牛弘
牛弘，字裏仁，安定鶉觚人也，本姓裛氏。祖熾，郡中正。父允，魏侍中、工部尚書、臨涇公，賜姓爲牛氏。弘初在襁褓，有相者見之，謂其父曰："此兒當貴，善愛養之。"及長，須貌甚偉，性寬裕，好學博聞。在周，起家中外府記室、內史上士。俄轉納言上士，專掌文翰，甚有美稱。加威烈將軍、員外散騎侍郎，修起居注。其後襲封臨涇公。宣政元年，轉內史下大夫，進位使持節、大將軍，儀同三司。開皇初，遷授散騎常侍、祕書監。弘以典籍遺逸，上表請開獻書之路，曰：
經籍所興，由來尚矣。爻畫肇於庖羲，文字生於蒼頡。聖人所以弘宣教導，博通古今，揚於王庭，肆於時夏。故堯稱至聖，猶考古道而言；舜其大智，尚觀古人之象。《周官》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，及四方之志。武王問黃帝、顓頊之道，太公曰："在《丹書》。"是知握符御歷，有國有家者，曷嘗不以《詩》、《書》而爲教，因禮樂而成功也。昔周德既衰，舊經紊棄。孔子以大聖之才，開素王之業，憲章祖述，制《禮》刊《詩》，正五始而修《春秋》，闡《十翼》而弘《易》道。治國立身，作範垂法。及秦皇馭宇，吞滅諸侯，任用威力，事不師古，始下焚書之令，行偶語之刑。先王墳籍，掃地皆盡。本既先亡，從而顛覆。臣以圖讖言之，經典盛衰，信有徵數。此則書之一厄也。漢興，改秦之弊，敦尚儒術，建藏書之策，置校書之官，屋壁山岩，往往間出。外有太常、太史之藏，內有延閣、祕書之府。至孝成之世，亡逸尚多，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，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。漢之典文，於斯爲盛。及王莽之末，長安兵起，宮室圖書，並從焚燼。此則書之二厄也。光武嗣興，尤重經誥，未及下車，先求文雅。於是鴻生巨儒，繼踵而集，懷經負帙，不遠斯至。肅宗親臨講肄，和帝數幸書林，其蘭臺、石室，鴻都、東觀，祕牒填委，更倍於前。及孝獻移都，吏民擾亂，圖書縑帛，皆取爲帷囊。所收而西，裁七十餘乘。屬西京大亂，一時燔蕩。此則書之三厄也。魏文代漢，更集經典，皆藏在祕書、內外三閣，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。時之論者，美其朱紫有別。晉氏承之，文籍尤廣。晉祕書監荀勖定魏《內經》，更著《新簿》。雖古文舊簡，猶雲有缺，新章後錄，鳩集已多，足得恢弘正道，訓範當世。屬劉、石憑陵，京華覆滅，朝章國典，從而失墜 。此則書之四厄也。永嘉之後，寇竊競興。因河據洛，跨秦帶趙。論其建國立家，雖傳名號，憲章禮樂，寂滅無聞。劉裕平姚，收其圖籍，五經子史，才四千卷，皆赤軸青紙，文字古拙。僣僞之盛，莫過二秦，以此而論，足可明矣。故知衣冠軌物，圖畫記注，播遷之餘，皆歸江左。晉、宋之際，學藝爲多，齊、梁之間，經史彌盛。宋祕書丞王儉，依劉氏《七略》，撰爲《七志》。梁人阮孝緒，亦爲《七錄》。總其書數，三萬餘卷。及侯景渡江，破滅梁室，祕省經籍，雖從兵火，其文德殿內書史，宛然猶存。蕭繹據有江陵，遣將破平侯景，收文德之書，及公私典籍，重本七萬餘卷，悉送荊州。故江表圖書，因斯盡萃於繹矣。及周師入郢，繹悉焚之於外城，所收十才一二。此則書之五厄也。後魏爰自幽方，遷宅伊、洛，日不暇給，經籍闕如。周氏創基關右，戎車未息。保定之始，書止八千，後加收集，方盈萬卷。高氏據有山東，初亦採訪，驗其本目，殘缺猶多。及東夏初平，獲其經史，四部重雜，三萬餘卷。所益舊書，五千而已。今御書單本，合一萬五千餘卷，部帙之間，仍有殘缺。比梁之舊目，止有其半。至於陰陽河洛之篇，醫方圖譜之說，彌復爲少。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，迄於當今，年逾千載，數遭五厄，興集之期，屬膺聖世。伏惟陛下受天明命，君臨區宇，功無與二，德冠往初。自華夏分離，彝倫攸斁，其間雖霸王遞起，而世難未夷，欲崇儒業，時或未可。今土宇邁於三王，民黎盛於兩漢，有人有時，正在今日。方當大弘文教，納俗昇平，而天下圖書，尚有遺逸，非所以仰協聖情，流訓無窮者也。臣史籍是司，寢興懷懼。昔陸賈奏漢祖雲"天下不可馬上治之"，故知經邦立政，在於典謨矣。爲國之本，莫此攸先。今祕藏見書，亦足披覽，但一時載籍，須令大備。不可王府所無，私家乃有。然士民殷雜，求訪難知，縱有知者，多懷吝惜，必須勒之以天威，引之以微利。若猥發明詔，兼開購賞，則異典必臻，觀閣斯積，重道之風，超於前世，不亦善乎！伏願天鑑，少垂照察。
