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南齐书》，八纪，十一志，四十列传，合五十九篇，梁萧子显撰。始江淹已为十志，沈约又为《齐纪》，而子显自表武帝，别为此书。臣等因校正其讹谬，而叙其篇目，曰：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，则必得其所托，而后能传于久，此史之所以作也。然而所托不得其人，则或失其意，或乱其实，或析理之不通，或设辞之不善，故虽有殊功韪德非常之迹，将暗而不章，郁而不发，而梼杌嵬琐奸回凶慝之形，可幸而掩也。尝试论之，古之所谓良史者，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，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，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，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，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。何以知其然邪。昔者，唐虞有神明之性，有微妙之德，使由之者不能知，知之者不能名，以为治天下之本。号令之所布，法度之所设，其言至约，其体至备，以为治天下之具。而为二《典》者，推而明之，所记者，岂独其迹邪。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。小大精粗，无不尽也。本末先后，无不白也。使诵其说者，如出乎其时。求其指者，如即乎其人。是可不谓明足以周万事之理，道足以适天下之用，智足以通难知之意，文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。则方是之时，岂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。盖执简操笔而随者，亦皆圣人之徒也。两汉以来为史者，去之远矣。司马迁从五帝三王既殁数千载之后，秦火之馀，因散绝残脱之经，以及传记百家之说，区区掇拾，以集著其善恶之迹，兴废之端，又创己意以为本纪世家八书列传之文，斯亦可谓奇矣。然而蔽害天下之圣法，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者，亦岂少哉。是岂可不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，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，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，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。夫自三代以后为史者如迁之文，亦不可不谓俊伟拔出之材、非常之士也，然顾以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，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，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，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，何哉。盖圣贤之高致，迁固有不能纯达其情而见之于后者矣，故不得而与之也。迁之得失如此，况其他邪。至于宋、齐、梁、陈、后魏、后周之书，盖无以议为也。子显之于斯文，喜自驰骋，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缋之变尤多，而其文益下，岂夫材固不可以强而有邪。数世之史既然，故其事迹暧味，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，相与合谋之臣，未有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，播天下之口者也。而一时偷夺倾危悖理反义之人，亦幸而不暴著于世，岂非所托不得其人故邪。可不惜哉。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，故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，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。岂可忽哉。岂可忽哉。臣恂、臣宝臣、臣穆、臣藻、巨洙、臣觉、臣彦若、臣巩谨叙目录昧死上。
《南齐书》•附：曾巩南齐书目录序
译文：
《南齐书》共有八纪、十一志、四十列传，总共五十九篇，由南朝梁代萧子显所撰。起初，江淹已经编成十志，沈约又写了《齐纪》，萧子显则从武帝时期开始，另撰此书。我们经过校对和整理，发现其中有不少错误和遗漏，因此对书中的篇章顺序和结构进行梳理，提出这样的观点：如果要通过历史书写来阐明正确与错误、得与失、兴盛与衰败、治乱的原因，使之成为后世的借鉴和警示，那么就必须选择合适的人来记载，只有这样，历史才能长久流传。然而，如果所托之人不当，就会导致内容失真，甚至歪曲事实，使道理不通，辞义不妥。即使有非凡功绩或美德的事件，也会因无法被清晰地表达而被埋没；而奸邪、邪恶、不法之徒的行径，反而可能被掩盖。我们不妨就此加以分析。古代所谓的良史，应当具备四种能力：一是见识广博，能洞察万事万物的道理；二是思想通达，能适应天下实际需要；三是智慧超群，能理解那些深奥难明的含义；四是文采出众，能充分表达那些本应显明却难以表达的情境。只有这样的人，才能真正担当起史官的职责。我们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在唐尧、虞舜的时代，他们的德行与智慧如同神明，微妙深远，连他们自己都难以完全描述，更不用说后人了。他们所颁布的命令、制定的制度，虽然语言简洁，却内容完备，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工具。而《尚书·尧典》《舜典》这两部文献，则是对这些根本原则的进一步阐述，记录的不仅仅是表面行为，更把其中深刻微妙的意图也完整传递了出去。从小事到大事，从细微到宏大，无一遗漏；从根本到枝节，从前后顺序都清晰分明。让人阅读后，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，追寻其中的含义，就如同亲见其人。这难道不正是“见识周全、思想实用、智慧通达、文辞出色”的体现吗？在那个时代，不单是执政者是天下之士，就连拿起笔来记录历史的普通人，也无不是圣贤之徒。自两汉以后，史官的水平已经大大退步了。司马迁在五帝三王早已远去、秦朝焚书之后，只能从残破不全的古籍以及诸子百家的记载中搜集资料，编成本纪、世家、书、列传等各种体例，记录善恶事迹、国家兴衰的开端与结束。这种努力固然可称奇才。然而，他却也常常歪曲圣贤之法，颠倒是非，错误地选取材料，这种弊病也并不少见，难道不能说他“见识不够广博、思想不够通达、智慧不够深邃、文辞不够传神”吗？虽然司马迁在当时已是极为杰出的人物，但即便如此，也未能完全达到圣贤境界，无法完全表达其深意。因此，他也不足以与古代圣贤之治相匹。更别说其他历史作者了。到了宋、齐、梁、陈、北魏、北周时期所撰的史书，更是难以评说。萧子显在这些史书的写作中，喜欢随意发挥，不断修改、割裂、雕琢、堆砌辞藻，使文风日益浮华，文笔反而退化，这难道是才能本就无法强行提高吗？几代以来的史书都如此，所以其中史实模糊不清。即便有一些随波逐流、为求功名的君主，与心怀异志的臣子，也未能真正引起天下人的关注，使他们的事迹广为流传。而那些品行败坏、背道而驰、悖逆道义的奸佞之徒，却反而被隐藏于史册，未被世人所知，这难道不是因为“所托之人不当”导致的结果吗？这难道不令人深感惋惜吗？历史的真正作用，正是阐明治理国家的道理。因此，撰写历史的人，必须是天下最杰出的才学之士，才能真正胜任这一职责。绝不能轻视它！绝不能轻视它！我们臣子恂、宝臣、穆、藻、巨洙、觉、彦若、曾巩谨以此目录呈上，冒死上奏。
纳兰青云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