卒，不胜哀慕而卒。师古叔父游秦，武德初累迁廉州刺史，封临沂县男。时刘黑闼初平，人多以强暴寡礼，风俗未安，游秦抚恤境内，敬让大行。邑里歌曰："廉州颜有道，性行同庄、老。爱人如赤子，不杀非时草。"高祖玺书劳勉之。俄拜郓州刺史，卒于官。撰《汉书决疑》十二卷，为学者所称，后师古注《汉书》，亦多取其义耳。
　　令狐德棻，宜州华原人，隋鸿胪少卿熙之子也。先居敦煌，代为河西右族。德棻博涉文史，早知名。大业末，为药城长，以世乱不就职。及义旗建，淮安王神通据太平宫，自称总管，以德棻为记室参军。高祖入关，引直大丞相府记室。武德元年，转起居舍人，甚见亲待。五年，迁秘书丞，与侍中陈叔达等受诏撰《艺文类聚》。高祖问德棻曰："比者，丈夫冠、妇人髻，竞为高大，何也？"对曰："在人之身，冠为上饰，所以古人方诸君上。昔东晋之末，君弱臣强，江左士女，皆衣小而裳大。及宋武正位之后，君德尊严，衣服之制，俄亦变改。此即近事之征。"高祖然之。时承丧乱之余，经籍亡逸，德棻奏请购募遗书。重加钱帛，增置楷书，令缮写。数年间，群书略备。德棻尝从容言于高祖曰："窃见近代已来，多无正史，梁、陈及齐，犹有文籍。至周、隋遭大业离乱，多有遗阙。当今耳目犹接，尚有可凭，如更十数年后，恐事迹湮没。陛上既受禅于隋，复承周氏历数，国家二祖功业，并在周时。如文史不存，何以贻鉴今古？如臣愚见，并请修之。"高祖然其奏，下诏曰：
　　司典序言，史官记事，考论得失，究尽变通。所以裁成义类，惩恶劝善，多识前古，贻鉴将来。伏羲以降，周、秦斯及，两汉传绪，三国受命，迄于晋、宋，载籍备焉。自有魏南徙，乘机抚运，周、隋禅代，历世相仍。梁氏称邦，跨据淮海；齐迁龟鼎，陈建皇宗，莫不自命正朔，绵历岁祀，各殊徽号，删定礼仪。至于发迹开基，受终告代，嘉谋善政，名臣奇士，立言著绩，无乏于时。然而简牍未编，纪传咸阙，炎凉已积，谣俗迁讹。余烈遗风，倏焉将坠。朕握图驭宇，长世字人，方立典谟，永垂宪则。顾彼湮落，用深轸悼，有怀撰次，实资良直。中书令萧瑀、给事中王敬业、著作郎殷闻礼可修魏史，侍中陈叔达、秘书丞令狐德棻、太史令庾俭可修周史，兼中书令封德彝、中书舍人颜师古可修隋史，大理卿崔善为、中书舍人孔绍安、太子洗马萧德言可修梁史，太子詹事裴矩、兼吏部郎中祖孝孙、前秘书丞魏徵可修齐史，秘书监窦璡、给事中欧阳询、秦王文学姚思廉可修陈史。务加详核，博采旧闻，义在不刊，书法无隐。
　　瑀等受诏，历数年，竟不能就而罢。贞观三年，太宗复敕修撰，乃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，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，著作郎姚思廉修梁、陈史，秘书监魏徵修隋史，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。众议以魏史既有魏收、魏彦二家，已为详备，遂不复修。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师佐修周史，德棻仍总知类会梁、陈、齐、隋诸史。武德已来创修撰之源，自德棻始也。六年，累迁礼部侍郎，兼修国史，赐爵彭阳男。十年，以修周史赐绢四百匹。十一年，修《新礼》成，进爵为子。又以撰《氏族志》成，赐帛二百匹。十五年，转太子右庶子。承乾败，随例除名。十八年，起为雅州刺史，以公事免。寻有诏改撰《晋书》，房玄龄奏德棻令预修撰，当时同修一十八人，并推德棻为首，其体制多取决焉。书成，除秘书少监。