上納之，於是下詔：獻書一卷，賚縑一匹。一二年間，篇籍稍備。進爵奇章郡公，邑千五百戶。
三年，拜禮部尚書，奉敕修撰《五禮》，勒成百卷，行於當世。弘請依古制修立明堂，上議曰：
竊謂明堂者，所以通神靈，感天地，出教化，崇有德。《孝經》曰："宗祀文王於明堂，以配上帝。"《祭義》雲："祀於明堂，教諸侯孝也。"黃帝曰合宮，堯曰五府，舜曰總章，佈政興治，由來尚矣。《周官·考工記》曰："夏后氏世室，堂修二七，廣四修一。"鄭玄注云："修十四步，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，則堂廣十七步半也。""殷人重屋，堂修七尋，四阿重屋。"鄭雲："其修七尋，廣九尋也。""周人明堂，度九尺之筵，南北七筵，五室，凡室二筵。"鄭雲："此三者，或舉宗廟，或舉王寢，或舉明堂，互言之，明其同制也。"馬融、王肅、幹寶所注，與鄭亦異，今不具出。漢司徒馬宮議雲："夏后氏世室，室顯於堂，故命以室。殷人重屋，屋顯於堂，故命以屋。周人明堂，堂大於夏室，故命以堂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，周人明堂，以爲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。"若據鄭玄之說，則夏室大於周堂，如依馬宮之言，則周堂大於夏室。后王轉文，周大爲是。但宮之所言，未詳其義。此皆去聖久遠，禮文殘缺，先儒解說，家異人殊。鄭注《玉藻》亦云："宗廟路寢，與明堂同制。"《王制》曰："寢不逾廟。"明大小是同。今依鄭玄注，每室及堂，止有一丈八尺，四壁之外，四尺有餘。若以宗廟論之，祫享之時，周人旅酬六屍，並后稷爲七，先公昭穆二屍，先王昭穆二屍，合十一屍，三十六主，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，愚不及此。若以正寢論之，例須朝宴。據《燕禮》："諸侯宴，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坐。"是知天子宴，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。《燕義》又云："席，小卿次上卿。"言皆侍席。止於二筵之間，豈得行禮？若以明堂論之，總享之時，五帝各於其室。設青帝之位，須於木室之內，少北西面。太昊從食，坐於其西，近南北面。祖宗配享者，又於青帝之南，稍退西面。丈八之室，神位有三，加以簠簋籩豆，牛羊之俎，四海九州美物鹹設，復須席上升歌，出樽反坫，揖讓升降，亦以隘矣。據茲而說，近是不然。
案劉向《別錄》及馬宮、蔡邕等所見，當時有《古文明堂禮》、《王居明堂禮》、《明堂圖》、《明堂大圖》、《明堂陰陽》、《太山通義》、《魏文侯孝經傳》等，並說古明堂之事。其書皆亡，莫得而正。今《明堂月令》者，鄭玄雲："是呂不韋著，《春秋十二紀》之首章，禮家鈔合爲記。"蔡邕、王肅雲："周公所作《周書》內有《月令》第五十三，即此也。各有證明，文多不載。束皙以爲夏時之書。"劉獻雲："不韋鳩集儒者，尋於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。不韋安能獨爲此記？"今案不得全稱《周書》，亦未可即爲秦典，其內雜有虞、夏、殷、周之法，皆聖王仁恕之政也。蔡邕具爲章句，又論之曰："明堂者，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。夏后氏曰世室，殷人曰重屋，周人曰明堂。東曰青陽，南曰明堂，西曰總章，北曰玄堂，內曰太室。聖人南面而聽，嚮明而治，人君之位莫不正焉。故雖有五名，而主以明堂也。制度之數，各有所依。堂方一百四十四尺，坤之策也，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，乾之策也。太廟明堂方六丈，通天屋徑九丈，陰陽九六之變，且圓蓋方覆，九六之道也。