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三国志》•卷十六·魏书十六·任苏杜郑仓传

魏晋 • 陈寿

任苏杜郑仓传第十六任峻字伯达，河南中牟人也。汉末扰乱，关东皆震。中牟令杨原愁恐，欲弃官走。峻说原曰“董卓首乱，天下莫不侧目，然而未有先发者，非无其心也，势未敢耳。明府若能唱之，必有和者”原曰“为之奈何”峻曰“今关东有十馀县，能胜兵者不减万人，若权行河南尹事，总而用之，无不济矣”原从其计，以峻为主簿。峻乃为原表行尹事，使诸县坚守，遂发兵。会太祖起关东，入中牟界，众不知所从，峻独与同郡张奋议，举郡以归太祖。峻又别收宗族及宾客家兵数百人，愿从太祖。太祖大悦，表峻为骑都尉，妻以从妹，甚见亲信。太祖每征伐，峻常居守以给军。是时岁饑旱，军食不足，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，太祖以峻为典农中郎将，募百姓屯田於许下，得谷百万斛，郡国列置田官，数年中所在积粟，仓廪皆满。官渡之战，太祖使峻典军器粮运。贼数寇钞绝粮道，乃使千乘为一部，十道方行，为复陈以营卫之，贼不敢近。军国之饶，起於枣祗而成於峻。太祖以峻功高，乃表封为都亭侯，邑三百户，迁长水校尉。峻宽厚有度而见事理，每有所陈，太祖多善之。於饑荒之际，收恤朋友孤遗，中外贫宗，周急继乏，信义见称。建安九年薨，太祖流涕者久之。子先嗣。先薨，无子，国除。文帝追录功臣，谥峻曰成侯。复以峻中子览为关内侯。苏则字文师，扶风武功人也。少以学行闻，举孝廉茂才，辟公府，皆不就。起家为酒泉太守，转安定、武都，所在有威名。太祖征张鲁，过其郡，见则悦之，使为军导。鲁破，则绥定下辩诸氐，通河西道，徙为金城太守。是时丧乱之后，吏民流散饑穷，户口损耗，则抚循之甚谨。外招怀羌胡，得其牛羊，以养贫老。与民分粮而食，旬月之间，流民皆归，得数千家。乃明为禁令，有干犯者辄戮，其从教者必赏。亲自教民耕种，其岁大丰收，由是归附者日多。李越以陇西反，则率羌胡围越，越即请服。太祖崩，西平麹演叛，称护羌校尉。则勒兵讨之。演恐，乞降。文帝以其功，加则护羌校尉，赐爵关内侯。后演复结旁郡为乱，张掖张进执太守杜通，酒泉黄华不受太守辛机，进、华皆自称太守以应之。又武威三种胡并寇钞，道路断绝。武威太守毌丘兴告急於则。时雍、凉诸豪皆驱略羌胡以从进等，郡人咸以为进不可当。又将军郝昭、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，亦受诏不得西度。则乃见郡中大吏及昭等与羌豪帅谋曰“今贼虽盛，然皆新合，或有胁从，未必同心。因衅击之，善恶必离，离而归我，我增而彼损矣。既获益众之实，且有倍气之势，率以进讨，破之必矣。若待大军，旷日持久，善人无归，必合於恶，善恶既合，势难卒离。虽有诏命，违而合权，专之可也”於是昭等从之，乃发兵救武威，降其三种胡，与兴击进於张掖。演闻之，将步骑三千迎则，辞来助军，而实欲为变。则诱与相见，因斩之，出以徇军，其党皆散走。则遂与诸军围张掖，破之，斩进及其支党，众皆降。演军败，华惧，出所执乞降，河西平。乃还金城。进封都亭侯，邑三百户。徵拜侍中，与董昭同寮。昭尝枕则膝卧，则推下之，曰“苏则之膝，非佞人之枕也”初，则及临菑侯植闻魏氏代汉，皆发服悲哭，文帝闻植如此，而不闻则也。帝在洛阳，尝从容言曰“吾应天而禅，而闻有哭者，何也”则谓为见问，须髯悉张，欲正论以对。侍中傅巽掐〔音苦洽反。〕则曰“不谓卿也”於是乃止。文帝问则曰“前破酒泉、张掖，西域通使，敦煌献径寸大珠，可复求市益得不”则对曰“若陛下化洽中国，德流沙漠，即不求自至。求而得之，不足贵也”帝默然。后则从行猎，槎桎拔，失鹿，帝大怒，踞胡床拔刀，悉收督吏，将斩之。则稽首曰“臣闻古之圣王不以禽兽害人，今陛下方隆唐尧之化，而以猎戏多杀群吏，愚臣以为不可。