礼下建元四年，高帝山陵，昭皇后应迁祔。祠部疑有祖祭及遣启诸奠九饭之仪不。左仆射王俭议“奠如大敛。贺循云从墓之墓皆设奠，如将葬庙朝之礼。范宁云将窆而奠。虽不称为祖，而不得无祭”从之。有司又奏“昭皇后神主在庙，今迁祔葬，庙有虞以安神，神既已处庙，改葬出灵，岂应虞祭。郑注改葬云从庙之庙，礼宜同从墓之墓。事何容异。前代谓应无虞”左仆射王俭议“范宁云葬必有魂车。若不为其归，神将安舍。世中改葬，即墓所施灵设祭，何得不祭而毁耶。贺循云既窆，设奠于墓，以终其事。虽非正虞，亦粗相似。晋氏修复五陵，宋朝敬后改葬，皆有虞。今设虞非疑”从之。建元二年，皇太子妃薨，前宫臣疑所服。左仆射王俭议“《礼记·文王世子》父在斯为子，君在斯为臣。且汉魏以来，宫僚充备，臣隶之节，具体在三。昔庾翼妻丧，王允、滕弘谓府吏宜有小君之服，况臣节之重邪。宜依礼为旧君妻齐衰三月，居官之身，并合属假，朝晡临哭，悉系东宫。今臣之未从官在远者，于居官之所，属宁二日半，仍行丧成服，遣笺表，不得奔赴”从之。太子妃斩草乘黄，议建铭旌。仆射王俭议“礼，既涂棺，祝取铭置于殡东，大敛毕，便应建于西阶之东”宋大明二年，太子妃薨，建九旒。有司又议“斩草日建旒与不。若建旒，应几旒。及画龙升降云何。又用几翣”仆射王俭议“旒本是命服，无关于凶事，今公卿以下，平存不能备礼，故在凶乃建耳。东宫秩同上公九命之仪，妃与储君一体，义不容异，无缘未同常例，别立凶旒。大明旧事，是不经详议，率尔便行耳。今宜考以礼典，不得效尤从失。吉部伍自有桁辂，凶部别有铭旌，若复立旒，复置何处。翣自用八”从之。有司奏“大明故事，太子妃玄宫中有石志。参议墓铭不出礼典。近宋元嘉中，颜延作王球石志。素族无碑策，故以纪德。自尔以来，王公以下，咸共遵用。储妃之重，礼殊恒列，既有哀策，谓不须石志”从之。有司奏“穆妃卒哭后，灵还在道，遇朔望，当须设祭不”王俭议“既虞卒哭，祭之于庙，本是祭序昭穆耳，未全同卒吉四时之祭也，所以有朔望殷事。蕃国不行权制，宋江夏王妃卒哭以后，朔望设祭。帝室既以卒哭除丧，无缘方有朔望之祭。灵筵虽未升庙堂，而舫中即成行庙，犹如桓玄及宋高祖长沙、临川二国，并有移庙之礼。岂复谓灵筵在途，便设殷事耶。推此而言，朔望不复俟祭。宋懿后时旧事不及此，益可知时议”从之。建元三年，有司奏“皇太子穆妃以去年七月薨，其年闰九月。未审当月数闰。为应以闰附正月。若用月数数闰者，南郡王兄弟便应以此四月晦小祥，至于祥月，不为有疑不”左仆射王俭议“三百六旬，尚书明义，文公纳币，春秋致讥。《谷梁》云“积分而成月”。《公羊》云“天无是月”。虽然，左氏谓告朔为得礼。是故先儒咸谓三年期丧，岁数没闰，大功以下，月数数闰。夫闰者，盖是年之馀日，而月之异朔，所以吴商云“含闰以正期，允协情理”。今杖期之丧，虽以十一月而小祥，至于祥缟，必须周岁。凡厌屈之礼，要取象正服。祥缟相去二月，厌降小祥，亦以则之。又且求之名义，则小祥本以年限，考于伦例，则相去必应二朔。今以厌屈而先祥，不得谓此事之非期，事既同条，情无异贯，没闰之理，固在言先。设令祥在此晦，则去缟三月，依附准例，益复为碍。谓应须五月晦乃祥。此国之大典，宜共精详。并通关八座丞郎，研尽同异”尚书令褚渊难俭议曰“厌屈之典，由所尊夺情，故祥缟备制，而年月不申。今以十一月而祥，从期可知。