八闥以象卦，九室以象州，十二宮以應日辰。三十六戶，七十二牖，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。戶皆外設而不閉，示天下以不藏也。通天屋高八十一尺，黃鐘九九之實也。二十八柱布四方，四方七宿之象也。堂高三尺，以應三統，四向五色，各象其行。水闊二十四丈，象二十四氣，於外以象四海。王者之大禮也。"觀其模範天地，則象陰陽，必據古文，義不虛出。今若直取《考工》，不參《月令》，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，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。漢代二京所建，與此說悉同。
建安之後，海內大亂，京邑焚燒，憲章泯絕。魏氏三方未平，無聞興造。晉則侍中裴頠議曰："尊祖配天，其義明著，而廟宇之制，理據未分。宜可直爲一殿，以崇嚴父之祀，其餘雜碎，一皆除之。"宋、齊已還，鹹率茲禮。此乃世之通儒，時無思術，前王盛事，於是不行。後魏代都所造，出自李衝，三三相重，合爲九室。檐不覆基，房間通街，穿鑿處多，迄無可取。及遷宅洛陽，更加營構，五九紛競，遂至不成，宗配之事，於焉靡託。
今皇猷遐闡，化覃海外，方建大禮，垂之無窮。弘等不以庸虛，謬當議限。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？《尚書帝命驗》曰："帝者承天立五府，赤曰文祖，黃曰神鬥，白曰顯紀，黑曰玄矩，蒼曰靈府。"鄭玄注曰："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。"且三代相沿，多有損益，至於五室，確然不變。夫室以祭天，天實有五，若立九室，四無所用。佈政視朔，自依其辰。鄭司農雲："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。"不雲居室。鄭玄亦言："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。"《禮圖》畫個，皆在堂偏，是以須爲五室。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？《孝經援神契》曰："明堂者，上圓下方，八窗四達，佈政之宮。"《禮記·盛德篇》曰："明堂四戶八牖，上圓下方。"《五經異義》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："上圓下方。"鄭玄同之。是以須爲圓方。明堂必須重屋者何？案《考工記》，夏言"九階，四旁兩夾窗，門堂三之二，室三之一。"殷、周不言者，明一同夏制。殷言"四阿重屋"，周承其後不言屋，制亦盡同可知也。"其"殷人重屋"之下，本無五室之文，鄭注云："五室者，亦據夏以知之。"明周不雲重屋，因殷則有，灼然可見。《禮記·明堂位》曰："太廟天子明堂。"言魯爲周公之故，得用天子禮樂，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。又曰："復廟重檐，刮楹達向，天子之廟飾。"鄭注："復廟，重屋也。"據廟既重屋，明堂亦不疑矣。《春秋》文公十三年："太室屋壞。"《五行志》曰："前堂曰太廟，中央曰太室，屋其上重者也。"服虔亦云："太室，太廟太室之上屋也。"《周書·作洛篇》曰："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，鹹有四阿反坫，重亢重廊。"孔晁注曰："重亢累棟，重廊累屋也。"依《黃圖》所載，漢之宗廟皆爲重屋。此去古猶近，遺法尚在，是以須爲重屋。明堂必須爲辟雍者何？《禮記·盛德篇》雲："明堂者，明諸侯尊卑也。外水曰辟雍。"《明堂陰陽錄》曰："明堂之制，周圜行水，左旋以象天，內有太室以象紫宮。"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。然馬宮、王肅以爲明堂、辟雍、太學同處，蔡邕、盧植亦以爲明堂、靈臺、辟雍、太學同實異名。邕雲："明堂者，取其宗祀之清貌，則謂之清廟，取其正室，則曰太室，取其堂，則曰明堂，取其四門之學，則曰太學，取其周水圜如璧，則曰璧雍。其實一也。"其言別者，《五經通義》曰："靈臺以望氣，明堂以佈政，辟雍以養老教學。"三者不同。袁準、鄭玄亦以爲別。歷代所疑，豈能輒定？今據《郊祀志》雲："欲治明堂，未曉其制。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《明堂圖》，一殿無壁，蓋之以茅，水圜宮垣，天子從之。"以此而言，其來則久。漢中元二年，起明堂、辟雍、靈臺於洛陽，並別處。然明堂亦有壁水，李尤《明堂銘》雲"流水洋洋"是也。以此須有辟雍。