敢以死请”帝曰“卿，直臣也”遂皆赦之。然以此见惮。黄初四年，左迁东平相。未至，道病薨，谥曰刚侯。子怡嗣。怡薨，无子，弟愉袭封。愉，咸熙中为尚书。杜畿字伯侯，京兆杜陵人也。少孤，继母苦之，以孝闻。年二十，为郡功曹，守郑县令。县囚系数百人，畿亲临狱，裁其轻重，尽决遣之，虽未悉当，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也。举孝廉，除汉中府丞。会天下乱，遂弃官客荆州，建安中乃还。荀彧进之太祖，太祖以畿为司空司直，迁护羌校尉，使持节，领西平太守。太祖既定河北，而高幹举并州反。时河东太守王邑被徵，河东人卫固、范先外以请邑为名，而内实与幹通谋。太祖谓荀彧曰“关西诸将，恃险与马，征必为乱。张晟寇殽、渑间，南通刘表，固等因之，吾恐其为害深。河东被山带河，四邻多变，当今天下之要地也。君为我举萧何、寇恂以镇之”彧曰“杜畿其人也”於是追拜畿为河东太守。固等使兵数千人绝陕津，畿至不得渡。太祖遣夏侯惇讨之，未至。或谓畿曰“宜须大兵”畿曰“河东有三万户，非皆欲为乱也。今兵迫之急，欲为善者无主，必惧而听於固。固等势专，必以死战。讨之不胜，四邻应之，天下之变未息也。讨之而胜，是残一郡之民也。且固等未显绝王命，外以请故君为名，必不害新君。吾单车直往，出其不意。固为人多计而无断，必伪受吾。吾得居郡一月，以计縻之，足矣”遂诡道从郖津度。范先欲杀畿以威众。且观畿去就，於门下斩杀主簿已下三十馀人，畿举动自若。於是固曰“杀之无损，徒有恶名。且制之在我”遂奉之。畿谓卫固、范先曰“卫、范，河东之望也，吾仰成而已。然君臣有定义，成败同之，大事当共平议”以固为都督，行丞事，领功曹。将校吏兵三千馀人，皆范先督之。固等喜，虽阳事畿，不以为意。固欲大发兵，畿患之，说固曰“夫欲为非常之事，不可动众心。今大发兵，众必扰，不如徐以赀募兵”固以为然，从之，遂为赀调发，数十日乃定，诸将贪多应募而少遣兵。又入喻固等曰“人情顾家，诸将掾吏，可分遣休息，急缓召之不难”固等恶逆众心，又从之。於是善人在外，阴为己援。恶人分散，各还其家，则众离矣。会白骑攻东垣，高幹入濩泽，上党诸县杀长吏，弘农执郡守，固等密调兵未至。畿知诸县附己，因出，单将数十骑，赴张辟拒守，吏民多举城助畿者，比数十日，得四千馀人。固等与幹、晟共攻畿，不下，略诸县，无所得。会大兵至，幹、晟败，固等伏诛，其馀党与皆赦之，使复其居业。是时天下郡县皆残破，河东最先定，少耗减。畿治之，崇宽惠，与民无为。民尝辞讼，有相告者，畿亲见为陈大义，遣令归谛思之，若意有所不尽，更来诣府。乡邑父老自相责怒曰“有君如此，奈何不从其教”自是少有辞讼。班下属县，举孝子、贞妇、顺孙，复其繇役，随时慰勉之。渐课民畜牸牛、草马，下逮鸡豚犬豕，皆有章程。百姓勤农，家家丰实。畿乃曰“民富矣，不可不教也”於是冬月修戎讲武，又开学宫，亲自执经教授，郡中化之。韩遂、马超之叛也，弘农、冯翊多举县邑以应之。河东虽与贼接，民无异心。太祖西征至蒲阪，与贼夹渭为军，军食一仰河东。及贼破，馀畜二十馀万斛。太祖下令曰“河东太守杜畿，孔子所谓禹，吾无间然矣。增秩中二千石”太祖征汉中，遣五千人运，运者自率勉曰“人生有一死，不可负我府君”终无一人逃亡，其得人心如此。魏国既建，以畿为尚书。事平，更有令曰“昔萧何定关中，寇恂平河内，卿有其功，间将授卿以纳言之职。顾念河东吾股肱郡，充实之所，足以制天下，故且烦卿卧镇之”畿在河东十六年，常为天下最。文帝即王位，赐爵关内侯。徵为尚书。及践阼，进封丰乐亭侯。邑百户，守司隶校尉。帝征吴，以畿为尚书仆射，统留事。其后帝幸许昌，畿复居守。受诏作御楼船，於陶河试船，遇风没。帝为之流涕。诏曰“昔冥勤其官而水死，稷勤百谷而山死。故尚书仆射杜畿，於孟津试船，遂至覆没，忠之至也。朕甚愍焉”追赠太仆，谥曰戴侯。子恕嗣。恕字务伯，太和中为散骑黄门侍郎。恕推诚以质，不治饰，少无名誉。