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南齐书》•卷十七·志第九·舆服
古代车舆服饰制度的演变与发展
早在三皇时代,人们乘坐简朴的独轮车从山谷口出行。夏朝时,奚仲被任命为车官,掌管车制;商朝有贵重的瑞车,其中“山车垂句”是代表性的车型。《周礼》记载,工匠制造车辆时,要模仿天地之形。汉武帝天汉四年在甘泉宫接见诸侯时,确立了全国统一的车舆服饰制度,并推广到各地方。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,得到公孙述的宝车,才开始拥有完整的车辇。蔡邕曾撰写过相关车舆制度的专书,马彪将其整理成《汉典》,晋代挚虞也对五种礼制车的形制进行过讨论。东晋初年,车舆制度较为缺失,只有象征性的金质护卫兵器,缺乏正式的宫廷礼仪。太兴年间,太子入学时没有高盖车,元帝下令改乘安车。在元、明两代,随驾车辆只有九辆。永和年间,石虎死后,旧有工匠叛逃归国,开始逐步制造车舆。太元年间,前秦苻坚战败后,又获得敌人的车辇,于是随驾车辆增加到十二辆。义熙年间,宋武帝平定关中、洛阳后,又夺得后秦姚兴的车辇。宋文帝大明年间对车辇进行改修,工艺精美,首次完备了伪氐族的车式,并恢复了宫廷接待的礼仪。永明年间,进一步增加华丽装饰,车舆之盛达到顶峰。
对照《周礼》与《汉书》,发现古代名器制度各不相同,晋、宋两代根据实际需要对舆服制度进行了调整,与当时时代有所差异,本文只记录当时的实际情况。
玉辂(即汉代的“金根车”):车轮用漆涂饰,轮上有金饰,车的前后部分有装饰板,装饰精美。装饰板上采用金涂镂刻工艺,表面覆盖碧色织锦,再辅以镂刻金箔,外侧用织成织物和金饰点缀,车内两侧外侧用织成衣料装饰,内侧则用金漆刻花钉和玳瑁贴面。装饰板上方有金箔覆盖,配有金博山造型,顶部有“登仙”造型的松精装饰。装饰板上层设有和鸾鸟站立的花座,口中衔铃,用银带与玳瑁筒瓦连接,车体用金饰刻花,配有刀格和织成手饰,身穿金花锦衣。装饰板下层有隐膝结构,内侧有金漆刻花钉,织成纹样。装饰板横置前部,有玳瑁贴面,金花钉装饰。装饰板前方饰以倒龙图案,后方有雕凿的银玳瑁龟甲,饰有金花图案。装饰板上还有“受福”“望龙”等众多装饰。车辆的各个部件末端都饰有螭龙首。
龙形板:位于车前,外侧饰有银花兽,金漆雕饰,边缘用镂刻技法与玳瑁织成衣结合,内侧用金饰刻花钉,外侧则有金博山、辟邪、老虎、凤凰衔花等繁复的装饰。
斗盖:覆盖车顶,金漆雕饰,有二十八个爪形支角,覆盖黄锦斗衣,边缘用碧色绢布包裹,顶部为油顶,悬挂绛红色络带,盖面有织成的面部纹饰,用赭色舌头的孔雀毛覆盖,外侧为绿色织物,悬挂珠贝饰品,配有金铃,用云红色丝带束紧,挂有仙人绶带,以及五彩真孔雀羽毛饰物。
一辕漆画车衡:车衡上用银花装饰,车衡顶部有金漆博山,四只鸾鸟立于花座上,口中衔铃,即“鸾鸟立衡”之谓。车前有龙首衔轭,辕上有叉形饰物,插有翟鸟尾,前后有花状饰带,用绛绿丝带束紧,共悬挂八道绳索。
十二旒旌旗:旗上有升龙图案,旗杆顶端由金漆龙口衔火焰旗,旗上饰真孔雀羽毛。
棨戟:旗杆用织成衣装饰,金漆装饰,饰以“受福”“雁”“镂刻”等纹样。
