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后汉书》•卷九十二·志·律历中

南北朝 • 范晔

贾逵论历 永元论历 延光论历 汉安论历 熹平论历 论月食自太初元年始用《三统历》，施行百有馀年，历稍后天，朔先于历，朔或在晦，月或朔见。考其行，日有退无进，月有进无退。建武八年中，太仆朱浮、太中大夫许淑等数上书，言历朔不正，宜当改更。时分度觉差尚微，上以天下初定，未遑考正。至永平五年，官历署七月十六日月食。待诏杨岑见时月食多先历，既缩用算上为日，因上言“月当十五日食，官历不中”。诏书令岑普候，与官历课。起七月，尽十一月，弦望凡五，官历皆失，岑皆中。庚寅，诏书令岑署弦望月食官，复令待诏张盛、景防、鲍邺等以《四分法》与岑课。岁馀，盛等所中，多岑六事。十二年十一月丙子，诏书令盛、防代岑署弦望月食加时。《四分》之术，始颇施行。是时盛、防等未能分明历元，综校分度，故但用其弦望而已。先是，九年，太史待诏董萌上言历不正，事下三公、太常知历者杂议，讫十年四月，无能分明据者。至元和二年，《太初》失天益远，日、月宿度相觉浸多，而候者皆知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，未至牵牛五度，而以为牵牛中星，后天四分日之三，晦朔弦望差天一日，宿差五度。章帝知其谬错，以问史官，虽知不合，而不能易。故召治历编、李梵等综校其状。二月甲寅，遂下诏曰“朕闻古先圣王，先天而天不违，后天而奉天时。《河图》曰：赤九会昌，十世以光，十一以兴。又曰：九名之世，帝行德，封刻政。朕以不德，奉承大业，夙夜祗畏，不敢荒宁。予末小子，托在于数终，曷以续兴，崇弘祖宗，拯济元元。《尚书璇玑钤》曰：述尧世，放唐文。《帝命验》曰：顺尧考德，题期立象。且三、五步骤，优劣殊轨，况乎顽陋，无以克堪。虽欲从之，末由也已。每见图书，中心恧焉。间者以来，政治不得，阴阳不和，灾异不息，疠疫之气，流伤于牛，农本不播。夫庶征休咎，五事之应，咸在朕躬。信有阙矣，将何以补之。《书》曰：惟先假王正厥事。又曰：岁二月，东巡狩，至岱宗，柴，望秩于山川。遂觐东后，叶时月正日。祖尧岱宗，同律度量，考在玑衡，以正历象，庶乎有益。《春秋保乾图》曰：三百年斗历改宪。史官用太初邓平术，有馀分一，在三百年之域，行度转差，浸以谬错。璇玑不正，文象不稽。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，而历以为牵牛中星。先立春一日，则《四分》数之立春日也。以折狱断大刑，于气已迕。用望平和随时之义，盖亦远矣。今改行《四分》，以遵于尧，以顺孔圣奉天之文。冀百君子越有民，同心敬授，傥获咸熙，以明予祖之遗功”于是《四分》施行。而、梵犹以为元首十一月当先大，欲以合耦弦望，命有常日，而十九岁不得七闰，晦朔失实。行之未期，章帝复发圣思，考之经谶，使左中郎将贾逵问治历者卫承、李崇、太尉属梁鲔、司徒掾严勖、太子舍人徐震、钜鹿公乘苏统及、梵等十人。以为月当先小，据《春秋经》书朔不书晦者，朔必有明晦，不朔必在其月也。即先大，则一月再朔，后月无朔，是明不可必。梵等以为当先大，无文正验，取欲谐耦十六日望，月朓昏，晦当灭而已。又晦与合同时，不得异日。又上知、梵穴见，敕毋拘历已班，天元始起之月当小。定，后年历数遂正。永元中，复令史官以《九道法》候弦望，验无有差跌。逵论集状，后之议者，用得折衷，故详录焉。逵论曰“《太初历》冬至日在牵牛初者，牵牛中星也。古黄帝、夏、殷、周、鲁冬至日在建星，建星即今斗星也。《太初历》斗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，牵牛八度。案行事史官注，冬、夏至日常不及《太初历》五度，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。石氏《星经》曰：黄道规牵牛初直斗二十度，去极二十五度。