袁彖 孔稚珪 刘绘袁彖字伟才，陈郡阳夏人也。祖洵，吴郡太守。父觊，武陵太守。彖少有风气，好属文及玄言。举秀才，历诸王府参军，不就。觊临终与兄顗书曰“史公才识可嘉，足懋先基矣”史公，彖之小字也。服未阕，顗在雍州起事见诛，宋明帝投顗尸江中，不听敛葬。彖与旧奴一人，微服潜行求尸，四十馀日乃得，密瘗石头后岗，身自负土。怀其文集，未尝离身。明帝崩后，乃改葬顗。从叔司徒粲、外舅征西将军蔡兴宗并器之。除安成王征虏参军，主簿，尚书殿中郎，出为庐陵内史，豫州治中，太祖太傅相国主簿，秘书丞。议驳国史，檀超以《天文志》纪纬序位度，《五行志》载当时祥沴，二篇所记，事用相悬，日蚀为灾，宜居《五行》。超欲立处士传。彖曰“夫事关业用，方得列其名行。今栖遁之士，排斥皇王，陵轹将相，此偏介之行，不可长风移俗，故迁书未传，班史莫编。一介之善，无缘顿略，宜列其姓业，附出他篇”迁始兴王友，固辞。太祖使吏部尚书何戢宣旨令就。迁中书郎，兼太子中庶子。又以中书兼御史中丞。转黄门郎，兼中丞如故。坐弹谢超宗简奏依违，免官。寻补安西谘议、南平内史。除黄门，未拜，仍转长史、南郡内史，行荆州事。还为太子中庶子。本州大中正。出为冠军将军、监吴兴郡事。彖性刚，尝以微言忤世祖，又与王晏不协。世祖在便殿，用金柄刀子治瓜，晏在侧曰“外间有金刀之言，恐不宜用此物”世祖愕然。穷问所以。晏曰“袁彖为臣说之”上衔怒良久，彖到郡，坐逆用禄钱，免官付东冶。世祖游孙陵，望东冶，曰“中有一好贵囚”数日，专驾与朝臣幸冶，履行库藏，因宴饮，赐囚徒酒肉，敕见彖与语，明日释之。寻白衣行南徐州事，司徒谘议，卫军长史，迁侍中。彖形体充腴，有异于众。每从车驾射雉在郊野，数人推扶，乃能徒步。幼而母卒，养于伯母王氏，事之如亲。闺门中甚有孝义。隆昌元年，卒。年四十八。谥靖子。孔稚珪字德璋，会稽山阴人也。祖道隆，位侍中。父灵产，泰始中罢晋安太守。有隐遁之怀，于禹井山立馆，事道精笃，吉日于静屋四向朝拜，涕泗滂沲。东出过钱塘北郭，辄于舟中遥拜杜子恭墓，自此至都，东向坐，不敢背侧。元徽中，为中散、太中大夫。颇解星文，好术数。太祖辅政，沈攸之起兵，灵产密白太祖曰“攸之兵众虽强，以天时冥数而观，无能为也”太祖验其言，擢迁光禄大夫。以簏盛灵产上灵台，令其占候。饷灵产白羽扇、素隐几，曰“君性好古，故遗君古物”稚珪少学涉，有美誉。太守王僧虔见而重之，引为主簿。州举秀才。解褐宋安成王车骑法曹行参军，转尚书殿中郎。太祖为骠骑，以稚珪有文翰，取为记室参军，与江淹对掌辞笔。迁正员郎，中书郎，尚书左丞。父忧去官，与兄仲智还居父山舍。仲智妾李氏骄妒无礼，稚珪白太守王敬则杀之。服阕，为司徒从事中郎，州治中，别驾，从事史，本郡中正。永明七年，转骁骑将军，复领左丞。迁黄门郎，左丞如故。转太子中庶子，廷尉。江左相承用晋世张、杜律二十卷，世祖留心法令，数讯囚徒，诏狱官详正旧注。先是七年，尚书删定郎王植撰定律章表奏之，曰“臣寻《晋律》，文简辞约，旨通大纲，事之所质，取断难释。张斐、杜预同注一章，而生杀永殊。自晋泰始以来，唯斟酌参用。是则吏挟威福之势，民怀不对之怨，所以温舒献辞于失政，绛侯忼慨而兴叹。皇运革祚，道冠前王，陛下绍兴，光开帝业。下车之痛，每恻上仁，满堂之悲，有矜圣思。爰发德音，删正刑律，敕臣集定张杜二注。谨砺愚蒙，尽思详撰，削其烦害，录其允衷。取张注七百三十一条，杜注七百九十一条。或二家两释，于义乃备者，又取一百七条。其注相同者，取一百三条。集为一书。