禮下建元四年，高帝山陵，昭皇后應遷祔。祠部疑有祖祭及遣啓諸奠九飯之儀不。左僕射王儉議“奠如大斂。賀循雲從墓之墓皆設奠，如將葬廟朝之禮。範寧雲將窆而奠。雖不稱爲祖，而不得無祭”從之。有司又奏“昭皇后神主在廟，今遷祔葬，廟有虞以安神，神既已處廟，改葬出靈，豈應虞祭。鄭注改葬雲從廟之廟，禮宜同從墓之墓。事何容異。前代謂應無虞”左僕射王儉議“範寧雲葬必有魂車。若不爲其歸，神將安舍。世中改葬，即墓所施靈設祭，何得不祭而毀耶。賀循雲既窆，設奠於墓，以終其事。雖非正虞，亦粗相似。晉氏修復五陵，宋朝敬後改葬，皆有虞。今設虞非疑”從之。建元二年，皇太子妃薨，前宮臣疑所服。左僕射王儉議“《禮記·文王世子》父在斯爲子，君在斯爲臣。且漢魏以來，宮僚充備，臣隸之節，具體在三。昔庾翼妻喪，王允、滕弘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，況臣節之重邪。宜依禮爲舊君妻齊衰三月，居官之身，併合屬假，朝晡臨哭，悉系東宮。今臣之未從官在遠者，於居官之所，屬寧二日半，仍行喪成服，遣箋表，不得奔赴”從之。太子妃斬草乘黃，議建銘旌。僕射王儉議“禮，既塗棺，祝取銘置於殯東，大斂畢，便應建於西階之東”宋大明二年，太子妃薨，建九旒。有司又議“斬草日建旒與不。若建旒，應幾旒。及畫龍升降云何。又用幾翣”僕射王儉議“旒本是命服，無關於凶事，今公卿以下，平存不能備禮，故在兇乃建耳。東宮秩同上公九命之儀，妃與儲君一體，義不容異，無緣未同常例，別立兇旒。大明舊事，是不經詳議，率爾便行耳。今宜考以禮典，不得效尤從失。吉部伍自有桁輅，兇部別有銘旌，若復立旒，復置何處。翣自用八”從之。有司奏“大明故事，太子妃玄宮中有石志。參議墓銘不出禮典。近宋元嘉中，顏延作王球石志。素族無碑策，故以紀德。自爾以來，王公以下，鹹共遵用。儲妃之重，禮殊恆列，既有哀策，謂不須石志”從之。有司奏“穆妃卒哭後，靈還在道，遇朔望，當須設祭不”王儉議“既虞卒哭，祭之於廟，本是祭序昭穆耳，未全同卒吉四時之祭也，所以有朔望殷事。蕃國不行權制，宋江夏王妃卒哭以後，朔望設祭。帝室既以卒哭除喪，無緣方有朔望之祭。靈筵雖未升廟堂，而舫中即成行廟，猶如桓玄及宋高祖長沙、臨川二國，並有移廟之禮。豈復謂靈筵在途，便設殷事耶。推此而言，朔望不復俟祭。宋懿後時舊事不及此，益可知時議”從之。建元三年，有司奏“皇太子穆妃以去年七月薨，其年閏九月。未審當月數閏。爲應以閏附正月。若用月數數閏者，南郡王兄弟便應以此四月晦小祥，至於祥月，不爲有疑不”左僕射王儉議“三百六旬，尚書明義，文公納幣，春秋致譏。《穀梁》雲“積分而成月”。《公羊》雲“天無是月”。雖然，左氏謂告朔爲得禮。是故先儒鹹謂三年期喪，歲數沒閏，大功以下，月數數閏。夫閏者，蓋是年之餘日，而月之異朔，所以吳商雲“含閏以正期，允協情理”。今杖期之喪，雖以十一月而小祥，至於祥縞，必須週歲。凡厭屈之禮，要取象正服。祥縞相去二月，厭降小祥，亦以則之。又且求之名義，則小祥本以年限，考於倫例，則相去必應二朔。今以厭屈而先祥，不得謂此事之非期，事既同條，情無異貫，沒閏之理，固在言先。設令祥在此晦，則去縞三月，依附準例，益復爲礙。謂應須五月晦乃祥。此國之大典，宜共精詳。並通關八座丞郎，研盡同異”尚書令褚淵難儉議曰“厭屈之典，由所尊奪情，故祥縞備制，而年月不申。