既计以月数，则应数闰以成典。若犹含之，何以异于缟制。疑者正以祥之当闰，月数相县。积分馀闰，历象所弘。计月者数闰，故有馀月，计年者苞含，故致盈积。称理从制，有何不可”俭又答渊难曰“含闰之义，通儒所难。但祥本应期，屈而不遂。语事则名体具存，论哀则情无以异。迹虽数月，义实计年，闰是年之归馀，故宜总而苞之。期而两祥，缘尊故屈，祥则没闰，象年所申，屈申兼著，二途具举。经记之旨，其在兹乎。如使五月小祥，六月乃闰，则祥之去缟，事成二月，是为十一月以象前期，二朔以放后岁，名有区域，不得相参。鲁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，楚子卒。唯书上月，初不言闰，此又附上之明义也。郑、射、王、贺唯云期则没闰，初不复区别杖期之中祥，将谓不俟言矣。成休甫云大祥后禫，有闰别数之，明杖期之祥，不得方于綅缟之末。即恩如彼，就例如此”渊又据旧义难俭十馀问，俭随事解释。祠部郎中王珪之议，谓“丧以闰施，功衰以下小祥值闰，则略而不言。今虽厌屈，祥名犹存，异于馀服。计月为数，屈追慕之心，以远为迩。日既馀分，月非正朔，含而全制，于情唯允。仆射俭议，理据详博，谨所附同。今司徒渊始虽疑难，再经往反，未同俭议。依旧八座丞郎通共博议为允。以来五月晦小祥，其祥禫自依常限。奏御，班下内外”诏“可”。皇太子穆妃服，尚书左丞兼著作郎王逡问左仆射王俭“中军南郡王小祥，应待闻喜不。穆妃七月二十四日薨，闻喜公八月发哀，计十一月之限，应在六月。南郡王为当同取六月，则大祥复申一月，应用八月，非复正月，在存亲之义，若各自为祥，庐垩相间，玄素杂糅，未审当有此疑不”俭曰“送往有已，复生有节，罔极非服制所申，祥缟明示终之断。相待之义，经记无闻。世人多以庐室衰麻，不宜有异，故相去一二月者，或申以俱除。此所谓任情径行，未达礼旨。昔撰《丧记》，已尝言之。远还之人，自有为而未祭，在家之子，立何辞以不变。礼有除丧而归者，此则经记之遗文，不待之明据。假使应待，则相去弥年，亦宜必待，乃为衰绖永服以穷生，吉蠲长绝于宗庙，斯不可矣。苟曰非宜，则旬月之间，亦不容申。何者。礼有伦序，义无徒设。今远则不待，近必相须，礼例既乖，即心无取。若疑兄弟同居，吉凶舛杂，则古有异宫之义。设无异宫，则远还之子，自应开立别门，以终丧事。灵筵祭奠，随在家之人，再期而毁。所以然者，《奔丧礼》云为位不奠，郑玄云以其精神不存乎此也。闻哀不时，实缘在远。为位不奠，益有可安。此自有为而然，不关嫡庶。庶子在家，亦不待嫡矣。而况储妃正体王室，中军长嫡之重，天朝又行权制，进退弥复非疑。谓不应相待。中军祥缟之日，闻喜致哀而已，不受吊慰。及至忌辰变除，昆弟亦宜相就写情而不对客。此国之大典，宜通关八座丞郎，共尽同异，然后奏御”司徒褚渊等二十人并同俭议为允，请以为永制。诏“可”。建元三年，太子穆妃薨，南郡王闻喜公国臣疑制君母服。俭又议“《礼》庶人为国君齐衰。先儒云庶人在官若府史之属是也。又诸侯之大夫妻为夫人服繐衰七月，以此轻微疏远，故不得尽礼。今皇孙自是蕃国之王公，太子穆妃是天朝之嫡妇。宫臣得申小君之礼，国官岂敢为夫人之敬。当单衣白帢素带哭于中门外，每临辄入，与宫官同”永明十一年，文惠太子薨，右仆射王晏等奏“案《丧服经》为君之父、长子，同齐衰期。今至尊既不行三年之典，止服期制，群臣应降一等，便应大功。