及在朝，不结交援，专心向公。每政有得失，常引纲维以正言，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。时公卿以下大议损益，恕以为“古之刺史，奉宣六条，以清静为名，威风著称，今可勿令领兵，以专民事”俄而镇北将军吕昭又领冀州，乃上疏曰：帝王之道，莫尚乎安民。安民之术，在於丰财。丰财者，务本而节用也。方今二贼未灭。戎车亟驾，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。然搢绅之儒，横加荣慕，搤腕抗论，以孙、吴为首，州郡牧守，咸共忽恤民之术，脩将率之事。农桑之民，竞干戈之业，不可谓务本。帑藏岁虚而制度岁广，民力岁衰而赋役岁兴，不可谓节用。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，而承丧乱之弊，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，然而二方僭逆，北虏未宾，三边遘难，绕天略匝。所以统一州之民，经营九州之地，其为艰难，譬策羸马以取道里，岂可不加意爱惜其力哉。以武皇帝之节俭，府藏充实，犹不能十州拥兵。郡且二十也。今荆、扬、青、徐、幽、并、雍、凉缘边诸州皆有兵矣，其所恃内充府库外制四夷者，惟兖、豫、司、冀而已。臣前以州郡典兵，则专心军功，不勤民事，宜别置将守，以尽治理之务。而陛下复以冀州宠秩吕昭。冀州户口最多，田多垦辟，又有桑枣之饶，国家徵求之府，诚不当复任以兵事也。若以北方当须镇守，自可专置大将以镇安之。计所置吏士之费，与兼官无异。然昭於人才尚复易。中朝苟乏人，兼才者势不独多。以此推之，知国家以人择官，不为官择人也。官得其人，则政平讼理。政平故民富贵，讼理故囹圄空虚。陛下践阼，天下断狱百数十人，岁岁增多，至五百馀人矣。民不益多，法不益峻。以此推之，非政教陵迟，牧守不称之明效欤。往年牛死，通率天下十能损二。麦不半收，秋种未下。若二贼游魂於疆埸，飞刍輓粟，千里不及。究此之术，岂在强兵乎。武士劲卒愈多，愈多愈病耳。夫天下犹人之体，腹心充实，四支虽病，终无大患。今兖、豫、司、冀亦天下之腹心也。是以愚臣慺慺，实愿四州之牧守，独脩务本之业，以堪四支之重。然孤论难持，犯欲难成，众怨难积，疑似难分，故累载不为明主所察。凡言此者，类皆疏贱。疏贱之言，实未易听。若使善策必出於亲贵，亲贵固不犯四难以求忠爱，此古今之所常患也。时又大议考课之制，以考内外众官。恕以为用不尽其人，虽才且无益，所存非所务，所务非世要。上疏曰：书称“明试以功，三考黜陟”，诚帝王之盛制。使有能者当其官，有功者受其禄，譬犹乌获之举千钧，良、乐之选骥足也。虽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著，关七圣而课试之文不垂，臣诚以为其法可粗依，其详难备举故也。语曰“世有乱人而无乱法”若使法可专任，则唐、虞可不须稷、契之佐，殷、周无贵伊、吕之辅矣。今奏考功者，陈周、汉之法为，缀京房之本旨，可谓明考课之要矣。於以崇揖让之风，兴济济之治，臣以为未尽善也。其欲使州郡考士，必由四科，皆有事效，然后察举，试辟公府，为亲民长吏，转以功次补郡守者，或就增秩赐爵，此最考课之急务也。臣以为便当显其身，用其言，使具为课州郡之法，法具施行，立必信之赏，施必行之罚。至於公卿及内职大臣，亦当俱以其职考课之也。古之三公，坐而论道，内职大臣，纳言补阙，无善不纪，无过不举。且天下至大，万机至众，诚非一明所能遍照。故君为元首，臣作股肱，明其一体相须而成也。是以古人称廊庙之材，非一木之支。帝王之业，非一士之略。由是言之，焉有大臣守职辨课可以致雍熙者哉。且布衣之交，犹有务信誓而蹈水火，感知己而披肝胆，徇声名而立节义者。