今以十一月而祥，從期可知。既計以月數，則應數閏以成典。若猶含之，何以異於縞制。疑者正以祥之當閏，月數相縣。積分餘閏，曆象所弘。計月者數閏，故有餘月，計年者苞含，故致盈積。稱理從制，有何不可”儉又答淵難曰“含閏之義，通儒所難。但祥本應期，屈而不遂。語事則名體具存，論哀則情無以異。跡雖數月，義實計年，閏是年之歸餘，故宜總而苞之。期而兩祥，緣尊故屈，祥則沒閏，象年所申，屈申兼著，二途具舉。經記之旨，其在茲乎。如使五月小祥，六月乃閏，則祥之去縞，事成二月，是爲十一月以象前期，二朔以放後歲，名有區域，不得相參。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，楚子卒。唯書上月，初不言閏，此又附上之明義也。鄭、射、王、賀唯雲期則沒閏，初不復區別杖期之中祥，將謂不俟言矣。成休甫雲大祥後禫，有閏別數之，明杖期之祥，不得方於綅縞之末。即恩如彼，就例如此”淵又據舊義難儉十餘問，儉隨事解釋。祠部郎中王珪之議，謂“喪以閏施，功衰以下小祥值閏，則略而不言。今雖厭屈，祥名猶存，異於餘服。計月爲數，屈追慕之心，以遠爲邇。日既餘分，月非正朔，含而全制，於情唯允。僕射儉議，理據詳博，謹所附同。今司徒淵始雖疑難，再經往反，未同儉議。依舊八座丞郎通共博議爲允。以來五月晦小祥，其祥禫自依常限。奏御，班下內外”詔“可”。皇太子穆妃服，尚書左丞兼著作郎王逡問左僕射王儉“中軍南郡王小祥，應待聞喜不。穆妃七月二十四日薨，聞喜公八月發哀，計十一月之限，應在六月。南郡王爲當同取六月，則大祥復申一月，應用八月，非復正月，在存親之義，若各自爲祥，廬堊相間，玄素雜糅，未審當有此疑不”儉曰“送往有已，復生有節，罔極非服制所申，祥縞明示終之斷。相待之義，經記無聞。世人多以廬室衰麻，不宜有異，故相去一二月者，或申以俱除。此所謂任情徑行，未達禮旨。昔撰《喪記》，已嘗言之。遠還之人，自有爲而未祭，在家之子，立何辭以不變。禮有除喪而歸者，此則經記之遺文，不待之明據。假使應待，則相去彌年，亦宜必待，乃爲衰絰永服以窮生，吉蠲長絕於宗廟，斯不可矣。苟曰非宜，則旬月之間，亦不容申。何者。禮有倫序，義無徒設。今遠則不待，近必相須，禮例既乖，即心無取。若疑兄弟同居，吉凶舛雜，則古有異宮之義。設無異宮，則遠還之子，自應開立別門，以終喪事。靈筵祭奠，隨在家之人，再期而毀。所以然者，《奔喪禮》云爲位不奠，鄭玄雲以其精神不存乎此也。聞哀不時，實緣在遠。爲位不奠，益有可安。此自有爲而然，不關嫡庶。庶子在家，亦不待嫡矣。而況儲妃正體王室，中軍長嫡之重，天朝又行權制，進退彌復非疑。謂不應相待。中軍祥縞之日，聞喜致哀而已，不受弔慰。及至忌辰變除，昆弟亦宜相就寫情而不對客。此國之大典，宜通關八座丞郎，共盡同異，然後奏御”司徒褚淵等二十人並同儉議爲允，請以爲永制。詔“可”。建元三年，太子穆妃薨，南郡王聞喜公國臣疑制君母服。儉又議“《禮》庶人爲國君齊衰。先儒雲庶人在官若府史之屬是也。又諸侯之大夫妻爲夫人服繐衰七月，以此輕微疏遠，故不得盡禮。今皇孫自是蕃國之王公，太子穆妃是天朝之嫡婦。宮臣得申小君之禮，國官豈敢爲夫人之敬。當單衣白帢素帶哭於中門外，每臨輒入，與宮官同”永明十一年，文惠太子薨，右僕射王晏等奏“案《喪服經》爲君之父、長子，同齊衰期。