夫帝王作事，必師古昔，今造明堂，須以《禮經》爲本。形制依於周法，度數取於《月令》，遺闕之處，參以餘書，庶使該詳沿革之理。其五室九階，上圓下方，四阿重屋，四旁兩門，依《考工記》、《孝經》說。堂方一百四十四尺，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，太室方六丈，通天屋徑九丈，八達二十八柱，堂高三尺，四向五色，依《周書·月令》論。殿垣方在內，水周如外，水內徑三百步，依《太山盛德記》、《覲禮經》。仰觀俯察，皆有則象，足以盡誠上帝，祗配祖宗，弘風佈教，作範於後矣。弘等學不稽古，輒申所見，可否之宜，伏聽裁擇。
上以時事草創，未遑製作，竟寢不行。
六年，除太常卿。九年，詔改定雅樂，又作樂府歌詞，撰定圓丘五帝凱樂，並議樂事。弘上議雲：
謹案《禮》，五聲、六律、十二管還相爲宮。《周禮》奏黃鐘，歌大呂，奏太簇，歌應鐘，皆是旋相爲宮之義。蔡邕《明堂月令章句》曰："孟春月則太簇爲宮，姑洗爲商，蕤賓爲角，南呂爲徵，應鐘爲羽，大呂爲變宮，夷則爲變徵。他月放此。"故先王之作律呂也，所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聲。揚子云曰："聲生於律，律生於辰。"故律呂配五行，通八風，歷十二辰，行十二月，循環轉運，義無停止。譬如立春木王火相，立夏火王土相，季夏餘分，土王金相，立秋金王水相，立冬水王木相。還相爲宮者，謂當其王月，名之爲宮。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鐘爲宮，十三月不以太簇爲宮，便是春木不王，夏王不相，豈不陰陽失度，天地不通哉？劉歆《鐘律書》雲："春宮秋律，百卉必凋；秋宮春律，萬物必榮；夏宮冬律，雨雹必降；冬宮夏律，雷必發聲。"以斯而論，誠爲不易。且律十二，今直爲黃鐘一均，唯用七律，以外五律，竟復何施？恐失聖人制作本意。故須依禮作還相爲宮之法。
上曰："不須作旋相爲宮，且作黃鐘一均也。"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：
謹案《續漢書·律曆志》，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，房對："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。六十律相生之法，以上生下，皆三生二，以下生上，皆三生四。陽下生陰，陰上生陽，終於中呂，而十二律畢矣。中呂上生執始，執始下生去滅，上下相生，終於南事，六十律畢矣。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，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，冬至之聲，以黃鐘爲宮，太簇爲商，姑洗爲角，林鐘爲徵，南呂爲羽，應鐘爲變宮，蕤賓爲變徵。此聲氣之元，五音之正也。故各統一日。其餘以次運行，當日者各自爲宮，而商徵以類從焉。"房又曰："竹聲不可以度調，故作準以定數。準之狀如瑟，長一丈而十三絃，隱間九尺，以應黃鐘之律九寸。中央一弦，下畫分寸，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。"執始之類，皆房自造。房雲受法於焦延壽，未知延壽所承也。至元和年，待詔候鐘律殷肜上言："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。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其子宣，願召宣補學官，主調樂器。"