九月功衰，是兄弟之服，不可以服尊。臣等参议，谓宜重其衰裳。减其月数，同服齐衰三月。至于太孙三年既申，南郡国臣，宜备齐衰期服。临汝、曲江既非正嫡，不得祢先储，二公国臣，并不得服”诏依所议。又奏“案《丧服经》虽有妾为君之长子从君而服。二汉以来，此礼久废，请因循前准，不复追行”诏曰“既久废，停便”又奏“伏寻御服文惠太子期内不奏乐，诸王虽本服期，而储皇正体宗庙，服者一同，释服，奏乐姻娶，便应并通。窃谓二等诚俱是嘉礼，轻重有异。娶妇思嗣，事非全吉，三日不乐，礼有明文。宋世期丧降在大功者，婚礼废乐，以申私戚，通以前典”诏“依议”。又奏“案礼，祥除皆先于今夕易服，明旦乃设祭。寻比世服临然后改服，与礼为乖。今东宫公除日，若依例皇太孙服临方易服。臣等参议，谓先哭临竟而后祭之。应公除者，皆于府第变服，而后入临，行奉慰之礼”诏“可”。建武二年，朝会，时世祖遏密未终，朝议疑作乐不。祠部郎何佟之议“昔舜受终文祖，义非胤尧，及放勋徂落，遏密三祀。近代晋康帝继成帝，于时亦不作乐。怀帝永嘉元年，惠帝丧制未终，于时江充议云，古帝王相承，虽世及有异，而轻重同礼”从之。建武二年正月，有司以世宗文皇帝今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再忌日，二十九日大祥，三月二十九日祥禫，至尊及群臣泄哀之仪，应定准。下二学八座丞郎，博士陶韶以为“名立义生，自古之制。文帝正号祖宗，式序昭穆，祥忌禫日，皇帝宜服祭服，出太极泄哀，百僚亦祭服陪位”。太常丞李撝议曰“寻尊号既追，重服宜正，但已从权制，故苴杖不说。至于钻燧既同，天地亦变，容得无感乎。且晋景献皇后崩，群臣备小君之服。追尊之后，无违后典，追尊之帝，固宜同帝礼矣。虽臣子一例，而礼随时异，至尊龙飞中兴，事非嗣武，理无深衣之变。但王者体国，亦应吊服出正殿举哀，百寮致恸，一如常仪”给事中领国子助教谢昙济议“夫丧礼一制，限节两分。虞祔追亡之情，小祥抑存之礼，斯盖至爱可申，极痛宜屈耳。文皇帝虽君德早凝，民化未洽，追崇尊极，实缘于性。今言臣则无实，论己则事虚。圣上驭宇，更奉天眷，祗礼七庙，非从三后，周忌祥禫，无所依设”太学博士崔愝同陶韶议，太常沈倓同李撝议，国子博士刘警等同谢昙济议。祠部郎何佟之议曰“《春秋》之旨，臣子继君亲，虽恩义有殊，而其礼则一，所以敦资敬之情，笃方丧之义。主上虽仰嗣高皇，尝经北面，方今圣历御宇，垂训无穷，在三之恩，理不容替。窃谓世宗祥忌，至尊宜吊服升殿，群臣同致哀感，事毕，百官诣宣德宫拜表，仍致哀陵园，以弘追远之慕”尚书令王晏等十九人同佟之议。诏“可”海陵王薨，百官会哀。时纂严，朝议疑戎服临会。祠部郎何佟之议“羔裘玄冠不以吊。理不容以兵服临丧。宋泰始二年，孝武大祥之日，于时百寮入临，皆于宫门变戎服，著衣夹，入临毕，出外，还袭戎衣”从之。赞曰：姬制孔作，训范百王。三千有数，四维是张。损益彝典，废举宪章。戎祀军国，社庙郊庠。冠婚朝会，服纪凶丧。存为盛德，戒在先亡。
《南齐书》•卷十·志第二·礼下
译文：