今至尊既不行三年之典，止服期制，羣臣應降一等，便應大功。九月功衰，是兄弟之服，不可以服尊。臣等參議，謂宜重其衰裳。減其月數，同服齊衰三月。至於太孫三年既申，南郡國臣，宜備齊衰期服。臨汝、曲江既非正嫡，不得禰先儲，二公國臣，並不得服”詔依所議。又奏“案《喪服經》雖有妾爲君之長子從君而服。二漢以來，此禮久廢，請因循前準，不復追行”詔曰“既久廢，停便”又奏“伏尋御服文惠太子期內不奏樂，諸王雖本服期，而儲皇正體宗廟，服者一同，釋服，奏樂姻娶，便應並通。竊謂二等誠俱是嘉禮，輕重有異。娶婦思嗣，事非全吉，三日不樂，禮有明文。宋世期喪降在大功者，婚禮廢樂，以申私戚，通以前典”詔“依議”。又奏“案禮，祥除皆先於今夕易服，明旦乃設祭。尋比世服臨然後改服，與禮爲乖。今東宮公除日，若依例皇太孫服臨方易服。臣等參議，謂先哭臨竟而後祭之。應公除者，皆於府第變服，而後入臨，行奉慰之禮”詔“可”。建武二年，朝會，時世祖遏密未終，朝議疑作樂不。祠部郎何佟之議“昔舜受終文祖，義非胤堯，及放勳徂落，遏密三祀。近代晉康帝繼成帝，於時亦不作樂。懷帝永嘉元年，惠帝喪制未終，於時江充議雲，古帝王相承，雖世及有異，而輕重同禮”從之。建武二年正月，有司以世宗文皇帝今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再忌日，二十九日大祥，三月二十九日祥禫，至尊及羣臣泄哀之儀，應定準。下二學八座丞郎，博士陶韶以爲“名立義生，自古之制。文帝正號祖宗，式序昭穆，祥忌禫日，皇帝宜服祭服，出太極泄哀，百僚亦祭服陪位”。太常丞李撝議曰“尋尊號既追，重服宜正，但已從權制，故苴杖不說。至於鑽燧既同，天地亦變，容得無感乎。且晉景獻皇后崩，羣臣備小君之服。追尊之後，無違後典，追尊之帝，固宜同帝禮矣。雖臣子一例，而禮隨時異，至尊龍飛中興，事非嗣武，理無深衣之變。但王者體國，亦應吊服出正殿舉哀，百寮致慟，一如常儀”給事中領國子助教謝曇濟議“夫喪禮一制，限節兩分。虞祔追亡之情，小祥抑存之禮，斯蓋至愛可申，極痛宜屈耳。文皇帝雖君德早凝，民化未洽，追崇尊極，實緣於性。今言臣則無實，論己則事虛。聖上馭宇，更奉天眷，祗禮七廟，非從三後，周忌祥禫，無所依設”太學博士崔愝同陶韶議，太常沈倓同李撝議，國子博士劉警等同謝曇濟議。祠部郎何佟之議曰“《春秋》之旨，臣子繼君親，雖恩義有殊，而其禮則一，所以敦資敬之情，篤方喪之義。主上雖仰嗣高皇，嘗經北面，方今聖歷御宇，垂訓無窮，在三之恩，理不容替。竊謂世宗祥忌，至尊宜吊服升殿，羣臣同致哀感，事畢，百官詣宣德宮拜表，仍致哀陵園，以弘追遠之慕”尚書令王晏等十九人同佟之議。詔“可”海陵王薨，百官會哀。時纂嚴，朝議疑戎服臨會。祠部郎何佟之議“羔裘玄冠不以吊。理不容以兵服臨喪。宋泰始二年，孝武大祥之日，於時百寮入臨，皆於宮門變戎服，著衣夾，入臨畢，出外，還襲戎衣”從之。贊曰：姬制孔作，訓範百王。三千有數，四維是張。損益彝典，廢舉憲章。戎祀軍國，社廟郊庠。冠婚朝會，服紀兇喪。存爲盛德，戒在先亡。
《南齊書》•卷十·志第二·禮下
譯文：
