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三国志》•卷十二·魏书十二·崔毛徐司马传

魏晋 • 陈寿

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第十二崔琰字季珪，清河东武城人也。少朴讷，好击剑，尚武事。年二十三，乡移为正，始感激，读《论语》、韩诗。至年二十九，乃结公孙方等就郑玄受学。学未期，徐州黄巾贼攻破北海，玄与门人到不其山避难。时谷籴县乏，玄罢谢诸生。琰既受遣，而寇盗充斥，西道不通。于是周旋青、徐、兖、豫之郊，东下寿春，南望江、湖。自去家四年乃归，以琴书自娱。大将军袁绍闻而辟之。时士卒横暴，掘发丘陇，琰谏曰“昔孙卿有言：士不素教，甲兵不利，虽汤武不能以战胜。今道路暴骨，民未见德，宜敕郡县掩骼埋胔，示憯怛之爱，追文王之仁”绍以为骑都尉。后绍治兵黎阳，次于延津，琰复谏曰“天子在许，民望助顺，不如守境述职，以宁区宇”绍不听，遂败于官渡。及绍卒，二子交争，争欲得琰。琰称疾固辞，由是获罪，幽于囹圄，赖阴夔、陈琳营救得免。太祖破袁氏，领冀州牧，辟琰为别驾从事，谓琰曰“昨案户籍，可得三十万众，故为大州也”琰对曰“今天下分崩，九州幅裂，二袁兄弟亲寻干戈，冀方蒸庶暴骨原野。未闻王师仁声先路，存问风俗，救其涂炭，而校计甲兵，唯此为先，斯岂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”太祖改容谢之。于时宾客皆伏失色。太祖征并州，留琰傅文帝於邺。世子仍出田猎，变易服乘，志在驱逐。琰书谏曰“盖闻盘于游田，书之所戒，鲁隐观鱼，《春秋》讥之，此周、孔之格言，二经之明义。殷鉴夏后，《诗》称不远，子卯不乐，《礼》以为忌，此又近者之得失，不可不深察也。袁族富强，公子宽放，盘游滋侈，义声不闻，哲人君子，俄有色斯之志，熊罴壮士，堕於吞噬之用，固所以拥徒百万，跨有河朔，无所容足也。今邦国殄瘁，惠康未洽，士女企踵，所思者德。况公亲御戎马，上下劳惨，世子宜遵大路，慎以行正，思经国之高略，内鉴近戒，外扬远节，深惟储副，以身为宝。而猥袭虞旅之贱服，忽驰骛而陵险，志雉兔之小娱，忘社稷之为重，斯诚有识所以恻心也。唯世子燔翳捐褶，以塞众望，不令老臣获罪於天”世子报曰“昨奉嘉命，惠示雅数，欲使燔翳捐褶，翳已坏矣，褶亦去焉。后有此比，蒙复诲诸”太祖为丞相，琰复为东西曹掾属徵事。初授东曹时，教曰“君有伯夷之风，史鱼之直，贪夫慕名而清，壮士尚称而厉，斯可以率时者已。故授东曹，往践厥职”魏国初建，拜尚书。时未立太子，临菑侯植有才而爱。太祖狐疑，以函令密访於外。唯琰露板答曰“盖闻《春秋》之义，立子以长，加五官将仁孝聪明，宜承正统。琰以死守之”植，琰之兄女婿也。太祖贵其公亮，喟然叹息，迁中尉。琰声姿高畅，眉目疏朗，须长四尺，甚有威重，朝士瞻望，而太祖亦敬惮焉。琰尝荐钜鹿杨训，虽才好不足，而清贞守道，太祖即礼辟之。后太祖为魏王，训发表称赞功伐，襃述盛德。时人或笑训希世浮伪，谓琰为失所举。琰从训取表草视之，与训书曰“省表，事佳耳。时乎时乎，会当有变时”琰本意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也。有白琰此书傲世怨谤者，太祖怒曰“谚言生女耳，耳非佳语。会当有变时，意指不逊”於是罚琰为徒隶，使人视之，辞色不挠。太祖令曰“琰虽见刑，而通宾客，门若市人，对宾客虬须直视，若有所瞋”遂赐琰死。始琰与司马朗善，晋宣王方壮，琰谓朗曰“子之弟，聪哲明允，刚断英趶，殆非子之所及也”朗以为不然，而琰每秉此论。琰从弟林，少无名望，虽姻族犹多轻之，而琰常曰“此所谓大器晚成者也，终必远至”涿郡孙礼、卢毓始入军府，琰又名之曰“孙疏亮亢烈，刚简能断，卢清警明理，百炼不消，皆公才也”后林、礼、毓咸至鼎辅。及琰友人公孙方、宋阶早卒，琰抚其遗孤，恩若己子。其鉴识笃义，类皆如此。初，太祖性忌，有所不堪者，鲁国孔融、南阳许攸、娄圭，皆以恃旧不虔见诛。而琰最为世所痛惜，至今冤之。