牛弘
牛弘，字里仁，安定鹑觚人也，本姓裛氏。祖炽，郡中正。父允，魏侍中、工部尚书、临泾公，赐姓为牛氏。弘初在襁褓，有相者见之，谓其父曰："此儿当贵，善爱养之。"及长，须貌甚伟，性宽裕，好学博闻。在周，起家中外府记室、内史上士。俄转纳言上士，专掌文翰，甚有美称。加威烈将军、员外散骑侍郎，修起居注。其后袭封临泾公。宣政元年，转内史下大夫，进位使持节、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开皇初，迁授散骑常侍、秘书监。弘以典籍遗逸，上表请开献书之路，曰：
经籍所兴，由来尚矣。爻画肇于庖羲，文字生于苍颉。圣人所以弘宣教导，博通古今，扬于王庭，肆于时夏。故尧称至圣，犹考古道而言；舜其大智，尚观古人之象。《周官》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，及四方之志。武王问黄帝、颛顼之道，太公曰："在《丹书》。"是知握符御历，有国有家者，曷尝不以《诗》、《书》而为教，因礼乐而成功也。昔周德既衰，旧经紊弃。孔子以大圣之才，开素王之业，宪章祖述，制《礼》刊《诗》，正五始而修《春秋》，阐《十翼》而弘《易》道。治国立身，作范垂法。及秦皇驭宇，吞灭诸侯，任用威力，事不师古，始下焚书之令，行偶语之刑。先王坟籍，扫地皆尽。本既先亡，从而颠覆。臣以图谶言之，经典盛衰，信有徵数。此则书之一厄也。汉兴，改秦之弊，敦尚儒术，建藏书之策，置校书之官，屋壁山岩，往往间出。外有太常、太史之藏，内有延阁、秘书之府。至孝成之世，亡逸尚多，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，诏刘向父子雠校篇籍。汉之典文，于斯为盛。及王莽之末，长安兵起，宫室图书，并从焚烬。此则书之二厄也。光武嗣兴，尤重经诰，未及下车，先求文雅。于是鸿生巨儒，继踵而集，怀经负帙，不远斯至。肃宗亲临讲肄，和帝数幸书林，其兰台、石室，鸿都、东观，秘牒填委，更倍于前。及孝献移都，吏民扰乱，图书缣帛，皆取为帷囊。所收而西，裁七十余乘。属西京大乱，一时燔荡。此则书之三厄也。魏文代汉，更集经典，皆藏在秘书、内外三阁，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。时之论者，美其朱紫有别。晋氏承之，文籍尤广。晋秘书监荀勖定魏《内经》，更著《新簿》。虽古文旧简，犹云有缺，新章后录，鸠集已多，足得恢弘正道，训范当世。属刘、石凭陵，京华覆灭，朝章国典，从而失坠 。此则书之四厄也。永嘉之后，寇窃竞兴。因河据洛，跨秦带赵。论其建国立家，虽传名号，宪章礼乐，寂灭无闻。刘裕平姚，收其图籍，五经子史，才四千卷，皆赤轴青纸，文字古拙。僣伪之盛，莫过二秦，以此而论，足可明矣。故知衣冠轨物，图画记注，播迁之余，皆归江左。晋、宋之际，学艺为多，齐、梁之间，经史弥盛。宋秘书丞王俭，依刘氏《七略》，撰为《七志》。梁人阮孝绪，亦为《七录》。总其书数，三万余卷。及侯景渡江，破灭梁室，秘省经籍，虽从兵火，其文德殿内书史，宛然犹存。萧绎据有江陵，遣将破平侯景，收文德之书，及公私典籍，重本七万余卷，悉送荆州。故江表图书，因斯尽萃于绎矣。及周师入郢，绎悉焚之于外城，所收十才一二。此则书之五厄也。后魏爰自幽方，迁宅伊、洛，日不暇给，经籍阙如。周氏创基关右，戎车未息。保定之始，书止八千，后加收集，方盈万卷。高氏据有山东，初亦采访，验其本目，残缺犹多。及东夏初平，获其经史，四部重杂，三万余卷。所益旧书，五千而已。今御书单本，合一万五千余卷，部帙之间，仍有残缺。比梁之旧目，止有其半。至于阴阳河洛之篇，医方图谱之说，弥复为少。臣以经书自仲尼已后，迄于当今，年逾千载，数遭五厄，兴集之期，属膺圣世。伏惟陛下受天明命，君临区宇，功无与二，德冠往初。自华夏分离，彝伦攸斁，其间虽霸王递起，而世难未夷，欲崇儒业，时或未可。今土宇迈于三王，民黎盛于两汉，有人有时，正在今日。方当大弘文教，纳俗升平，而天下图书，尚有遗逸，非所以仰协圣情，流训无穷者也。臣史籍是司，寝兴怀惧。昔陆贾奏汉祖云"天下不可马上治之"，故知经邦立政，在于典谟矣。为国之本，莫此攸先。今秘藏见书，亦足披览，但一时载籍，须令大备。不可王府所无，私家乃有。然士民殷杂，求访难知，纵有知者，多怀吝惜，必须勒之以天威，引之以微利。若猥发明诏，兼开购赏，则异典必臻，观阁斯积，重道之风，超于前世，不亦善乎！伏愿天鉴，少垂照察。