　　永徽元年，又受诏撰定律令，复为礼部侍郎，兼弘文馆学士，监修国史及《五代史志》。寻迁太常卿，兼弘文馆学士。时高宗初嗣位，留心政道，尝召宰臣及弘文馆学士于中华殿而问曰："何者为王道；霸道？又孰为先后？"德棻对曰："王道任德，霸道任刑。自三王已上，皆行王道；唯秦任霸术，汉则杂而行之；魏、晋已下，王、霸俱失。如欲用之，王道为最，而行之为难。"高宗曰："今之所行，何政为要？"德棻对曰："古者为政，清其心，简其事，以此为本。当今天下无虞，年谷丰稔，薄赋敛，少征役，此乃合于古道。为政之要道，莫过于此。"高宗曰："政道莫尚于无为也。"又问曰："禹、汤何以兴？桀、纣何以亡？"德棻对曰："《传》称：’禹、汤罪己，其兴也勃焉；桀、纣罪人，其亡也忽焉。’二主惑于妹喜、妲己，诛戮谏者，造炮烙之刑，是其所以亡也。"高宗甚悦，既罢，各赐以缯彩。四年，迁国子祭酒，以修贞观十三年以后实录功，赐物四百段，兼授崇贤馆学士。寻又撰《高宗实录》三十卷，进爵为公。龙朔二年，表请致仕，许之，仍加金紫光禄大夫。乾封元年，卒于家，年八十四，谥曰宪。德棻暮年尤勤于著述，国家凡有修撰，无不参预。
　　自武德已后，有邓世隆、顾胤、李延寿、李仁实前后修撰国史，颇为当时所称。
　　邓世隆者，相州人也。大业末，王世充兄子太，守河阳，引世隆为宾客，大见亲遇。及太宗攻洛阳，遣书谕太，世隆为复书，言辞不逊。洛阳平后，世隆惧罪，变姓名，自号隐玄先生，窜于白鹿山。贞观初，征授国子主簿，与崔仁师、慕容善行、刘顗、庾安礼、敬播等俱为修史学士。世隆负宿罪，犹不自安。太宗闻之，遣房玄龄谕之曰："尔为王太作书，诚合重罪，但各为其主，于朕岂有恶哉？朕今为天子，何能追责匹夫之过？尔宜坦然，勿怀危惧也。"擢授著作佐郎，历卫尉丞。初，太宗以武功定海内，栉风沐雨，不暇于诗书。暨于嗣业，进引忠良，锐精思政。数年之后，道致隆平，遂于听览之暇，留情文史。叙事言怀，时有构属，天才宏丽，兴托玄远。贞观十三年，世隆上疏请编录御集，太宗竟不许之。世隆又采隋代旧事，撰为《东都记》三十卷。迁著作郎。寻卒。
　　顾胤者，苏州吴人也。祖越，陈给事黄门侍郎。父览，隋秘书学士。胤，永徽中历迁起居郎，兼修国史。撰《太宗实录》二十卷成，以功加朝散大夫，授弘文馆学士。以撰武德、贞观两朝国史八十卷成，加朝请大夫，封余杭县男，赐帛五百段。龙朔三年，迁司文郎中。寻卒。胤又撰《汉书古今集》二十卷，行于代。子琮，长安中为天官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
　　李延寿者，本陇西著姓，世居相州。贞观中，累补太子典膳丞、崇贤馆学士，尝受诏与著作佐郎敬播同修《五代史志》，又预撰《晋书》，寻转御史台主簿，兼直国史。延寿尝撰《太宗政典》三十卷表上之。历迁符玺郎，兼修国史，寻卒。调露中，高宗尝观其所撰《政典》，叹美久之，令藏于秘阁，赐其家帛五十段。延寿又尝删补宋、齐、梁、陈及魏、齐、周、隋等八代史，谓之《南北史》，凡一百八十卷，颇行于代。
　　李仁实，魏州顿丘人。官至左史。尝著《格论》三卷、《通历》八卷、《戎州记》，并行于时。
　　孔颖达，字仲达，冀州衡水人也。祖硕，后魏南台丞。父安，齐青州法曹参军。颖达八岁就学，日诵千余言。及长，尤明《左氏传》、《郑氏尚书》、《王氏易》、《毛诗》、《礼记》，兼善算历，解属文。同郡刘焯名重海内，颖达造其门。焯初不之礼，颖达请质疑滞，多出其意表，焯改容敬之。颖达固辞归，焯固留不可。还家，以教授为务。隋大业初，举明经高第，授河内郡博士。时炀帝征诸郡儒官集于东都，令国子秘书学士与之论难，颖达为最。时颖达少年，而先辈宿儒耻为之屈，潜遣刺客图之。礼部尚书杨玄感舍之于家，由是获免。补太学助教。属隋乱，避地于武牢。太宗平王世充，引为秦府文学馆学士。武德九年，擢授国子博士。贞观初，封曲阜县男，转给事中。时太宗初即位，留心庶政，颖达数进忠言，益见亲待。太宗尝问曰："《论语》云：’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，有若无，实若虚。’何谓也？"颖达对曰："圣人设教，欲人谦光。己虽有能，不自矜大，仍就不能之人求访能事。己之才艺虽多，犹以为少，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。己之虽有，其状若无。己之虽实，其容若虚。非唯匹庶，帝王之德，亦当如此。