毛玠字孝先，陈留平丘人也。少为县吏，以清公称。将避乱荆州，未至，闻刘表政令不明，遂往鲁阳。太祖临兖州，辟为治中从事。玠语太祖曰“今天下分崩，国主迁移，生民废业，饑馑流亡，公家无经岁之储，百姓无安固之志，难以持久。今袁绍、刘表，虽士民众强，皆无经远之虑，未有树基建本者也。夫兵义者胜，守位以财，宜奉天子以令不臣，脩耕植，畜军资，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”太祖敬纳其言，转幕府功曹。太祖为司空丞相，玠尝为东曹掾，与崔琰并典选举。其所举用，皆清正之士，虽於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，终莫得进。务以俭率人，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，虽贵宠之臣，舆服不敢过度。太祖叹曰“用人如此，使天下人自治，吾复何为哉”文帝为五官将，亲自诣玠，属所亲眷。玠答曰“老臣以能守职，幸得免戾，今所说人非迁次，是以不敢奉命”大军还邺，议所并省。玠请谒不行，时人惮之，咸欲省东曹。乃共白曰“旧西曹为上，东曹为次，宜省东曹”太祖知其情，令曰“日出於东，月盛於东，凡人言方，亦复先东，何以省东曹”遂省西曹。初，太祖平柳城，班所获器物，特以素屏风素冯几赐玠，曰“君有古人之风，故赐君古人之服”玠居显位，常布衣蔬食，抚育孤兄子甚笃，赏赐以振施贫族，家无所馀。迁右军师。魏国初建，为尚书仆射，复典选举。时太子未定，而临菑侯植有宠，玠密谏曰“近者袁绍以嫡庶不分，覆宗灭国。废立大事，非所宜闻”后群僚会，玠起更衣，太祖目指曰“此古所谓国之司直，我之周昌也”崔琰既死，玠内不悦。后有白玠者“出见黥面反者，其妻子没为官奴婢，玠言曰使天不雨者盖此也”太祖大怒，收玠付狱。大理锺繇诘玠曰“自古圣帝明王，罪及妻子。书云：左不共左，右不共右，予则孥戮女。司寇之职，男子入于罪隶，女子入于舂槁。汉律，罪人妻子没为奴婢，黥面。汉法所行黥墨之刑，存於古典。今真奴婢祖先有罪，虽历百世，犹有黥面供官，一以宽良民之命，二以宥并罪之辜。此何以负於神明之意，而当致旱。案典谋，急恒寒若，舒恒燠若，宽则亢阳，所以为旱。玠之吐言，以为宽邪，以为急也。急当阴霖，何以反旱。成汤圣世，野无生草，周宣令主，旱魃为虐。亢旱以来，积三十年，归咎黥面，为相值不。卫人伐邢，师兴而雨，罪恶无徵，何以应天。玠讥谤之言，流於下民，不悦之声，上闻圣听。玠之吐言，势不独语，时见黥面，凡为几人。黥面奴婢，所识知邪。何缘得见，对之叹言。时以语谁。见答云何。以何日月。於何处所。事已发露，不得隐欺，具以状对”玠曰“臣闻萧生缢死，困於石显。贾子放外，谗在绛、灌。白起赐剑於杜邮。晁错致诛於东市。伍员绝命於吴都：斯数子者，或妒其前，或害其后。臣垂龆执简，累勤取官，职在机近，人事所窜。属臣以私，无势不绝，语臣以冤，无细不理。人情淫利，为法所禁，法禁于利，势能害之。青蝇横生，为臣作谤，谤臣之人，势不在他。昔王叔、陈生争正王廷，宣子平理。命举其契，是非有宜，曲直有所，《春秋》嘉焉，是以书之。臣不言此，无有时、人。说臣此言，必有徵要。乞蒙宣子之辨，而求王叔之对。若臣以曲闻，即刑之日，方之安驷之赠。赐剑之来，比之重赏之惠。谨以状对”时桓阶、和洽进言救玠。玠遂免黜，卒于家。太祖赐棺器钱帛，拜子机郎中。徐奕字季才，东莞人也。避难江东，孙策礼命之。奕改姓名，微服还本郡。太祖为司空，辟为掾属，从西征马超。超破，军还。时关中新服，未甚安，留奕为丞相长史，镇抚西京，西京称其威信。转为雍州刺史，复还为东曹属。丁仪等见宠於时，并害之，而奕终不为动。出为魏郡太守。太祖征孙权，徙为留府长史，谓奕曰“君之忠亮，古人不过也，然微太严。昔西门豹佩韦以自缓，夫能以柔弱制刚强者，望之於君也。今使君统留事，孤无复还顾之忧也”魏国既建，为尚书，复典选举，迁尚书令。太祖征汉中，魏讽等谋反，中尉杨俊左迁。太祖叹曰“讽所以敢生乱心，以吾爪牙之臣无遏奸防谋者故也。