漆案立床:位于车内,用锦缎覆盖黄褐色织物,作为案台和立座。
锦复黄绞鄣泥:车前的遮盖物,由八块拼接而成,长九尺,边缘用红锦边饰,中间织有花形图案。
五辂制度(即五种礼制车):自东晋以来,通常驾乘四匹马,左右各两匹,共六匹。车前有绛色系绳用于御车,车轮为重毂双轴结构,车轴上有飞軨幡,用赤色油饰,配有紫色真孔雀羽毛。左方设“左纛”(左马的轭上悬挂的饰物)。马头戴上金制马冠,形如玉华,称为“金鍐”。车辕上插有方釳,铁制,宽数寸,中央有三孔,插入翟鸟尾作为装饰。马缰上悬挂繁缨,用金漆紫皮制成,镶有紫真孔雀羽毛,横向悬挂于马胸前。马头用雕刻金饰覆盖。这些装饰基本沿袭古代传统。
南齐世祖永明初年,玉辂增加为重盖,另加麒麟头,并以彩绘装饰,置于马首之上。竟陵王萧良提出建议:“车旗有章法,源于古代文献,器物必须合乎礼数,服饰不得有误。车盖圆形象征天,车底方形象征地,上面不可有两个天的标志,也不应当设置两层车盖,这与礼制不符。又将‘麒麟头’加在马头上,违背古代制度,难以施行。”建武年间,明帝因此取消了重盖等奢华装饰。
金辂:制度与玉辂相似,但装饰略简,整体以金色装饰。
象辂:与金辂类似,但装饰更少。
木辂:与象辂相近,装饰进一步简化。
革辂:与大辂形制相同。
建大麾:红色旌旗,旗首有火焰图案,用真孔雀羽毛装饰。
宋昇明三年,封齐王时,授予玉辂、戎辂各一辆。
乘黄五辂:不设置大辂和戎辂。
左丞王逡之建议:“大辂本是殷商祭天用的车,故不列入周制中的‘大辂’,而《明堂位》明确指出:‘大辂,是殷商的车’,注解为‘大辂即木辂’。《月令》提到中央属土,乘坐‘大辂’,即殷代祭天之车。《礼器》称‘大辂繁缨一就’,解释为殷商祭天之车。《周礼》记载五种车:玉路、金路、象路、革路、木路,其中周代的木路即为殷商的大辂。周代的革路则用于出征,即为戎路。因此认为,国家重大事务在祭祀与军事,所以赐予殷商祭天之车和周代出征之车。祭祀时采用殷代祭天之车,出征时则使用周代军车,这说明祭祀之礼深远,应沿用古代礼仪,军事则近在眼前,采用当前制式。《明堂位》记载鲁国君主在春初乘大路,车顶有日月纹章,祭祀天帝于郊外。天子赐诸侯大辂,道理在此。今天所用的木路,就是大路。”太尉左长史王俭建议,应使用金辂九旒。
当时乘黄五辂并无副车,因此借用五辂,在重大朝会中临时列置三辆礼车。玉辂、金辂则升起碧色旌旗;象辂、木辂则升起赤色旌旗。
永明初年,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建议:“大齐崇尚青色,五种车与五色旗帜,都应以青色为先。军政、军事事务所乘之车,以及祭祀用的牺牲所用之物,都应依照崇尚之色。三代王朝服饰色彩,以姓氏音律为标准,汉代对音律不识,因此回归以行运之色为尚。如今没有优秀的律乐师,那么大齐所崇尚之色,也应效仿汉代做法。若真的有懂律乐之人,应重新以姓氏音律为依据。”
太子仆周颙反驳:“三代姓氏音律,古籍中并无明确记录,将音律与色彩搭配,是伏曼容首创。他能辨别远古的宫、商音律,为何却认为当今无能辨识律吕,从而建议以汉代为准?朝廷本以行运之色为准,不因音律而改变。若真有精通音律的人,也不应遵循音律来确定服饰色彩。”
散骑常侍刘朗等十五人也共同反对此议,最终未能实行。