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条，为二十卷。请付外详校，擿其违谬”从之。于是公卿八座参议，考正旧注。有轻重处，竟陵王子良下意，多使从轻。其中朝议不能断者，制旨平决。至九年，稚珪上表曰：臣闻匠万物者以绳墨为正，驭大国者以法理为本。是以古之圣王，临朝思理，远防邪萌，深杜奸渐，莫不资法理以成化，明刑赏以树功者也。伏惟陛下蹑历登皇，乘图践帝，天地更筑，日月再张，五礼裂而复缝，六乐颓而爰缉。乃发德音，下明诏，降恤刑之文，申慎罚之典，敕臣与公卿八座共删注律。谨奉圣旨，谘审司徒臣子良，禀受成规，创立条绪。使兼监臣宋躬、兼平臣王植等抄撰同异，定其去取。详议八座，裁正大司马臣嶷。其中洪疑大议，众论相背者，圣照玄览，断自天笔。始就成立《律文》二十卷，《录叙》一卷，凡二十一卷。今以奏闻，请付外施用，宣下四海。臣又闻老子、仲尼曰“古之听狱者，求所以生之。今之听狱者，求所以杀之”“与其杀不辜，宁失有罪”是则断狱之职，自古所难矣。今律文虽定，必须用之。用失其平，不异无律。律书精细，文约例广，疑似相倾，故误相乱，一乖其纲，枉滥横起。法吏无解，既多谬僻，监司不习，无以相断，则法书徒明于帙里，冤魂犹结于狱中。今府州郡县千有馀狱，如令一狱岁枉一人，则一年之中，枉死千馀矣。冤毒之死，上干和气，圣明所急，不可不防。致此之由，又非但律吏之咎，列邑之宰亦乱其经。或以军勋馀力，或以劳吏暮齿，犷情浊气，忍并生灵，昏心狠态，吞剥氓物，虐理残其命，曲文被其罪，冤积之兴，复缘斯发。狱吏虽良，不能为用。使于公哭于边城，孝妇冤于遐外。陛下虽欲宥之，其已血溅九泉矣。寻古之名流，多有法学。故释之、定国，声光汉台。元常、文惠，绩映魏阁。今之士子，莫肯为业，纵有习者，世议所轻。良由空勤永岁，不逢一朝之赏，积学当年，终为闾伍所蚩。将恐此书永坠下走之手矣。今若弘其爵赏，开其劝慕，课业宦流，班习胄子。拔其精究，使处内局，简其才良，以居外仕。方岳咸选其能，邑长并擢其术：则皋繇之谟，指掌可致。杜郑之业，郁焉何远。然后奸邪无所逃其刑，恶吏不能藏其诈，如身手之相驱，若弦栝之相接矣。臣以疏短，谬司大理。陛下发自圣衷，忧矜刑网，御廷奉训，远照民瘼。臣谨仰述天官，伏奏云陛。所奏缪允者，宜写律上，国学置律学助教，依《五经》例，国子生有欲读者，策试上过高第，即便擢用，使处法职，以劝士流。诏报从纳，事竟不施行。转御史中丞，迁骠骑长史，辅国将军。建武初，迁冠军将军、平西长史、南郡太守。稚珪以虏连岁南侵，征役不息，百姓死伤。乃上表曰：匈奴为患，自古而然，虽三代智勇，两汉权奇，算略之要，二涂而已。一则铁马风驰，奋威沙漠。二则轻车出使，通驿虏庭。榷而言之，优劣可睹。今之议者，咸以丈夫之气，耻居物下，况我天威，宁可先屈。吴、楚劲猛，带甲百万，截彼鲸鲵，何往不碎。请和示弱，非国计也。臣以为戎狄兽性，本非人伦，鸱鸣狼踞，不足喜怒，蜂目虿尾，何关美恶。唯宜胜之以深权，制之以远{下}，弘之以大度，处之以蟊贼。岂足肆天下之忿，捐苍生之命，发雷电之怒，争虫鸟之气。百战百胜，不足称雄，横尸千里，无益上国。而蚁聚蚕攒，穷诛不尽，马足毛群，难与竞逐。汉高横威海表，窘迫长围。孝文国富刑清，事屈陵辱。宣帝抚纳安静，朔马不惊。光武卑辞厚礼，寒山无霭。是两京四主，英济中区，输宝货以结和，遣宗女以通好，长辔远驭，子孙是赖，岂不欲战，惜民命也。唯汉武藉五世之资，承六合之富，骄心奢志，大事匈奴。