南齊建元四年，高帝下葬，昭皇后應被遷入陵墓合葬。有關部門懷疑是否需要舉行祖祭，以及派遣人員供奉九種食物的禮儀。左僕射王儉提出：“安葬時的祭禮應與大斂（正式下葬前的殯禮）相同。賀循說過，從墓地到墓地，都應設奠，就如同在將要下葬時，於宗廟和朝廷舉行祭禮一樣；範寧也說，下葬前要舉行奠禮。雖然不稱爲祖先之祭，但也不可沒有祭禮。”此議被採納。後來有關部門又上奏：“昭皇后的神主已供奉在宗廟中，如今遷葬，宗廟中應按‘虞祭’（喪禮中用於安神的祭禮）來安頓她的靈魂，既然她的神位已安置在宗廟，若再遷葬，讓靈魂離開廟中，怎能仍舉行虞祭呢？鄭玄註釋的‘改葬’說，從宗廟遷移至宗廟，其儀式應同從墓地遷移至墓地，理應一致。爲何能有區別？前代已有說法認爲不應舉行虞祭。”王儉回應：“範寧說，下葬時必須有‘魂車’（象徵靈魂的靈車），如果不能讓靈魂迴歸，靈魂將無處安放。世間改葬時，就在墓地設祭，難道不能祭祀而毀壞儀式嗎？賀循說，下葬完成後，應於墓地設奠，以完成全部喪事，雖然不是正統的虞祭，但大致相似。晉朝修復五陵，宋朝爲敬皇后改葬，也都舉行了虞祭。如今也應設立虞祭，這並無疑問。”此議也被採納。
建元二年，皇太子妃去世，當時的宮廷官員對臣子應穿什麼喪服有疑問。左僕射王儉建議：“《禮記·文王世子》說，父親在世時，作爲兒子要盡孝；君主在世時，作爲臣子要盡忠。自漢朝以來，宮廷官員制度完善，臣子應嚴格遵守忠臣之禮。昔日庾翼妻子去世，王允、滕弘認爲府中屬官應穿小君之服（爲君主夫人服喪），何況臣子的節操更爲重要呢？因此，應依照禮儀，爲前朝君主之妻穿齊衰三月的喪服，凡在職官員都應休假，每日晨昏前往東宮臨喪哭祭，所有相關事務均應屬於東宮管轄。對於尚未任職的官吏，應在所居地休息兩天半，然後穿成服，並寫信、上表，不得奔喪前來。”此建議被採納。
太子妃死後，有人提議建立銘旌（一種掛在棺材上的旗幟）。僕射王儉提出：“按禮制，棺材塗漆之後，應在殯儀廳東側放置銘文，待大殮儀式結束後，應將銘旌建於西階之東。”宋大明二年，太子妃去世，有關部門又提議在她下葬日建九旒（九條垂旒的旗幟）。“是否應在斬草（下葬前準備）之日建旒？若是，應建幾旒？是否要畫龍升降？以及使用幾具翣（古代喪禮中用於遮蓋棺材的長幡）？”王儉回答：“旒本是君主服飾的一部分，與凶事無關。如今官僚階層平日無法完備儀式，只好在喪事中臨時設置。東宮的地位相當於上公（最高級官員），太子妃與儲君地位一致，意義不容差異，不可能因是凶事而另設特殊禮儀。大明年間的做法是未經詳細商議，草率行事。現在應參考禮制，不能效仿前例而造成失誤。吉禮部分已有桁輅（車駕），凶禮部分已有銘旌，如果再設立旒，又該設於何處？翣應使用八具。”此議被採納。
有關部門上奏：“以往大明年間的舊例，太子妃的墓中設有石志（墓碑）。依據禮制，墓銘不在其中，且古代有顏延爲王球製作石志的先例，普通家族無碑，因此以記述功德來代替。自那時起，王公以下均沿襲此制。如今太子妃地位特殊，禮儀不同於一般妃嬪，既然已有哀策（追思文），就不應再設石志。”此議被採納。
有關部門又奏：“穆妃在哭祭結束後，其靈位仍停留在途中，每逢朔望（每月初一和十五），是否應設祭？”王儉回應：“虞祭和哭泣結束後，祭禮應設於宗廟，這是爲了遵循昭穆（宗族排列次序），但並非與四時祭祀完全相同，因此有朔望設祭。外族國家不實行這種制度，但宋朝江夏王妃去世後，哭祭結束後仍於朔望設祭。國君既然已經結束喪期，又何必要在之後設朔望祭呢？即使靈位尚未進入宗廟，其靈車在水上行進，就如同桓玄、宋高祖對長沙、臨川二國所施行的‘移廟’之禮一樣，靈車在途中就已相當於祭於宗廟，怎能說靈位在路途上仍應設祭呢？由此可推，朔望不應再設祭。宋懿後時期的舊例也未達此點，可以證明當時已有共識。”此議被採納。