上纳之，于是下诏：献书一卷，赉缣一匹。一二年间，篇籍稍备。进爵奇章郡公，邑千五百户。
三年，拜礼部尚书，奉敕修撰《五礼》，勒成百卷，行于当世。弘请依古制修立明堂，上议曰：
窃谓明堂者，所以通神灵，感天地，出教化，崇有德。《孝经》曰："宗祀文王于明堂，以配上帝。"《祭义》云："祀于明堂，教诸侯孝也。"黄帝曰合宫，尧曰五府，舜曰总章，布政兴治，由来尚矣。《周官·考工记》曰："夏后氏世室，堂修二七，广四修一。"郑玄注云："修十四步，其广益以四分修之一，则堂广十七步半也。""殷人重屋，堂修七寻，四阿重屋。"郑云："其修七寻，广九寻也。""周人明堂，度九尺之筵，南北七筵，五室，凡室二筵。"郑云："此三者，或举宗庙，或举王寝，或举明堂，互言之，明其同制也。"马融、王肃、干宝所注，与郑亦异，今不具出。汉司徒马宫议云："夏后氏世室，室显于堂，故命以室。殷人重屋，屋显于堂，故命以屋。周人明堂，堂大于夏室，故命以堂。夏后氏益其堂之广百四十四尺，周人明堂，以为两序间大夏后氏七十二尺。"若据郑玄之说，则夏室大于周堂，如依马宫之言，则周堂大于夏室。后王转文，周大为是。但宫之所言，未详其义。此皆去圣久远，礼文残缺，先儒解说，家异人殊。郑注《玉藻》亦云："宗庙路寝，与明堂同制。"《王制》曰："寝不逾庙。"明大小是同。今依郑玄注，每室及堂，止有一丈八尺，四壁之外，四尺有余。若以宗庙论之，祫享之时，周人旅酬六尸，并后稷为七，先公昭穆二尸，先王昭穆二尸，合十一尸，三十六主，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，愚不及此。若以正寝论之，例须朝宴。据《燕礼》："诸侯宴，则宾及卿大夫脱屦升坐。"是知天子宴，则三公九卿并须升堂。《燕义》又云："席，小卿次上卿。"言皆侍席。止于二筵之间，岂得行礼？若以明堂论之，总享之时，五帝各于其室。设青帝之位，须于木室之内，少北西面。太昊从食，坐于其西，近南北面。祖宗配享者，又于青帝之南，稍退西面。丈八之室，神位有三，加以簠簋笾豆，牛羊之俎，四海九州美物咸设，复须席上升歌，出樽反坫，揖让升降，亦以隘矣。据兹而说，近是不然。
案刘向《别录》及马宫、蔡邕等所见，当时有《古文明堂礼》、《王居明堂礼》、《明堂图》、《明堂大图》、《明堂阴阳》、《太山通义》、《魏文侯孝经传》等，并说古明堂之事。其书皆亡，莫得而正。今《明堂月令》者，郑玄云："是吕不韦著，《春秋十二纪》之首章，礼家钞合为记。"蔡邕、王肃云："周公所作《周书》内有《月令》第五十三，即此也。各有证明，文多不载。束皙以为夏时之书。"刘献云："不韦鸠集儒者，寻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。不韦安能独为此记？"今案不得全称《周书》，亦未可即为秦典，其内杂有虞、夏、殷、周之法，皆圣王仁恕之政也。蔡邕具为章句，又论之曰："明堂者，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。夏后氏曰世室，殷人曰重屋，周人曰明堂。东曰青阳，南曰明堂，西曰总章，北曰玄堂，内曰太室。圣人南面而听，向明而治，人君之位莫不正焉。故虽有五名，而主以明堂也。制度之数，各有所依。堂方一百四十四尺，坤之策也，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，乾之策也。太庙明堂方六丈，通天屋径九丈，阴阳九六之变，且圆盖方覆，九六之道也。八闼以象卦，九室以象州，十二宫以应日辰。三十六户，七十二牖，以四户八牖乘九宫之数也。户皆外设而不闭，示天下以不藏也。通天屋高八十一尺，黄钟九九之实也。二十八柱布四方，四方七宿之象也。堂高三尺，以应三统，四向五色，各象其行。水阔二十四丈，象二十四气，于外以象四海。王者之大礼也。"观其模范天地，则象阴阳，必据古文，义不虚出。今若直取《考工》，不参《月令》，青阳总章之号不得而称，九月享帝之礼不得而用。汉代二京所建，与此说悉同。