遂连兵积岁，转战千里，长驱瀚海，饮马龙城，虽斩获名王，屠走凶羯，而汉之卒甲十亡其九。故卫霍出关，千队不反，贰师入漠，百旅顿降，李广败于前锋，李陵没于后阵，其馀奔北，不可胜数。遂使国储空悬，户口减半。好战之功，其利安在。战不及和，相去何若。自西朝不纲，东晋迁鼎，群胡沸乱，羌狄交横，荆棘攒于陵庙，豺虎咆于宫闱，山渊反覆，黔首涂地，逼迫崩腾，开辟未有。是时得失，略不稍陈。近至元嘉，多年无事，末路不量，复挑强敌。遂乃连城覆徙，虏马饮江，青、徐之际，草木为人耳。建元之初，胡尘犯塞。永明之始，复结通和，十馀年间，边候且息。陛下张天造历，驾日登皇，声雷宇宙，势压河岳。而封豕残魂，未屠剑首，长蛇馀喘，偷窥外甸，烽亭不静，五载于斯。昔岁蚁坏，瘘食樊、汉，今兹虫毒，浸淫未已。兴师十万，日费千金，五岁之费，宁可赀计。陛下何惜匹马之驿，百金之赂，数行之诏，诱此凶顽，使河塞息肩，关境全命，蓄甲养民，以观彼弊。我策若行，则为不世之福。若不从命，不过如战失一队耳。或云“遣使不受，则为辱命”。夫以天下为量者，不计细耻。以四海为任者，宁顾小节。一城之没，尚不足惜。一使不反，曾何取惭。且我以权取贵，得我略行，何嫌其耻。所谓尺蠖之屈，以求伸也。臣不言遣使必得和，自有可和之理。犹如欲战不必胜，而有可胜之机耳。今宜早发大军，广张兵势，征犀甲于岷峨，命楼船于浦海。使自青徂豫，候骑星罗，沿江入汉，云阵万里。据险要以夺其魂，断粮道以折其胆，多设疑兵，使精销而计乱，固列金汤，使神茹而虑屈。然后发衷诏，驰轻驿，辩辞重币，陈列吉凶。北虏顽而爱奇，贪而好货，畏我之威，喜我之赂，畏威喜赂，愿和必矣。陛下用臣之启，行臣之计，何忧玉门之下，而无款塞之胡哉。彼之言战既殷勤，臣之言和亦慊阔。伏愿察两途之利害，检二事之多少，圣照玄省，灼然可断。所表谬奏，希下之朝省，使同博议。臣谬荷殊恩，奉佐侯岳，敢肆瞽直，伏奏千里。帝不纳。徵侍中，不行，留本任。稚珪风韵清疏，好文咏，饮酒七八斗。与外兄张融情趣相得，又与琅邪王思远、庐江何点、点弟胤并款交。不乐世务，居宅盛营山水，凭机独酌，傍无杂事。门庭之内，草莱不剪，中有蛙鸣，或问之曰“欲为陈蕃乎”稚珪笑曰“我以此当两部鼓吹，何必期效仲举”永元元年，为都官尚书，迁太子詹事，加散骑常侍。三年，稚珪疾，东昏屏除，以床舆走，因此疾甚，遂卒。年五十五。赠金紫光禄大夫。刘绘字士章，彭城人，太常悛弟也。父勔，宋末权贵，门多人客，使绘与之共语，应接流畅。勔喜曰“汝后若束带立朝，可与宾客言矣”解褐著作郎，太祖太尉行参军。太祖见而叹曰“刘公为不亡也”豫章王嶷为江州，以绘为左军主簿，随镇江陵，转镇西外兵曹参军，骠骑主簿。绘聪警有文义，善隶书，数被赏召，进对华敏，僚吏之中，见遇莫及。琅邪王诩为功曹，以吏能自进。嶷谓僚佐曰“吾虽不能得应嗣陈蕃，然阁下自有二骥也”复为司空记室录事，转太子洗马，大司马谘议，领录事。时豫章王嶷与文惠太子以年秩不同，物论谓宫、府有疑，绘苦求外出，为南康相。郡事之暇，专意讲说。上左右陈洪请假南还，问绘在郡何似。既而间之曰“南康是三州喉舌，应须治干。岂可以年少讲学处之邪”征还为安陆王护军司马，转中书郎，掌诏诰。敕助国子祭酒何胤撰治礼仪。永明末，京邑人士盛为文章谈义，皆凑竟陵王西邸。绘为后进领袖，机悟多能。时张融、周颙并有言工，融音旨缓韵，颙辞致绮捷，绘之言吐，又顿挫有风气。时人为之语曰“刘绘贴宅，别开一门”言在二家之中也。