于赤道，斗二十一度也。《四分法》与行事候注天度相应。《尚书考灵曜》斗二十二度，无馀分，冬至在牵牛所起。又编等据今日所在未至牵牛中星五度，于斗二十一度四分一，与《考灵曜》相近，即以明事。元和二年八月，诏书曰石不可离，令两候，上得算多者。太史令玄等候元和二年至永元元年，五岁中课日行及冬至斗二十一度四分一，合古历建星《考灵曜》日所起，其星间距度皆如石氏故事。他术以为冬至日在牵牛初者，自此遂黜也”逵论曰“以《太初历》考汉元尽太初元年日食二十三事，其十七得朔，四得晦，二得二日。新历七得朔，十四得晦，二得二日。以《太初历》考太初元年尽更始二年二十四事，十得晦。以新历十六得朔，七得二日，一得晦。以《太初历》考建武元年尽永元元年二十三事，五得朔，十八得晦。以新历十七得朔，三得晦，三得二日。又以新历上考《春秋》中有日朔者二十四事，失不中者二十三事。天道参差不齐，必有馀，馀又有长短，不可以等齐。治历者方以七十六岁断之，则馀分消长，稍得一日。故《易》金火相革之封《象》曰：君子以治历明时。又曰：汤、武革命，顺乎天，应乎人。言圣人必历象日月星辰，明数不可贯数千万岁，其间必改更，先距求度数，取合日月星辰所在而已。故求度数，取合日月星辰，有异世之术。《太初历》不能下通于今，新历不能上得汉元。一家历法必在三百年之间。故谶文曰三百年斗历改宪。汉兴，常用《太初》而不改，下至太初元年百二岁乃改。故其前有先晦一日合朔，下至成、哀，以二日为朔，故合朔多在晦，此其明效也”逵论曰“臣前上傅安等用黄道度日月弦望多近。史官一以赤道度之，不与日月同，于今历弦望至差一日以上，辄奏以为变，至以为日却缩退行。于黄道，自得行度，不为变。愿请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度课，与待诏星象考校。奏可。臣谨案：前对言冬至日去极一百一十五度，夏至日去极六十七度，春秋分日去极九十一度。《洪范》日月之行，则有冬夏。《五纪论》日月循黄道，南至牵牛，北至东井，率日日行一度，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七也。今史官一以赤道为度，不与日月行同，其斗、牵牛、东井、舆鬼，赤道得十五，而黄道得十三度半。行东壁、奎、娄、轸、角、亢，赤道七度，黄道八度。或月行多而日月相去反少，谓之日却。案黄道值牵牛，出赤道南二十四度，其直东井、舆鬼，出赤道北二十四度。赤道者为中天，去极俱九十一度，非日月道，而以遥准度日月，失其实行故也。以今太史官候注考元和二年九月已来月行牵牛、东井四十九事，无行十一度者。行娄、角三十七事，无行十五六度者，如安言。问典星待诏姚崇、井毕等十二人，皆曰星图有规法，日月实从黄道，官无其器，不知施行。案甘露二年，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，以图仪度日月行，考验天运状，日月行至牵牛、东井，日过一度，月行十五度，至娄、角，日行一度，月行十三度，赤道使然，此前世所共知也。如言黄道有验，合天，日无前却，弦望不差一日，比用赤道密近，宜施用。上中多臣校”案逵论，永元四年也。至十五年七月甲辰，诏书造太史黄道铜仪，以角为十三度，亢十，氐十六，房五，心五，尾十八，箕十，斗二十四四分度之一，牵牛七，须女十一，虚十，危十六，营室十八，东壁十，奎十七，娄十二，胃十五，昂十二，毕十六，觜三，参八，东井三十，舆鬼四，柳十四，星七，张十七，翼十九，轸十八，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。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一。史官以部日月行，参弦望，虽密近而不为注日。仪，黄道与度转运，难以候，是以少循其事。逵论曰“又今史官推合朔、弦、望、月食加时，率多不中，在于不知月行迟疾意。永平中，诏书令故太史待诏张隆以《四分法》署弦、望、月食加时。