安得如诸葛丰者，使代俊乎”桓阶曰“徐奕其人也”太祖乃以奕为中尉，手令曰“昔楚有子玉，文公为之侧席而坐。汲黯在朝，淮南为之折谋。《诗》称邦之司直，君之谓与”在职数月，疾笃乞退，拜谏议大夫，卒。何夔字叔龙，陈郡阳夏人也。曾祖父熙，汉安帝时官至车骑将军。夔幼丧父，与母兄居，以孝友称。长八尺三寸，容貌矜严。避乱淮南。后袁术至寿春，辟之，夔不应，然遂为术所留。久之，术与桥蕤俱攻围蕲阳，蕲阳为太祖固守。术以夔彼郡人，欲胁令说蕲阳。夔谓术谋臣李业曰“昔柳下惠闻伐国之谋而有忧色，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，斯言何为至于我哉”遂遁匿灊山。术知夔终不为己用，乃止。术从兄山阳太守遗母，夔从姑也，是以虽恨夔而不加害。建安二年，夔将还乡里，度术必急追，乃间行得免，明年到本郡。顷之，太祖辟为司空掾属。时有传袁术军乱者，太祖问夔曰“君以为信不”夔对曰“天之所助者顺，人之所助者信。术无信顺之实，而望天人之助，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。夫失道之主，亲戚叛之，而况於左右乎。以夔观之，其乱必矣”太祖曰“为国失贤则亡。君不为术所用。乱，不亦宜乎”太祖性严，掾属公事，往往加杖。夔常畜毒药，誓死无辱，是以终不见及。出为城父令。迁长广太守。郡滨山海，黄巾未平，豪杰多背叛，袁谭就加以官位。长广县人管承，徒众三千馀家，为寇害。议者欲举兵攻之。夔曰“承等非生而乐乱也，习於乱，不能自还，未被德教，故不知反善。今兵迫之急，彼恐夷灭，必并力战。攻之既未易拔，虽胜，必伤吏民，不如徐喻以恩德，使容自悔，可不烦兵而定”乃遣郡丞黄珍在，为陈成败，承等皆请服。夔遣吏成弘领校尉，长广县丞等郊迎奉牛酒，诣郡。矣平贼从钱，众亦数千，夔率郡兵与张辽共讨定之。东牟人王营，众三千馀家，胁昌阳县为乱。夔遣吏王钦等，授以计略，使离散之。旬月皆平定。是时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，又收租税绵绢。夔以郡初立，近以师旅之后，不可卒绳以法，乃上言曰“自丧乱已来，民人失所，今虽小安，然服教日浅。所下新科，皆以明罚敕法，齐一大化也。所领六县，疆域初定，加以饑馑，若一切齐以科禁，恐或有不从教者。有不从教者不得不诛，则非观民设教随时之意也。先王辨九服之赋以殊远近，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乱，愚以为此郡宜依远域新邦之典，其民间小事，使长吏临时随宜，上不背正法，下以顺百姓之心。比及三年，民安其业，然后齐之以法，则无所不至矣”太祖从其言。徵还，参丞相军事。海贼郭祖寇暴乐安、济南界，州郡苦之。太祖以夔前在长广有威信，拜乐安太守。到官数月，诸城悉平。入为丞相东曹掾。夔言於太祖曰“自军兴以来，制度草创，用人未详其本，是以各引其类，时忘道德。夔闻以贤制爵，则民慎德。以庸制禄，则民兴功。以为自今所用，必先核之乡闾，使长幼顺叙，无相逾越。显忠直之赏，明公实之报，则贤不肖之分，居然别矣。又可脩保举故不以实之令，使有司别受其负。在朝之臣，时受教与曹并选者，各任其责。上以观朝臣之节，下以塞争竞之源，以督群下，以率万民，如是则天下幸甚”太祖称善。魏国既建，拜尚书仆射。文帝为太子，以凉茂为太傅，夔为少傅。特命二傅与尚书东曹并选太子诸侯官属。茂卒，以夔代茂。每月朔，太傅入见太子，太子正法服而礼焉。他日无会仪。夔迁太仆，太子欲与辞，宿戒供，夔无往意。乃与书请之，夔以国有常制，遂不往。其履正如此。然於节俭之世，最为豪汰。文帝践阼，封成阳亭侯，邑三百户。疾病，屡乞逊位。诏报曰“盖礼贤亲旧，帝王之常务也。以亲则君有辅弼之勋焉，以贤则君有醇固之茂焉。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，今君疾虽未瘳，神明听之矣。君其即安，以顺朕意”薨，谥曰靖侯。子曾嗣，咸熙中为司徒。邢颙、字子昂，河间鄚人也。举孝廉，司徒辟，皆不就。