建安之后，海内大乱，京邑焚烧，宪章泯绝。魏氏三方未平，无闻兴造。晋则侍中裴頠议曰："尊祖配天，其义明著，而庙宇之制，理据未分。宜可直为一殿，以崇严父之祀，其余杂碎，一皆除之。"宋、齐已还，咸率兹礼。此乃世之通儒，时无思术，前王盛事，于是不行。后魏代都所造，出自李冲，三三相重，合为九室。檐不覆基，房间通街，穿凿处多，迄无可取。及迁宅洛阳，更加营构，五九纷竞，遂至不成，宗配之事，于焉靡托。
今皇猷遐阐，化覃海外，方建大礼，垂之无穷。弘等不以庸虚，谬当议限。今检明堂必须五室者何？《尚书帝命验》曰："帝者承天立五府，赤曰文祖，黄曰神斗，白曰显纪，黑曰玄矩，苍曰灵府。"郑玄注曰："五府与周之明堂同矣。"且三代相沿，多有损益，至于五室，确然不变。夫室以祭天，天实有五，若立九室，四无所用。布政视朔，自依其辰。郑司农云："十二月分在青阳等左右之位。"不云居室。郑玄亦言："每月于其时之堂而听政焉。"《礼图》画个，皆在堂偏，是以须为五室。明堂必须上圆下方者何？《孝经援神契》曰："明堂者，上圆下方，八窗四达，布政之宫。"《礼记·盛德篇》曰："明堂四户八牖，上圆下方。"《五经异义》称讲学大夫淳于登亦云："上圆下方。"郑玄同之。是以须为圆方。明堂必须重屋者何？案《考工记》，夏言"九阶，四旁两夹窗，门堂三之二，室三之一。"殷、周不言者，明一同夏制。殷言"四阿重屋"，周承其后不言屋，制亦尽同可知也。"其"殷人重屋"之下，本无五室之文，郑注云："五室者，亦据夏以知之。"明周不云重屋，因殷则有，灼然可见。《礼记·明堂位》曰："太庙天子明堂。"言鲁为周公之故，得用天子礼乐，鲁之太庙与周之明堂同。又曰："复庙重檐，刮楹达向，天子之庙饰。"郑注："复庙，重屋也。"据庙既重屋，明堂亦不疑矣。《春秋》文公十三年："太室屋坏。"《五行志》曰："前堂曰太庙，中央曰太室，屋其上重者也。"服虔亦云："太室，太庙太室之上屋也。"《周书·作洛篇》曰："乃立太庙宗宫路寝明堂，咸有四阿反坫，重亢重廊。"孔晁注曰："重亢累栋，重廊累屋也。"依《黄图》所载，汉之宗庙皆为重屋。此去古犹近，遗法尚在，是以须为重屋。明堂必须为辟雍者何？《礼记·盛德篇》云："明堂者，明诸侯尊卑也。外水曰辟雍。"《明堂阴阳录》曰："明堂之制，周圜行水，左旋以象天，内有太室以象紫宫。"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。然马宫、王肃以为明堂、辟雍、太学同处，蔡邕、卢植亦以为明堂、灵台、辟雍、太学同实异名。邕云："明堂者，取其宗祀之清貌，则谓之清庙，取其正室，则曰太室，取其堂，则曰明堂，取其四门之学，则曰太学，取其周水圜如璧，则曰璧雍。其实一也。"其言别者，《五经通义》曰："灵台以望气，明堂以布政，辟雍以养老教学。"三者不同。袁准、郑玄亦以为别。历代所疑，岂能辄定？今据《郊祀志》云："欲治明堂，未晓其制。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《明堂图》，一殿无壁，盖之以茅，水圜宫垣，天子从之。"以此而言，其来则久。汉中元二年，起明堂、辟雍、灵台于洛阳，并别处。然明堂亦有壁水，李尤《明堂铭》云"流水洋洋"是也。以此须有辟雍。
