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一百八之一 志第十·礼四之一
夫在天莫明于日月，在人莫明于礼仪。先王以安上治民，用成风化，苟或失之，斯亡云及。圣者因人有尊敬哀思嗜欲喜怒之情，而制以上下隆杀长幼众寡之节，本于人心，会于神道，故使三才惟穆，百姓允谐。而淳浇世殊，质文异设，损益相仍，随时作范。秦灭儒经，汉承其弊，三代之礼，盖如线焉。刘氏中兴，颇率周典，魏晋之世，抑有可知。
自永嘉扰攘，神州芜秽，礼坏乐崩，人神殄。太祖南定燕赵，日不暇给，仍世征伐，务恢疆宇。虽马上治之，未遑制作，至于经国轨仪，互举其大，但事多粗略，且兼阙遗。高祖稽古，率由旧则，斟酌前王，择其令典，朝章国范，焕乎复振。早年厌世，叡虑未从，不尔，刘马之迹夫何足数！世宗优游在上，致意玄门，儒业文风，顾有未洽，坠礼沦声，因之而往。肃宗已降，魏道衰羸，太和之风，仍世凋落，以至于海内倾圮，纲纪泯然。呜呼！鲁秉周礼，国以克固；齐臣撤器，降人折谋。治身不得以造次忘，治国庸可而须臾忽也。初自皇始，迄于武定，朝廷典礼之迹，故总而录之。
太祖登国元年，即代王位于牛川，西向设祭，告天成礼。
天兴元年，定都平城，即皇帝位，立坛兆告祭天地。祝曰："皇帝臣珪敢用玄牡，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灵。上天降命，乃眷我祖宗，世王幽都。珪以不德，纂戎前绪，思宁黎元，龚行天罚。殪刘显，屠卫辰，平慕容，定中夏。群下劝进，谓宜正位居尊，以副天人之望。珪以天时人谋，不可久替，谨命礼官，择吉日受皇帝玺绶。惟神祗其丕祚于魏室，永绥四方。"事毕，诏有司定行次，正服色。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，宜为土德，故神兽如牛，牛土畜，又黄星显曜，其符也。于是始从土德，数用五，服尚黄，牺牲用白。祀天之礼用周典，以夏四月亲祀于西郊，徽帜有加焉。
二年正月，帝亲祀上帝于南郊，以始祖神元皇帝配。为坛通四陛，为壝埒三重。天位在其上，南面，神元西面。五精帝在坛内，壝内四帝，各于其方，一帝在未。日月五星、二十八宿、天一、太一、北斗、司中、司命、司禄、司民在中壝内，各因其方。其余从食者合一千余神，餟在外壝内。藉用藁秸，玉用四珪，币用束帛，牲用黝犊，器用陶匏。上帝、神元用犊各一，五方帝共用犊一，日月等共用牛一。祭毕，燎牲体左于坛南巳地，从阳之义。其瘗地坛兆，制同南郊。明年正月辛酉，郊天。癸亥，瘗地于北郊，以神元窦皇后配。五岳名山在中壝内，四渎大川于外壝内。后土、神元后，牲共用玄牲一，玉用两珪，币用束帛，五岳等用牛一。祭毕，瘗牲体右于坛之北亥地，从阴也。乙丑，赦京师畿内五岁刑以下。其后，冬至祭上帝于圜丘，夏至祭地于方泽，用牲帛之属，与二郊同。
冬十月，平文、昭成、献明庙成。岁五祭，用二至、二分、腊，牲用太牢，常遣宗正兼太尉率祀官侍祀。置太社、太稷、帝社于宗庙之右，为方坛四陛。祀以二月、八月，用戊，皆太牢。句龙配社，周弃配稷，皆有司侍祀。立祖神，常以正月上未，设藉于端门内，祭牲用羊、豕、犬各一。又立神元、思帝、平文、昭成、献明五帝庙于宫中，岁四祭，用正、冬、腊、九月，牲用马、牛各一，太祖亲祀。宫中立星神，一岁一祭，常以十二月，用马荐各一，牛豕各二，鸡一。
太祖初，有两彗星见，刘后使占者占之，曰："祈之则当扫定天下。"后从之，故立其祀。又立神十二，岁一祭，常以十一月，各用牛一、鸡三。又立王神四，岁二祭，常以八月、十月，各用羊一。又置献明以上所立天神四十所，岁二祭，亦以八月、十月。神尊者以马，次以牛，小以羊，皆女巫行事。又于云中及盛乐神元旧都祀神元以下七帝，岁三祭，正、冬、腊，用马牛各一，祀官侍祀。明年春，帝始躬耕籍田，祭先农，用羊一。祀日于东郊，用骍牛一。秋分祭月于西郊，用白羊一。
天赐二年夏四月，复祀天于西郊，为方坛一，置木主七于上。东为二陛，无等；周垣四门，门各依其方色为名。牲用白犊、黄驹、白羊各一。祭之日，帝御大驾，百官及宾国诸部大人毕从至郊所。帝立青门内近南坛西，内朝臣皆位于帝北，外朝臣及大人咸位于青门之外，后率六宫从黑门入，列于青门内近北，并西面。廪牺令掌牲，陈于坛前。女巫执鼓，立于陛之东，西面。选帝之十族子弟七人执酒，在巫南，西面北上。女巫升坛，摇鼓。帝拜，若肃拜，百官内外尽拜。祀讫，复拜。拜讫，乃杀牲。执酒七人西向，以酒洒天神主，复拜，如此者七。礼毕而返。自是之后，岁一祭。
太宗永兴三年三月，帝祷于武周车轮二山。初清河王绍有宠于太祖，性凶悍，帝每以义责之，弗从。帝惧其变，乃于山上祈福于天地神祇。及即位坛兆，后因以为常祀，岁一祭，牲用牛，帝皆亲之，无常日。