鱼复侯子响诛后，豫章王嶷欲求葬之，召绘言其事，使为表。绘求纸笔，须臾便成。嶷惟足八字，云“提携鞠养，俯见成人”乃叹曰“祢衡何以过此”后北虏使来，绘以辞辩，敕接虏使。事毕，当撰《语辞》。绘谓人曰“无论润色未易，但得我语亦难矣”事兄悛恭谨，与人语，呼为“使君”。隆昌中，悛坐罪将见诛，绘伏阙请代兄死，高宗辅政，救解之。引为镇军长史，转黄门郎。高宗为骠骑，以绘为辅国将军，谘议，领录事，典笔翰。高宗即位，迁太子中庶子，出为宁朔将军、抚军长史。安陆王宝晊为湘州，以绘为冠军长史、长沙内史，行湘州事，将军如故。宝晊妃，悛女也。宝晊爱其侍婢，绘夺取，具以启闻，宝晊以为恨，与绘不协。遭母丧去官。有至性，持丧墓下三年，食粗粝。服阕，为宁朔将军、晋安王征北长史、南东海太守，行南徐州事。绘虽豪侠，常恶武事，雅善博射，未尝跨马。兄悛之亡，朝议赠平北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诏书已出，绘请尚书令徐孝嗣改之。及梁王义师起，朝廷以绘为持节、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、辅国将军、领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。固让不就。众以朝廷昏乱，为之寒心，绘终不受，东昏改用张欣泰。绘转建安王车骑长史，行府国事。义师围城，南兖州刺史张稷总城内军事，与绘情款异常，将谋废立，闲语累夜。东昏殒，城内遣绘及国子博士范云等送首诣梁王于石头，转大司马从事中郎。中兴二年，卒。年四十五。绘撰《能书人名》，自云善飞白，言论之际，颇好矜诩。弟瑱字士温。好文章，饮酒奢逸，不吝财物。荥阳毛惠远善画马，瑱善画妇人，世并为第一。官至吏部郎。先绘卒。史臣曰：刑礼相望，劝戒之道。浅识言治，莫辩后先，故宰世之堤防，御民之羁绊。端简为政，贵在画一，轻重屡易，手足无从。律令之本，文约旨旷，据典行罚，各用情求。舒惨之意既殊，宽猛之利亦异，辞有出没，义生增损。旧尹之事，政非一途，后主所是，即为成用。张弛代积，稍至迁讹。故刑开二门，法有两路，刀笔之态深，舞弄之风起。承喜怒之机隙，挟千金之奸利，剪韭复生，宁失有罪，抱木牢户，未必非冤。下吏上司，文簿从事，辩声察色，莫用衿府，申枉理谳，急不在躬，案法随科，幸无咎悔。至于郡县亲民，百务萌始，以情矜过，曾不待狱，以律定罪，无细非愆。盖由网密宪烦，文理相背。夫惩耻难穷，盗贼长有，欲求猛胜，事在或然，扫墓高门，为利孰远。故永明定律，多用优宽，治物不患仁心，见累于弘厚。为令贵在必行，而恶其舛杂也。赞曰：袁徇厥戚，犹子为情。稚珪夷远，奏谏罢兵。士章机悟，立行砥名。
《南齐书》•卷四十八·列传第二十九·袁彖 孔稚珪 刘绘
袁彖，字伟才，是陈郡阳夏人。他的祖父袁洵曾任吴郡太守，父亲袁觊曾任武陵太守。袁彖年少时就富有才气，喜欢写文章和谈论玄理。他曾被举荐为秀才，历任多个王府的参军，但都没有接受。父亲临终前写信给兄长袁顗说：“史公（这是对袁彖的小名）才识出众，足以光大我们家族的声望。”袁彖守孝期未满时，兄长袁顗在雍州起兵被杀，宋明帝将袁顗的尸体扔进江中，不允许收敛安葬。袁彖与一名老仆人私自出城，乔装潜行，历经四十多天才找到了尸体，秘密埋在石头城后山，他自己亲手掩埋了坟墓，并一直带着自己的文集，从未离身。宋明帝去世后，袁彖才将袁顗重新安葬。他的堂叔司徒袁粲以及外舅征西将军蔡兴宗都非常器重他。