夫帝王作事，必师古昔，今造明堂，须以《礼经》为本。形制依于周法，度数取于《月令》，遗阙之处，参以馀书，庶使该详沿革之理。其五室九阶，上圆下方，四阿重屋，四旁两门，依《考工记》、《孝经》说。堂方一百四十四尺，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，太室方六丈，通天屋径九丈，八达二十八柱，堂高三尺，四向五色，依《周书·月令》论。殿垣方在内，水周如外，水内径三百步，依《太山盛德记》、《觐礼经》。仰观俯察，皆有则象，足以尽诚上帝，祗配祖宗，弘风布教，作范于后矣。弘等学不稽古，辄申所见，可否之宜，伏听裁择。
上以时事草创，未遑制作，竟寝不行。
六年，除太常卿。九年，诏改定雅乐，又作乐府歌词，撰定圆丘五帝凯乐，并议乐事。弘上议云：
谨案《礼》，五声、六律、十二管还相为宫。《周礼》奏黄钟，歌大吕，奏太簇，歌应钟，皆是旋相为宫之义。蔡邕《明堂月令章句》曰："孟春月则太簇为宫，姑洗为商，蕤宾为角，南吕为徵，应钟为羽，大吕为变宫，夷则为变徵。他月放此。"故先王之作律吕也，所以辩天地四方阴阳之声。扬子云曰："声生于律，律生于辰。"故律吕配五行，通八风，历十二辰，行十二月，循环转运，义无停止。譬如立春木王火相，立夏火王土相，季夏余分，土王金相，立秋金王水相，立冬水王木相。还相为宫者，谓当其王月，名之为宫。今若十一月不以黄钟为宫，十三月不以太簇为宫，便是春木不王，夏王不相，岂不阴阳失度，天地不通哉？刘歆《钟律书》云："春宫秋律，百卉必凋；秋宫春律，万物必荣；夏宫冬律，雨雹必降；冬宫夏律，雷必发声。"以斯而论，诚为不易。且律十二，今直为黄钟一均，唯用七律，以外五律，竟复何施？恐失圣人制作本意。故须依礼作还相为宫之法。
上曰："不须作旋相为宫，且作黄钟一均也。"弘又论六十律不可行：
谨案《续汉书·律历志》，元帝遣韦玄成问京房于乐府，房对："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。六十律相生之法，以上生下，皆三生二，以下生上，皆三生四。阳下生阴，阴上生阳，终于中吕，而十二律毕矣。中吕上生执始，执始下生去灭，上下相生，终于南事，六十律毕矣。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，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，冬至之声，以黄钟为宫，太簇为商，姑洗为角，林钟为徵，南吕为羽，应钟为变宫，蕤宾为变徵。此声气之元，五音之正也。故各统一日。其馀以次运行，当日者各自为宫，而商徵以类从焉。"房又曰："竹声不可以度调，故作准以定数。准之状如瑟，长一丈而十三弦，隐间九尺，以应黄钟之律九寸。中央一弦，下画分寸，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。"执始之类，皆房自造。房云受法于焦延寿，未知延寿所承也。至元和年，待诏候钟律殷肜上言："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。故待诏严崇具以准法教其子宣，愿召宣补学官，主调乐器。"大史丞弘试宣十二律，其二中，其四不中，其六不知何律，宣遂罢。自此律家莫能为准施弦。熹平年，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问准意。光等不知，归阅旧藏，乃得其器，形制如房书，犹不能定其弦缓急，故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。其可以相传者，唯大榷常数及候气而已。据此而论，京房之法，汉世已不能行。沈约《宋志》曰："详案古典及今音家，六十律无施于乐。"《礼》云"十二管还相为宫"，不言六十。《封禅书》云："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而悲，破为二十五弦。"假令六十律为乐，得成亦所不用。取"大乐必易，大礼必简"之意也。
又议曰：
