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梁书》•附录·梁书序
译文:
《梁书》共有六篇本纪,五十篇列传,总共五十六篇。唐太宗贞观三年,下诏命右散骑常侍姚思廉负责撰写。姚思廉是梁朝史官姚察的儿子,他继承了父亲的编纂意图,又广泛收集了谢吴等儒者的记载,最终完成此书。我们这些校订者在整理原文的基础上,又编纂了目录一篇,并作如下说明:
自从古代圣贤之道衰落,各种学派纷纷兴起,佛教最晚出现,成为社会的祸患,尤其在梁朝表现得尤为严重,因此我们对此不能不加以论述。
佛教徒常常自以为自己得到的是“内在真理”,而世人谈论佛教,往往只看到其“外在表现”,因此不能简单否定佛教。然而,他们又怎会真正理解圣人的内在智慧呢?《尚书》说:“思考能够产生智慧,智慧能够成就圣德。”所谓“思”,就是通过深入思考来获得知识。能够深入思考的人,会洞察天地万物的运行规律,明白各种事物的道理,从细微到宏大,从精微到粗略,无所不察。这就是“穷理”,是智慧达到极致的表现。当一个人真正明白了道理,就会明白那些属于“我”的内在修养最为可贵,而外在的虚妄之物则无足轻重。世上没有谁不能通过这种认知达到清晰的境界。
只要有深刻的认知,却不能真正热爱它,是不行的,因此必须以诚心去热爱它;有了热爱之心,却不能真正享受其中,也不行,因此还要以至诚之心去体验和享受。一旦真正能够享受,就能安然自得。这样一来,外界的各种事物无论多么纷繁复杂,也无法扰乱我心。正因为外界一切无法影响我,我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本性。一旦能充分发挥本性,便达到了“诚”的境界。“诚”就是成就,就是不迷惑。既然成就了,就要不断扩充,使之发展到极致;既然发展到极致,就要推而广之,使之成为感化万物的力量。当一个人具备了这种感化之力时,无论是有智慧的人,还是各种生物,都能够在我们的影响下,实现其本性,顺应其自然规律,从而与天地的运行相呼应,达到与天地并列的境界。这种德行达到如此高度,其行为和态度与普通人一样,都是合乎人情、合乎人理的。因此,与这样的人相处,社会就安定繁荣,远离危乱。他们所给予的礼仪、衣食、婚姻、丧葬祭祀等制度,全都出于人情常理;他们所教化人们建立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妻关系,也都符合人情天理。所以,与他们相处,必然是安乐、有序的社会,是祸乱所无法侵入的地方。他们提供的这些制度,是外在的载体;而他们所体现出的德行,是内在的根基。这样的德行,怎能不被称作“圣人”呢?
一旦成为“圣人”,便不再刻意思考,其最高境界是顺应自然、循规蹈矩;不再刻意作为,其一切行为都只是对外界事物的自然反应。因此,他们如天覆盖万物、如风鼓舞群生,却无法被世人真正理解,怎能不被称为“神”呢?所谓“神”,就是至高无上的智慧,永不中断的运行。这正是圣人内在的本质。圣人是天地之道的最高境界,佛教的说法,又能真正取代这个境界吗?如果我们寻找一种能够替代圣人境界的东西,那便是其根本的缺失。那些真正属于内在修养的道理,本来是能够外化为具体行为的。若某种道理无法在现实中实现,那就说明它本身并未真正存在于内在。《易经》说:“智慧遍及万物,道德遍及天下,所以不会超越。”这正是圣人之所以能够同时实现内在与外在的圆满。而智者虽然能理解一部分事物,却无法穷尽万事万物的原理;道者虽然能服务于一方,却不足以适应天下万民的需要。这正是各种学派之所以都失败的原因。佛教的失败,难道不正是如此吗?因此,佛教徒自以为得到了内在真理,这种观点,也可以说是荒谬的。
学者研究历史,目的是为了明辨一个朝代的得失。我们因此根据梁朝的事情,阐述圣人是如何取得成功的,佛教又是如何失败的,以传之于后世。希望人们明白:君子反对佛教,不是出于外在的对立,而是因为真正追求的是内在的修养。我们应当努力追求内在的智慧,不要轻易以佛教的虚妄来替代圣贤之道。
此为臣巩等人所撰目录,敬献于皇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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