明年，立太祖庙于白登山。岁一祭，具太牢，帝亲之，亦无常月。兼祀皇天上帝，以山神配，旱则祷之，多有效。是岁，诏郡国于太祖巡幸行宫之所，各立坛，祭以太牢，岁一祭，皆牧守侍祀。又立太祖别庙于宫中，岁四祭，用牛马羊各一。又加置天日月之神及诸小神二十八所于宫内，岁二祭，各用羊一。后二年，于白登西，太祖旧游之处，立昭成、献明、太祖庙，常以九月、十月之交，帝亲祭，牲用马、牛、羊，及亲行貙刘之礼。别置天神等二十三于庙左右，其神大者以马，小者以羊。华阴公主，帝姊也，元绍之为逆，有保护功，故别立其庙于太祖庙垣后，因祭荐焉。又于云中、盛乐、金陵三所，各立太庙，四时祀官侍祀。
泰常三年，为五精帝兆于四郊，远近依五行数。各为方坛四陛，埒壝三重，通四门。以太皞等及诸佐随配。侑祭黄帝，常以立秋前十八日。余四帝，各以四立之日。牲各用牛一，有司主之。又六宗、灵星、风伯、雨师、司民、司禄、先农之坛，皆有别兆，祭有常日，牲用少牢。立春之日，遣有司迎春于东郊，祭用酒、脯、枣、栗，无牲币。又立五岳四渎庙于桑乾水之阴，春秋遣有司祭，有牲及币。四渎唯以牲牢，准古望秩云。其余山川及海若诸神在州郡者，合三百二十四所，每岁十月，遣祀官诣州镇遍祀。有水旱灾厉，则牧守各随其界内祈谒，其祭皆用牲。王畿内诸山川，皆列祀次祭，各有水旱则祷之。
明年八月，帝尝于白登庙，将荐熟，有神异焉。太庙博士许钟上言曰："臣闻圣人能飨帝，孝子能飨亲。伏惟陛下孝诚之至，通于神明。近尝于太祖庙，有车骑声，从北门入，殷殷轞々，震动门阙，执事者无不肃慄。斯乃国祚永隆之兆，宜告天下，使咸知圣德之深远。"
辛未，幸代，至雁门关，望祀恒岳。后二年九月，幸桥山，遣有司祀黄帝、唐尧庙。明年正月，南巡恒岳，祀以太牢。幸洛阳，遣使以太牢祀嵩高、华岳。还登太行。五月，至自洛阳，诸所过山川，群祀之。后三年二月，祀孔子于国学，以颜渊配。
神二年，帝将征蠕蠕，省郊祀仪。四月，以小驾祭天神，毕，帝遂亲戎。大捷而还，归格于祖祢，遍告群神。
九月，立密皇太后庙于邺，后之旧乡也。置祀官太常博士、齐郎三十余人，侍祀，岁五祭。
太延元年，立庙于恒岳、华岳、嵩岳上，各置待祀九十人，岁时祈祷水旱。其春秋泮涸，遣官率刺史祭以牲牢，有玉币。
魏先之居幽都也，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。自后南迁，其地隔远。真君中，乌洛侯国遣使朝献，云石庙如故，民常祈请，有神验焉。其岁，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，告祭天地，以皇祖先妣配。祝曰："天子焘谨遣敞等用骏足、一元大武敢昭告于皇天之灵。自启辟之初，祐我皇祖，于彼土田。历载亿年，聿来南迁。惟祖惟父，光宅中原。克剪凶丑，拓定四边。冲人纂业，德声弗彰。岂谓幽遐，稽首来王。具知旧庙，弗毁弗亡。悠悠之怀，希仰余光。王业之兴，起自皇祖。绵绵瓜瓞，时惟多祜。敢以丕功，配飨于天。子子孙孙，福禄永延。"敞等既祭，斩桦木立之，以置牲体而还。后所立桦木生长成林，其民益神奉之。咸谓魏国感灵祇之应也。石室南距代京可四千余里。
明年六月，司徒崔浩奏议："神祀多不经，案祀典所宜祀，凡五十七所，余复重及小神，请皆罢之。"奏可。
十一年十一月，世祖南征，迳恒山，祀以太牢。浮河、济，祀以少牢。过岱宗，祀以太牢。至鲁，以太牢祭孔子。遂临江，登瓜步而还。
文成皇帝即位，三年正月，遣有司诣华岳修庙立碑。数十人在山上，闻虚中若有音声，声中称万岁云。
和平元年正月，帝东巡。历桥山，祀黄帝；幸辽西，望祀医无闾山。遂缘海西南，幸冀州，北至中山，过恒岳，礼其神而返。明年，帝南巡，过石门，遣使者用玉璧牲牢，礼恒岳。
四月旱，下诏州郡，于其界内神无大小，悉洒扫荐以酒脯。年登之后，各随本秩，祭以牲牢。至是，群祀先废者皆复之。
显祖皇兴二年，以青徐既平，遣中书令兼太常高允奉玉币祀于东岳，以太牢祀孔子。
高祖延兴二年，有司奏天地五郊、社稷已下及诸神，合一千七十五所，岁用牲七万五千五百。显祖深愍生命，乃诏曰："朕承天事神，以育群品，而咸秩处广，用牲甚众。夫神聪明正直，享德与信，何必在牲。《易》曰：’东邻杀牛，不如西邻之礿祭，实受其福。’苟诚感有著，虽行潦菜羹，可以致大嘏，何必多杀，然后获祉福哉！其命有司，非郊天地、宗庙、社稷之祀，皆无用牲。"于是群祀悉用酒脯。
先是，长安牧守常有事于周文、武庙。四年，坎地埋牲，庙玉发见。四月，诏东阳王丕祭文、武二庙。以庙玉露见，若即而埋之，或恐愚民将为盗窃，敕近司收之府藏。
六月，显祖以西郊旧事，岁增木主七，易世则更兆，其事无益于神明。初革前仪，定置主七，立碑于郊所。
太和二年，旱。帝亲祈皇天、日月五星于苑中，祭之夕大雨，遂赦京师。