夫帝王内蕴神明，外须玄默，使深不可测，度不可知。《易》称’以蒙养正，以明夷莅众’，若其位居尊极，炫耀聪明，以才凌人，饰非拒谏，则上下情隔，君臣道乖。自古灭亡，莫不由此也。"太宗深善其对。六年，累除国子司业。岁余，迁太子右庶子，仍兼国子司业。与诸儒议历及明堂，皆从颖达之说。又与魏徵撰成《隋史》，加位散骑常侍。十一年，又与朝贤修定《五礼》，所有疑滞，咸谘决之。书成，进爵为子，赐物三百段。庶人承乾令撰《孝经义疏》，颖达因文见意，更广规讽之道，学者称之。太宗以颖达在东宫数有匡谏，与左庶子于志宁各赐黄金一斤、绢百匹。十二年，拜国子祭酒，仍侍讲东宫。十四年，太宗幸国学观释奠，命颖达讲《孝经》，既毕，颖达上《释奠颂》，手诏褒美。后承乾不循法度，颖达每犯颜进谏。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谓曰："太子成长，何宜屡致面折？"颖达对曰："蒙国厚恩，死无所恨。"谏诤逾切，承乾不能纳。先是，与颜师古、司马才章、王恭、王琰等诸儒受诏撰定《五经》义训，凡一百八十卷，名曰《五经正义》。太宗下诏曰："卿等博综古今，义理该洽，考前儒之异说，符圣人之幽旨，实为不朽。"付国子监施行，赐颖达物三百段。时又有太学博士马嘉运驳颖达所撰《正义》，诏更令详定，功竟未就。十七年，以年老致仕。十八年，图形于凌烟阁，赞曰："道光列第，风传阙里。精义霞开，掞辞飚起。"二十二年卒，陪葬昭陵，赠太常卿，谥曰宪。
　　司马才章者，魏州贵乡人也。父烜，博涉《五经》，善纬候。才章少传其业。隋末为郡博士，贞观六年，左仆射房玄龄荐之，屡蒙召问，擢授国子助教，论议该洽，学者称之。
　　王恭者，滑州白马人也。少笃学，博涉《六经》。每于乡闾教授，弟子自远方至数百人。贞观初，征拜太学博士，其所讲《三礼》，皆别立义证，甚为精博。盖文懿、文达等皆当时大儒，罕所推借，每讲《三礼》，皆遍举先达义，而亦畅恭所说。
　　马嘉运者，魏州繁水人也。少出家为沙门，明于《三论》。后更还俗，专精儒业，尤善论难。贞观初，累除越王东阁祭酒。顷之，罢归，隐居白鹿山。十一年，召拜太学博士，兼弘文馆学士，预修《文思博要》。嘉运以颖达所撰《正义》颇多繁杂，每掎摭之，诸儒亦称为允当。高宗居春宫，引为崇贤馆学士。数与洗马秦暐侍讲殿中，甚蒙礼异。十九年，迁国子博士卒。
　　史臣曰：唐德勃兴，英儒间出，佐命协力，实有其人。薛收左右厥猷，经谋雅道，不幸短命，歼我良士。上言"恨不图形，若在，当以中书令处之"，才可知矣。元敬藻翰明敏，而畏权势，竟不狎房、杜，深沉至慎，不亦优哉！元超藉父风望，弼亮宏略，谅非其罪，而再迁流。及登大任，益有嘉谋，汲引多才，以隆弘纳，其感恩之重，时其闻诸？有始有卒，其殆庶几乎！稷出自名家，涉于大用，及自贻谋衅，如贞亮何？姚思廉笃学寡欲，受汉史于家尊，果执明义，临大节而不可夺。及笔削成书，箴规翊圣，言其命世，亦当仁乎！师古家籍儒风，该博经义，至于详注史策，探测典礼，清明在躬，天有才格。然而三黜之负，竟在时讥，孔子曰"才难"，不其然乎？令狐德棻贞度应时，待问平直。征旧史，修新礼，以畅国风；辨治乱，谈王霸，以资帝业。"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"，其斯之谓欤！邓世隆国史时誉，固有谅直。其复书不逊，何不知之甚也！上疏请编御集，其弼直乎！顾胤清芬，可观彝范，积善余庆，其有子哉！李延寿研考史学，修撰删补，克成大典，方之班、马，何代无人？仁实据摭，抑又次焉。孔颖达风格高爽，幼而有闻，探赜明敏，辨析应对，天有通才。人道恶盈，必有毁讦，及《正义》炳焕，乃异人也，虽其掎摭，亦何损于明？司马才章藉时崇儒，明核致业；王恭弘阐声教，礼学研详；马嘉运达识自通，克成典雅。并符才用，润色丹青，其掎摭繁杂，盖求备者也。
　　赞曰：河东三凤，俱瑞黄图。棻为良史，颖实名儒。解经不穷，希颜之徒。登瀛入馆，不其盛乎！
　　《旧唐书》　後晋·刘昫等史籍选要