况於束带立朝，致位卿相，所务者非特匹夫之信，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，所徇者岂声名而已乎。诸蒙宠禄受重任者，不徒欲举明主於唐、虞之上而已。身亦欲厕稷、契之列。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尽，患於自任之意不足，此诚人主使之然也。唐、虞之君，委任稷、契、夔、龙而责成功，及其罪也，殛鲧而放四凶。今大臣亲奉明诏，给事目下，其有夙夜在公，恪勤特立，当官不挠贵势，执平不阿所私，危言危行以处朝廷者，自明主所察也。若尸禄以为高，拱默以为智，当官苟在於免负，立朝不忘於容身，絜行逊言以处朝廷者，亦明主所察也。诚使容身保位，无放退之辜，而尽节在公，抱见疑之势，公义不脩而私议成俗，虽仲尼为谋，犹不能尽一才，又况於世俗之人乎。今之学者，师商、韩而上法术，竞以儒家为迂阔，不周世用，此最风俗之流弊，创业者之所致慎也。后考课竟不行。乐安廉昭以才能拔擢，颇好言事。恕上疏极谏曰：｛伏见尚书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罚当关不依诏，坐判问。又云“诸当坐者别奏”。尚书令陈矫自奏不敢辞罚，亦不敢以处重为恭，意至恳恻。臣窃悯然为朝廷惜之。夫圣人不择世而兴，不易民而治，然而生必有贤智之佐者，盖进之以道，率之以礼故也。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辅世长民者，莫不远得百姓之欢心，近尽群臣之智力。诚使今朝任职之臣皆天下之选，而不能尽其力，不可谓能使人。若非天下之选，亦不可谓能官人。陛下忧劳万机，或亲灯火，而庶事不康，刑禁日弛，岂非股肱不称之明效欤。原其所由，非独臣有不尽忠，亦主有不能使。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，豫让苟容中行而著节智伯，斯则古人之明验矣。今臣言一朝皆不忠，是诬一朝也。然其事类，可推而得。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实，而军事未息，至乃断四时之赋衣，薄御府之私谷，帅由圣意，举朝称明，与闻政事密勿大臣，宁有恳恳忧此者乎。骑都尉王才、幸乐人孟思所为不法，振动京都，而其罪状发於小吏，公卿大臣初无一言。自陛下践阼以来，司隶校尉、御史中丞宁有举纲维以督奸宄，使朝廷肃然者邪。若陛下以为今世无良才，朝廷乏贤佐，岂可追望稷、契之遐踪，坐待来世之俊乂乎。今之所谓贤者，尽有大官而享厚禄矣，然而奉上之节未立，向公之心不一者，委任之责不专，而俗多忌讳故也。臣以为忠臣不必亲，亲臣不必忠。何者。以其居无嫌之地而事得自尽也。今有疏者毁人不实其所毁，而必曰私报所憎，誉人不实其所誉，而必曰私爱所亲，左右或因之以进憎爱之说。非独毁誉有之，政事损益，亦皆有嫌。陛下当思所以阐广朝臣之心，笃厉有道之节，使之自同古人，望与竹帛耳。反使如廉昭者扰乱其间，臣惧大臣遂将容身保位，坐观得失，为来世戒也。昔周公戒鲁侯曰“无使大臣怨乎不以”，不言贤愚，明皆当世用也。尧数舜之功，称去四凶，不言大小，有罪则去也。今者朝臣不自以为不能，以陛下为不任也。不自以为不智，以陛下为不问也。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，大舜之所以去。使侍中、尚书坐则侍帷幄，行则从华辇，亲对诏问，所陈必达，则群臣之行，能否皆可得而知。忠能者进，暗劣者退，谁敢依违而不自尽。以陛下之圣明，亲与群臣论议政事，使群臣人得自尽，人自以为亲，人思所以报，贤愚能否，在陛下之所用。以此治事，何事不办。以此建功，何功不成。每有军事，诏书常曰“谁当忧此者邪。