隆言能用《易》九、六、七、八爻知月行多少。今案隆所署多失。臣使隆逆推前手所署，不应，或异日，不中天乃益远，至十馀度。梵、统以史官候注考校，月行当有迟疾，不必在牵牛、东井、娄、角之间，又非所谓朓，侧匿，乃由月所行道有远近出入所生，率一月移故所疾处三度，九岁九道一复，凡九章，百七十一岁，复十一月合朔旦冬至，合《春秋》、《三统》九道终数，可以知合朔、弦、望、月食加时。据官法天度为分率，以其术法上考建武以来月食，凡三十八事，差密近，有益，宜课试上”案史官旧有《九道术》，废而不修。熹平中，故治历郎梁国宗整上《九道术》，诏书下太史，以参旧术，相应。部太子舍人冯恂课校，恂亦复作《九道术》，增损其分，与整术并校，差为近。太史令飏上以恂术参弦、望。然而加时犹复先后天，远则十馀度。永元十四年，待诏太史霍融上言“官漏刻率九日增减一刻，不与天相应，或时差至二刻半，不如夏历密”诏书下太常，令史官与融以仪校天，课度远近。太史令舒、承、梵等对“案官所施漏法《令甲》第六《常符漏品》，孝宣皇帝三年十二月乙酉下，建武十年二月壬午诏书施行。漏刻以日长短为数，率日南北二度四分而增减一刻。一气俱十五日，日去极各有多少。今官漏率九日移一刻，不随日进退。夏历漏刻随日南北为长短，密近于官漏，分明可施行”其年十一月甲寅，诏曰“告司徒、司空：漏所以节时分，定昏明。昏明长短，起于日去极远年，日道周圜，不可以计率分，当据仪度，下参晷景。今官漏以计率分昏明，九日增减一刻，违失其实。至为疏数，以耦法。太史待诏霍融上言，不与天相应。太常史官运仪下水，官漏失天者至三刻。以晷景为刻，少所违失，密近有验。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，立成斧官府当用者，计吏到，班予四十八箭”文多，故魁取二十四气日所在，并黄道去极、晷景、漏刻、昏明中星刻于下。昔《太初历》之兴也，发谋于元封，启定于元凤，积三十年，是非乃审。及用《四分》，亦于建武，施于元和，讫于永元，七十馀年，然后仪式备立，司候有准。天事幽微，若此其难也。中兴以来，图谶漏泄，而《考灵曜》、《命历序》皆有甲寅元。其所起在四分庚申元后百一十四岁，朔差却二日。学士修之于草泽，信何以为得正。及《太初历》以后天为疾，而修之者云“百四十四岁而太岁超一辰，百七十一岁当弃朔馀六十三，中馀千一百九十七，乃可常行”。自太初元年至永平十一年，百七十一，当去分而不去，故令益有疏阔。此二家常挟其术，庶几施行，每有讼者，百寮会议，群儒骋思，论之有方，益于多闻识之，故详录焉。安帝延光二年，中谒者亶诵言当用甲寅元，河南梁丰言当复用《太初》。尚书郎张衡、周兴皆能历，数难诵、丰，或不对，或言失误。衡、兴参案仪注，考往校今，以为《九道法》最密。诏书下公卿详议。太尉恺等上侍中施廷等议“《太初》过天，日一度，弦望失正，月以晦见西方，食不与天相应。元和改从《四分》，《四分》虽密于《太初》，复不正，皆不可用。甲寅元与天相应，合图谶，可施行”博士黄广、大行令任佥议，如《九道》。河南尹祉、太子舍人李泓等四十人议“即用甲寅元，当除《元命苞》天地开辟获麟中百一十四岁，推闰月六直其日，或朔、晦、弦、望，二十四气宿度不相应者非一。用《九道》为朔，月有比三大二小，皆疏远。元和变历，以应《保乾图》三百岁斗历改宪之文。《四分历》本起图谶，最得其正，不宜易”恺等八十四人议，宜从《太初》。尚书令忠上奏“诸从《太初》者，皆无他效验，徒以世宗攘夷廓境，享国久长为辞。或云孝章改《四分》，灾异卒甚，未有善应。臣仗惟圣王兴起，各异正朔，以通三统。汉祖受命，因秦之纪，十月为年首，闰常在岁后。不稽先代，违于帝典。太宗遵修，三阶以平，黄龙以至，刑犴以错，五是以备。哀、平之际，同承《太初》，而妖孽累仍，痾祸非一。议者不以成数相参，考真求实，而泛采妄说，归福《太初》，致咎《四分》。《太初历》众贤所立，是非已定，永平不审，复革其弦望。《四分》有谬，不可施行。元和凤鸟不当应历而翔集。