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南齊書》，八紀，十一志，四十列傳，合五十九篇，梁蕭子顯撰。始江淹已爲十志，沈約又爲《齊紀》，而子顯自表武帝，別爲此書。臣等因校正其訛謬，而敘其篇目，曰：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，則必得其所託，而後能傳於久，此史之所以作也。然而所託不得其人，則或失其意，或亂其實，或析理之不通，或設辭之不善，故雖有殊功韙德非常之跡，將暗而不章，鬱而不發，而檮杌嵬瑣奸回兇慝之形，可幸而掩也。嘗試論之，古之所謂良史者，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，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，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，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，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。何以知其然邪。昔者，唐虞有神明之性，有微妙之德，使由之者不能知，知之者不能名，以爲治天下之本。號令之所布，法度之所設，其言至約，其體至備，以爲治天下之具。而爲二《典》者，推而明之，所記者，豈獨其跡邪。並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。小大精粗，無不盡也。本末先後，無不白也。使誦其說者，如出乎其時。求其指者，如即乎其人。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，道足以適天下之用，智足以通難知之意，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。則方是之時，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。蓋執簡操筆而隨者，亦皆聖人之徒也。兩漢以來爲史者，去之遠矣。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歿數千載之後，秦火之餘，因散絕殘脫之經，以及傳記百家之說，區區掇拾，以集著其善惡之跡，興廢之端，又創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，斯亦可謂奇矣。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，是非顛倒而採摭謬亂者，亦豈少哉。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，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，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，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。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，亦不可不謂俊偉拔出之材、非常之士也，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，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，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，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，何哉。蓋聖賢之高致，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，故不得而與之也。遷之得失如此，況其他邪。至於宋、齊、梁、陳、後魏、後周之書，蓋無以議爲也。子顯之於斯文，喜自馳騁，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繢之變尤多，而其文益下，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。數世之史既然，故其事蹟曖味，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，相與合謀之臣，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，播天下之口者也。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，亦幸而不暴著於世，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。可不惜哉。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，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，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。豈可忽哉。豈可忽哉。臣恂、臣寶臣、臣穆、臣藻、巨洙、臣覺、臣彥若、臣鞏謹敘目錄昧死上。
《南齊書》•附：曾鞏南齊書目錄序
譯文：
《南齊書》共有八紀、十一志、四十列傳，總共五十九篇，由南朝梁代蕭子顯所撰。起初，江淹已經編成十志，沈約又寫了《齊紀》，蕭子顯則從武帝時期開始，另撰此書。我們經過校對和整理，發現其中有不少錯誤和遺漏，因此對書中的篇章順序和結構進行梳理，提出這樣的觀點：如果要通過歷史書寫來闡明正確與錯誤、得與失、興盛與衰敗、治亂的原因，使之成爲後世的借鑑和警示，那麼就必須選擇合適的人來記載，只有這樣，歷史才能長久流傳。然而，如果所託之人不當，就會導致內容失真，甚至歪曲事實，使道理不通，辭義不妥。即使有非凡功績或美德的事件，也會因無法被清晰地表達而被埋沒；而奸邪、邪惡、不法之徒的行徑，反而可能被掩蓋。我們不妨就此加以分析。古代所謂的良史，應當具備四種能力：一是見識廣博，能洞察萬事萬物的道理；二是思想通達，能適應天下實際需要；三是智慧超羣，能理解那些深奧難明的含義；四是文采出衆，能充分表達那些本應顯明卻難以表達的情境。只有這樣的人，才能真正擔當起史官的職責。我們怎麼知道是這樣呢？在唐堯、虞舜的時代，他們的德行與智慧如同神明，微妙深遠，連他們自己都難以完全描述，更不用說後人了。他們所頒佈的命令、制定的制度，雖然語言簡潔，卻內容完備，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工具。而《尚書·堯典》《舜典》這兩部文獻，則是對這些根本原則的進一步闡述，記錄的不僅僅是表面行爲，更把其中深刻微妙的意圖也完整傳遞了出去。從小事到大事，從細微到宏大，無一遺漏；從根本到枝節，從前後順序都清晰分明。讓人閱讀後，彷彿置身於那個時代，追尋其中的含義，就如同親見其人。這難道不正是“見識周全、思想實用、智慧通達、文辭出色”的體現嗎？在那個時代，不單是執政者是天下之士，就連拿起筆來記錄歷史的普通人，也無不是聖賢之徒。自兩漢以後，史官的水平已經大大退步了。司馬遷在五帝三王早已遠去、秦朝焚書之後，只能從殘破不全的古籍以及諸子百家的記載中搜集資料，編成本紀、世家、書、列傳等各種體例，記錄善惡事蹟、國家興衰的開端與結束。這種努力固然可稱奇才。然而，他卻也常常歪曲聖賢之法，顛倒是非，錯誤地選取材料，這種弊病也並不少見，難道不能說他“見識不夠廣博、思想不夠通達、智慧不夠深邃、文辭不夠傳神”嗎？雖然司馬遷在當時已是極爲傑出的人物，但即便如此，也未能完全達到聖賢境界，無法完全表達其深意。因此，他也不足以與古代聖賢之治相匹。更別說其他歷史作者了。到了宋、齊、梁、陳、北魏、北周時期所撰的史書，更是難以評說。蕭子顯在這些史書的寫作中，喜歡隨意發揮，不斷修改、割裂、雕琢、堆砌辭藻，使文風日益浮華，文筆反而退化，這難道是才能本就無法強行提高嗎？幾代以來的史書都如此，所以其中史實模糊不清。即便有一些隨波逐流、爲求功名的君主，與心懷異志的臣子，也未能真正引起天下人的關注，使他們的事蹟廣爲流傳。而那些品行敗壞、背道而馳、悖逆道義的奸佞之徒，卻反而被隱藏於史冊，未被世人所知，這難道不是因爲“所託之人不當”導致的結果嗎？這難道不令人深感惋惜嗎？歷史的真正作用，正是闡明治理國家的道理。因此，撰寫歷史的人，必須是天下最傑出的才學之士，才能真正勝任這一職責。絕不能輕視它！絕不能輕視它！我們臣子恂、寶臣、穆、藻、巨洙、覺、彥若、曾鞏謹以此目錄呈上，冒死上奏。
納蘭青雲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