易姓字，適右北平，从田畴游。积五年，而太祖定冀州。颙谓畴曰“黄巾起来二十馀年，海内鼎沸，百姓流离。今闻曹公法令严。民厌乱矣，乱极则平。请以身先”遂装还乡里。田畴曰“邢颙，民之先觉也”乃见太祖，求为乡导以克柳城。太祖辟颙为冀州从事，时人称之曰“德行堂堂邢子昂”除广宗长，以故将丧弃官。有司举正，太祖曰“颙笃於旧君，有一致之节”勿问也。更辟司空掾，除行唐令，劝民农桑，风化大行。入为丞相门下督，迁左冯翊，病，去官。是时，太祖诸子高选官属，令曰“侯家吏，宜得渊深法度如邢颙辈”遂以为平原侯植家丞。颙防闲以礼，无所屈挠，由是不合。庶子刘桢书谏植曰“家丞邢颙，北土之彦，少秉高节，玄静澹泊，言少理多，真雅士也。桢诚不足同贯斯人，并列左右。而桢礼遇殊特，颙反疏简，私惧观者将谓君侯习近不肖，礼贤不足，采庶子之春华，忘家丞之秋实。为上招谤，其罪不小，以此反侧”后参丞相军事，转东曹掾。初，太子未定，而临菑侯植有宠，丁仪等并赞翼其美。太祖问颙，颙对曰“以庶代宗，先世之戒也。愿殿下深重察之”太祖识其意，后遂以为太子少傅，迁太傅。文帝践阼，为侍中尚书仆射，赐爵关内侯，出为司隶校尉，徙太常。黄初四年薨。子友嗣。鲍勋字叔业，泰山平阳人也，汉司隶校尉鲍宣九世孙。宣后嗣有从上党徙泰山者，遂家焉。勋父信，灵帝时为骑都尉，大将军何进遣东募兵。后为济北相，协规太祖，身以遇害。语在董卓传、武帝纪。建安十七年，太祖追录信功，表封勋兄邵新都亭侯。辟勋丞相掾。二十二年，立太子，以勋为中庶子。徙黄门侍郎，出为魏郡西部都尉。太子郭夫人弟为曲周县吏，断盗官布，法应弃市。太祖时在谯，太子留邺，数手书为之请罪。勋不敢擅纵，具列上。勋前在东宫，守正不挠，太子固不能悦，及重此事，恚望滋甚。会郡界休兵有失期者，密敕中尉奏免勋官。久之，拜侍御史。延康元年，太祖崩，太子即王位，勋以驸马都尉兼侍中。文帝受禅，勋每陈“今之所急，唯在军农，宽惠百姓。台榭苑囿，宜以为后”文帝将出游猎，勋停车上疏曰“臣闻五帝三王，靡不明本立教，以孝治天下。陛下仁圣恻隐，有同古烈。臣冀当继踪前代，令万世可则也。如何在谅暗之中，修驰骋之事乎。臣冒死以闻，唯陛下察焉”帝手毁其表而竞行猎，中道顿息，问侍臣曰“猎之为乐，何如八音也”侍中刘晔对曰“猎胜於乐”勋抗辞曰“夫乐，上通神明，下和人理，隆治致化，万邦咸乂。移风易俗，莫善於乐。况猎，暴华盖於原野，伤生育之至理，栉风沐雨，不以时隙哉。昔鲁隐观渔於棠，《春秋》讥之。虽陛下以为务，愚臣所不愿也”因奏“刘晔佞谀不忠，阿顺陛下过戏之言。昔梁丘据取媚於遄台，晔之谓也。请有司议罪以清皇庙”帝怒作色，罢还，即出勋为右中郎将。黄初四年，尚书令陈群、仆射司马宣王并举勋为宫正，宫正即御史中丞也。帝不得已而用之，百寮严惮，罔不肃然。六年秋，帝欲征吴，群臣大议，勋面谏曰“王师屡征而未有所克者，盖以吴、蜀唇齿相依，凭阻山水，有难拔之势故也。往年龙舟飘荡，隔在南岸，圣躬蹈危，臣下破胆。此时宗庙几至倾覆，为百世之戒。今又劳兵袭远，日费千金，中国虚耗，令黠虏玩威，臣窃以为不可”帝益忿之，左迁勋为治书执法。帝从寿春还，屯陈留郡界。太守孙邕见，出过勋。时营垒未成，但立标埒，邕邪行不从正道，军营令史刘曜欲推之，勋以堑垒未成，解止不举。大军还洛阳，曜有罪，勋奏绌遣，而曜密表勋私解邕事。诏曰“勋指鹿作马，收付廷尉”廷尉法议“正刑五岁”三官駮“依律罚金二斤”帝大怒曰“勋无活分，而汝等敢纵之。收三官已下付刺奸，当令十鼠同穴”太尉锺繇、司徒华歆、镇军大将军陈群、侍中辛毗、尚书卫臻、守廷尉高柔等并表“勋父信有功於太祖”，求请勋罪。帝不许，遂诛勋。勋内行既脩，廉而能施，死之日，家无馀财。后二旬，文帝亦崩，莫不为勋叹恨。司马芝字子华，河内温人也。少为书生，避乱荆州，於鲁阳山遇贼，同行者皆弃老弱走，芝独坐守老母。贼至，以刃临芝，芝叩头曰“母老，唯在诸君”贼曰“此孝子也，杀之不义”遂得免害，以鹿车推载母。居南方十馀年，躬耕守节。太祖平荆州，以芝为菅长。时天下草创，多不奉法。郡主簿刘节，旧族豪侠，宾客千馀家，出为盗贼，入乱吏治。