三年，上祈于北苑，又祷星于苑中
六年十一月，将亲祀七庙，诏有司依礼具仪。于是群臣议曰："昔有虞亲虔，祖考来格，殷宗躬谒，介福逌降。大魏七庙之祭，依先朝旧事，多不亲谒。今陛下孝诚发中，思亲祀事，稽合古王礼之常典。臣等谨案旧章，并采汉魏故事，撰祭服冠屦牲牢之具，罍洗簠簋俎豆之器，百官助祭位次，乐官节奏之引，升降进退之法，别集为亲拜之仪。"制可。于是上乃亲祭。其后四时常祀，皆亲之。
十年四月，帝初以法服御辇，祀于西郊。
十二年十月，帝亲筑圜丘于南郊。
十三年正月，帝以大驾有事于圜丘。五月庚戍，车驾有事于方泽。壬戌，高祖临皇信堂，引见群臣。诏曰："《礼记祭法》称：’有虞氏禘黄帝。’《大传》曰’禘其祖之所自出’，又称’不王不禘’。《论》曰："’禘自既灌。’《诗》《颂》：’《长发》，大禘。’《尔雅》曰：’禘，大祭也。’夏殷四时祭：礿、禘、烝、尝，周改禘为祠。《祭义》称’春祭、秋尝’，亦夏殷祭也。《王制》称：’犆罐、祫禘、祫尝祫烝。’其礼传之文如此。郑玄解禘，天子祭圜丘曰禘，祭宗庙大祭亦曰禘。三年一祫，五年一禘、祫则合群毁庙之主于太庙，合而祭之。禘则增及百官配食者，审谛而祭之。天子先禘佩而后时祭，诸侯先时祭而后禘佩。鲁礼，三年丧毕而祫，明年而禘。圜丘、宗庙大祭俱称禘，祭有两禘明也。王肃解禘祫，称天子诸侯皆禘于宗庙，非祭天之祭。郊祀后稷，不称禘，宗庙称禘。禘、祫一名也，合而祭之故称祫，审谛之故称禘，非两祭之名。三年一祫，五年一禘，总而互举之，故称五年再殷祭，不言一禘一祫，断可知矣。礼文大略，诸儒之说，尽具于此。卿等便可议其是非。"
尚书游明根、左丞郭祚、中书侍郎封琳、著作郎崔光等对曰："郑氏之义，禘者大祭之名。大祭圜丘谓之禘者，审谛五精星辰也；大祭宗庙谓之禘者，审谛其昭穆。圜丘常合不言祫，宗庙时合故言祫。斯则宗庙祫趾并行，圜丘一禘而已。宜于宗庙俱行禘祫之礼。二礼异，故名殊。依《礼》，春废犆罐，于尝于蒸则祫，不于三时皆行禘佩之礼。"中书监高闾、仪曹令李韶、中书侍郎高遵等十三人对称："禘祭圜丘之禘与郑义同，其宗庙禘祫之祭与王义同。与郑义同者，以为有虞禘黄帝，黄帝非虞在庙之帝，不在庙，非圜丘而何？又《大传》称祖其所自出之祖，又非在庙之文。《论》称’禘自既灌’，事似据。《尔雅》称’禘，大祭也’。《颂》’《长发》，大禘也’，殷王之祭。斯皆非诸侯之礼，诸侯无禘。礼唯夏殷，夏祭称禘，又非宗庙之禘。鲁行天子之仪，不敢专行圜丘之禘，改殷之禘，取其禘名于宗庙，因先有祫，遂生两名。据王氏之义，祫而禘祭之，故言禘祫，总谓再殷祭，明不异也。禘祫一名也。其禘祫止于一时，止于一时者，祭不欲数，数则黩。一岁而三禘，愚以为过数。"
帝曰："尚书、中书等，据二家之义，论禘佩详矣。然于行事取衷，犹有未允。监等以禘佩为名，义同王氏，禘祭圜丘，事与郑同。无所间然。尚书等与郑氏同，两名两祭，并存并用，理有未称。俱据二义，一时禘祫，而阙二时之禘，事有难从。夫先王制礼，内缘人子之情，外协尊卑之序。故天子七庙，诸侯五庙，大夫三庙，数尽则毁，藏主于太祖之庙，三年而祫祭之。世尽则毁，以示有终之义；三年而祫，以申追远之情。禘佩既是一祭，分而两之，事无所据。毁庙三年一祫，又有不尽四时，于礼为阙。七庙四时常祭，祫则三年一祭，而又不究四时，于情为简。王以禘佩为一祭，王义为长。郑以圜丘为禘，与宗庙大祭同名，义亦为当。今互取郑、王二义。禘佩并为一名，从王；禘佩是祭圜丘大祭之名，上下同用，从郑。若以数则黩，五年一禘，改祫从禘。五年一禘，则四时尽禘，以称今情。禘则依《礼》文，先禘而后时祭。便即施行，著之于令，永为世法。"
高闾曰："《书》称：’肆类于上帝，禋于六宗。’六宗之祀，《礼》无明文，名位坛兆，历代所疑。汉魏及晋诸儒异说，或称天地四时，或称六者之间，或称《易》之六子，或称风雷之类，或称星辰之属，或曰世代所宗，或云宗庙所尚，或曰社稷五祀，凡有十一家。自晋已来，逮于圣世，以为论者虽多，皆有所阙，莫能评究。遂相因承，别立六宗之兆，总为一位而祭之。比敕臣等评议取衷，附之祀典。臣等承旨，披究往说，各有其理。较而论之，长短互有，若偏用一家，事或差舛。众疑则从多，今惑则仍古。请依先别处六宗之兆，总为一祀而祭之。"帝曰："详定朝令，祀为事首，以疑从疑，何所取正？昔石渠、虎阁之议，皆准类以引义，原事以证情，故能通百家之要，定累世之疑。况今有文可据，有本可推，而不评而定之，其致安在？朕躬览《尚书》之文，称’肆类上帝，禋于六宗’，文相连属，理似一事。上帝称肆而无禋，六宗言禋而不别其名。以此推之，上帝、六宗当是一时之祀，非别祭之名。肆类非独祭之目，焚烟非他祀之用。六宗者，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明矣。禋是祭帝之事，故称禋以关其他，故称六以证之。然则肆类上帝，禋于六宗，一祭也，互举以成之。今祭圜丘，五帝在焉，其牲币俱禋，故称肆类上帝，禋于六宗。一祭而六祀备焉。六祭既备，无烦复别立六宗之位。便可依此附令，永为定法。"