后来，他被任命为安成王的征虏参军、主簿、尚书殿中郎，出任庐陵内史、豫州治中、太祖太傅相国主簿、秘书丞。他曾参与议驳国家历史记载，檀超认为《天文志》应记载星象的纬度位置，《五行志》则应记录当时出现的灾异，这两部分记录的内容相差过大，日食等灾变理应归入《五行志》。檀超想为隐居的士人设立专传。袁彖反对说：“有关国家政事和实际应用的，才值得列入名册。如今那些隐居避世的人，排斥君主，凌驾将相，这种极端行为不可流传于世，因此《尚书》中没有记载，班固的《史记》也未收录。哪怕是一点点的善行，也绝不能轻易被忽略，应当记录他们的姓名与事迹，附在别的篇章中。”后来袁彖被任命为始兴王的友人，但坚决推辞。太祖派吏部尚书何戢传达旨意，要求他应职。后来又升任中书郎，兼任太子中庶子，又兼任御史中丞。之后转任黄门郎，仍兼任御史中丞。因弹劾谢超宗奏章态度模棱两可，被罢官。不久又补任安西谘议、南平内史。又被任命为黄门郎，还未正式上任，又转任长史、南郡内史，代理荆州事务。后又回到朝廷任太子中庶子，同时担任本州大中正。外放为冠军将军、监吴兴郡事务。袁彖性格刚直，曾因几句轻言触怒世祖，又与王晏不和。有一次世祖在宫中用金柄刀切瓜，王晏在一旁说：“外面有人说是用金刀，恐怕不合适。”世祖大为惊讶，追问缘由，王晏说：“是袁彖作为臣子说的。”世祖非常愤怒，久久不语。后来袁彖赴任郡官，因用公款不当被指控，被免职并交由东冶监狱关押。世祖巡游孙陵时，看到东冶监狱，说：“里面有个很有价值的犯人。”几天后，他亲自驾马前往监狱，视察库房，设宴招待囚犯，命令见袁彖并谈话，第二天便释放了他。不久，袁彖以平民身份代理南徐州事务，担任司徒谘议、卫军长史，后升任侍中。袁彖体型丰满，与常人不同，每次随驾出城射鸟，需多人搀扶才能走动。他年少时母亲去世，由伯母王氏抚养，对他如同亲生子女，家庭中非常孝顺、有义行。隆昌元年去世，享年四十八岁，谥号“靖子”。
孔稚珪，字德璋，会稽山阴人。祖辈孔道隆曾任侍中，父亲孔灵产在泰始年间被罢免晋安太守职务。他有退隐之志，曾在禹井山建起道馆，虔诚修行，每逢吉日便在静室中四面朝拜，流泪不止。每当从东边经过钱塘北郭，便会坐在船上遥拜杜子恭墓，从此到都城，总面向东方而坐，从不背向。元徽年间，他担任中散、太中大夫。擅长星象和术数。太祖辅政时，沈攸之起兵叛乱，孔灵产秘密向太祖报告：“攸之虽然兵力强大，但从天时和天命来看，无能为力。”太祖验证其言后，提拔他为光禄大夫。太祖用竹箱装着孔灵产，让他上灵台占卜。还送给孔灵产白羽扇和素色的矮几，说：“你热爱古物，所以我送你这些古物。”孔稚珪年轻时勤学博识，名声很好。太守王僧虔见到他非常器重，提拔他为主簿。州府推荐他参加秀才考试。初任宋安成王车骑府法曹行参军，转任尚书殿中郎。太祖担任骠骑将军时，因孔稚珪文才出众，任命他为记室参军，与江淹共同负责文书写作。后升任正员郎、中书郎、尚书左丞。父亲去世后，与兄长孔仲智回到父亲的山居。孔仲智的妾李氏骄横蛮横，无礼失态，孔稚珪向太守王敬则上告要求处死。守丧期满后，任司徒从事中郎、州治中、别驾、从事史、本郡中正。永明七年，升任骁骑将军，并再次担任左丞。后转任黄门郎，左丞如故。后又转为太子中庶子、廷尉。江南历代沿袭晋代张斐、杜预的律法，太祖十分关心法律制度，频繁审讯囚徒，下诏要求狱官详细校正旧律。此前七年，尚书删定郎王植撰写《定律章》上奏，认为《晋律》文字简练，含义明确，但对具体案件的处置，难以解释。