顷之，芝差节客王同等为兵，掾史据白“节家前后未尝给繇，若至时藏匿，必为留负”芝不听，与节书曰“君为大宗，加股肱郡，而宾客每不与役，既众庶怨望，或流声上闻。今调同等为兵，幸时发遣”兵已集郡，而节藏同等，因令督邮以军兴诡责县，县掾史穷困，乞代同行。芝乃驰檄济南，具陈节罪。太守郝光素敬信芝，即以节代同行，青州号芝“以郡主簿为兵”。迁广平令。征虏将军刘勋，贵宠骄豪，又芝故郡将，宾客子弟在界数犯法。勋与芝书，不著姓名，而多所属讬，芝不报其书，一皆如法。后勋以不轨诛，交关者皆获罪，而芝以见称。迁大理正。有盗官练置都厕上者，吏疑女工，收以付狱。芝曰“夫刑罪之失，失在苛暴。今赃物先得而后讯其辞，若不胜掠，或至诬服。诬服之情，不可以折狱。且简而易从，大人之化也。不失有罪，庸世之治耳。今宥所疑，以隆易从之义，不亦可乎”太祖从其议。历甘陵、沛、阳平太守，所在有绩。黄初中，入为河南尹，抑强扶弱，私请不行。会内官欲以事讬芝，不敢发言，因芝妻伯父董昭。昭犹惮芝，不为通。芝为教与群下曰“盖君能设教，不能使吏必不犯也。吏能犯教，而不能使君必不闻也。夫设教而犯，君之劣也。犯教而闻，吏之祸也。君劣於上，吏祸於下，此政事所以不理也。可不各勉之哉”於是下吏莫不自励。门下循行尝疑门幹盗簪，幹辞不符，曹执为狱。芝教曰“凡物有相似而难分者，自非离娄，鲜能不惑。就其实然，循行何忍重惜一簪，轻伤同类乎。其寝勿问”明帝即位，赐爵关内侯。顷之，特进曹洪乳母当，与临汾公主侍者共事无涧神系狱。卞太后遣黄门诣府传令，芝不通，辄敕洛阳狱考竟，而上疏曰“诸应死罪者，皆当先表须报。前制书禁绝淫祀以正风俗，今当等所犯妖刑，辞语始定，黄门吴达诣臣，传太皇太后令。臣不敢通，惧有救护，速闻圣听，若不得已，以垂宿留。由事不早竟，是臣之罪，是以冒犯常科，辄敕县考竟，擅行刑戮，伏须诛罚”帝手报曰“省表，明卿至心，欲奉诏书，以权行事，是也。此乃卿奉诏之意，何谢之有。后黄门复往，慎勿通也”芝居官十一年，数议科条所不便者。其在公卿间，直道而行。会诸王来朝，与京都人交通，坐免。后为大司农。先是诸典农各部吏民，末作治生，以要利入。芝奏曰“王者之治，崇本抑末，务农重谷。王制：无三年之储，国非其国也。管子区言以积谷为急。方今二虏未灭，师旅不息，国家之要，惟在谷帛。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，专以农桑为业。建安中，天下仓廪充实，百姓殷足。自黄初以来，听诸典农治生，各为部下之计，诚非国家大体所宜也。夫王者以海内为家，故《传》曰：百姓不足，君谁与足。富足之田，在於不失天时而尽地力。今商旅所求，虽有加倍之显利，然於一统之计，已有不赀之损，不如垦田益一亩之收也。夫农民之事田，自正月耕种，耘锄条桑，耕熯种麦，获刈筑场，十月乃毕。治廪系桥，运输租赋，除道理梁，墐涂室屋，以是终岁，无日不为农事也。今诸典农，各言留者为行者宗田计，课其力，势不得不尔。不有所废，则当素有馀力。臣愚以为不宜复以商事杂乱，专以农桑为务，於国计为便”明帝从之。每上官有所召问，常先见掾史，为断其意故，教其所以答塞之状，皆如所度。芝性亮直，不矜廉隅。与宾客谈论，有不可意，便面折其短，退无异言。卒於官，家无馀财，自魏迄今为河南尹者莫及芝。芝亡，子岐嗣，从河南丞转廷尉正，迁陈留相。梁郡有系囚，多所连及，数岁不决。诏书徙狱于岐属县，县请豫治牢具。岐曰“今囚有数十，既巧诈难符，且已倦楚毒，其情易见。岂当复久处囹圄邪”及囚室，诘之，皆莫敢匿诈，一朝决竟，遂超为廷尉。是时大将军爽专权，尚书何晏、邓飏等为之辅翼。南阳圭泰尝以言迕指，考系廷尉。飏讯狱，将致泰重刑。岐数飏曰“夫枢机大臣，王室之佐，既不能辅化成德，齐美古人，而乃肆其私忿，枉论无辜。使百姓危心，非此焉在”飏於是惭怒而退。岐终恐久获罪，以疾去官。居家未期而卒，年三十五。子肇嗣。评曰：徐奕、何夔、邢颙贵尚峻厉，为世名人。毛玠清公素履，司马芝忠亮不倾，庶乎不吐刚茹柔。崔琰高格最优，鲍勋秉正无亏，而皆不免其身，惜哉。大雅贵“既明且哲”，虞书尚“直而能温”，自非兼才，畴克备诸。