南齐建元四年，高帝下葬，昭皇后应被迁入陵墓合葬。有关部门怀疑是否需要举行祖祭，以及派遣人员供奉九种食物的礼仪。左仆射王俭提出：“安葬时的祭礼应与大敛（正式下葬前的殡礼）相同。贺循说过，从墓地到墓地，都应设奠，就如同在将要下葬时，于宗庙和朝廷举行祭礼一样；范宁也说，下葬前要举行奠礼。虽然不称为祖先之祭，但也不可没有祭礼。”此议被采纳。后来有关部门又上奏：“昭皇后的神主已供奉在宗庙中，如今迁葬，宗庙中应按‘虞祭’（丧礼中用于安神的祭礼）来安顿她的灵魂，既然她的神位已安置在宗庙，若再迁葬，让灵魂离开庙中，怎能仍举行虞祭呢？郑玄注释的‘改葬’说，从宗庙迁移至宗庙，其仪式应同从墓地迁移至墓地，理应一致。为何能有区别？前代已有说法认为不应举行虞祭。”王俭回应：“范宁说，下葬时必须有‘魂车’（象征灵魂的灵车），如果不能让灵魂回归，灵魂将无处安放。世间改葬时，就在墓地设祭，难道不能祭祀而毁坏仪式吗？贺循说，下葬完成后，应于墓地设奠，以完成全部丧事，虽然不是正统的虞祭，但大致相似。晋朝修复五陵，宋朝为敬皇后改葬，也都举行了虞祭。如今也应设立虞祭，这并无疑问。”此议也被采纳。
建元二年，皇太子妃去世，当时的宫廷官员对臣子应穿什么丧服有疑问。左仆射王俭建议：“《礼记·文王世子》说，父亲在世时，作为儿子要尽孝；君主在世时，作为臣子要尽忠。自汉朝以来，宫廷官员制度完善，臣子应严格遵守忠臣之礼。昔日庾翼妻子去世，王允、滕弘认为府中属官应穿小君之服（为君主夫人服丧），何况臣子的节操更为重要呢？因此，应依照礼仪，为前朝君主之妻穿齐衰三月的丧服，凡在职官员都应休假，每日晨昏前往东宫临丧哭祭，所有相关事务均应属于东宫管辖。对于尚未任职的官吏，应在所居地休息两天半，然后穿成服，并写信、上表，不得奔丧前来。”此建议被采纳。
太子妃死后，有人提议建立铭旌（一种挂在棺材上的旗帜）。仆射王俭提出：“按礼制，棺材涂漆之后，应在殡仪厅东侧放置铭文，待大殓仪式结束后，应将铭旌建于西阶之东。”宋大明二年，太子妃去世，有关部门又提议在她下葬日建九旒（九条垂旒的旗帜）。“是否应在斩草（下葬前准备）之日建旒？若是，应建几旒？是否要画龙升降？以及使用几具翣（古代丧礼中用于遮盖棺材的长幡）？”王俭回答：“旒本是君主服饰的一部分，与凶事无关。如今官僚阶层平日无法完备仪式，只好在丧事中临时设置。东宫的地位相当于上公（最高级官员），太子妃与储君地位一致，意义不容差异，不可能因是凶事而另设特殊礼仪。大明年间的做法是未经详细商议，草率行事。现在应参考礼制，不能效仿前例而造成失误。吉礼部分已有桁辂（车驾），凶礼部分已有铭旌，如果再设立旒，又该设于何处？翣应使用八具。”此议被采纳。
有关部门上奏：“以往大明年间的旧例，太子妃的墓中设有石志（墓碑）。依据礼制，墓铭不在其中，且古代有颜延为王球制作石志的先例，普通家族无碑，因此以记述功德来代替。自那时起，王公以下均沿袭此制。如今太子妃地位特殊，礼仪不同于一般妃嫔，既然已有哀策（追思文），就不应再设石志。”此议被采纳。
有关部门又奏：“穆妃在哭祭结束后，其灵位仍停留在途中，每逢朔望（每月初一和十五），是否应设祭？”王俭回应：“虞祭和哭泣结束后，祭礼应设于宗庙，这是为了遵循昭穆（宗族排列次序），但并非与四时祭祀完全相同，因此有朔望设祭。外族国家不实行这种制度，但宋朝江夏王妃去世后，哭祭结束后仍于朔望设祭。国君既然已经结束丧期，又何必要在之后设朔望祭呢？即使灵位尚未进入宗庙，其灵车在水上行进，就如同桓玄、宋高祖对长沙、临川二国所施行的‘移庙’之礼一样，灵车在途中就已相当于祭于宗庙，怎能说灵位在路途上仍应设祭呢？由此可推，朔望不应再设祭。宋懿后时期的旧例也未达此点，可以证明当时已有共识。”此议被采纳。