案《周官》云："大司乐掌成均之法。"郑众注云："均，调也。乐师主调其音。"《三礼义宗》称："《周官》奏黄钟者，用黄钟为调，歌大吕者，用大吕为调。奏者谓堂下四悬，歌者谓堂上所歌。但一祭之间，皆用二调。"是知据宫称调，其义一也。明六律六吕迭相为宫，各自为调。今见行之乐，用黄钟之宫，乃以林钟为调，与古典有违。晋内书监荀勖依典记，以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法，制十二笛。黄钟之笛，正声应黄钟，下徵应林钟，以姑洗为清角。大吕之笛，正声应大吕，下徵应夷则。以外诸均，例皆如是。然今所用林钟，是勖下徵之调。不取其正，先用其下，于理未通，故须改之。
上甚善其义，诏弘与姚察、许善心、何妥、虞世基等正定新乐，事在《音律志》。是后议置明堂，诏弘条上故事，议其得失，事在《礼志》。上甚敬重之。
时杨素恃才矜贵，轻侮朝臣，唯见弘未当不改容自肃。素将击突厥，诣太常与弘言别。弘送素至中门而止，素谓弘曰："大将出征，故来叙别，何相送之近也？"弘遂揖而退。素笑曰："奇章公可谓其智可及，其愚不可及也。"亦不以屑怀。
寻授大将军，拜吏部尚书。时高祖又令弘与杨素、苏威、薛道衡、许善心、虞世基、崔子发等并召诸儒，论新礼降杀轻重。弘所立议，众咸推服之。仁寿二年，献皇后崩，三公已下不能定其仪注。杨素谓弘曰："公旧学，时贤所仰，今日之事，决在于公。"弘了不辞让，斯须之间，仪注悉备，皆有故实。素叹曰："衣冠礼乐，尽在此矣，非吾所及也！"弘以三年之丧，祥禫具有降杀，期服十一月而练者，无所象法，以闻于高祖，高祖纳焉。下诏除期练之礼，自弘始也。弘在吏部，其选举先德行而后文才，务在审慎。虽致停缓，所有进用，并多称职。吏部侍郎高孝基，鉴赏机晤，清慎绝伦，然爽俊有余，迹似轻薄，时宰多以此疑之。唯弘深识其真，推心委任。隋之选举，于斯为最。时论弥服弘识度之远。
炀帝之在东宫也，数有诗书遗弘，弘亦有答。及嗣位之后，尝赐弘诗曰："晋家山吏部，魏世卢尚书，莫言先哲异，奇才并佐余。学行敦时俗，道素乃冲虚，纳言云阁上，礼仪皇运初。彝伦欣有叙，垂拱事端居。"其同被赐诗者，至于文词赞扬，无如弘美。大业二年，进位上大将军。三年，改为右光禄大夫。从拜恒岳，坛场珪币，墠畤牲牢，并弘所定。还下太行，炀帝尝引入内帐，对皇后赐以同席饮食。其礼遇亲重如此。弘谓其诸子曰："吾受非常之遇，荷恩深重。汝等子孙，宜以诚敬自立，以答恩遇之隆也。"六年，从幸江都。其年十一月，卒于江都郡，时年六十六。帝伤惜之，赠甚厚。归葬安定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、光禄大夫、文安侯，谥曰宪。
弘荣宠当世，而车服卑俭，事上尽礼，待下以仁，讷于言而敏于行。上尝令其宣敕，弘至阶下，不能言，退还拜谢，云："并忘之。"上曰："传语小辩，故非宰臣任也。"愈称其质直。大业之世，委遇弥隆。性宽厚，笃志于学，虽职务繁杂，书不释手。隋室旧臣，始终信任，悔吝不及，唯弘一人而已。有弟曰弼，好酒而酗，尝因醉，射杀弘驾车牛。弘来还宅，其妻迎谓之曰："叔射杀牛矣。"弘闻之，无所怪问，直答云："作脯。"坐定，其妻又曰："叔忽射杀牛，大是异事！"弘曰："已知之矣。"颜色自若，读书不辍。其宽和如此。有文集十三卷行于世。
长子方大，亦有学业，官至内史舍人。次子方裕，性凶险无人心，从幸江都，与裴虔通等同谋弑逆，事见《司马德勘传》。
史臣曰：牛弘笃好坟籍，学优而仕，有淡雅之风，怀旷远之度，采百王之损益，成一代之典章，汉之叔孙，不能尚也。绸缪省闼，三十余年，夷险不渝，始终无际。虽开物成务，非其所长，然澄之不清，混之不浊，可谓大雅君子矣。子实不才，崇基不构，干纪犯义，以坠家风，惜哉！
《隋书》 唐·魏徵等
《隋书》•卷四十九·列传第十四·牛弘
牛弘，字里仁，是安定郡鹑觚县人，本姓裛氏。他的祖父叫炽，担任过郡中正；父亲叫允，曾任北魏侍中、工部尚书、临泾公，后来被赐姓为牛氏。牛弘小时候就被人相过，相者对他的父亲说：“这孩子将来必定显贵，要好好养育。”长大后，他相貌英俊，性格宽厚，非常热爱学习，博学多识。