十四年八月诏曰："丘泽初志，配尚宜定，五德相袭，分叙有常。然异同之论，著于往汉，未详之说，疑在今史。群官百辟，可议其所应，必令合衷，以成万代之式。"
中书监高闾议以为："帝王之作，百代可知，运代相承，书传可验。虽祚命有长短，德政有优劣，至于受终严祖，殷荐上帝，其致一也。故敢述其前载，举其大略。臣闻居尊据极，允应明命者，莫不以中原为正统，神州为帝宅。苟位当名全，化迹流洽，则不专以世数为与夺，善恶为是非。故尧舜禅揖，一身异尚；魏晋相代，少纪运殊。桀纣至虐，不废承历之叙；厉惠至昏，不阙周晋之录。计五德之论，始自汉刘，一时之议，三家致别。故张苍以汉为水德，贾谊、公孙臣以汉为土德，刘向以汉为火德。以为水德者，正以尝有水溢之应，则不推运代相承之数矣。以土德者，则以亡秦继历，相即为次，不推逆顺之异也。以为火德者，悬证赤帝斩蛇之符，弃秦之暴，越恶承善，不以世次为正也，故以承周为火德。自兹厥后，乃以为常。魏承汉，火生土，故魏为土德。晋承魏，土生金，故晋为金德。赵承晋，金生水，故赵为水德。燕承赵，水生木，故燕为木德。秦承燕，木生火，故秦为火德。秦之未灭，皇魏未克神州，秦氏既亡，大魏称制玄朔。故平文之庙，始称’太祖’，以明受命之证，如周在岐之阳。若继晋，晋亡已久；若弃秦，则中原有寄。推此而言，承秦之理，事为明验。故以魏承秦，魏为土德，又五纬表验，黄星曜彩，考氏定实，合德轩辕，承土祖未，事为著矣。又秦赵及燕，虽非明圣，各正号赤县，统有中土，郊天祭地，肆类咸秩，明刑制礼，不失旧章。奄岱逾河，境被淮汉。非若龌龊边方，僣拟之属，远如孙权、刘备，近若刘裕、道成，事系蛮夷，非关中夏。伏惟圣朝，德配天地，道被四海，承乾统历，功侔百王。光格同于唐虞，享祚流于周汉，正位中境，奄有万方。今若并弃三家，远承晋氏，则蔑中原正次之实。存之无损于此，而有成于彼；废之无益于今，而有伤于事。臣愚以为宜从尚黄，定为土德。又前代之君，明贤之史，皆因其可褒褒之，可贬贬之。今议者偏据可绝之义，而不录可全之礼。所论事大，垂之万叶。宜并集中秘群儒，人人别议，择其所长，于理为悉。"
秘书丞臣李彪、著作郎崔光等议以为："尚书闾议，继近秦氏。臣职掌国籍，颇览前书，惜此正次，慨彼非绪。辄仰推帝始，远寻百王。魏虽建国君民，兆眹振古，祖黄制朔，绵迹有因。然此帝业，神元为首。案神元、晋武，往来和好。至于桓、穆，洛京破亡。二帝志摧聪、勒，思存晋氏，每助刘琨，申威并冀。是以晋室衔扶救之仁，越石深代王之请。平文、太祖，抗衡苻石，终平燕氏，大造中区。则是司马祚终于郏鄏，而元氏受命于云代。盖自周之灭及汉正号，几六十年，著符尚赤。后虽张、贾殊议，暂疑而卒从火德，以继周氏。排虐嬴以比共工，蔑暴项而同吴广。近蠲谬伪，远即神正，若此之明也。宁使白蛇徒斩，雕云空结哉！自有晋倾沦，暨登国肇号，亦几六十余载，物色旗帜，率多从黑。是又自然合应，玄同汉始。且秦并天下，革创法度，汉仍其制，少所变易。犹仰推五运，竟踵隆姬。而况刘、石、苻、燕，世业促褊，纲纪弗立。魏接其弊，自有彝典，岂可异汉之承木，舍晋而为土邪？夫皇统崇极，承运至重，必当推协天绪，考审正次，不可杂以僣窃，参之强狡。神元既晋武同世，桓、穆与怀、愍接时。晋室之沦，平文始大，庙号太祖，抑亦有由。绍晋定德，孰曰不可，而欲次兹伪僣，岂非惑乎？臣所以慺慺惜之，唯垂察纳。"诏令群官议之。
十五年正月，侍中、司空、长乐王穆亮，侍中、尚书左仆射、平原王陆叡，侍中、吏部尚书、中山王王元孙，侍中、尚书、驸马都尉、南平王冯诞，散骑常侍、都曹尚书、新泰侯游明根，散骑常侍、南部令邓侍祖，秘书中散李恺，尚书左丞郭祚，右丞、霸城子卫庆，中书侍郎封琳，中书郎、泰昌子崔挺，中书侍郎贾元寿等言："臣等受敕共议中书监高闾、秘书丞李彪等二人所议皇魏行次。尚书高闾以石承晋为水德，以燕承石为木德，以秦承燕为火德，大魏次秦为土德，皆以地据中夏，以为得统之征。皇魏建号，事接秦末，晋既灭亡，天命在我。故因中原有寄，即而承之。彪等据神元皇帝与晋武并时，桓、穆二帝，仍修旧好。始自平文，逮于太祖，抗衡秦、赵，终平慕容。晋祚终于秦方，大魏兴于云朔。据汉弃秦承周之义，以皇魏承晋为水德。二家之论，大略如此。臣等谨共参论，伏惟皇魏世王玄朔，下迄魏、晋，赵、秦、二燕虽地据中华，德祚微浅，并获推叙，于理未惬。又国家积德修长，道光万载。彪等职主东观，详究图史，所据之理，其致难夺。今欲从彪等所议，宜承晋为水德。’诏曰："越近承远，情所未安。然考次推时，颇亦难继。朝贤所议，岂朕能有违夺。便可依为水德，祖申腊辰。"