建元三年，有關部門上奏：“皇太子穆妃於去年七月去世，當年閏九月。不清楚當月是否閏月，若應將閏月合併至正月，那麼南郡王兄弟應在此月晦日（月最後一天）行小祥禮，至於小祥之後的祥月，則不會有疑問。”左僕射王儉提出：“一年三百六旬，尚書已有明確解釋，文公曾有婚嫁之禮被譏諷，穀梁傳說‘積日而成月’，公羊傳稱‘天上沒有這個月份’。儘管如此，左傳認爲告朔是合乎禮制的。因此先儒普遍認爲三年喪期中，年份應包含閏月，大功以下之喪，月數應累計閏月。閏月是該年剩餘的月份，用於調整朔望，正如吳商所說‘含閏以正期，符合情理’。如今喪期爲一年，即使在十一月舉行小祥，到祥服（喪期結束）也必須過滿一整年。所有哀悼禮儀，須以符合正常服制爲準則。小祥之後到祥服相隔僅兩個月，應以年限爲標準，故小祥應與年份相對應。若以哀痛之禮先行小祥，則小祥應設在五月晦日。這是國家大典，應共同詳細商議。並請八座（高級官員）與丞郎（下屬官員）共同研究，以求一致。”尚書令褚淵反駁王儉：“小祥的制度，是因尊長（如皇帝）因特殊原因而中斷哀服，因此祥服與縞服制度都保留，但年月並未嚴格對應。如今十一月就實行小祥，從喪期可知。若按月計算，應累計閏月以確立典制。若仍含閏月，豈不與縞服制度相同？疑惑之處就在於小祥應包含閏月，月數相差。積分中餘下的閏月，是曆法之中的常有現象。按月計算則累閏，按年計算則包容，按情理與制度來看，有什麼不可以？”王儉再回應褚淵：“含閏之說，是儒學中長期爭論的問題。小祥本應以期爲限，因尊長特殊原因而推遲，名義與禮制都存在，哀痛之情也未改變。儘管時間上僅差數月，但事實上是以年爲單位，閏月是該年剩餘的天數，所以應將之統一包含。期喪中若兩度舉行小祥，是因尊長而屈節，但小祥則應包含閏月，以象徵年份延續，體現‘屈’與‘伸’兩方面。經文與典籍的本意，正在於此。如果五月小祥，六月纔出現閏月，則小祥到縞服之間相隔兩個月，相當於十一月象徵前期，二個朔望象徵後期，名分有界限，不可混同。魯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，楚子去世，只記載上月，未提閏月，這正是‘附上’之意。鄭玄、射武、王肅、賀循等只說期喪應含閏月，從未提過在期喪中舉行小祥問題。成休甫說，大祥之後有閏月需要另行計算，說明期喪的小祥不得與縞服結尾相等。如果這樣，那麼恩典如彼，理應如此對待。”褚淵又提出十餘個問題，王儉逐一解釋。祠部郎中王珪認爲：“喪禮中閏月應體現爲服制，功衰以下的小祥若逢閏月，則略而不提。如今雖有延後，小祥名義仍存，不同於其他服制。以月爲標準，推遲哀思，以遠爲近。雖然日子有餘，月非正朔，包含其中，情理上是合理的。僕射王儉的建議，理據詳實，謹附和其觀點。如今司徒褚淵雖有疑惑，經多次討論，仍未同意王儉之議。因此，仍應由八座及丞郎共同廣泛討論，最終採納。從五月晦日開始舉行小祥，祥服結束仍按常規時間執行。”奏報皇帝，皇帝批准：“可”。