张斐和杜预对同一章内容的注释不同，导致生杀之判差异极大。自晋代泰始以来，只是酌情加以参考，导致官吏凭借权力肆意判案，百姓怨声载道，温舒曾因此批评政治失当，绛侯也因此感叹。如今王朝更替，大有前代之盛，陛下开创盛世，登基之初便痛感刑罚过重，满朝悲痛，深怀仁爱之心。因此下诏改革旧律，命令臣下集合并修订张斐、杜预的注释，将张注七百三十一条，杜注七百九十一条，对两家注释有相同或补充之处的共一百七条，相同内容的取一百三条，共计一书，共一千五百三十二条，编成二十卷，请求交付外廷详加校对。朝廷采纳此议，公卿八座共同参与审议，对轻重争议的问题，由竟陵王子良提出意见，大多从轻处理。对于有争议难以决断的事项，由皇帝直接裁决。至永明九年，孔稚珪上表说：我听说，治理万物必须以规矩为标准，治理大国必须以法律为根本。所以古代圣王在朝廷治政时思考法律，远防祸患，杜绝奸邪，无不依靠法律来成事，靠明刑重赏来成就功业。陛下即位称帝，建立新朝，天地重新建立，日月重新升起，礼仪断裂后又得以修复，乐舞衰微后又重新编纂。因此颁布仁政，下诏减刑慎罚，命臣与公卿八座共同修订旧律。我遵循圣旨，咨询司徒子良，接受其成规，建立条文体系，命宋躬、王植等人抄录各家注释的不同之处，确定取舍。经众人议论，由大司马臣嶷裁决。对于重大争议议题，众论相左时，由皇上的高明智慧裁定。最终完成《律文》二十卷，《录叙》一卷，共二十一卷，如今呈报朝廷，请交付施行，告知天下。我听说老子和孔子说：“古代审案的人，追求的是让犯人得以生还；如今审案的人，追求的是将人处死。”“宁可错杀一个无辜的人，也不要放过一个有罪的人。”可见，断案的职责自古就是困难的。虽然新律已定，但必须实际应用。如果应用不当，就等于没有法律。律法条文细致，文字简练但例法规则广泛，容易产生互相矛盾，一旦误判，便造成不公，完全违背纲领，冤案横生。法律人员无法理解，经常出错，监司又不熟悉，无法依法断案，那么法律书籍只能留在书架上，冤魂仍在牢狱中。全国府州县已有上千个案件，若每年一个案子误判一人，则一年之内冤死上千人。冤案致死，严重扰乱阴阳平衡，是圣明君主极为关注的问题，绝不能不防范。造成这种情况，不只是律吏的过错，各地地方官员也混乱了法律准则。有的以军功为由，有的因老迈而滥用职权，他们粗暴无礼，伤害百姓生命，内心狠毒，剥削平民，残害生命，用虚假文书加罪，冤案不断积累，又由此产生。即使狱吏本身善良，也无法阻止冤案。使百姓在边疆哭泣，孝妇在远方被冤枉。陛下虽想赦免，但已血流九泉矣。古时名士多精于法律，如叔孙通、尹释放、杜延年、刘宽等，在汉代著名，元常、文惠在魏代也声名显赫。如今士人，无人愿意学习法律，即使有人学习，也因世人轻视而被嘲笑。原因在于：长期勤学，却无法得到一次升迁，积累多年，最终被乡里鄙视。恐怕此法最终会落入下层士人之手，无人继承。若能扩大爵位赏赐，鼓励学习，将律学作为官宦子弟必修课程，选拔精通者进入核心部门，挑选有才之士进入地方任职，那么皋陶的治政之法，便可以随时实现，杜、郑等法家之业，也并非遥不可及。这样，奸邪分子无处藏身，恶吏不能蒙混过关，他们就如同被驱赶的动物，如弓弩张开一般，互相牵制。我虽然才疏学浅，却有幸担任大理寺官员。陛下出于圣明，忧心司法，勤于治理，体恤百姓疾苦。我谨恭敬地奏报：请将新律刊印，设立律学助教，在国子监设立律学，由国子监学生欲学习者，经策试达到高第即可被提拔，委任为法律官员，以此激励士人。