在北周时期，他从家中起任外府记室、内史上士，不久升任纳言上士，专门负责文书工作，声誉很高。后来加封为威烈将军、员外散骑侍郎，负责修撰起居注。之后继承父亲的封号，成为临泾公。宣政元年，升任内史下大夫，进爵为使持节、大将军，官至仪同三司。隋文帝开皇初年，升任散骑常侍、秘书监。
牛弘看到当时典籍散失严重，便上表请求朝廷开放献书之路，内容如下：
书籍典籍的兴盛，由来已久。八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伏羲，文字的创造源于仓颉。圣人之所以用来教导人民、通晓古今，是在朝廷广泛传播，使礼乐之风盛行。因此，尧称“至圣”，仍要回顾古法；舜虽是大智之人，也依然研究古人所留的象数。《周官》记载，外史负责掌管三皇五帝的文献，以及各地的志书。周武王曾问黄帝、颛顼的治国之道，太公回答说：“在《丹书》中。”由此可见，掌权治国的人，自古以来都必以《诗》《书》作为教育基础，依靠礼乐成就事业。
然而，周朝衰落之后，原本的典籍渐渐遗失。孔子以圣人之才开创“素王”之业，遵循先祖的制度，制定《礼》、整理《诗》、编修《春秋》，阐述《易经》的十翼，弘扬《易》道，为后世立下了典范。但秦始皇统一全国后，专靠武力，不师古法，下令焚书，实行“偶语”即谋反的罪刑，结果先王的书籍全部被毁，典籍几乎荡然无存。这便是书籍遭受的第一次劫难。
汉朝建立后，纠正了秦朝的弊端，崇尚儒家思想，设立藏书制度，派遣官员校订图书，藏书从宫殿屋壁、山岩缝隙中不断发现。朝廷设有太常、太史等机构藏书，还有延阁、秘书阁等官方藏书库。到汉成帝时期，虽然图书仍多有散失，却下令让谒者陈农遍访天下，搜集遗书，还命令刘向父子对书籍进行校对。至此，汉代的典籍已达到鼎盛。
然而，王莽末年，长安发生战乱，皇宫和图书被烧毁，这便是书籍的第二次劫难。
东汉光武帝即位后，尤其重视经书，还未登基，就先派人寻求古籍。于是，各地学者纷纷聚集，带着经典书籍前来，如兰台、石室、鸿都、东观等图书馆内，典籍堆积如山，比以前更加丰富。但到了汉灵帝时期，因战乱迁都，官民纷纷逃散，图书和丝帛都被当作帷帐使用，能带往西边的只有七十余辆大车。正值西京大乱，图书文献被焚毁殆尽，这便是书籍的第三次劫难。
曹魏建立后，重新收集经典，都存放在秘书、内外三阁之中，派秘书郎郑默整理旧文，当时人们称赞这种做法有条理，分门别类清楚。晋朝继承其制，文籍更加丰富。晋秘书监荀勖整理魏国的《内经》，又编写新目录。虽然古文简册仍存有缺漏，但新收集的书籍已非常多，足以弘扬正道，作为当时社会的规范。然而，刘渊、石勒之乱爆发，京城被毁，朝代典章制度随之失传，这是书籍的第四次劫难。
永嘉年间之后，战乱不断。各地方割据势力兴起，控制了黄河、洛阳、秦、赵等地区，虽说他们自称政权，但并无礼乐制度，礼仪典章全然消失。刘裕平定后秦之后，收缴了其图籍，五经与子史之书仅存四千卷，多为赤轴青纸，字体古拙。而那些僭越称帝的政权，如前秦、后秦，尤为荒诞，可见其治国无道。由此可见，文化、礼仪、记录等，战乱时都只能流落南方。
晋、宋时期，学术文化发展较多，梁朝时经史更盛。宋朝秘书丞王俭，仿照刘向《七略》编写了《七志》；梁人阮孝绪也编成了《七录》，总计书籍三万多卷。后来侯景叛军渡江南下，攻破梁朝，使国家图书馆被焚，虽然兵火中书籍毁损，但文德殿内的典籍仍保存完好。萧绎占据江陵后，派兵平定侯景，收缴了文德殿的书籍，以及公私藏书，共七万余卷，运送到荆州。因此，江东的藏书，终于集中在萧绎手中。
后来，北周军队攻入郢都，萧绎下令烧毁了这些书籍，只保留了极少一部分。这便是书籍的第五次劫难。
牛弘认为，帝王制定制度，必须师法古代。如今要建立明堂，就必须以《礼经》为根本，形制模仿西周制度，尺度依照《月令》记载，缺失部分再参考其他典籍，这样才可能全面、准确地反映历代制度演变。具体形制，他提出：五间殿、九级台阶、上圆下方、四阿顶盖、四面设有门，建筑规模依照《考工记》《孝经》之说；明堂为一百四十四尺见方，屋顶圆顶直径二百一十六尺，太室为六丈见方，通天屋径九丈，周围设八条通道，共二十八根柱子，明堂高三尺，面向四方，五色相间，皆依照《周书·月令》的记载。殿前筑有围墙，围墙内有水池，水池直径三百步，依据《太山盛德记》《觐礼经》而定。