皇太子穆妃的喪服問題，尚書左丞兼著作郎王逡問左僕射王儉：“中軍南郡王小祥，是否應等到聞喜之日（即爲親人舉行告哀儀式的日子）？穆妃於七月初四去世，聞喜之日爲八月，計算十一月之限，應在六月。南郡王應同此時間，那麼大祥應推遲一個月，應於八月舉行，而非正月。從親緣關係考慮，若各自爲祥，廬舍（喪居）交錯，喪服顏色混雜，是否會產生疑慮？”王儉回答：“送葬已結束，再生有節制，無極之哀並非服制所能說明。祥服與縞服明確劃分喪期終點。關於相互等待的禮制，經文中並無依據。世人多認爲居於家中的衰麻之服，不應有差別，因此會相隔一二月，或延後一同除服。這是任情行爲，未理解禮制本意。過去編撰《喪記》時，已曾說明這一點。遠行之人，自然有爲而未祭，居家之子，又何必改變？禮制中本就有‘除喪而歸’的情況，這是經文遺存，無需明文佐證。假使確實需要等待，相隔一年也應必等，否則就需長期穿衰麻，生命終結爲止，婚禮結束便徹底脫離宗廟，這是不可接受的。若認爲不合理，那麼哪怕在十日之內，也絕不能延後。何故？禮制有次序，無空設之禮。如今遠者不必等待，近者必須相隨，禮制已偏離，內心也無支持。若疑兄弟同住，吉凶混雜，則古代有‘異宮’（分居）之例。若無異宮，則遠行之子，應自行設立獨立居所，用於完成喪事。靈位祭奠，隨在家中之人進行，再期（二年）後解除哀服。之所以如此，《奔喪禮》記載：爲位而未設奠，鄭玄解釋：因爲精神不存於此。聞哀不及時，實因距離遙遠。爲位不設奠，情況更可理解。這屬於自行決定，不因嫡庶而異。庶子在家，也不必等待嫡子。更何況太子妃爲王室正妻，中軍長子地位重要，朝廷又實行特殊制度，進退之間，毫無疑慮。不應相互等待。中軍的祥服日，只須聞喜致哀，不接受弔唁慰問。到了忌日時，兄弟間應相約互表情感，不必對外接待客人。這是國家的禮儀大典，應讓八座和丞郎共同商議，充分研討後，再行奏報。”司徒褚淵等二十人一致贊成王儉的建議，認爲應以此爲永久制度。皇帝下詔：“可”。
建元三年，太子穆妃去世，南郡王的國中官吏懷疑對君主母親應服何種喪服。王儉再次提出：“《禮記》規定，平民爲國君穿齊衰（喪服）。先儒認爲，凡在官府的僕役、府吏屬於此類。諸侯之妻爲夫人，穿繐衰（一種輕哀的喪服）七個月，因關係疏遠，故不能完全依禮。如今皇孫是藩王，太子穆妃是朝廷正妻。國中官吏可按小君（爲君主夫人）之禮進行哀悼，國中官吏怎能以夫人的禮節相待？應穿單衣、白帢（白色頭巾）、素帶，於中門外哭泣，每次臨喪可進入，與宮中官員相同。”永明十一年，文惠太子去世，右僕射王晏等人上奏：“據《喪服經》，爲君主的父親或長子，應服齊衰三年。如今皇朝不實行三年大喪，僅服期喪，羣臣應降等，應服大功（較輕的喪服）。九月之後爲功衰（更輕的喪服），是兄弟之間的禮節，不應因尊卑而服。我們參議，認爲應加重喪服，減少月數，與齊衰三月相同。至於太孫，三年之禮已延後，南郡國中官吏也應穿齊衰期服。臨汝、曲江二地並非正統嫡子，不能繼承儲君之位，二公國中官吏，均不得服喪。”皇帝批准此議。“又奏：據《喪服經》，妾爲君主的長子應與君主同服喪。自兩漢以來此禮已廢除，建議沿用舊制，不再恢復。”皇帝下詔：“此禮久已廢棄，停止施行。”又奏：“查閱舊制，文惠太子在喪期內，朝廷不奏樂。諸王雖本服期喪，但儲君爲正統，其服應與皇室一致，喪期結束，可恢復奏樂、婚禮。我們認爲，二等禮都是慶賀之禮，輕重不同。娶妻以延續血脈，非全然是吉慶之事，按禮制，三日不奏樂。宋朝對期喪降爲大功者，婚禮不奏樂，以表私情，可沿用前例。”皇帝下詔：“照此執行。”又奏：“據禮制，祥除日應在當晚更換喪服，次日清晨才能設祭。但近來習慣是先臨喪再換服，這與禮儀不符。如今東宮公除日，若依此例，皇太孫在臨喪時就應換服。我們參議，認爲應先哭祭結束，再設祭。所有公除者，應在府第內換服，然後入宮臨喪，行慰勞之禮。”皇帝下詔：“可”。