译文：

高祖李渊在位期间，天下初定，政教未兴，社会动荡不安。太宗李世民继位后，励精图治，广开言路，以儒学立国，振兴文教，天下渐安，人民得以休养生息。此时，有众多才学出众、品德高尚的儒者应运而生，为国家的治理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其中，令狐德棻学识渊博，为人正直，能洞察时局，有远见卓识。他致力于整理旧史，编撰新礼，使国家典章制度得以完善；他能分辨治乱之道，探讨王霸之别，为太宗的治国提供有益的参考。可以说，他既是一位出色的史官，也是一位重要的政治顾问。太宗常常向他请教政事，深得信任。

邓世隆虽在国史编修中声誉卓著，为人坦率正直，但其曾因写信回复他人辞语不逊，被人讥讽。他上疏请求将皇帝的诏令和文集编入国史，意在匡正朝政，其忠直之志值得称道。

顾胤品行高洁，有良好的家风，积累了善行，福泽子孙，子孙后代应能继承其优良传统。

李延寿精研史学，擅长考证历史，编纂、删改、整理从宋、齐、梁、陈到魏、齐、周、隋等八代的史书，成《南北史》一百八十卷，内容详实，流传甚广，堪称史学巨著，可与史家班固、司马迁相提并论。

李仁实著有《格论》三卷、《通历》八卷、《戎州记》，均在当时流传，有一定影响。

孔颖达自幼聪颖，八岁便能读书，日诵千言。长大后精通《左传》《郑尚书》《王易》《毛诗》《礼记》，兼通算术和历法，擅长文辞。他曾求学于当时著名学者刘焯，刘焯起初不敬，后被其才学折服，改敬之。孔颖达虽辞而不留，却以教授为志。隋炀帝时，他因明经高第被选为河内郡博士，后因参与东都儒者论辩而表现突出，幸免于刺客暗杀，得以保全性命。

唐朝初年，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后，召他为秦府文学馆学士，后升为国子博士。贞观初年，封曲阜县男，后任给事中，多次进谏，深受太宗信任。当太宗问及《论语》中“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，有若无，实若虚”的含义时，孔颖达回答道：圣人设教，目的在于使人谦虚。即使自己有能力，也不自夸，反而向能力不足者请教；即使才学丰富，也认为自己不足，向知识较少者求教；自己虽有才德，外表却像没有；虽然内心充实，外在却像虚空。这不仅是普通百姓应遵循的道理，帝王也应如此。帝王若居于尊位却炫耀才智，以才势凌人，掩饰过失，拒听谏言，就会导致上下隔阂，君臣关系破裂，最终导致国家灭亡。太宗听后十分赞赏。