大史丞弘試宣十二律，其二中，其四不中，其六不知何律，宣遂罷。自此律家莫能爲準施弦。熹平年，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準意。光等不知，歸閱舊藏，乃得其器，形制如房書，猶不能定其弦緩急，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。其可以相傳者，唯大榷常數及候氣而已。據此而論，京房之法，漢世已不能行。沈約《宋志》曰："詳案古典及今音家，六十律無施於樂。"《禮》雲"十二管還相爲宮"，不言六十。《封禪書》雲："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而悲，破爲二十五絃。"假令六十律爲樂，得成亦所不用。取"大樂必易，大禮必簡"之意也。
又議曰：
案《周官》雲："大司樂掌成均之法。"鄭衆注云："均，調也。樂師主調其音。"《三禮義宗》稱："《周官》奏黃鐘者，用黃鐘爲調，歌大呂者，用大呂爲調。奏者謂堂下四懸，歌者謂堂上所歌。但一祭之間，皆用二調。"是知據宮稱調，其義一也。明六律六呂迭相爲宮，各自爲調。今見行之樂，用黃鐘之宮，乃以林鐘爲調，與古典有違。晉內書監荀勖依典記，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，制十二笛。黃鐘之笛，正聲應黃鐘，下徵應林鐘，以姑洗爲清角。大呂之笛，正聲應大呂，下徵應夷則。以外諸均，例皆如是。然今所用林鐘，是勖下徵之調。不取其正，先用其下，於理未通，故須改之。
上甚善其義，詔弘與姚察、許善心、何妥、虞世基等正定新樂，事在《音律志》。是後議置明堂，詔弘條上故事，議其得失，事在《禮志》。上甚敬重之。
時楊素恃才矜貴，輕侮朝臣，唯見弘未當不改容自肅。素將擊突厥，詣太常與弘言別。弘送素至中門而止，素謂弘曰："大將出徵，故來敘別，何相送之近也？"弘遂揖而退。素笑曰："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，其愚不可及也。"亦不以屑懷。
尋授大將軍，拜吏部尚書。時高祖又令弘與楊素、蘇威、薛道衡、許善心、虞世基、崔子發等並召諸儒，論新禮降殺輕重。弘所立議，衆鹹推服之。仁壽二年，獻皇后崩，三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。楊素謂弘曰："公舊學，時賢所仰，今日之事，決在於公。"弘了不辭讓，斯須之間，儀注悉備，皆有故實。素嘆曰："衣冠禮樂，盡在此矣，非吾所及也！"弘以三年之喪，祥禫具有降殺，期服十一月而練者，無所象法，以聞於高祖，高祖納焉。下詔除期練之禮，自弘始也。弘在吏部，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，務在審慎。雖致停緩，所有進用，並多稱職。吏部侍郎高孝基，鑑賞機晤，清慎絕倫，然爽俊有餘，跡似輕薄，時宰多以此疑之。唯弘深識其真，推心委任。隋之選舉，於斯爲最。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。
煬帝之在東宮也，數有詩書遺弘，弘亦有答。及嗣位之後，嘗賜弘詩曰："晉家山吏部，魏世盧尚書，莫言先哲異，奇才並佐餘。學行敦時俗，道素乃沖虛，納言云閣上，禮儀皇運初。彝倫欣有敘，垂拱事端居。"其同被賜詩者，至於文詞讚揚，無如弘美。大業二年，進位上大將軍。三年，改爲右光祿大夫。從拜恆嶽，壇場珪幣，墠畤牲牢，並弘所定。還下太行，煬帝嘗引入內帳，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。其禮遇親重如此。弘謂其諸子曰："吾受非常之遇，荷恩深重。汝等子孫，宜以誠敬自立，以答恩遇之隆也。"六年，從幸江都。其年十一月，卒於江都郡，時年六十六。帝傷惜之，贈甚厚。歸葬安定，贈開府儀同三司、光祿大夫、文安侯，諡曰憲。
弘榮寵當世，而車服卑儉，事上盡禮，待下以仁，訥於言而敏於行。上嘗令其宣敕，弘至階下，不能言，退還拜謝，雲："並忘之。"上曰："傳語小辯，故非宰臣任也。"愈稱其質直。大業之世，委遇彌隆。性寬厚，篤志於學，雖職務繁雜，書不釋手。隋室舊臣，始終信任，悔吝不及，唯弘一人而已。有弟曰弼，好酒而酗，嘗因醉，射殺弘駕車牛。弘來還宅，其妻迎謂之曰："叔射殺牛矣。"弘聞之，無所怪問，直答雲："作脯。"坐定，其妻又曰："叔忽射殺牛，大是異事！"弘曰："已知之矣。"顏色自若，讀書不輟。其寬和如此。有文集十三卷行於世。