建武二年，朝會時，世祖（皇帝）的喪制尚未期滿，朝廷議論是否可奏樂。祠部郎何佟之建議：“昔日舜繼承文祖之位，與堯並無血緣關係，及唐堯逝去，哀悼三年便恢復了音樂。近代晉康帝繼成帝之位，期間也不奏樂。懷帝永嘉元年，惠帝逝世，當時江充曾說，古代帝王相繼承，即便世系不同，但禮制相同。”此議被採納。
建武二年正月，有關部門決定確立世宗文皇帝的忌日、大祥、祥禫（喪期結束）禮儀。下詔讓太學與八座官員、丞郎、博士等共同討論。博士陶韶認爲：“名號確立，禮儀成形，自古皆如此。文帝爲祖宗，宗廟中應按昭穆秩序排列，忌日、大祥、祥禫之日，皇帝應穿祭服，出太極殿哀悼，百官亦應穿祭服陪祭。”太常丞李撝認爲：“既然尊號已追加，喪服也應正式確立，但已因權宜之制而簡化，故不穿苴杖（喪服中的特殊服飾）。至於鑽燧（古代祭祀點燃火種）、天地變化，難道不應感懷嗎？晉景獻皇后去世時，羣臣皆穿小君之服。追尊之後，更不應違背舊制，追尊的帝王，也應與皇帝禮儀相同。雖是臣子，但禮制隨時代變化，當今皇帝中興，非繼承前朝，故不應穿深衣（正式禮服）改換。但作爲君主，體察國事，也應穿吊服上殿哀悼，百官一同悲痛，如常儀。”給事中謝曇濟認爲：“喪禮有一套制度，分爲兩個方面：虞祭以表達追思亡者之情，小祥以保留追念之禮，這正是至親可表達深情，極度悲傷時可適當讓步。文皇帝雖德行早有確立，但民風未完全教化，追尊爲帝，實因天性所致。如今作爲臣子言其事，實無實據，對自己而言，此事也屬虛情。當今聖上治理國家，又承天命，僅祭祀七廟，而非繼承三代后妃，因此在忌日、祥禫之日，無從設立儀式。”太學博士崔愝贊同陶韶，太常沈倓贊同李撝，國子博士劉警等贊同謝曇濟。祠部郎何佟之再次建議：“《春秋》之意，臣子繼承君主，雖情感有別，但禮儀相同，正是爲了敦促敬意，堅定喪禮意義。如今聖上雖繼承高皇之位，曾有北面朝見之禮，如今聖歷延續，垂訓無窮，在三（君主與臣子的義務）之恩，理不容廢棄。我認爲，世宗的祥忌之日，皇帝應穿吊服登殿，羣臣一同致哀，儀式結束後，百官前往宣德宮上表，再至陵園致哀，以此弘揚追念先帝之深情。”尚書令王晏等十九人贊成何佟之之議。皇帝下詔：“可”。
海陵王去世，百官集會哀悼。當時朝廷政局嚴峻，朝議懷疑是否應穿軍裝出席。祠部郎何佟之建議：“羔裘玄冠不用於弔喪，理所當然不能穿軍服臨喪。宋泰始二年，孝武帝大祥之日，百官進入臨喪現場，皆在宮門處換去軍服，改穿便服（衣夾），舉行完儀式後，外出再穿上軍服。”此議被採納。
贊曰：古代的禮制由周公創立，爲百代帝王提供典範。禮有三千條，四維（禮、義、廉、恥）得以維繫。歷代對禮制進行增減，廢除與建立，用於軍政、祭祀、社稷、學宮等場合。包括婚嫁、朝會、喪葬等，均爲國家重要規範。存留禮制，體現盛世之德，警戒亡者之魂不在世。
納蘭青雲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