建元三年，有关部门上奏：“皇太子穆妃于去年七月去世，当年闰九月。不清楚当月是否闰月，若应将闰月合并至正月，那么南郡王兄弟应在此月晦日（月最后一天）行小祥礼，至于小祥之后的祥月，则不会有疑问。”左仆射王俭提出：“一年三百六旬，尚书已有明确解释，文公曾有婚嫁之礼被讥讽，谷梁传说‘积日而成月’，公羊传称‘天上没有这个月份’。尽管如此，左传认为告朔是合乎礼制的。因此先儒普遍认为三年丧期中，年份应包含闰月，大功以下之丧，月数应累计闰月。闰月是该年剩余的月份，用于调整朔望，正如吴商所说‘含闰以正期，符合情理’。如今丧期为一年，即使在十一月举行小祥，到祥服（丧期结束）也必须过满一整年。所有哀悼礼仪，须以符合正常服制为准则。小祥之后到祥服相隔仅两个月，应以年限为标准，故小祥应与年份相对应。若以哀痛之礼先行小祥，则小祥应设在五月晦日。这是国家大典，应共同详细商议。并请八座（高级官员）与丞郎（下属官员）共同研究，以求一致。”尚书令褚渊反驳王俭：“小祥的制度，是因尊长（如皇帝）因特殊原因而中断哀服，因此祥服与缟服制度都保留，但年月并未严格对应。如今十一月就实行小祥，从丧期可知。若按月计算，应累计闰月以确立典制。若仍含闰月，岂不与缟服制度相同？疑惑之处就在于小祥应包含闰月，月数相差。积分中余下的闰月，是历法之中的常有现象。按月计算则累闰，按年计算则包容，按情理与制度来看，有什么不可以？”王俭再回应褚渊：“含闰之说，是儒学中长期争论的问题。小祥本应以期为限，因尊长特殊原因而推迟，名义与礼制都存在，哀痛之情也未改变。尽管时间上仅差数月，但事实上是以年为单位，闰月是该年剩余的天数，所以应将之统一包含。期丧中若两度举行小祥，是因尊长而屈节，但小祥则应包含闰月，以象征年份延续，体现‘屈’与‘伸’两方面。经文与典籍的本意，正在于此。如果五月小祥，六月才出现闰月，则小祥到缟服之间相隔两个月，相当于十一月象征前期，二个朔望象征后期，名分有界限，不可混同。鲁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，楚子去世，只记载上月，未提闰月，这正是‘附上’之意。郑玄、射武、王肃、贺循等只说期丧应含闰月，从未提过在期丧中举行小祥问题。成休甫说，大祥之后有闰月需要另行计算，说明期丧的小祥不得与缟服结尾相等。如果这样，那么恩典如彼，理应如此对待。”褚渊又提出十余个问题，王俭逐一解释。祠部郎中王珪认为：“丧礼中闰月应体现为服制，功衰以下的小祥若逢闰月，则略而不提。如今虽有延后，小祥名义仍存，不同于其他服制。以月为标准，推迟哀思，以远为近。虽然日子有余，月非正朔，包含其中，情理上是合理的。仆射王俭的建议，理据详实，谨附和其观点。如今司徒褚渊虽有疑惑，经多次讨论，仍未同意王俭之议。因此，仍应由八座及丞郎共同广泛讨论，最终采纳。从五月晦日开始举行小祥，祥服结束仍按常规时间执行。”奏报皇帝，皇帝批准：“可”。