四年，经始明堂，改营太庙。诏曰："祖有功，宗有德，自非功德厚者，不得擅祖宗之名，居二祧之庙。仰惟先朝旧事，舛驳不同，难以取准。今将述遵先志，具详礼典，宜制祖宗之号，定将来之法。烈祖有创基之功，世祖有开拓之德，宜为祖宗，百世不迁。而远祖平文功未多于昭成，然庙号为太祖；道武建业之勋，高于平文，庙号为烈祖。比功校德，以为未允。朕今奉尊道武为太祖，与显祖为二祧，余者以次而迁。平文既迁，庙唯有六，始今七庙，一则无主。唯当朕躬此事，亦臣子所难言。夫生必有终，人之常理。朕以不德，忝承洪绪，若宗庙之灵，获全首领以没于地，为昭穆之次，心愿毕矣。必不可豫，设可垂之文，示后必令迁之。"司空公、长乐王穆亮等奏言："升平之会，事在于今。推功考德，实如明旨。但七庙之祀，备行日久，无宜阙一，虚有所待。臣等愚谓，依先尊祀，可垂文示后。理衷如此，不敢不言。"诏曰"理或如此。比有间隙，当为文相示"。
八月壬辰，诏郡国有时果可荐者，并送京师以供庙飨。
又诏曰："《礼》云自外至者，无主不立。先朝以来，以正月吉日，于朝廷设幕，中置松柏树，设五帝坐。此既无可祖配，揆之古典，实无所取，可去此祀。又探策之祭，既非礼典，可悉罢之。"
戊午诏曰："国家自先朝以来，飨祀诸神，凡有一千二百余处。今欲减省群祀，务从简约。昔汉高之初，所祀众神及寝庙不少今日。至于元、成之际，匡衡执论，乃得减省。后至光武之世，礼仪始备，飨祀有序。凡祭不欲数，数则黩，黩则不敬。神聪明正直，不待烦祀也。"又诏曰："明堂、太庙，并祀祖宗，配祭配享，于斯备矣。白登、崞山、鸡鸣山庙唯遣有司行事。冯宣王诞生先后，复因在官长安，立庙宜异常等。可敕雍州，以时供祭。"又诏曰："先恒有水火之神四十余名，及城北星神。今圜丘之下，既祭风伯、雨师、司中、司命，明堂祭门、户、井、灶、中霤，每神皆有。此四十神计不须立，悉可罢之。"
甲寅，集群官，诏曰："近论朝日夕月，皆欲以二分之日，于东西郊行礼。然月有余闰，行无常准。若一依分日，或值月出于东，而行礼於西，寻情即理，不可施行。昔秘书监薛谓等尝论此事，以为朝日以朔，夕月以朏。卿等意谓朔朏二分，何者为是？"尚书游明根对曰"考案旧式，推校众议，宜从朏月"。
十一月己未朔，帝释禫祭于太和庙。帝衮冕，与祭者朝服。既而帝冠黑介帻，素纱深衣，拜山陵而还宫。庚申，帝亲省齐宫冠服及郊祀俎豆，癸亥冬至，将祭圜丘，帝衮冕剑舄，待臣朝服。辞太和庙，之圜丘，升祭柴燎，遂祀明堂，大合。既而还之太和庙，乃入。甲子，帝衮冕辞太和庙，临太华殿，朝群官。既而帝冠通天，绛纱袍，临飨礼。帝感慕，乐悬而不作。丁卯，迁庙，陈列冕服，帝躬省之。既而帝兖冕，辞太和庙，之太庙，百官陪从。奉臣主于齐车，至新庙。有司升神主于太庙，诸王侯牧守、四海蕃附，各以其职来祭。
十六年正月戊午，诏曰："夫四时享祀，人子常道。然祭荐之礼，贵贱不同。故有邑之君，祭以首时，无田之士，荐以仲月。况七庙之重，而用中节者哉！自顷蒸尝之礼，颇违旧义。今将仰遵远式，以此孟月，犆罐于太庙。但朝典初改，众务殷凑，无遑齐洁，遂及于今。又接神飨祖，必须择日。今礼律未宣，有司或不知此。可敕太常令克日以闻。"
二月丁酉，诏曰："夫崇圣祀德，远代之通黄；秩，中古之近规。故三五至仁，唯德配享；夏殷私己，稍用其姓。且法施于民，祀有明典，立功垂惠，祭有恒式。斯乃异代同途，奕世共轨。今远遵明令，宪章旧则，比于祀令，已为决之。其孟春应祀者，顷以事殷，遂及今日。可令仍以仲月而飨祀焉。凡在祀令，其数有五。帝尧树则天之功，兴巍巍之治，可祀于平阳。虞舜播太平之风，致无为之化，可祀于广宁。夏禹御洪水之灾，建天下之利，可祀于安邑。周文公制礼作乐，垂范万叶，可祀于洛阳。其宣尼之庙，已于中省，当别敕有司。飨荐之礼，自文公已上，可令当界牧守，各随所近，摄行祀事，皆用清酌尹祭也。"
丙午，诏有司克吉亥，备小驾，躬临千亩，官别有敕。
癸丑，帝临宣文堂，引仪曹尚书刘昶、鸿胪卿游明根、行仪曹事李韶，授策孔子，崇文圣之谥。于是昶等就庙行事。既而，帝齐中书省，亲拜祭于庙。
九月甲寅朔，大享于明堂，祀文明太后于玄室，帝亲为之词。
十月已亥，诏曰："夫先王制礼，所以经纶万代，贻法后昆。至乃郊天享祖，莫不配祭，然而有节。白登庙者，有为而兴，昭穆不次。故太祖有三层之宇，巴陵无方丈之室。又常用季秋，躬驾展虔，祀礼或有亵慢之失，嘉乐颇涉野合之讥。今授衣之旦，享祭明堂；玄冬之始，奉烝太庙。若复致齐白登，便为一月再驾，事成亵渎。回详二理，谓宜省一。白登之高，未若九室之美；帏次之华，未如清庙之盛。将欲废彼东山之祀，成此二享之敬。可具敕有司，但令内典神者，摄行祭事。献明、道武各有庙称，可具依旧式。"自太宗诸帝，昔无殿宇，因停之。