長子方大，亦有學業，官至內史舍人。次子方裕，性兇險無人心，從幸江都，與裴虔通等同謀弒逆，事見《司馬德勘傳》。
史臣曰：牛弘篤好墳籍，學優而仕，有淡雅之風，懷曠遠之度，採百王之損益，成一代之典章，漢之叔孫，不能尚也。綢繆省闥，三十餘年，夷險不渝，始終無際。雖開物成務，非其所長，然澄之不清，混之不濁，可謂大雅君子矣。子實不才，崇基不構，幹紀犯義，以墜家風，惜哉！
《隋書》 唐·魏徵等
《隋書》•卷四十九·列傳第十四·牛弘
牛弘，字裏仁，是安定郡鶉觚縣人，本姓裛氏。他的祖父叫熾，擔任過郡中正；父親叫允，曾任北魏侍中、工部尚書、臨涇公，後來被賜姓爲牛氏。牛弘小時候就被人相過，相者對他的父親說：“這孩子將來必定顯貴，要好好養育。”長大後，他相貌英俊，性格寬厚，非常熱愛學習，博學多識。
在北周時期，他從家中起任外府記室、內史上士，不久升任納言上士，專門負責文書工作，聲譽很高。後來加封爲威烈將軍、員外散騎侍郎，負責修撰起居注。之後繼承父親的封號，成爲臨涇公。宣政元年，升任內史下大夫，進爵爲使持節、大將軍，官至儀同三司。隋文帝開皇初年，升任散騎常侍、祕書監。
牛弘看到當時典籍散失嚴重，便上表請求朝廷開放獻書之路，內容如下：
書籍典籍的興盛，由來已久。八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伏羲，文字的創造源於倉頡。聖人之所以用來教導人民、通曉古今，是在朝廷廣泛傳播，使禮樂之風盛行。因此，堯稱“至聖”，仍要回顧古法；舜雖是大智之人，也依然研究古人所留的象數。《周官》記載，外史負責掌管三皇五帝的文獻，以及各地的志書。周武王曾問黃帝、顓頊的治國之道，太公回答說：“在《丹書》中。”由此可見，掌權治國的人，自古以來都必以《詩》《書》作爲教育基礎，依靠禮樂成就事業。
然而，周朝衰落之後，原本的典籍漸漸遺失。孔子以聖人之纔開創“素王”之業，遵循先祖的制度，制定《禮》、整理《詩》、編修《春秋》，闡述《易經》的十翼，弘揚《易》道，爲後世立下了典範。但秦始皇統一全國後，專靠武力，不師古法，下令焚書，實行“偶語”即謀反的罪刑，結果先王的書籍全部被毀，典籍幾乎蕩然無存。這便是書籍遭受的第一次劫難。
漢朝建立後，糾正了秦朝的弊端，崇尚儒家思想，設立藏書制度，派遣官員校訂圖書，藏書從宮殿屋壁、山岩縫隙中不斷髮現。朝廷設有太常、太史等機構藏書，還有延閣、祕書閣等官方藏書庫。到漢成帝時期，雖然圖書仍多有散失，卻下令讓謁者陳農遍訪天下，蒐集遺書，還命令劉向父子對書籍進行校對。至此，漢代的典籍已達到鼎盛。
然而，王莽末年，長安發生戰亂，皇宮和圖書被燒燬，這便是書籍的第二次劫難。
東漢光武帝即位後，尤其重視經書，還未登基，就先派人尋求古籍。於是，各地學者紛紛聚集，帶着經典書籍前來，如蘭臺、石室、鴻都、東觀等圖書館內，典籍堆積如山，比以前更加豐富。但到了漢靈帝時期，因戰亂遷都，官民紛紛逃散，圖書和絲帛都被當作帷帳使用，能帶往西邊的只有七十餘輛大車。正值西京大亂，圖書文獻被焚燬殆盡，這便是書籍的第三次劫難。
曹魏建立後，重新收集經典，都存放在祕書、內外三閣之中，派祕書郎鄭默整理舊文，當時人們稱讚這種做法有條理，分門別類清楚。晉朝繼承其制，文籍更加豐富。晉祕書監荀勖整理魏國的《內經》，又編寫新目錄。雖然古文簡冊仍存有缺漏，但新收集的書籍已非常多，足以弘揚正道，作爲當時社會的規範。然而，劉淵、石勒之亂爆發，京城被毀，朝代典章制度隨之失傳，這是書籍的第四次劫難。
永嘉年間之後，戰亂不斷。各地方割據勢力興起，控制了黃河、洛陽、秦、趙等地區，雖說他們自稱政權，但並無禮樂制度，禮儀典章全然消失。劉裕平定後秦之後，收繳了其圖籍，五經與子史之書僅存四千卷，多爲赤軸青紙，字體古拙。而那些僭越稱帝的政權，如前秦、後秦，尤爲荒誕，可見其治國無道。由此可見，文化、禮儀、記錄等，戰亂時都只能流落南方。