远嘉前造，则表其休。近讥后改，则隐其福。漏见曲论，未可为是。臣辄复重难衡、兴，以为五纪论推步行度，当时比诸术为近，然犹未稽于古。及向子歆欲以合《春秋》，横断年数，损夏益周，考之表纪，差谬数百。两历相课，六千一百五十六岁，而《太初》多一日。冬至日直斗，而云在牵牛。迂阔不可复用，昭然如此。史官所共见，非独衡、兴。前以为《九道》密近，今议者以为有阙，及甲寅元复多违失，皆未可取正。昔仲尼顺假马之名，以崇君之义。况天之历数，不可任疑从虚，以非易是”上纳其言，遂寝改历事。顺帝汉安二年，尚书侍郎边韶上言：世微于数亏，道盛于得常。数亏则物衰，得常则国昌。孝武皇帝摅发圣思，因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，乃诏太史令司马迁、治历邓平等更建《太初》，改元易朔，行夏之正，《乾凿度》八十一分之四十三为日法。设清台之候。验六异，课效牜角密，《太初》为最。其后刘歆研机极深，验之《春秋》，参以《易》道，以《河图帝览嬉》、《雒书乾曜度》推广《九道》，百七十一岁进退六十三分，百四十四岁一超次，与天相应，少有阙谬。从太初至永平十一年，百七十一岁，进退馀分六十三，治历者不知处之。推得十二度弦望不效，挟废术者得窜其说。至元和二年，小终之数浸过，馀分稍增，月不用晦朔而先见。孝章皇帝以《保乾图》“三百年斗历改宪”，就用《四分》。以太白复枢甲子为癸亥，引天从算，耦之目前。更以庚申为元，既无明文。托之于获麟之岁，又不与《感精符》单阏之岁同。史官相代，因成习疑，少能钩深致远。案弦望足以知之。诏书下三公、百官杂议。太史令虞恭、治历宗等议：建历之本，必先立元，元正然后定日法，法定然后度周天以定分至。三者有程，则历可成也。《四分历》仲纪之元，起于孝文皇帝后元三年，岁在庚辰。上四十五岁，岁在乙未，则汉兴元年也。又上二百七十五岁，岁在庚申，则孔子获麟。二百七十六万岁，寻之上行，复得庚申。岁岁相承，从下寻上，其执不误。此《四分历》元明文图谶所著也。太初元年，岁在丁丑，上极其元，当在庚戌，而曰丙子，言百四十四岁超一辰，凡九百九十三超，岁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，乃得丙子。案岁所超，于天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，日月俱超。日行一度，积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而周天一匝，名曰岁。岁从一辰，日不得空周天，则岁无由超辰。案百七十一岁二蔀一章，小馀六十三，自然之数也。夫数出于杪曶，以成毫氂，毫氂积累，以成分寸。两仪既定，日月始离。初行生分，积分成度。日行一度，一岁而周。故为术者，各生度法，或以九百四十，或以八十一。法有细粗，以生两科，其归一也。日法者，日之所行分也。日垂令明，行有常节，日法所该，通远无已。损益毫牦，差以千里，自此言之，数无缘得有亏弃之意也。今欲饰平之失，断法垂分，恐伤大道。以步日月行度，终数不同，四章更不得朔馀一。虽言《九道》去课进退，恐不足以补其阙。且课历之法，晦朔变弦，以月食天验，昭著莫大焉。今以去六十三分之法为历，验章和元年以来日变二十事，月食二十八事，与《四分历》更失，定课相除，《四分》尚得多，而又便近。孝章皇帝历度审正，图仪晷漏，与天相应，不可复尚。《文曜钩》曰“高辛受命，重黎说文。唐尧即位，羲和立浑。夏后制德，昆吾列神。成周改号，苌弘分官”《运斗枢》曰“常占有经，世史所明”《洪范五纪论》曰“民间亦有黄帝诸历，不如史官记之明也”自古及今，圣帝明王，莫不取言于羲和、常占之官，定精微于晷仪，正众疑，秘藏中书，改行《四分》之原。及光武皇帝数下诏书，草创其端，孝明皇帝课校其实，孝章皇帝宣行其法。君更三圣，年历数十，信而征之，举而行之。其元则上统开辟，其数则复古《四分》。宜如甲寅诏书故事。奏可。