后来，孔颖达参与修订《五经正义》一百八十卷，得到太宗诏令称其“博综古今，义理该洽，考前儒之异说，符圣人之幽旨”，为不朽之功，颁行于国子监，赐物三百段。尽管有太学博士马嘉运批评其《正义》内容繁杂，但最终未能完全实现。晚年因年老致仕，晚年被绘于凌烟阁，赞曰：“道光列第，风传阙里；精义霞开，掞辞飚起。”死后陪葬昭陵，追赠太常卿，谥号“宪”。

司马才章，魏州贵乡人，其父博学《五经》，精通天文历法。才章自幼承袭父业，隋末任郡博士。贞观六年，被左仆射房玄龄推荐，屡被召见，升为国子助教，其言论广博，深受学生敬重。

王恭，滑州白马人，自幼笃学，博通《六经》，在乡里讲学，弟子达数百人。贞观初年，被征为太学博士，讲解《三礼》时，提出独特的义理，精博严谨。当时著名学者如盖文懿、盖文达等人，少有推崇者，每次讲授《三礼》，皆详述先代学者观点，又结合王恭的见解，形成完整体系。

马嘉运，魏州繁水人，年轻时出家为僧，精研《三论》，后还俗专攻儒学，尤其擅长辩论。贞观初年，曾任越王东阁祭酒，后罢官隐居白鹿山。十一年被召为太学博士，兼弘文馆学士，参与编撰《文思博要》。他认为孔颖达《正义》内容繁杂，常加以批驳，诸儒皆认为其见解恰当。高宗即位后，聘为崇贤馆学士，常与秦暐侍讲殿中，备受礼遇。十九年升为国子博士，后卒。

史臣评论道：唐朝建立之初，英才辈出，众多贤儒辅佐君主，共谋大业。薛收辅佐国策，精通谋略，可惜早逝，令人痛惜，他曾说：“若能为我绘像，若在世，当授中书令之职。”可见其才德之高。令狐德棻虽有才华，却畏惧权势，不与房玄龄、杜如晦亲近，行事谨慎，实属有识。元敬虽然出身名门，有才能，但因多次迁徙受贬，其后任职，更有远见卓识，善于举荐人才，深受朝野敬重，其感激之情，当时人皆有所耳闻。司马才章出身名门，精通儒学，有大用之才，但终因谋事不当而招祸。姚思廉勤奋好学，志向淡泊，自幼受家学熏陶，精通史学，临危不惧，守节如初。其编撰史书，以规劝君主，为国奉献，其才能与担当，实不愧为一代名臣。司马才章家风儒雅，精通经义，详细注释史书，探究典制，为人清明正直，天资卓越。然而，三度被贬，最终仍被时人讥讽，孔子说“才难得”，真是如此。令狐德棻才德兼备，应时而动，待人坦诚，平直公正。他整理旧史，修纂新礼，弘扬国风；分析治乱，探讨王霸之义，为帝王治国提供宝贵参考。“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”，这正是对他的评价。

邓世隆在国史编修中声誉卓著，为人正直，然其复信不恭，不知礼法，令人不解。他请求编纂皇帝文集，实为忠直之举。

顾胤品行清正，具有高尚的典范，积累善行，福泽子孙，其后代必能延续家风。

李延寿精研史学，考证详实，编纂删改历史，成就一部宏大的史学巨著，堪与班固、司马迁并列，可谓一代史学大家。

李仁实的著作虽不及前人，但也有一定价值。

孔颖达风度高雅，自幼聪慧，善于探求深奥的道理，辨析清晰，应对得体，是天生的才俊。世人常说“人不可自满”，一旦自满就必然遭到批评，然而当《正义》广为流传、名声大振时，人们才发现他实为难得的奇才，即使有人批评其繁琐，也不足以影响其明澈的学识。

司马才章借助时代推崇儒学，成就学业；王恭弘扬礼教，深入研习礼制；马嘉运见识通达，学问典雅。他们均符合时代所需，为文化发展作出贡献，其批评繁杂之处，实为求全之本。

赞曰：河东出现三只凤凰，皆为盛世祥瑞。令狐德棻为良史，孔颖达为名儒。他们精通经典，不穷竭，犹如颜回之徒。登朝入馆，可谓盛事！

（以上内容根据《旧唐书·史臣曰》及赞语整理，为历史人物评价与史学贡献的翻译和注释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