吾当自忧耳”近诏又曰“忧公忘私者必不然，但先公后私即自办也”伏读明诏，乃知圣思究尽下情，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忧其末也。人之能否，实有本性，虽臣亦以为朝臣不尽称职也。明主之用人也，使能者不敢遗其力，而不能者不得处非其任。选举非其人，未必为有罪也。举朝共容非其人，乃为怪耳。陛下知其不尽力也，而代之忧其职，知其不能也，而教之治其事，岂徒主劳而臣逸哉。虽圣贤并世，终不能以此为治也。陛下又患台阁禁令之不密，人事请属之不绝，听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，选司徒更恶吏以守寺门。威禁由之，实未得为禁之本也。昔汉安帝时，少府窦嘉辟廷尉郭躬无罪之兄子，犹见举奏，章劾纷纷。近司隶校尉孔羡辟大将军狂悖之弟，而有司嘿尔，望风希指，甚於受属。选举不以实，人事之大者也。嘉有亲戚之宠，躬非社稷重臣，犹尚如此。以今况古，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罚以绝阿党之原耳。伊尹之制，与恶吏守门，非治世之具也。使臣之言少蒙察纳，何患於奸不削灭，而养若昭等乎。夫纠擿奸宄，忠事也，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，以其不顾道理而苟求容进也。若陛下不复考其终始，必以违众忤世为奉公，密行白人为尽节，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为此邪。诚顾道理而弗为耳。使天下皆背道而趋利，则人主之所最病者，陛下将何乐焉，胡不绝其萌乎。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，率皆天下浅薄无行义者，其意务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，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。陛下何不试变业而示之，彼岂执其所守以违圣意哉。夫人臣得人主之心，安业也。处尊显之官，荣事也。食千锺之禄，厚实也。人臣虽愚，未有不乐此而喜干迕者也，迫於道，自强耳。诚以为陛下当怜而佑之，少委任焉，如何反录昭等倾侧之意，而忽若人者乎。今者外有伺隙之寇，内有贫旷之民，陛下当大计天下之损益，政事之得失，诚不可以怠也。｝恕在朝八年，其论议亢直，皆此类也。出为弘农太守，数岁转赵相，以疾去官。起家为河东太守，岁馀，迁淮北都督护军，复以疾去。恕所在，务存大体而已，其树惠爱，益得百姓欢心，不及於畿。顷之，拜御史中丞。恕在朝廷，以不得当世之和，故屡在外任。复出为幽州刺史，加建威将军，使持节，护乌丸校尉。时征北将军程喜屯蓟，尚书袁侃等戒恕曰“程申伯处先帝之世，倾田国让於青州。足下今俱杖节，使共屯一城，宜深有以待之”而恕不以为意。至官未期，有鲜卑大人儿，不由关塞，径将数十骑诣州，州斩所从来小子一人，无表言上。喜於是劾奏恕，下廷尉，当死。以父畿勤事水死，免为庶人，徙章武郡，是岁嘉平元年。恕倜傥任意，而思不防患，终致此败。初，恕从赵郡还，陈留阮武亦从清河太守徵，俱自薄廷尉。谓恕曰“相观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厉，器能可以处大官而求之不顺，才学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，此所谓有其才而无其用。今向间暇，可试潜思，成一家言”在章武，遂著体论八节。又著兴性论一篇，盖兴於为己也。四年，卒於徙所。甘露二年，河东乐详年九十馀，上书讼畿之遗绩，朝廷感焉。诏封恕子预为丰乐亭侯，邑百户。恕奏议论駮皆可观，掇其切世大事著于篇。郑浑字文公，河南开封人也。