灵帝熹平四年，五官郎中冯光、沛相上计掾陈晃言“历元不正，故妖民叛寇益州，盗贼相续为害。历当用甲寅为元而用庚申，图纬无以庚申为元者。近秦所用代周之元。太史治历郎中郭香、刘固意造妄说，乞本庚申元经炜明文，受虚欺重诛”乙卯，诏书下三府，与儒林明道者详议，务得道真。以群臣会司徒府议。议郎蔡邕议，以为：历数精微，去圣久远，得失更迭，术无常是。汉兴承秦，历用颛顼，元用乙卯。百有二岁，孝武皇帝始改正朔，历用《太初》，元用丁丑，行之百八十九岁。孝章皇帝改从《四分》，元用庚申。今光、晃各以庚申为非，甲寅为是。案历法，黄帝、颛顼、夏、殷、周、鲁，凡六家，各自有元。光、晃所据，则殷历元也。他元虽不明于图谶，各自一家之术，皆当有效于当时。武帝始用《太初》丁丑之后，六家纷错，争讼是非。太史令张寿王挟甲寅元以非汉历，杂候清台，课在下第，卒以疏阔，连见劾奏，《太初》效验，无所漏失。是则虽非图谶之元，而有效于前者也。及用《四分》以来，考之行度，密于《太初》，是又新元有效于今者也。延光元年，中谒者亶诵亦非《四分》庚申，上言当用《命历序》甲寅元。公卿百寮参议正处，竟不施行。且三光之行，迟速进退，不必若一。术家以算，追而求之，取合于当时而已。故有古今之术。今术之不能上通于古，亦犹古术之不能下通于今也。《元命苞》、《乾凿度》皆以为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。及《命历序》积获麟至汉，起庚午蔀之二十三岁，竟已酉、戊子及丁卯蔀六十九岁，合为二百七十五岁。汉元年岁在乙未，上至获麟则岁在庚申。推此以上，上极开辟，则元在庚申。谶虽无文，其数见存。而光、晃以为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五万九千八百八十六岁，获麟至汉，百六十一岁，转差少一百一十四岁。云当满足，则上违《乾凿度》、《元命苞》，中使获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，下不及《命历序》获麟至汉相去四蔀年数，与奏记谱注不相应。当今历正月癸亥朔，光、晃以为乙丑朔。乙丑之与癸亥，无题勒款识可与众共别者，须以弦望晦朔、光魄亏满可得而见者，考其符验。而光、晃历以《考灵曜》为本，二十八宿度数及冬至日所在，与今史官甘、石旧文错异，不可考校。以今浑天图仪检天文，亦不合于《考灵曜》。光、晃诚能自依其术，更造望仪，以追天度，远有验于图书，近有效于三光，可以易夺甘、石，穷服诸术者，实宜用之。难问光、晃，但言图谶，所言不服。元和二年二月甲寅，制书曰“朕闻古先圣王，先天而天不违，后天而奉天时。史官用太初邓平术，冬至之日，日在斗二十一度，而历以为牵牛中星，先立春一日，则四分数之立春也，而以折狱断大刑，于气已迕，用望平和，盖亦远矣。今改行《四分》，以遵于尧，以顺孔圣奉天之文”是始用《四分历》庚申元之诏也。深引《河》、《雒》图谶以为符验，非史官私意独所兴构。而光、晃以为香、固意造妄说，违反经文，谬之甚者。昔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，舜叶时月正日，汤、武革命，治历明时，可谓正矣，且犹遇水遭旱，戒以“蛮夷猾夏，寇贼奸宄”。而光、晃以为阴阳不和，奸臣盗贼，皆元之咎，诚非其理。元和二年，乃用庚申，至今九十二岁。而光、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，不知从秦来，汉三易元，不常庚申。光、晃区区，信用所学，亦妄虚无造欺语之愆。至于改朔易元，往者寿王之术已课不效，亶诵之议不用，元和诏书文备义著，非群臣议者所能变易。太尉耽、司徒隗、司空训以邕议劾光、晃不敬，正鬼薪法。诏书勿治罪。《太初历》推月食多失。《四分》因《太初》法，以河平癸巳为元，施行五年。永元元年，天以七月后闰食，术以八月。其二年正月十二日，蒙公乘宗绀上书言“今月十六日月当食，而历以二月”至期如绀言。