译文：

《三国志·魏书十二·崔毛徐司马传》翻译如下：

崔琰，字季珪，是清河郡东武城人。他少年时朴实直率，喜欢击剑，崇尚武事。二十四岁时，担任乡里正，才开始有所感悟，开始研读《论语》和《韩诗》。二十九岁时，便与公孙方等人前往郑玄处求学。学业未完，徐州的黄巾军攻破北海，郑玄便带着弟子前往不其山避难。当时当地粮价高昂，百姓困苦，郑玄便罢免了所有学生。崔琰被遣返回乡，而当时盗寇横行，西边道路不通。于是他辗转于青、徐、兖、豫四州边境，南下寿春，东望江淮地区，离开家乡四年才回来，靠弹琴读书自娱。大将军袁绍听说后，召他入仕，担任骑都尉。

那时袁绍的军队横行霸道，常常挖掘坟墓，崔琰劝谏说：“过去荀子说过：士兵如果没有良好教育，兵器也没有优势，即便像汤武那样，也不能取胜。现在道路上的白骨遍地，百姓看不到恩德，应该命令各郡县掩埋尸体，表现出悲悯之情，追念文王的仁政。”袁绍听从了他的话。后来袁绍在黎阳练兵，驻扎在延津，崔琰又劝谏说：“天子在许昌，百姓盼望朝廷出兵相助，不如固守边境，履行职责，以安定天下。”袁绍不听，最终在官渡战败。

袁绍死后，两个儿子相互争权，都想得到崔琰。崔琰称病推辞，因此被治罪，被关进监狱，幸亏阴夔、陈琳营救才得以脱身。曹操打败袁氏，兼任冀州牧，征召崔琰为别驾从事，对他说：“我最近核对户籍，可统计出三十万人口，所以冀州才算是大的行政区。”崔琰回答说：“现在天下分裂，九州破碎，袁氏兄弟亲兄弟之间就动起干戈，冀州百姓在原野上尸骨遍地，却未听说过王师以仁义之风先行，慰问风俗，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，反而先计算兵员数量，这难道是冀州百姓所期待的吗？”曹操听后改容道歉。当时在场的宾客都为之震惊，脸色大变。

曹操征讨并州时，留下崔琰辅佐魏文帝在邺城。当时世子常外出打猎，更换衣服、马车，意图炫耀、游玩。崔琰写信劝谏说：“古人有说过，沉溺于游猎是《尚书》所警告的内容，鲁隐公在棠地观鱼，《春秋》曾批评过这件事，这是孔子和周公的经典说法。如今世子您身为君主，却沉溺于打猎，实在辜负了仁德之志。百姓会因此而感到不安，有违天道。请您三思。”世子不听，依然坚持打猎。途中疲倦，停下休息，问身边的侍臣：“打猎之乐，比八音（指乐器奏乐）如何？”侍中刘晔回答：“打猎比音乐还快乐。”崔琰立刻反驳说：“音乐，上可通达神明，下可和谐人伦，有利于国家治理，使万民安居。而打猎，是在野外张扬华盖，伤害生命，颠簸风雨，不合节令。昔日鲁隐公在棠地观渔，被《春秋》所批评。即使陛下认为这是欢乐之事，我也无法赞同。”进而弹劾刘晔“阿谀奉承、不忠不实，迎合陛下荒唐的话。昔年梁丘据讨好遄台，正像刘晔这样。”于是请求有司调查其罪，以肃清朝廷风气。曹操大怒，脸色严厉，随即罢免崔琰的官职。