皇太子穆妃的丧服问题，尚书左丞兼著作郎王逡问左仆射王俭：“中军南郡王小祥，是否应等到闻喜之日（即为亲人举行告哀仪式的日子）？穆妃于七月初四去世，闻喜之日为八月，计算十一月之限，应在六月。南郡王应同此时间，那么大祥应推迟一个月，应于八月举行，而非正月。从亲缘关系考虑，若各自为祥，庐舍（丧居）交错，丧服颜色混杂，是否会产生疑虑？”王俭回答：“送葬已结束，再生有节制，无极之哀并非服制所能说明。祥服与缟服明确划分丧期终点。关于相互等待的礼制，经文中并无依据。世人多认为居于家中的衰麻之服，不应有差别，因此会相隔一二月，或延后一同除服。这是任情行为，未理解礼制本意。过去编撰《丧记》时，已曾说明这一点。远行之人，自然有为而未祭，居家之子，又何必改变？礼制中本就有‘除丧而归’的情况，这是经文遗存，无需明文佐证。假使确实需要等待，相隔一年也应必等，否则就需长期穿衰麻，生命终结为止，婚礼结束便彻底脱离宗庙，这是不可接受的。若认为不合理，那么哪怕在十日之内，也绝不能延后。何故？礼制有次序，无空设之礼。如今远者不必等待，近者必须相随，礼制已偏离，内心也无支持。若疑兄弟同住，吉凶混杂，则古代有‘异宫’（分居）之例。若无异宫，则远行之子，应自行设立独立居所，用于完成丧事。灵位祭奠，随在家中之人进行，再期（二年）后解除哀服。之所以如此，《奔丧礼》记载：为位而未设奠，郑玄解释：因为精神不存于此。闻哀不及时，实因距离遥远。为位不设奠，情况更可理解。这属于自行决定，不因嫡庶而异。庶子在家，也不必等待嫡子。更何况太子妃为王室正妻，中军长子地位重要，朝廷又实行特殊制度，进退之间，毫无疑虑。不应相互等待。中军的祥服日，只须闻喜致哀，不接受吊唁慰问。到了忌日时，兄弟间应相约互表情感，不必对外接待客人。这是国家的礼仪大典，应让八座和丞郎共同商议，充分研讨后，再行奏报。”司徒褚渊等二十人一致赞成王俭的建议，认为应以此为永久制度。皇帝下诏：“可”。
建元三年，太子穆妃去世，南郡王的国中官吏怀疑对君主母亲应服何种丧服。王俭再次提出：“《礼记》规定，平民为国君穿齐衰（丧服）。先儒认为，凡在官府的仆役、府吏属于此类。诸侯之妻为夫人，穿繐衰（一种轻哀的丧服）七个月，因关系疏远，故不能完全依礼。如今皇孙是藩王，太子穆妃是朝廷正妻。国中官吏可按小君（为君主夫人）之礼进行哀悼，国中官吏怎能以夫人的礼节相待？应穿单衣、白帢（白色头巾）、素带，于中门外哭泣，每次临丧可进入，与宫中官员相同。”永明十一年，文惠太子去世，右仆射王晏等人上奏：“据《丧服经》，为君主的父亲或长子，应服齐衰三年。如今皇朝不实行三年大丧，仅服期丧，群臣应降等，应服大功（较轻的丧服）。九月之后为功衰（更轻的丧服），是兄弟之间的礼节，不应因尊卑而服。我们参议，认为应加重丧服，减少月数，与齐衰三月相同。至于太孙，三年之礼已延后，南郡国中官吏也应穿齐衰期服。临汝、曲江二地并非正统嫡子，不能继承储君之位，二公国中官吏，均不得服丧。”皇帝批准此议。“又奏：据《丧服经》，妾为君主的长子应与君主同服丧。自两汉以来此礼已废除，建议沿用旧制，不再恢复。”皇帝下诏：“此礼久已废弃，停止施行。”又奏：“查阅旧制，文惠太子在丧期内，朝廷不奏乐。诸王虽本服期丧，但储君为正统，其服应与皇室一致，丧期结束，可恢复奏乐、婚礼。我们认为，二等礼都是庆贺之礼，轻重不同。娶妻以延续血脉，非全然是吉庆之事，按礼制，三日不奏乐。宋朝对期丧降为大功者，婚礼不奏乐，以表私情，可沿用前例。”皇帝下诏：“照此执行。”又奏：“据礼制，祥除日应在当晚更换丧服，次日清晨才能设祭。但近来习惯是先临丧再换服，这与礼仪不符。如今东宫公除日，若依此例，皇太孙在临丧时就应换服。我们参议，认为应先哭祭结束，再设祭。所有公除者，应在府第内换服，然后入宫临丧，行慰劳之礼。”皇帝下诏：“可”。