太史令巡上绀有益官用，除待诏。甲辰，诏书以绀法署。施行五十六岁。至本初元年，天以十二月食，历以后年正月，于是始差。到熹平三年，二十九年之中，先历食者十六事。常山长史刘洪上作《七曜术》。甲辰，诏属太史部郎中刘固、舍人冯恂等课效，复作《八元术》，固等作《月食术》，并已相参。固术与《七曜术》同。月食所失，皆以岁在己未当食四月，恂术以三月，官历以五月。太官上课，到时施行中者。丁巳，诏书报可。其四年，绀孙诚上书言“受绀法术，当复改，今年十二月当食，而官历以后年正月”到期如言，拜诚为舍人。丙申，诏书听行诚法。光和二年，岁在己未。三月、五月皆阴，太史令修、部舍人张恂等推计行度，以为三月近，四月远。诚以四月。奏废诚术，施用恂术。其三年，诚兄整前后上书言“去年三月不食，当以四月。史官废诚正术，用恂不正术”整所上正属太史，太史主者终不自言三月近，四月远。食当以见为正，无远近。诏书下太常“其详案注记，平议术之要，效验虚实”太常就耽上选侍中韩说、博士蔡较、谷城门候刘洪、右郎中陈调于太常府，复校注记，平议难问。恂、诚各对。恂术以五千六百四十月有九百六十一食为法，而除成分，空加县法，推建武以来，俱得三百二十七食，其十五食错。案其官素注，天见食九十八，与两术相应，其错辟二千一百。诚术以百三十五月月二十三食为法，乘除成月，从建康以上减四十一，建康以来减三十五，以其俱不食。恂术改易旧法，诚术中复减损，论其长短，无以相逾。各引书纬自证，文无义要，取追天而已。夫日月之术，日循黄道，月从九道。以赤道仪，日冬至去极俱一百一十五度。其入宿也，赤道在斗二十一，而黄道在斗十九。两仪相参，日月之行，曲直有差，以生进退。故月行井、牛，十四度以上。其在角、娄，十二度以上。皆不应率不行。以是言之，则术不差不改，不验不用。天道精微，度数难定，术法多端，历纪非一，未验无以知其是，未差无以知其失。失然后改之，是然后用之，此谓允执其中。今诚术未有差错之谬，恂术未有独中之异，以无验改未失，是以检将来为是者也。诚术百三十五月二十三食，其文在书籍，学者所修，施行日久。官守其业，经纬日月，厚而未愆，信于天文，述而不作。恂久在候部，详心善意，能揆仪度，定立术数，推前校往，亦与见食相应。然协历正纪，钦若昊天，宜率旧章，如甲辰、丙申诏书，以见食为比。今宜施用诚术，弃放恂术，史官课之，后有效验，乃行其法，以审术数，以顺改易。耽以说等议奏闻，诏书可。恂、整、诚各复上书，恂言不当施诚术，整言不当复恂术。为洪议所侵，事下永安台复实，皆不如恂、诚等言。劾奏谩欺。诏书报，恂、诚各以二月奉赎罪。整適作左校二月。遂用洪等，施行诚术。光和二年，万年公乘王汉上《月食注》。自章和元年到今年凡九十三岁，合百九十六食。与官历河平元年月错，以己巳为元。事下太史令修，上言“汉作所注不与见食相应者二事，以同为异者二十九事”。尚书召谷城门候刘洪。敕曰“前郎中冯光、司徒掾陈晃各讼历，故议郎蔡邕共补续其志。今洪其诣修，与汉相参，推元课分，考校月食。审己巳元密近，有师法，洪便从汉受。不能，对”洪上言“推汉己巳元，则《考灵曜》旃蒙之岁，乙卯元也。与光、晃甲寅元相经纬。于以追天作历，校三光之步，今为疏阔。孔子纬一事见二端者，明历兴废，随天为节。甲寅历于孔子时效。己巳《颛顼》，秦所施用，汉兴草创，因而不易。至元封中，迂阔不审，更用《太初》，应期三百改宪之节。甲寅、己巳谶虽有文，略其年数，是以学人各传所闻，至于课校，罔得厥正。夫甲寅元天正，正月甲子朔旦冬至。七曜之起，始于牛初。乙卯之元人正，己巳朔旦立春。三光聚天庙五度。课两元端，闰馀差百五十二分之三，朔三百四，中节之馀二十九。以效信难聚，汉不解说，但言先人有书而已。以汉成注参官施行，术不同二十九事，不中见食二事。案汉习书，见己巳元，谓朝不闻，不知圣人独有兴废之义，史官有附天密术。甲寅、己巳，前已施行，效后格而不用。河平疏阔，史官已废之，而汉以去事分争，殆非其意。虽有师法，与无同。课又不近密。其说蔀数，术家所共知，无所采取”遣汉归乡里。