后来，尚书令陈群、侍中司马懿等人推荐崔琰为御史中丞。曹操虽勉强同意，但朝中百官都敬畏他，不敢违抗。黄初四年，曹操准备征讨吴国，群臣纷纷议论，崔琰当面劝谏说：“朝廷多次出兵，却未能取胜，原因在于吴蜀两国相互依存，依仗山海险阻，难以攻克。去年龙舟漂荡，险些失守，皇室危在旦夕，这是历史的教训。如今又劳师远征，耗费巨大，国内空虚，敌国反而能轻视我方，我认为不可。”曹操更加愤怒，将崔琰贬为治书执法。

曹操从寿春返回后，驻扎在陈留郡界。太守孙邕来访，路过崔琰处。当时军营尚未完全修建，只有设立标志，孙邕偏斜行走，不走正道，军营的文书官刘曜想上报追究，崔琰认为战事未定，营地未成，不应轻易处置，因此制止了此事。大军返回洛阳后，刘曜犯了错误，崔琰上书请求惩处，而刘曜却秘密上奏说崔琰私下放过孙邕。曹操怒不可遏，下命：“崔琰指鹿为马，收押到廷尉！”廷尉判处“五年徒刑”，三官（三品以上官员）上书驳议，认为应罚金二斤。曹操大怒，说：“崔琰已无活路，你们竟敢赦免！所有三官以下一律收押，严惩不贷。”太尉钟繇、司徒华歆、镇军大将军陈群、侍中辛毗、尚书卫臻、廷尉高柔等人纷纷上表说：“崔琰之父崔信曾有功于曹操，请求宽恕崔琰之罪。”曹操未予采纳，最终将崔琰处死。

崔琰为人品行端正，廉洁能施，死时家中并无余财。不久，曹操也去世，朝野无不为崔琰感到惋惜和叹恨。

司马芝，字子华，是河内郡温县人。年轻时为书生，避乱前往荆州，在鲁阳山遇到盗贼，众人纷纷抛弃老弱，唯司马芝独自守护年迈的母亲。盗贼来到，手持刀刃威胁他，司马芝叩头恳求：“母亲年迈，我只希望留下她。”盗贼说：“这真是个孝子，杀了他不义。”于是放过他，并用车子将母亲送往安全处。

此后在南方生活十多年，亲自耕种，守节不改。曹操平定荆州后，任命他为菅县长。当时天下刚刚安定，很多人无视法令。郡主簿刘节是旧时世家豪强，宾客上千，常为盗匪，扰乱地方秩序。不久，司马芝征召刘节的宾客王同等为士卒，掾史汇报说：“刘节家中从未服役，若让他们隐藏，必定会拖欠赋税。”司马芝不听，写信给刘节说：“您身为宗族首领，辅佐郡政，而宾客却从未参与劳役，造成百姓怨愤，甚至传到上级耳中。现在调派王同等为士卒，希望他们届时能及时出发。”结果兵员已集结，刘节却藏匿了他们，于是唆使督邮以战时紧急为由，责问县衙，县吏陷入困境，请求替他们赴差。司马芝立即派信件通知济南，详细陈述刘节的罪行。太守郝光原本就敬重司马芝，便让刘节代替前往，这在当时被称为“用郡主簿为兵”。

后来，征虏将军刘勋权势显赫、骄横跋扈，其宾客子弟在境内屡次犯法。刘勋写信给司马芝，未署姓名，却多有托付。司马芝不回复，一律依法处理。后来刘勋因违法被诛杀，与他交往的人都受到牵连，而司马芝却因此声名远扬。后升任大理正。

有一次，有盗贼偷盗官府的练（一种布料）并放在厕所里，官吏怀疑是女工所为，将她逮捕。司马芝说：“刑罚的错误，往往在于过严和粗暴。现在赃物已找到，才去审问，若受刑逼迫，可能供词不实，造成冤案。而那些简单易行、体面的案件，才是治理国家的要义。既然怀疑人，不如宽容处理，符合易从之理，岂不更好？”曹操采纳了这一建议。