高祖父众，众父兴，皆为名儒。浑兄泰，与荀攸等谋诛董卓，为扬州刺史，卒。浑将泰小子袤避难淮南，袁术宾礼甚厚。浑知术必败。时华歆为豫章太守，素与泰善，浑乃渡江投歆。太祖闻其笃行，召为掾，复迁下蔡长、邵陵令。天下未定，民皆剽轻，不念产殖。其生子无以相活，率皆不举。浑所在夺其渔猎之具，课使耕桑，又兼开稻田，重去子之法。民初畏罪，后稍丰给，无不举赡。所育男女，多以郑为字。辟为丞相掾属，迁左冯翊。时梁兴等略吏民五千馀家为寇钞，诸县不能御，皆恐惧，寄治郡下。议者悉以为当移就险，浑曰“兴等破散，窜在山阻。虽有随者，率胁从耳。今当广开降路，宣喻恩信。而保险自守，此示弱也”乃聚敛吏民，治城郭，为守御之备。遂发民逐贼，明赏罚，与要誓，其所得获，十以七赏。百姓大悦，皆愿捕贼，多得妇女、财物。贼之失妻子者，皆还求降。浑责其得他妇女，然后还其妻子，於是转相寇盗，党与离散。又遣吏民有恩信者，分布山谷告喻，出者相继，乃使诸县长吏各还本治以安集之。兴等惧，将馀众聚鄜城。太祖使夏侯渊就助郡击之，浑率吏民前登，斩兴及其支党。又贼靳富等，胁将夏阳长、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硙山，浑复讨击破富等，获二县长吏，将其所略还。及赵青龙者，杀左内史程休，浑闻，遣壮士就枭其首。前后归附四千馀家，由是山贼皆平，民安产业。转为上党太守。太祖征汉中，以浑为京兆尹。浑以百姓新集，为制移居之法，使兼複者与单轻者相伍，温信者与孤老为比，勤稼穑，明禁令，以发奸者。由是民安於农，而盗贼止息。及大军入汉中，运转军粮为最。又遣民田汉中，无逃亡者。太祖益嘉之，复入为丞相掾。文帝即位，为侍御史，加驸马都尉，迁阳平、沛郡二太守。郡界下湿，患水涝，百姓饑乏。浑於萧、相二县界，兴陂遏，开稻田。郡人皆以为不便，浑曰“地势洿下，宜溉灌，终有鱼稻经久之利，此丰民之本也”遂躬率吏民，兴立功夫，一冬间皆成。比年大收，顷亩岁增，租入倍常，民赖其利，刻石颂之，号曰郑陂。转为山阳、魏郡太守，其治放此。又以郡下百姓，苦乏材木，乃课树榆为篱，并益树五果。榆皆成藩，五果丰实。入魏郡界，村落齐整如一，民得财足用饶。明帝闻之，下诏称述，布告天下，迁将作大匠。浑清素在公，妻子不免於饑寒。及卒，以子崇为郎中。仓慈字孝仁，淮南人也。始为郡吏。建安中，太祖开募屯田於淮南，以慈为绥集都尉。黄初末，为长安令，清约有方，吏民畏而爱之。太和中，迁敦煌太守。郡在西陲，以丧乱隔绝，旷无太守二十岁，大姓雄张，遂以为俗。前太守尹奉等，循故而已，无所匡革。慈到，抑挫权右，抚恤贫羸，甚得其理。旧大族田地有馀，而小民无立锥之土。慈皆随口割赋，稍稍使毕其本直。先是属城狱讼众猥，县不能决，多集治下。慈躬往省阅，料简轻重，自非殊死，但鞭杖遣之，一岁决刑曾不满十人。又常日西域杂胡欲来贡献，而诸豪族多逆断绝。既与贸迁，欺诈侮易，多不得分明。胡常怨望，慈皆劳之。欲诣洛者，为封过所，欲从郡还者，官为平取，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，使吏民护送道路，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。数年卒官，吏民悲感如丧亲戚，图画其形，思其遗像。及西域诸胡闻慈死，悉共会聚於戊己校尉及长吏治下发哀，或有以刀画面，以明血诚，又为立祠，遥共祠之。自太祖迄于咸熙，魏郡太守陈国吴瓘、清河太守乐安任燠、京兆太守济北颜斐、弘农太守太原令狐邵、济南相鲁国孔乂，或哀矜折狱，或推诚惠爱，或治身清白，或擿奸发伏，咸为良二千石。评曰：任峻始兴义兵，以归太祖，辟土殖谷，仓庾盈溢，庸绩致矣。苏则威以平乱，既政事之良，又矫矫刚直，风烈足称。杜畿宽猛克济，惠以康民。郑浑、仓慈，恤理有方。抑皆魏代之名守乎。恕屡陈时政，经论治体，盖有可观焉。