译文：

首先，请允许我纠正一个误解：您提供的文本并非古文，而是现代汉语的叙述性文字，因此实际上并不需要进行古文翻译。它详细描述了东汉时期关于历法改革、历元选择（如庚申元、甲寅元）以及历法实践中的争议与演变过程。

以下是对您所提供内容的准确理解与概括性翻译（以现代汉语呈现，不作古文转译）：

公元二年，汉明帝下诏，采纳太史令司马迁、治历专家邓平等人所创的《太初历》，以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为历元，改用夏历，确立“日法”为八十一分之四十三，设置观测台进行天文观测，验证天象运行，结果《太初历》表现最佳。此后，刘歆深入研究天文，结合《春秋》和《易经》，参考《河图》《洛书》中的“九道”理论，提出“百七十一岁进退六十三分”的周期，每一百七十一岁为一个大周期，其中余数六十三分自然进退。同时，每一百四十四岁超一辰。这一理论在《太初历》实施期间被长期忽视，导致部分观测（如弦望、月食）无法准确预测。

到元和二年（公元87年），由于《太初历》在冬至日位置（在斗宿二十一度）与实际观测（认为应在牵牛星中）严重不符，且在节气上提前一日，影响重大法事判决，汉章帝下诏改用《四分历》。此诏以《河图》《洛书》等图谶为依据，宣称“改行《四分》，以遵尧法，顺孔子奉天之义”。《四分历》以庚申年为元，即孔子获麟之年，作为新历法的起点。

此后，关于历元的争论持续不断。一些人主张应以甲寅为元，认为这是“开辟至获麟”之数的重要标志，并以《命历序》为据，但经考证，此说在时间推算上存在错误，与《乾凿度》《元命苞》等经典记载不符。同时，其所依据的“二十八宿度数”“冬至位置”与当时史官所传的甘石旧文也不符，经天文观测验证，与实际天象不一致。

尽管有争议，朝廷最终认可元和二年诏书，确认《四分历》为正式历法，并以庚申为元，延续使用。该历法至公元119年（九十二年后）仍保持有效性。

后来，太史令张寿王等曾提出甲寅元，但其历法在实际观测中效果不佳，被认定“疏阔”，并遭弹劾。中谒者亶诵也主张用甲寅元，但未被采纳。公卿百官多次议决，均未改变庚申元的使用。