他强调：天人感应，天地万物皆有对应。这种设计不仅符合古代礼制，还体现了对上天的敬畏与对祖先的敬奉，能彰显教化，为后世树立典范。
但隋文帝认为当时政局初创，尚无足够条件立即施行，最终搁置未行。
开皇六年，牛弘被任命为太常卿；九年，朝廷下诏要改革雅乐，又命他创作乐府歌词，编定祭天时的五帝凯旋之乐，他也提出了建议。
牛弘认为，古代乐律理论中，“五声”、“六律”、“十二管”互相轮替，构成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的循环体系。《周礼》记载，奏黄钟音时唱大吕，奏太簇音时唱应钟，这是“旋相为宫”的体现。蔡邕在《明堂月令章句》中说：正月以太簇为宫，姑洗为商，蕤宾为角，南吕为徵，应钟为羽，大吕为变宫，夷则为变徵，其他月份也如此循环。因此，古代制定律吕，是为了区分天地四方、阴阳之声。扬雄说：“声音源于律吕，律吕源于节气。”律吕与五行相对应，贯通八风，经历十二辰、十二月，循环不息，犹如四季更替：立春木旺，火相；立夏火旺，土相；季夏土旺，金相；立秋金旺，水相；立冬水旺，木相。如果一年中某个月不以对应的律作为“宫”，比如十一月不用黄钟为宫，十三月不用太簇为宫，那就等于春季木不能旺，夏季火不能相，阴阳失调，天地失联。
刘歆在《钟律书》中说：春天用宫律则百草繁盛，秋天用宫律则万物凋零；夏天用宫律则下大雨或冰雹；冬天用宫律则雷声大作。由此可见，律法的制定极为重要。如果只用黄钟一种律，其余五律则毫无意义，显然违背先贤本意，因此必须恢复“旋相为宫”的制度。
隋文帝说：“不必采用‘旋相为宫’的方法，只用黄钟一个标准即可。”牛弘又反对六十律的说法。他指出，《续汉书·律历志》记载，汉元帝派韦玄成向京房请教律法，京房说他学自焦延寿，提出“六十律相生”法：上生下为三生二，下生上为三生四，阴阳相生最终形成六十律，十二律的变体再推导出六十律。这些律法理论上类似于八卦变成六十四卦，但现实施行中，因竹管音调无法精细调整，京房为此造了类似瑟的“准”乐器，长一丈，十三弦，用于校准音高。但后来，汉代的律学家已无法准确使用这个方法。待诏候钟律的殷肜上奏说：“官员中无人懂得六十律的调音方法。”于是，待诏严崇将这种法传给了儿子严宣，希望他能担任调音官员。然而，当大史丞弘试奏十二律时，只有两个正确，四个不准，六个完全不知，最终严宣被罢免。从此，律学界再也无法传承这个方法。到了熹平年间，东观召见宫廷乐师，问及“准”的原理，他们连仪器也找不到，更无法辨别音高，后来能辨别音高的人便完全断绝。由此可见，京房之法在汉代就已难以实施。沈约《宋书》也说：“仔细考证古代典籍与当今乐律，六十律在现实中无从使用。”此外，《礼》中说“十二管还相为宫”，并没提六十律；《封禅书》记载“大帝让素女弹五十弦瑟而悲，后将其分为二十五弦”，可见古代音乐追求“大乐必易，大礼必简”，并不需要复杂的六十律。
他又指出，根据《周官》记载，大司乐负责“成均之法”，即调整音调。郑众注释说：“均，就是调音。”《三礼义宗》提到，当奏黄钟时以黄钟为调，唱大吕时以大吕为调，说明“以宫为调”的原则。而六律六吕是互相轮替、各自为调的。然而，现今使用的乐曲，以黄钟为宫，却以林钟作为调，这与古代典制不符。晋代内书监荀勖依照古制，制定十二笛，黄钟笛正声对应黄钟，下徵应林钟，姑洗为清角。大吕笛正声对应大吕，下徵对应夷则，其他类似。但实际上，现在使用的“林钟”，是荀勖的“下徵”调，未采用“正声”，而是先用“下徵”，这在理论上不合理，必须改正。
皇帝非常赞赏他的见解，于是下诏让牛弘与姚察、许善心、何妥、虞世基等人共同修订新乐，此事记在《音律志》中。此后，朝廷又拟议建造明堂，下诏命牛弘整理历代明堂制度，分析其利弊，此事记在《礼志》中，皇帝十分器重他。