皇太子所乘的象辂:装饰如御车,旌旗为九旒降龙旗。
皇太后与皇后乘坐的“重翟车”:车具为金涂装饰,车身为白色背景配人马图案的锦缎,车侧有隐膝结构,后部有门,用白色牙饰贴面,内里有金涂刻花钉,车轮为漆画,装有铁铛,后部有“纵容”饰件,车的尾部设有师子锁具,前缘、车顶等处均饰有金涂螭龙、神龙、雀等图案。车的轭和衡上配有金博山,另有金涂长角巴首装饰。车盖用金漆饰,有二十八个爪状花饰,盖面为青油布,边缘用碧绢黄绞布包裹,底部为漆布。盖上装饰有紫色纹饰,黄绞紫绞随阴,碧色纹饰;外侧为绛紫色系带。
碧旗九旒:九条流苏的旗帜。
棨戟:与前述相同。
据宋元嘉年间的《东宫仪记》记载,中宫仆御的“重翟车”为金根车,是否即为金根,尚不明确。
皇太子妃乘坐的“厌翟车”:与重翟车类似,装饰略轻。
指南车:四周厢板上有屋状结构,车内有指南人穿的衣服与衣裙,上角有龙子竿,悬挂孔雀羽毛,用乌布与黑色布幔包裹,车轮漆画,驾牛,全部用铜饰装饰。
记里鼓车:造型与指南车相似,上置华盖,车身为漆画,鼓机位于车内部。
辇车:形制类似犊车,车顶为竹制篷盖。车厢外侧有金涂镂刻板,内侧有碧纱衣,有织成花饰,锦衣装饰。车厢内侧及顶棚、隐膝、后部门框,均用金涂刻花钉,玳瑁装饰,金涂松精,顶部有“登仙”花纹纽,四边为绿色边饰,四望纱花装饰,前后眉处有镂刻装饰。车辕顶部为长角龙形,白牙兰装饰,玳瑁与金饰装饰。车前有漆制遮尘板,上方有金银花兽、玃天龙、师子、镂刻装饰,有榆花、细指子摩尼炎、金龙虎等图案。扶辕为银口带,车辕顶部有龙板头。车辕轭上悬挂金凤皇铃,银口带,尾部为星后形,玳瑁装饰,金涂香带,银星花兽幔,车杆为金涂龙牵引,横纵长布,背后有花香装饰,配床为副式。
自辇车以下,两个宫室的御用车辆,全部以绿色油布为旗,红色系带。皇帝所乘为双杠结构;公主所乘为绿色旗。
乘舆所用的传国玉玺,是秦代的原物。晋代中原战乱,玉玺被胡人所夺。东晋初年,南朝并无此物,北方人称晋朝为“白板天子”。冉闵战败后,玉玺才回归南方。此外还有“行信”等六枚玉玺,均为金制,沿袭秦汉制度。皇后用金玺,太子及诸王用金玺,均采用龟形印钮。公、侯五等用金章,公之世子用金印,侯用银印,贵嫔、夫人用金章,公主、王太妃、封君用金印,六宫以下公侯太夫人及夫人用银印。公、将军用金章,光禄大夫、卿、尹、太子傅、诸领护将军、中郎将、校尉、郡国太守、内史、四品五品将军,均用银章。尚书令、尚书仆射、中书监、中书令、秘书监及丞、太子二率、各府长史、卿、尹、丞、尉、中丞、都水使者、诸州刺史均用铜印。三台五省二品文官,皆佩戴白色笔状物。王公五等及武官不佩戴,加派内侍后才佩戴。百官手持手板(即笏板),尚书令、仆射、尚书等手持手板,其顶端有白笔,用紫皮包裹,称为“笏”。汉末仲长统曾主张百官应执笏。官员肩上佩戴的紫色布囊,名曰“契囊”,俗称“紫荷”。
佩玉制度,自皇帝以下,与晋、宋制度一致。建元四年规定,王公侯卿尹使用水精珠,其余官员使用牙蚌珠。太官衙门的官员穿“离支衣”,后经定型。
赞曰:礼乐制度辉煌灿烂,仪制端庄肃穆。区分礼制的条文,莫过于车舆服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