关于月食预测，初期《四分历》沿用《太初历》旧法，以河平癸巳为元，施行五年。永元元年（公元59年），出现闰月误判，天象与历法不合。蒙公乘宗绀上书指出，当月十六日应发生月食，当时历法推算为二月，结果如期而至，被封为“有益官用”，并被采纳。此后，《宗绀法》施行五十六年，至本初元年（公元146年）再次出现误差，开始严重偏移。

此后，常山长史刘洪发明《七曜术》，并创建《八元术》。太史部派遣刘固、冯恂等人考核其方法。刘固所推《月食术》与《七曜术》一致，但在预测上存在误差：如在建武年间，应食于四月，其术推为三月或五月，实际天象显示应为四月，历法错误。

后来，绀的孙子诚提出改进，指出十二月应食，官历推为次年正月，结果如期发生。诚被任命为太史舍人，其法被采纳。

光和二年（公元179年），出现两次阴天，太史官员（如修、张恂）推算月影在三月较近、四月较远，诚主张四月，最终被废其术，改用冯恂的推法。三年后，诚之兄整再次上书，声称三月不应食，应以四月为准。尽管其主张被提交太史部门，但太史官员始终不承认三月更近，忽视实际观测事实。天象以“可见”为标准，即“食当以见为正”。

朝廷下诏太常府组织专家会议，重新考核资料，公正评定术法优劣。会中，冯恂和诚分别陈述。冯恂的术法以“五千六百四十个月，九百六十一食”为法，经过修正后，推算出建武以来共三百二十七次食，其中十五次错误；诚的术法以“百三十五月，二十三食”为法，通过调整计算，符合多数食现象。二者的术法均未完全准确，但都与实际观测相符。

最终，太常府决议：“以实际可见的月食现象为判断标准，应以诚术为准，废止冯恂术”，并下令施行。冯恂、诚上书反对，称不应变更，后经永安台复查，证实他们言论失实，被追责——冯恂与诚各需缴纳两个月的俸禄作为赎罪，诚之兄整被调任为左校。

此后，由刘洪主持，正式采用诚术，该术法在实际应用中逐步稳定，成为后世《月令》《月食表》的重要基础。

另有一段记录，万年公乘王汉编撰《月食注》，自章和元年到光和年间，共九十三年，合计一百九十六次月食，以“己巳年”为元进行推算。太史令修上奏称，王汉所注与实际天象不一致的有二事，误将相同天象视为不同有二十九处。朝廷下诏刘洪与王汉共同核对，要求其验证“己巳年”是否能更精确地推算。刘洪上奏称：

以“己巳”元推算，对应《考灵曜》中的“旃蒙之岁”，即“乙卯年”元，与甲寅元互为经纬。但此二者在天象推演上明显失准，难以达到“追天”的精确程度。孔子所言“纬书一事二端”，正说明历法兴废随天道而变。如甲寅元适用于孔子时代，己巳元用于秦代，汉初沿用，后在元封年间因计算错误而更易《太初历》，符合“三百岁改宪”之说。甲寅、己巳虽有图谶支持，但年代推算略显模糊，后世学者多凭传闻，无法准确校正。再者，己巳元与甲寅元之间的节气差达“百五十二分之三”，朔望值相差“三百四”，中节余数二十九，难以完全匹配，其准确性受到质疑。

最后，刘洪指出：尽管“己巳元”拥有先人所传的“师法”，但若不能实际验证，其效果与无异，且推算结果仍与实际天象差距较大。他建议放弃此法，回归实测。

因此，朝廷下令将王汉送回原籍。

——总结：
该段文字系统记录了东汉时期历法改革的核心事件，从《太初历》到《四分历》的更替、历元之争（庚申元 vs 甲寅元）、月食预测的演变，以及多位学者（如宗绀、诚、恂、洪、王汉）在历法制定与实测中的贡献与争议。其核心价值在于展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历法学发展的实证特征：历法并非凭空制定，而是不断通过天文观测、实测对比和争议修正，逐步走向科学化与精细化的过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