当时，杨素自负才华，轻视朝中官员，唯有见到牛弘时，会立刻收敛言行，保持恭敬。杨素将要攻打突厥，临行前到太常寺与牛弘告别。牛弘送他到中门即止，杨素问：“将军出征，特意来道别，为何送得这么近？”牛弘只是拱手退下。杨素笑着说：“奇章公真是聪明得让人佩服，但愚蠢得令人吃惊！”却也并不放在心上。
后来，牛弘被任命为大将军，又升任吏部尚书。当时隋文帝命他与杨素、苏威、薛道衡、许善心、虞世基、崔子发等人召集各地儒士，讨论新礼的等级轻重问题。牛弘所提出的建议，众人皆称服。仁寿二年，皇后去世，三公以下无法定下丧仪。杨素对牛弘说：“您学问渊博，是当时贤士所敬仰之人，如今此事，全靠您定夺。”牛弘并未推辞，片刻之间，丧仪制度已经完备，每个细节都有典籍依据。杨素感叹说：“礼乐制度，全在牛公这里，我远远不及！”牛弘还认为，关于三年之丧，从大祥到禫礼，应有等级变化，原本没有明确标准，因此上奏文帝，文帝采纳了建议。从此，朝廷取消了“期服十一月而练”的礼法，这是由牛弘率先提出的。
在担任吏部尚书期间，牛弘选拔官员，首先看重德行，再看文才，务求谨慎审慎。尽管有延误，但推荐的官员大多称职。吏部侍郎高孝基，才华敏锐，清廉正直，但性情爽朗，有人认为他轻浮，当时不少权臣因此怀疑他。唯有牛弘看出其本质，深信不疑，委以重任。隋朝的选官制度，可以说达到顶峰，人们更是佩服牛弘的眼光和胸襟。
炀帝在东宫时，多次写信给牛弘，牛弘也回信。登基后，炀帝曾赐诗给牛弘：“晋代山中吏部，魏时卢尚书，哪说先哲不同，奇才并辅我。学品敦厚，志节清虚，身居云阁，礼乐初定。社会秩序得以恢复，能静守国政。”这一赐诗，无人能与牛弘相比。大业二年，牛弘升任上大将军；三年，改任右光禄大夫。随炀帝拜谒恒岳时，坛场祭品、礼仪用具，皆由他制定。回师太行山时，炀帝曾将他引入内殿，与皇后同席饮食，待遇极为尊崇。牛弘告诫儿子们：“我受到皇帝的厚待，感恩不尽，你们子孙应以真诚恭敬的态度生活，以此回报皇恩。”大业六年，随炀帝前往江都，同年十一月，在江都去世，享年六十六岁。炀帝极为悲痛，赐予厚葬，追谥为“宪”，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、光禄大夫、文安侯，归葬于安定故里。
牛弘一生荣宠显达，却生活简朴，车马服饰都很节俭。对上级恭敬有礼，对待下属仁厚宽和，言语少而行动勤快。一次，皇帝让他宣读诏令，他走到台阶下，竟说不出话来，退回后拜谢说：“我都忘了。”皇帝说：“这是小官的口才问题，不是宰相应有之能。”更称赞他为人质朴真诚。大业年间，皇帝对他越发信任。他性格宽厚，志向坚定，即使工作繁重，也从未放下书本。隋朝旧臣中，能做到始终信任、毫无悔恨者，只有牛弘一人。
他弟弟牛弼，嗜酒成性，一次喝醉后，射杀了牛弘驾车的牛。牛弘回家，妻子迎上来说：“叔公射死了牛！”牛弘听了，并未惊异或询问，只是轻松回答：“做成腊肉了。”饭后，妻子又说：“叔公突然射杀牛，真是奇事！”牛弘平静回复：“我已经知道了。”面不改色，继续读书不中断。这种宽厚从容的品性，真可谓典范。
他有文集十三卷流传于世。
长子牛方大，也颇有学问，官至内史舍人；次子牛方裕，性格凶险，无仁爱心，随炀帝前往江都，与裴虔通等人合谋谋反，事情见于《司马德勘传》。
史臣评论说：牛弘一生热爱典籍，学识渊博，仕途成就，具有淡泊雅致的品格，胸怀远大，他融合历代制度的得失，成就了隋朝一代的典章制度，堪比汉代的叔孙通，堪称一代宗师。他在宫廷三十余年，无论安危，始终忠诚不渝，始终如一。虽然他不以经世治国为长，但能持守中正，不偏不倚，可谓真正的君子之风。可惜他的儿子们不够贤德，缺乏家风，其中牛方裕更因参与谋反，败坏门风，令人扼腕叹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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