朝廷采纳了这些建议，但最终并未实施。后来孔稚珪升任御史中丞，转任骠骑长史、辅国将军。建武初年，升为冠军将军、平西长史、南郡太守。孔稚珪看到北方胡人连年侵犯南方，征兵不息，百姓死伤惨重，于是上表说：匈奴侵扰，自古以来皆如此。虽然三代贤王有智谋，两汉有雄才，兵略上只有两条：其一为铁骑疾驰，威震边疆；其二为轻装出使，通好敌国。相比而言，二者优劣分明。当今主张者，大多以男子气概为荣，不屑于屈居人下，何况我们国家拥有天威，岂能先屈服？吴楚军力强盛，拥有百万将士，击溃敌人，何地不能击败敌人？主张和谈示弱，不能算是国家长远之计。我认为，戎狄本为野兽，非人伦所容，鸱枭之鸣、狼踞之形，不必欢喜或愤怒，蜂目如虿尾，也无需评价好坏。应以深谋远虑战胜，以远距离控制，以大度包容，以恶徒对待。怎能为一时之怒，牺牲百姓生命，发雷霆之怒，争一虫鸟之气？百战百胜，也不足以称雄，尸横千里，对国家无益。而胡人蚁聚蚕积，穷追不舍，马群如毛，难以抗衡。汉高祖曾横渡海面，陷入长围；汉文帝国力强盛，却屈辱求和；汉宣帝施行怀柔政策，使胡人安生；光武帝以谦卑之礼、厚待之物，使边境安宁。这四位皇帝，中兴王朝，用财物结交敌人，派遣公主通婚，长期掌控敌情，子孙世代受益，难道不想打仗？只是担心百姓性命被牺牲罢了。唯有汉武帝凭借五代积累的家业，掌握天下富庶，志大贪奢，执意征伐匈奴。于是接连多年作战，千里奔袭，深入瀚海，饮马龙城，虽斩杀多名匈奴首领，驱赶凶恶部族，但汉军十死九活，卒甲损失惨重。卫青、霍去病出关，千队回不来了，李广战败于前锋，李陵战死在后阵，其余败逃的不计其数。最终导致国库空虚，人口锐减。所谓战争的功劳，真的有意义吗？因此永明年间立法，多用宽缓，治民不担心仁爱之心，只是因过于宽厚而被牵累。法律贵在严格执行，却忌讳其内容杂乱。史臣评论说：刑法与礼制相互呼应，是劝导和警戒百姓的重要方式。浅薄之人谈论治国，无法分辨对错先后。所以治理国家的政策，必须有统一标准，才能约束民众。如果轻重反复变更，就会导致政策混乱，无法落实。律令的根本，文辞简明，意义宽广，依照经典来执法，需以情理判断。执法的语气差异，宽严的效益也不同，文辞或有出入，意义随之增减。古代官员治理的方式并非单一，后世君主认可的，就会成为标准。长期在宽松与严酷之间交替，渐渐发展出错误。因此刑罚分成两条道路，法律分出两派，执法者往往利用情绪判断，借机牟利，如剪草后又再生，宁可错杀，也从不放过有罪者；如抱住树干，关进牢房，未必是冤案。下层官吏和上级官员，只重文书和程序，靠察言观色来判断，不能亲自审查冤案，案件依法处理，自己也未必有责任。至于地方官员直接面对百姓，各种事务初起，就以情感宽待过错，根本不等案件审理，便依律定罪，无论大小过失，都认为是罪。这是因为法律网络过于严密，制度繁杂，与实际执行产生矛盾。惩罚罪恶难尽彻底，盗贼始终存在。若要追求严厉效果，往往偶然成功，若想清除高门大户的罪行，其实更困难。所以永明年间的律法，大多宽缓，治理事务不担忧仁爱之心，却因过分宽厚而显得不切实际。法律贵在严格执行，但又怕其内容杂乱。
赞曰：袁彖以亲情为重，仍以子之义情维护家族；孔稚珪远离世俗，极力劝谏停止战争；孔士章机智敏锐，以行动确立名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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