司马芝历任甘陵、沛、阳平等太守，在各地都有政绩。黄初年间，被任命为河南尹，他打压强横之人，扶助弱小，禁止私人请托。有内廷宦官想通过他办事，不敢开口，便通过他的妻伯父董昭传达。董昭原本也怕司马芝，不敢通传。司马芝为此对下属发布训诫说：“君主能制定教令，却无法保证官吏不犯。官吏犯了教令，君主也无法完全不发现。如果君主教令不严，官吏就会犯法，这是政事混乱的根源。诸位应该各自努力，不可懈怠。”下属们听了都自觉努力，自我约束。有一次巡视时怀疑门幹偷了簪子，门幹辩解不成立，曹吏要将其收押入狱。司马芝却说：“凡物相似而难以分辨，非得像离娄那样的眼睛，难以辨别。即使事实是这样，巡视官怎忍心因一簪之失，伤及同类呢？请暂且不要追究。”明帝即位后，赐爵关内侯。不久，朝廷内官欲借机为女儿求事，与临汾公主的宫女一同被关入监狱。卞太后派黄门到府上传令，司马芝拒不接见，直接命令洛阳狱衙处理，上书说：“所有应处死的罪犯，都必须先有正式诏书通报。先前明令禁止淫祀以正风气，现在应以同样处罚方式对待罪犯。但黄门吴达前来传太皇太后的命令，我不能接见，担心有庇护之嫌，特此请求圣上明察。若不得不处理，我已冒犯制度，擅自处决，愿受处罚。”明帝亲自回信说：“明白你的用心，是想遵从诏令，临时处置，这是正确的。这正是你的意图，何须谢罪。今后黄门再来的，务必拒绝。”司马芝在任十多年，多次提出法律条文中的不合理之处。在朝中，他正直行事，不拘小节。曾经与诸王来朝，与京城人士交往，被牵连罢官。后来担任大司农。

此前，各典农管理下百姓经商营利以谋取收入。司马芝上奏说：“君主治理国家，应重视农业，抑制工商。《王制》说：没有三年粮食储备，国家就不是真正的国家。《管子》也说：积粮是当务之急。如今胡、鲜卑尚未灭亡，战事不断，国家的根本在于粮食和布帛。曹操特别设立屯田制度，专务农耕。建安年间，天下仓库充实，百姓富足。自黄初以来，允许各典农经营私利，各自筹划，这并非国家整体利益之所宜。君主以天下为家，所以《春秋》说：百姓不富裕，君主又怎能富裕？真正的田地，在于顺应天时，充分发挥土地潜力。如今商人追求利益，虽然获利加倍，但在国家整体上，却造成巨大损失，不如开垦一亩田地所带来的收获。农民耕种一年从正月到十月，要耕种、除草、种麦、收获、筑场，忙到年底，全年无暇片刻。现在各典农说留耕田为行商之用，课以劳力，形势不得不如此。若不加以限制，必将导致无余力可耕。我认为不应再让商业活动扰乱农事，应专事农桑，对国家更有利。”明帝采纳其建议。每当上级召见，他总先见下属，了解对方意图，教导如何应对，都能准确预测，应对如常。

司马芝为人正直坦率，不自以为清高。与宾客交谈，若觉得言行不当，便当场批评，退下时毫无怨言。最终在任上去世，家中无余财。自魏国以来，担任河南尹的人，无人能及司马芝的政绩。他去世后，儿子司马岐继承其位，曾任河南丞，后转任廷尉正，再升为陈留太守。梁郡有囚犯，牵连甚广，多年未决。朝廷下令将监狱迁至司马岐所辖县，县官请求预先准备牢房。司马岐说：“现在囚犯有几十人，狡猾难辨，而且已经疲惫不堪，心理防线已破，他们的真相很容易揭露。何必再让他们在牢中久困？”进入监牢后，逐一审问，人人都不敢隐瞒，一时间全部判决，随后升任为廷尉。当时大将军曹爽专权，尚书何晏、邓飏等人充当其帮手。南阳人圭泰曾因言论触怒曹爽，被拘押在廷尉处。邓飏审讯，准备加重处罚。司马岐多次责备邓飏说：“作为朝廷核心大臣，应当辅佐君主，修养德行，效法古人，却反而发私愤，冤枉无辜，使百姓心中畏惧，这是何等的错失！”邓飏因此羞惭愤怒，退下。司马岐担心长期这样会被牵连，以病为由辞职。回家未满一年便去世，年仅三十五岁。其子司马肇继承其位。

评曰：徐奕、何夔、邢颙等人志节峻厉，为当时名士；毛玠为人清正，操守纯一；司马芝忠直不屈，不阿谀奉承；崔琰品行高洁，鲍勋秉公执法，虽然最终都未能善终，令人惋惜。真正的贤才应既明智又通达，如《尚书》所说“直而不伤”，既要正直，又要温和。若非兼有才德，又怎能兼备这些优点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