十八年，南巡。正月，次殷比干墓，祭以太牢。
三月，诏罢西郊祭天。
十九年，帝南征。正月，车驾济淮，命太常致祭。又诏祀岱岳。
三月癸亥，诏曰："知太和庙已就，神仪灵主，宜时奉宁。可克三月三日己已，内奉迁于正庙。其出金墉之仪，一准出代都太和之式。入新庙之典，可依近至金墉之轨。共威仪卤簿，如出代庙。百官奉迁，宜可省之。但令朝官四品已上，侍官五品已上及宗室奉迎。"
六月，相州刺史高闾表言："伏惟太武皇帝发孝思之深诚，同渭阳之远感，以邺土舅氏之故乡，有归魂之旧宅，故为密皇后立庙于城内，岁时祭祀，置庙户十家，齐宫三十人。春秋烝尝，冠服从事，刺史具威仪，亲行荐酌，升降揖让，与七庙同仪，礼毕，撤会而罢。今庙殿亏漏，门墙倾毁，簠簋故败，行礼有阙。臣备职司，目所亲睹。若以七庙惟新，明堂初制，配飨之仪，备于京邑者，便应罢坏，辍其常祭。如以功高特立，宜应新其灵宇。敢陈所见，伏请恩裁。"诏罢之。
十一月庚午，帝幸委粟山，议定圜丘。己卯，帝在合温室，引咸阳王禧，司空公穆亮，吏部尚书、任城王澄及议礼之官。诏曰："朝集公卿，欲论圜丘之礼。今短晷斯极，长日方至。案《周官》祀昊天上帝于圜丘，礼之大者。两汉礼有参差，魏晋犹亦未一。我魏氏虽上参三皇，下考叔世近代都祭圜丘之礼，复未考《周官》，为不刊之法令。以此祭圜丘之礼示卿等，欲与诸贤考之厥衷。"帝曰："夕牲之礼，无可依准，近在代都，已立其议。杀牲祼神，诚是一日之事，终无夕而杀牲，待明而祭。"员外散骑常侍刘芳对曰："臣谨案《周官牧人职》，正有夕展牲之礼，实无杀牲之事。"秘书令李彪曰："夕不杀牲，诚如圣旨。未审告庙以不？臣闻鲁人将有事于上帝，必先有事于泮宫，注曰，’先人’。以此推之，应有告庙。"帝曰："卿言有理，但朕先以郊配，意欲废告，而卿引证有据，当从卿议。"
帝又曰："圜丘之牲，色无常准，览推古事，乖互不一。周家用骍，解言是尚。晋代靡知所据。舜之命禹，悉用尧辞，复言玄牡告于后帝。今我国家，时用夏正，至于牲色，未知何准？"秘书令李彪曰："观古用玄，似取天玄之义，臣谓宜用玄。至于五帝，各象其方色，亦有其义。"帝曰："天何时不玄，地何时不黄，意欲从玄。"
又曰："我国家常声鼓以集众。《易》称二至之日，商旅不行，后不省方，以助微阳、微阴。今若依旧鸣鼓，得无阙寝鼓之义，无妨古义。"员外郎崔逸曰："臣案周礼，当祭之日，雷鼓雷鼗，八面而作，犹不妨阳。臣窃谓以鼓集众无妨古义。
癸未，诏三公衮冕八章，太常鷩冕六章，用以陪荐。
甲申长至，祀昊天于委粟山，大夫祭。
二十年，立方泽于河阴，仍遣使者以太牢祭汉光武及明、章三帝陵。
《魏书》 北齐·魏收
《魏书》•卷一百八之一·志第十·礼四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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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魏孝文帝即位后，大力推行汉化改革，尤其重视礼制的恢复与完善。他规定，四时祭祀是人子应遵循的正道，但祭祀的礼仪应根据身份贵贱而有所不同。因此，有封地的诸侯，应于年初举行祭祀；没有封地的士人，则在仲月进行荐祭。尤其对于宗庙之礼，更应秉持中节。自近来蒸尝之礼已偏离传统，今决定依照远古典制，将太庙的祭祀定于孟月举行。由于此前礼制变更，事务繁杂，未能及时整备，故暂延至今。同时，祭祀祖先必须择日进行，而礼制尚未公布，官府人员亦不知其规，因此命令太常寺择日上报。
二月，孝文帝再度下诏，明确称：尊崇圣贤、祭祀祖先，是古代以来通行的制度，夏商周时期已有明确规范。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等圣君，因德行高尚而被奉祀，其后世子孙亦应效法。故三皇五帝以来，崇尚德行而配享祭祀，夏商时期虽有所私祭，但亦有祖宗之名。礼制的根本在于施政于民，祭祀则有其固定之礼。无论是古代或近世，皆应遵循此法，不因时世变迁而改变。今决定沿袭旧制，并于仲月举行祭祀。具体祭祀对象如下：帝尧因建立天子之治，可于平阳祭祀；虞舜以仁德平治天下，可于广宁祭祀；夏禹治水有功，造福万民，可于安邑祭祀；周文王制定礼乐，垂范后世，可于洛阳祭祀。至于孔子之庙，已设立于中央，应另行敕命管理。其他祭祀活动，自文公以上，由地方官吏按就近原则代为举行，皆以清酒作为祭品。
三月，孝文帝亲临千亩之野，以小驾出巡，命令官员各自按职分办，此为朝廷正式祭祀仪式。
九月，皇帝在明堂举行大祀，祭祀文明太后，亲自撰文以表崇敬。