晉、宋時期，學術文化發展較多，梁朝時經史更盛。宋朝祕書丞王儉，仿照劉向《七略》編寫了《七志》；梁人阮孝緒也編成了《七錄》，總計書籍三萬多卷。後來侯景叛軍渡江南下，攻破梁朝，使國家圖書館被焚，雖然兵火中書籍毀損，但文德殿內的典籍仍保存完好。蕭繹佔據江陵後，派兵平定侯景，收繳了文德殿的書籍，以及公私藏書，共七萬餘卷，運送到荊州。因此，江東的藏書，終於集中在蕭繹手中。
後來，北周軍隊攻入郢都，蕭繹下令燒燬了這些書籍，只保留了極少一部分。這便是書籍的第五次劫難。
牛弘認爲，帝王制定製度，必須師法古代。如今要建立明堂，就必須以《禮經》爲根本，形制模仿西周制度，尺度依照《月令》記載，缺失部分再參考其他典籍，這樣纔可能全面、準確地反映歷代制度演變。具體形制，他提出：五間殿、九級臺階、上圓下方、四阿頂蓋、四面設有門，建築規模依照《考工記》《孝經》之說；明堂爲一百四十四尺見方，屋頂圓頂直徑二百一十六尺，太室爲六丈見方，通天屋徑九丈，周圍設八條通道，共二十八根柱子，明堂高三尺，面向四方，五色相間，皆依照《周書·月令》的記載。殿前築有圍牆，圍牆內有水池，水池直徑三百步，依據《太山盛德記》《覲禮經》而定。
他強調：天人感應，天地萬物皆有對應。這種設計不僅符合古代禮制，還體現了對上天的敬畏與對祖先的敬奉，能彰顯教化，爲後世樹立典範。
但隋文帝認爲當時政局初創，尚無足夠條件立即施行，最終擱置未行。
開皇六年，牛弘被任命爲太常卿；九年，朝廷下詔要改革雅樂，又命他創作樂府歌詞，編定祭天時的五帝凱旋之樂，他也提出了建議。
牛弘認爲，古代樂律理論中，“五聲”、“六律”、“十二管”互相輪替，構成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的循環體系。《周禮》記載，奏黃鐘音時唱大呂，奏太簇音時唱應鐘，這是“旋相爲宮”的體現。蔡邕在《明堂月令章句》中說：正月以太簇爲宮，姑洗爲商，蕤賓爲角，南呂爲徵，應鐘爲羽，大呂爲變宮，夷則爲變徵，其他月份也如此循環。因此，古代制定律呂，是爲了區分天地四方、陰陽之聲。揚雄說：“聲音源於律呂，律呂源於節氣。”律呂與五行相對應，貫通八風，經歷十二辰、十二月，循環不息，猶如四季更替：立春木旺，火相；立夏火旺，土相；季夏土旺，金相；立秋金旺，水相；立冬水旺，木相。如果一年中某個月不以對應的律作爲“宮”，比如十一月不用黃鐘爲宮，十三月不用太簇爲宮，那就等於春季木不能旺，夏季火不能相，陰陽失調，天地失聯。
劉歆在《鐘律書》中說：春天用宮律則百草繁盛，秋天用宮律則萬物凋零；夏天用宮律則下大雨或冰雹；冬天用宮律則雷聲大作。由此可見，律法的制定極爲重要。如果只用黃鐘一種律，其餘五律則毫無意義，顯然違背先賢本意，因此必須恢復“旋相爲宮”的制度。
隋文帝說：“不必採用‘旋相爲宮’的方法，只用黃鐘一個標準即可。”牛弘又反對六十律的說法。他指出，《續漢書·律曆志》記載，漢元帝派韋玄成向京房請教律法，京房說他學自焦延壽，提出“六十律相生”法：上生下爲三生二，下生上爲三生四，陰陽相生最終形成六十律，十二律的變體再推導出六十律。這些律法理論上類似於八卦變成六十四卦，但現實施行中，因竹管音調無法精細調整，京房爲此造了類似瑟的“準”樂器，長一丈，十三絃，用於校準音高。但後來，漢代的律學家已無法準確使用這個方法。待詔候鐘律的殷肜上奏說：“官員中無人懂得六十律的調音方法。”於是，待詔嚴崇將這種法傳給了兒子嚴宣，希望他能擔任調音官員。然而，當大史丞弘試奏十二律時，只有兩個正確，四個不準，六個完全不知，最終嚴宣被罷免。從此，律學界再也無法傳承這個方法。到了熹平年間，東觀召見宮廷樂師，問及“準”的原理，他們連儀器也找不到，更無法辨別音高，後來能辨別音高的人便完全斷絕。由此可見，京房之法在漢代就已難以實施。沈約《宋書》也說：“仔細考證古代典籍與當今樂律，六十律在現實中無從使用。”此外，《禮》中說“十二管還相爲宮”，並沒提六十律；《封禪書》記載“大帝讓素女彈五十弦瑟而悲，後將其分爲二十五絃”，可見古代音樂追求“大樂必易，大禮必簡”，並不需要複雜的六十律。
他又指出，根據《周官》記載，大司樂負責“成均之法”，即調整音調。鄭衆註釋說：“均，就是調音。”《三禮義宗》提到，當奏黃鐘時以黃鐘爲調，唱大呂時以大呂爲調，說明“以宮爲調”的原則。而六律六呂是互相輪替、各自爲調的。然而，現今使用的樂曲，以黃鐘爲宮，卻以林鐘作爲調，這與古代典制不符。晉代內書監荀勖依照古制，制定十二笛，黃鐘笛正聲對應黃鐘，下徵應林鐘，姑洗爲清角。大呂笛正聲對應大呂，下徵對應夷則，其他類似。但實際上，現在使用的“林鐘”，是荀勖的“下徵”調，未採用“正聲”，而是先用“下徵”，這在理論上不合理，必須改正。