建武二年，朝会时，世祖（皇帝）的丧制尚未期满，朝廷议论是否可奏乐。祠部郎何佟之建议：“昔日舜继承文祖之位，与尧并无血缘关系，及唐尧逝去，哀悼三年便恢复了音乐。近代晋康帝继成帝之位，期间也不奏乐。怀帝永嘉元年，惠帝逝世，当时江充曾说，古代帝王相继承，即便世系不同，但礼制相同。”此议被采纳。
建武二年正月，有关部门决定确立世宗文皇帝的忌日、大祥、祥禫（丧期结束）礼仪。下诏让太学与八座官员、丞郎、博士等共同讨论。博士陶韶认为：“名号确立，礼仪成形，自古皆如此。文帝为祖宗，宗庙中应按昭穆秩序排列，忌日、大祥、祥禫之日，皇帝应穿祭服，出太极殿哀悼，百官亦应穿祭服陪祭。”太常丞李撝认为：“既然尊号已追加，丧服也应正式确立，但已因权宜之制而简化，故不穿苴杖（丧服中的特殊服饰）。至于钻燧（古代祭祀点燃火种）、天地变化，难道不应感怀吗？晋景献皇后去世时，群臣皆穿小君之服。追尊之后，更不应违背旧制，追尊的帝王，也应与皇帝礼仪相同。虽是臣子，但礼制随时代变化，当今皇帝中兴，非继承前朝，故不应穿深衣（正式礼服）改换。但作为君主，体察国事，也应穿吊服上殿哀悼，百官一同悲痛，如常仪。”给事中谢昙济认为：“丧礼有一套制度，分为两个方面：虞祭以表达追思亡者之情，小祥以保留追念之礼，这正是至亲可表达深情，极度悲伤时可适当让步。文皇帝虽德行早有确立，但民风未完全教化，追尊为帝，实因天性所致。如今作为臣子言其事，实无实据，对自己而言，此事也属虚情。当今圣上治理国家，又承天命，仅祭祀七庙，而非继承三代后妃，因此在忌日、祥禫之日，无从设立仪式。”太学博士崔愝赞同陶韶，太常沈倓赞同李撝，国子博士刘警等赞同谢昙济。祠部郎何佟之再次建议：“《春秋》之意，臣子继承君主，虽情感有别，但礼仪相同，正是为了敦促敬意，坚定丧礼意义。如今圣上虽继承高皇之位，曾有北面朝见之礼，如今圣历延续，垂训无穷，在三（君主与臣子的义务）之恩，理不容废弃。我认为，世宗的祥忌之日，皇帝应穿吊服登殿，群臣一同致哀，仪式结束后，百官前往宣德宫上表，再至陵园致哀，以此弘扬追念先帝之深情。”尚书令王晏等十九人赞成何佟之之议。皇帝下诏：“可”。
海陵王去世，百官集会哀悼。当时朝廷政局严峻，朝议怀疑是否应穿军装出席。祠部郎何佟之建议：“羔裘玄冠不用于吊丧，理所当然不能穿军服临丧。宋泰始二年，孝武帝大祥之日，百官进入临丧现场，皆在宫门处换去军服，改穿便服（衣夹），举行完仪式后，外出再穿上军服。”此议被采纳。
赞曰：古代的礼制由周公创立，为百代帝王提供典范。礼有三千条，四维（礼、义、廉、耻）得以维系。历代对礼制进行增减，废除与建立，用于军政、祭祀、社稷、学宫等场合。包括婚嫁、朝会、丧葬等，均为国家重要规范。存留礼制，体现盛世之德，警戒亡者之魂不在世。
纳兰青云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