十月，孝文帝下诏：先王制定礼制，是为传承万代、垂范后世。凡郊祀、享祖，皆应配祀，但需有节制。白登庙设立于先代，有功而立，但其昭穆排列不合常理。因此，太祖之庙设三重殿宇，而巴陵之庙则无方丈之室。又因常于秋季亲赴祭祀，导致礼仪过于频繁，常有不敬之失，乐舞亦有失庄重之讥。今决定于授衣之日祭明堂，于玄冬之始祭太庙，若再于同一月份再次亲赴白登庙祭祀，便成一月两度亲行，有失庄严。经反复斟酌，认为应省去其一。白登之高，远不如九室之庄严；帷幄之华，也远逊于清庙之宏伟。因此，应停止祭祀白登，而以明堂、太庙两祭作为主要典礼，由内廷官员代为举行祭祀，以节省仪仗。明帝、道武帝的庙号及祭祀安排，仍按旧制执行。自太宗以来，诸帝皆无宫殿，故此祭祀暂且停废。
十八年，皇帝南巡。正月，抵达殷比干墓，举行太牢祭礼。三月，宣布废止西郊祭天之礼。
十九年，皇帝南征。正月，车驾渡过淮水，命太常致祭。又诏令祭祀泰山。
三月，下诏：太和庙已建成，神主灵位应按时供奉安放。故定于三月初三，将神主内迁至正庙。迁庙之仪，应仿照出代都太和庙之旧制。迁入新庙之礼，可参照迁至金墉之仪式。仪仗、卤簿如出代都之规。百官迁庙，宜简化流程，仅由四品以上朝官、五品以上侍从及宗室成员前去迎接即可，不必全员参与。
六月，相州刺史高闾上表，称：太武皇帝曾深怀孝思，因密皇后原籍邺城，为她立庙于城内，每年祭祀，设十户为庙户，配备三十名宫中人员，春秋两季举行烝尝祭祀，服饰仪仗与七庙同规，由刺史亲行祭礼，升降揖让，与诸宗庙同法。然而今庙宇损毁，殿宇倾塌，礼器腐坏，行礼已不完整。作为职司官员，本人亲见其状。若认为七庙新制、明堂初建，配享之礼已完备于京城，那么此庙便应废止祭祀；若认为密皇后功勋卓著，理应独立立庙，则应重新修缮神殿。为此，特陈此见，祈请陛下裁决。孝文帝下诏，罢废此庙祭。
十一月，皇帝巡幸委粟山，商议圜丘的祭祀礼仪。在合温室，召咸阳王禧、司空穆亮、吏部尚书任城王澄及礼官共同参议。皇帝下诏：“召集公卿百官，共同商讨圜丘之礼。今时间紧迫，长日照临将至。按《周官》，圜丘祭祀昊天上帝是至大之礼。两汉以来礼制参差，魏晋时期亦未统一。我魏国虽尊崇三皇，考究近世祭典，却尚未详细参照《周官》，此为重大疏漏。今将圜丘祭礼详述于诸位，欲与诸贤共同商议其根本之所在。”
皇帝说：“夕牲之礼，目前并无依据。在代都时期，已有初步议定。杀死牲畜祭祀，确实是当日之事，但终无‘傍晚杀牲、翌日清晨祭祀’之法。”
员外散骑常侍刘芳答道：“臣查《周官·牧人职》，确有‘夕展牲’之礼，但并无‘杀牲’之记载。”
秘书令李彪说：“夕不杀牲，确如圣旨。但不知是否需先告庙？臣闻鲁国将有大事于上帝，必先于泮宫告祭，注解曰‘先人’。依此推断，应有告庙之礼。”
皇帝说：“此言有理，但朕本欲废除告庙之礼，而您引用有据，应从您的建议。”
皇帝又问：“圜丘所用牲畜之色，历代不一。周朝用赤色（骍），解诂称崇尚赤色；晋代则无明确依据。舜命禹时，说‘悉用尧辞’，又言‘玄牡’告于后帝。如今我朝采用夏正历法，却不知应以何色为牲？”
李彪答：“观古以玄色为尊，取其‘天玄’之义，臣以为应用玄色。至于五帝，各配一方之色，亦有其理。”
皇帝说：“天何时不玄，地何时不黄？应从玄色为宜。”
又问：“我朝常以击鼓召集众人。《易经》称两至之日，商旅不行，君王不巡视四方，以助阳气、阴气之微。若仍按旧制鸣鼓，是否违背‘寝鼓’之义，有违古礼？”
员外郎崔逸答：“臣查《周官》，祭日雷鼓、雷鼗八面齐鸣，此乃助阳之礼，对阳气并无妨碍。臣以为，以鼓召集百姓，不违古义。”
癸未日，下诏：三公穿衮冕八章，太常穿鷩冕六章，作为陪祭之用。
甲申日，冬至日，于委粟山祭祀昊天，由大夫担任主祭。
二十年，于河阴设立方泽，遣使以太牢之礼祭祀汉光武帝及明帝、章帝二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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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魏孝文帝即位后，大力推行汉化改革，尤其重视礼制的恢复与完善。他规定，四时祭祀是人子应遵循的正道，但祭祀的礼仪应根据身份贵贱而有所不同。因此，有封地的诸侯，应于年初举行祭祀；没有封地的士人，则在仲月进行荐祭。尤其对于宗庙之礼，更应秉持中节。自近来蒸尝之礼已偏离传统，今决定依照远古典制，将太庙的祭祀定于孟月举行。由于此前礼制变更，事务繁杂，未能及时整备，故暂延至今。同时，祭祀祖先必须择日进行，而礼制尚未公布，官府人员亦不知其规，因此命令太常寺择日上报。