皇帝非常讚賞他的見解，於是下詔讓牛弘與姚察、許善心、何妥、虞世基等人共同修訂新樂，此事記在《音律志》中。此後，朝廷又擬議建造明堂，下詔命牛弘整理歷代明堂制度，分析其利弊，此事記在《禮志》中，皇帝十分器重他。
當時，楊素自負才華，輕視朝中官員，唯有見到牛弘時，會立刻收斂言行，保持恭敬。楊素將要攻打突厥，臨行前到太常寺與牛弘告別。牛弘送他到中門即止，楊素問：“將軍出征，特意來道別，爲何送得這麼近？”牛弘只是拱手退下。楊素笑着說：“奇章公真是聰明得讓人佩服，但愚蠢得令人喫驚！”卻也並不放在心上。
後來，牛弘被任命爲大將軍，又升任吏部尚書。當時隋文帝命他與楊素、蘇威、薛道衡、許善心、虞世基、崔子發等人召集各地儒士，討論新禮的等級輕重問題。牛弘所提出的建議，衆人皆稱服。仁壽二年，皇后去世，三公以下無法定下喪儀。楊素對牛弘說：“您學問淵博，是當時賢士所敬仰之人，如今此事，全靠您定奪。”牛弘並未推辭，片刻之間，喪儀制度已經完備，每個細節都有典籍依據。楊素感嘆說：“禮樂制度，全在牛公這裏，我遠遠不及！”牛弘還認爲，關於三年之喪，從大祥到禫禮，應有等級變化，原本沒有明確標準，因此上奏文帝，文帝採納了建議。從此，朝廷取消了“期服十一月而練”的禮法，這是由牛弘率先提出的。
在擔任吏部尚書期間，牛弘選拔官員，首先看重德行，再看文才，務求謹慎審慎。儘管有延誤，但推薦的官員大多稱職。吏部侍郎高孝基，才華敏銳，清廉正直，但性情爽朗，有人認爲他輕浮，當時不少權臣因此懷疑他。唯有牛弘看出其本質，深信不疑，委以重任。隋朝的選官制度，可以說達到頂峯，人們更是佩服牛弘的眼光和胸襟。
煬帝在東宮時，多次寫信給牛弘，牛弘也回信。登基後，煬帝曾賜詩給牛弘：“晉代山中吏部，魏時盧尚書，哪說先哲不同，奇才並輔我。學品敦厚，志節清虛，身居雲閣，禮樂初定。社會秩序得以恢復，能靜守國政。”這一賜詩，無人能與牛弘相比。大業二年，牛弘升任上大將軍；三年，改任右光祿大夫。隨煬帝拜謁恆嶽時，壇場祭品、禮儀用具，皆由他制定。回師太行山時，煬帝曾將他引入內殿，與皇后同席飲食，待遇極爲尊崇。牛弘告誡兒子們：“我受到皇帝的厚待，感恩不盡，你們子孫應以真誠恭敬的態度生活，以此回報皇恩。”大業六年，隨煬帝前往江都，同年十一月，在江都去世，享年六十六歲。煬帝極爲悲痛，賜予厚葬，追諡爲“憲”，官至開府儀同三司、光祿大夫、文安侯，歸葬於安定故里。
牛弘一生榮寵顯達，卻生活簡樸，車馬服飾都很節儉。對上級恭敬有禮，對待下屬仁厚寬和，言語少而行動勤快。一次，皇帝讓他宣讀詔令，他走到臺階下，竟說不出話來，退回後拜謝說：“我都忘了。”皇帝說：“這是小官的口才問題，不是宰相應有之能。”更稱讚他爲人質樸真誠。大業年間，皇帝對他越發信任。他性格寬厚，志向堅定，即使工作繁重，也從未放下書本。隋朝舊臣中，能做到始終信任、毫無悔恨者，只有牛弘一人。
他弟弟牛弼，嗜酒成性，一次喝醉後，射殺了牛弘駕車的牛。牛弘回家，妻子迎上來說：“叔公射死了牛！”牛弘聽了，並未驚異或詢問，只是輕鬆回答：“做成臘肉了。”飯後，妻子又說：“叔公突然射殺牛，真是奇事！”牛弘平靜回覆：“我已經知道了。”面不改色，繼續讀書不中斷。這種寬厚從容的品性，真可謂典範。
他有文集十三卷流傳於世。
長子牛方大，也頗有學問，官至內史舍人；次子牛方裕，性格兇險，無仁愛心，隨煬帝前往江都，與裴虔通等人合謀謀反，事情見於《司馬德勘傳》。
史臣評論說：牛弘一生熱愛典籍，學識淵博，仕途成就，具有淡泊雅緻的品格，胸懷遠大，他融合歷代制度的得失，成就了隋朝一代的典章制度，堪比漢代的叔孫通，堪稱一代宗師。他在宮廷三十餘年，無論安危，始終忠誠不渝，始終如一。雖然他不以經世治國爲長，但能持守中正，不偏不倚，可謂真正的君子之風。可惜他的兒子們不夠賢德，缺乏家風，其中牛方裕更因參與謀反，敗壞門風，令人扼腕嘆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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