译文：

任峻，字伯达，是河南中牟人。汉末战乱频仍，关东各地都人心惶惶。中牟县令杨原十分忧虑，想弃官逃跑。任峻劝他说：“董卓是引发动乱的根源，天下人都看不顺眼，但还没有人率先行动，不是没有这样的决心，而是时机未到。如果您能率先发起行动，必定会有他人响应。”杨原问：“该怎么办呢？”任峻说：“现在关东有十几个郡县，能征召作战的人数不少于一万人。如果暂时代行河南尹的职权，统率这些力量，事情就一定可以成功。”杨原采纳了他的建议，任峻担任主簿。于是任峻起草表章，代行河南尹的职责，命令各郡县加强防守，随即发兵。恰好曹操从关东起兵进入中牟境内，任峻随即归顺曹操，从此开始为曹操效力。

他带领百姓开垦土地，种植粮食，使粮仓堆满，仓库盈溢，为国家建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，功绩卓著。

苏则，字威，以讨平叛乱著称，不仅政事得当，而且性格刚正，为人正直，其风节和气节值得称道。

杜畿，宽厚又严厉，既能安抚百姓，又能依法治理，使得人民安居乐业。

郑浑、仓慈，治理地方措施得当，体察民情，注重实效，都是魏国时期有名的守令。

任恕多次上书论述国家政事和治国大计，论断有理有据，见解深远，有可观之处。

后来任恕出任弘农太守，数年后转任赵郡太守，因病辞职。之后又起用为河东太守，一年多后升任淮北都督护军，又因病辞官。他在各地为官，都注重大体，施行恩惠，深得百姓爱戴，但相比杜畿，感情上的关怀不那么突出。

后来他被任命为御史中丞。由于在朝中不得人心，多次被外放。再次出任幽州刺史，加授建威将军，持节，负责护守乌丸。当时征北将军程喜驻扎在蓟城，尚书袁侃等人警告任恕说：“程申伯在先帝时代曾将田产让与青州，足下现在同样持节驻守一城，应当特别谨慎对待。”但任恕并不在意。到任不久，有鲜卑首领率几十名骑兵直接抵达州府，州府斩了其下属一名小人，没有上报朝廷。程喜因此弹劾任恕，把他下狱，判处死刑。因为他的父亲杜畿为国事劳累而死，朝廷特赦他，免死为平民，流放到章武郡。这年是嘉平元年。

任恕性格豪放不羁，但缺乏远见，最终导致失败。

当初，任恕从赵郡回京时，陈留人阮武也从清河太守被征召，两人一同到廷尉受审。阮武对任恕说：“我们彼此观察，可知您才干出众，但行事不拘小节，器量虽足，却难以迎合权贵，才学丰富，但志向不专，这正是所谓的有才能却无用。现在闲暇之时，不妨静心思考，著述成一家之言。”在章武，任恕写了《体论》八节，又著有《兴性论》一篇，主旨在于“自求德性、修身养性”。

他在嘉平四年病逝于流放地。

甘露二年，河东人乐详年近九十，上书为杜畿的政绩鸣冤，朝廷感念其功，诏令任命任恕之子任预为丰乐亭侯，食邑百户。任恕的言论和政见，切中时弊，值得参考。

郑浑，字文公，是河南开封人。他的高祖父郑众，父亲郑兴，都以儒学闻名。郑浑的哥哥郑泰曾与荀攸等人密谋诛杀董卓，后来担任扬州刺史，去世。郑浑带着郑泰的幼子郑袤逃到淮南，袁术非常礼遇他。郑浑知道袁术终将失败，便渡江投奔华歆。曹操听说他品德高尚，召他为幕僚，后来升任下蔡县长、邵陵县令。

天下尚未安定，百姓大多轻浮，不重视生产，生子后无法抚养，大多弃养。郑浑到任后，没收他们的渔猎工具，要求他们从事耕种与蚕桑，同时开辟稻田，严格限制弃养子女的行为。起初百姓害怕触犯法律，后来逐渐富裕起来，人人都能供养子女。所养育的孩子多以“郑”为字，以示家族传承。

后来被征召为丞相掾属，升任左冯翊。

当时梁兴等人劫掠了五千多户百姓，各地县城无法抵御，都感到恐惧，把百姓安置在郡府。众人建议应迁往险要之地。郑浑却指出：“梁兴等人已经溃散，藏身山野，即便有随从，也大多是被胁迫的。如今应当广开归降之路，宣扬恩德。若只求自保，反而显得怯懦。”于是郑浑招募百姓，修缮城池，建立防御设施，组织民众追捕贼寇，明确赏罚，与他们立下盟约。所获财物，七成归功于百姓。百姓非常高兴，纷纷主动捕贼，抓获了大量妇女和财物。那些失去妻子儿女的贼人也要求归降。郑浑要求他们交出其他女子后，才归还他们的妻儿，从此贼人之间互相争斗，团伙瓦解。