二月，孝文帝再度下诏，明确称：尊崇圣贤、祭祀祖先，是古代以来通行的制度，夏商周时期已有明确规范。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等圣君，因德行高尚而被奉祀，其后世子孙亦应效法。故三皇五帝以来，崇尚德行而配享祭祀，夏商时期虽有所私祭，但亦有祖宗之名。礼制的根本在于施政于民，祭祀则有其固定之礼。无论是古代或近世，皆应遵循此法，不因时世变迁而改变。今决定沿袭旧制，并于仲月举行祭祀。具体祭祀对象如下：帝尧因建立天子之治，可于平阳祭祀；虞舜以仁德平治天下，可于广宁祭祀；夏禹治水有功，造福万民，可于安邑祭祀；周文王制定礼乐，垂范后世，可于洛阳祭祀。至于孔子之庙，已设立于中央，应另行敕命管理。其他祭祀活动，自文公以上，由地方官吏按就近原则代为举行，皆以清酒作为祭品。
三月，孝文帝亲临千亩之野，以小驾出巡，命令官员各自按职分办，此为朝廷正式祭祀仪式。
九月，皇帝在明堂举行大祀，祭祀文明太后，亲自撰文以表崇敬。
十月，孝文帝下诏：先王制定礼制，是为传承万代、垂范后世。凡郊祀、享祖，皆应配祀，但需有节制。白登庙设立于先代，有功而立，但其昭穆排列不合常理。因此，太祖之庙设三重殿宇，而巴陵之庙则无方丈之室。又因常于秋季亲赴祭祀，导致礼仪过于频繁，常有不敬之失，乐舞亦有失庄重之讥。今决定于授衣之日祭明堂，于玄冬之始祭太庙，若再于同一月份再次亲赴白登庙祭祀，便成一月两度亲行，有失庄严。经反复斟酌，认为应省去其一。白登之高，远不如九室之庄严；帷幄之华，也远逊于清庙之宏伟。因此，应停止祭祀白登，而以明堂、太庙两祭作为主要典礼，由内廷官员代为举行祭祀，以节省仪仗。明帝、道武帝的庙号及祭祀安排，仍按旧制执行。自太宗以来，诸帝皆无宫殿，故此祭祀暂且停废。
十八年，皇帝南巡。正月，抵达殷比干墓，举行太牢祭礼。三月，宣布废止西郊祭天之礼。
十九年，皇帝南征。正月，车驾渡过淮水，命太常致祭。又诏令祭祀泰山。
三月，下诏：太和庙已建成，神主灵位应按时供奉安放。故定于三月初三，将神主内迁至正庙。迁庙之仪，应仿照出代都太和庙之旧制。迁入新庙之礼，可参照迁至金墉之仪式。仪仗、卤簿如出代都之规。百官迁庙，宜简化流程，仅由四品以上朝官、五品以上侍从及宗室成员前去迎接即可，不必全员参与。
六月，相州刺史高闾上表，称：太武皇帝曾深怀孝思，因密皇后原籍邺城，为她立庙于城内，每年祭祀，设十户为庙户，配备三十名宫中人员，春秋两季举行烝尝祭祀，服饰仪仗与七庙同规，由刺史亲行祭礼，升降揖让，与诸宗庙同法。然而今庙宇损毁，殿宇倾塌，礼器腐坏，行礼已不完整。作为职司官员，本人亲见其状。若认为七庙新制、明堂初建，配享之礼已完备于京城，那么此庙便应废止祭祀；若认为密皇后功勋卓著，理应独立立庙，则应重新修缮神殿。为此，特陈此见，祈请陛下裁决。孝文帝下诏，罢废此庙祭。
十一月，皇帝巡幸委粟山，商议圜丘的祭祀礼仪。在合温室，召咸阳王禧、司空穆亮、吏部尚书任城王澄及礼官共同参议。皇帝下诏：“召集公卿百官，共同商讨圜丘之礼。今时间紧迫，长日照临将至。按《周官》，圜丘祭祀昊天上帝是至大之礼。两汉以来礼制参差，魏晋时期亦未统一。我魏国虽尊崇三皇，考究近世祭典，却尚未详细参照《周官》，此为重大疏漏。今将圜丘祭礼详述于诸位，欲与诸贤共同商议其根本之所在。”
皇帝说：“夕牲之礼，目前并无依据。在代都时期，已有初步议定。杀死牲畜祭祀，确实是当日之事，但终无‘傍晚杀牲、翌日清晨祭祀’之法。”
员外散骑常侍刘芳答道：“臣查《周官·牧人职》，确有‘夕展牲’之礼，但并无‘杀牲’之记载。”
秘书令李彪说：“夕不杀牲，确如圣旨。但不知是否需先告庙？臣闻鲁国将有大事于上帝，必先于泮宫告祭，注解曰‘先人’。依此推断，应有告庙之礼。”
皇帝说：“此言有理，但朕本欲废除告庙之礼，而您引用有据，应从您的建议。”
皇帝又问：“圜丘所用牲畜之色，历代不一。周朝用赤色（骍），解诂称崇尚赤色；晋代则无明确依据。舜命禹时，说‘悉用尧辞’，又言‘玄牡’告于后帝。如今我朝采用夏正历法，却不知应以何色为牲？”
李彪答：“观古以玄色为尊，取其‘天玄’之义，臣以为应用玄色。至于五帝，各配一方之色，亦有其理。”
皇帝说：“天何时不玄，地何时不黄？应从玄色为宜。”
又问：“我朝常以击鼓召集众人。《易经》称两至之日，商旅不行，君王不巡视四方，以助阳气、阴气之微。若仍按旧制鸣鼓，是否违背‘寝鼓’之义，有违古礼？”
员外郎崔逸答：“臣查《周官》，祭日雷鼓、雷鼗八面齐鸣，此乃助阳之礼，对阳气并无妨碍。臣以为，以鼓召集百姓，不违古义。”
癸未日，下诏：三公穿衮冕八章，太常穿鷩冕六章，作为陪祭之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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