又派有威望的人员分赴山谷，宣传朝廷恩德，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归顺。于是郑浑命令各县长官返回原地管理，安抚地方。梁兴等人害怕，将余部聚集在鄜城。曹操派夏侯渊率军协助攻打，郑浑率领百姓首先登城，斩杀了梁兴及其同伙。又对付靳富等人，他们胁迫夏阳县长和邵陵县令及所属百姓进入硙山，郑浑发兵讨伐，击败靳富，俘获两名县长，将他们所掠夺的百姓送还。又得知赵青龙杀害了左内史程休，郑浑立刻派勇士斩其首级。前后有四千多户人家归顺，山中盗匪全部被平定，百姓得以安居。

后来调任上党太守。曹操征讨汉中时，任命郑浑为京兆尹。郑浑考虑到百姓刚刚平定，于是制定迁居政策，让人口多的与人口少的搭配，让体健的人与年老孤寡的人结为邻里，提倡勤于耕作，明察法令，预防犯罪。因此百姓安居于农耕，盗贼绝迹。大军进入汉中时，他负责运输粮草，功劳最大。他派遣百姓开垦汉中土地，无人逃亡。曹操更加器重他，又调回丞相府担任掾属。

曹丕即位后，郑浑任侍御史，加授驸马都尉，后出任阳平、沛郡太守。这两郡地势低湿，经常发生水涝，百姓生活贫困。郑浑在萧县、相县交界处，修筑水坝，开垦稻田。当地百姓认为此举不便，郑浑说：“地势低洼，应通过灌溉改善，将来会有鱼稻长期丰收的益处，这才是真正富民的根本。”于是亲自率领百姓开垦，仅一个冬天就完成。几年后大获丰收，每亩产量增加，税收翻倍，百姓感恩戴德，刻石立碑，称为“郑陂”。后来调任山阳、魏郡太守，治理方式与之前类似。

又因郡下百姓缺乏木材，郑浑下令种植榆树作为篱笆，并鼓励种植五种果树。榆树成林，五果丰登，百姓丰衣足食。进入魏郡后，村落整齐划一，百姓富足，生活安定。明帝听闻后，下诏称赞并通报天下，升任他为将作大匠。

郑浑为官清廉，在公事上从不谋私利，连妻子儿女都常常过着饥寒的生活。他去世后，其子郑崇被任命为郎中。

仓慈，字孝仁，是淮南人。最初担任郡府小吏。建安年间，曹操在淮南招募屯田，任命仓慈为绥集都尉。黄初末年，任长安县令，为人清正节俭，百姓既畏惧又爱戴。太和年间，升任敦煌太守。

敦煌地处边远，因战乱长期无人管辖，已有二十年没有太守，大族势力强大，成为地方风气的主导。前任太守尹奉等人墨守成规，无所作为。仓慈到任后，压制权贵，安抚贫弱百姓，治理得当。

过去大族拥有大量田产，而贫苦百姓连立足之地都没有。仓慈将大族的田地按应缴赋税的比例进行分割，逐步收回，使百姓得以有地可耕。过去属地的案卷案件很多，县衙无法处理，大多积压在郡府。仓慈亲自前往审查，区分轻重，除极严重的犯罪外，多数只用鞭打或杖刑处理，一年内判刑的案件不到十起。

此外，西域的少数民族常想来进贡，但地方豪强常常阻拦，导致欺诈和交易不公，少数民族常心怀怨恨。仓慈则亲自安抚他们，来京进贡的，给予通行证；要返回家乡的，官府协助办理，提供物品进行交易，并派官吏护送。因此汉民与少数民族都称颂他的恩德。

数年后，仓慈病逝于任上，百姓和官吏都悲痛如丧亲人，画下他的画像，思念他。西域各族听说仓慈去世，纷纷聚集在戊己校尉及地方官府前痛哭，有的用刀划脸，以示血诚，还专门为他设立祠堂，远距离祭祀。

从曹操到曹魏咸熙年间，魏郡太守陈国吴瓘、清河太守乐安任燠、京兆太守济北颜斐、弘农太守太原令狐邵、济南相鲁国孔乂，或以公正审案著称，或以真心仁爱闻名，或以自身清廉自律，或以揭发奸恶、破除冤案见长，都是当世优秀的郡守。

史评说：任峻最初起兵抗乱，归顺太祖，开垦土地，种粮积谷，使仓库充盈，功绩显著。苏则以威严平定叛乱，既在政事上表现出色，又以刚正不阿著称，风骨峻烈，堪称楷模。杜畿宽厚与严厉结合，以仁政安抚百姓，使社会安定。郑浑、仓慈，体恤民情、治理得法，都是魏代著名的良吏。任恕屡次上奏国家政事，探讨治国之道，见解深入，值得称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