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後漢書》•卷八十二上·方術列傳
孔子曾說《周易》中有四位君子的德行,其中之一是“占卜之人應當善於占卜”。占卜,是古代聖王用來決定禍福、解決疑難、與神明溝通、預知未來的重要方法。至於陰陽推步之術,早在古代典籍中已有記載。然而像《神經怪牒》《玉策金繩》這類神祕文獻,大多被封存在神靈的寶庫之中,藏於瑤臺高壇之上,一般人根本無法看到。
至於《河圖》《洛書》的文字,龜甲龍紋的圖象,箕子所傳的術數,師曠所著的書籍,以及關於天象、星宿、吉凶預測的各類典籍,確實能幫助人們探索天地間的隱祕,與人間事物相互印證,有時的確能產生實際效果。這些術數流派還衍生出風角、遁甲、七政、元氣、六日七分、逢佔、日者、挺專、須臾、孤虛等不同體系,通過觀察雲氣、推斷天地之氣變化,判斷吉凶祥瑞,有時也確實對現實事務有所應驗。
但這些術數深奧莫測,玄妙難解,因此聖人從不談論怪異之事,也極少談及生死命理。他們往往以含糊其辭的方式表達,或是有意避開,正如孔子說的“百姓可以引導他們去行動,但不能讓他們瞭解其中的道理”。
漢武帝時期,對這類方術頗爲喜好,天下那些有特殊才能、精通奇術的人,都紛紛趨之若鶩,迎合潮流。王莽篡位時,借“符命”來證明自己是天命所歸;光武帝也特別相信預言之言,於是那些迎合時勢、熱衷談論預言的人便爭相附會,爭相宣傳這些內容。因此,像王梁、孫鹹,因名字與預言相符而被重用,登上朝廷要職;鄭興、賈逵因爲附和這些言論而聲名顯赫;而恆譚、尹敏因觸怒權貴反而被罷官敗退。從此,這類術數之學便逐漸被士人所重視,崇尚奇談怪論,人們熱衷於追求奇怪的預言和符瑞,這種風氣在當時非常普遍。
因此,有學問的儒家學者對此深感憤慨,紛紛上書建議,應該把這些不實的術數加以禁絕、排斥。司馬遷也說過“看到陰陽術數的書籍,會使人拘泥、多生猜忌”,正是這個原因。
事物本身有其偏頗之處,難免會有所遮蔽。即使是一些所謂的“大道”,也難免存在偏差。《詩經》的缺點是過於愚昧,《書經》的缺點是過於虛妄。那麼,這些術數的缺陷,難道不是導致世風怪異的根源嗎?如果一個人既溫柔敦厚又不愚昧,那麼他纔是真正懂得《詩經》的人;如果一個人疏達明理、洞察深遠又不虛妄,那麼他纔是真正懂得《書經》的人;如果一個人精通推演變化,又能洞察事物發展趨勢,卻不流於荒誕,那麼他纔是真正精通術數的人。所以說:“如果不是真正適合的人,這些道理就無法真正發揮其作用。”現實中很多人對這些術數的理解是迷亂的,掌握方法上也常常偏頗,有些甚至荒誕不經,偏離了正道。
中古時期,張衡是陰陽術數的代表人物,郎顗的占卜最爲精密準確,其他學者也都是名門大家。他們中的有些人確實才學出衆、品德高尚,但未必真正精通術數的精髓。如今,我們挑選出那些在推演變化方面特別出色、能夠爲現實社會提供幫助的人,特地將他們推薦上來。
任文公,是巴郡閬中人。他的父親任文孫,精通天官、風角等祕術。任文公自幼學習父親的術數,年少時就被州郡徵召爲從事。哀帝時,有人傳言越巂太守將要造反,刺史非常恐懼,便派遣文公與四位從事前往該郡巡視,暗中探查真實情況。他們住進驛站時,突然颳起一陣猛烈的風暴,文公立刻召集衆人,緊急提醒他們迅速撤離,說將有叛亂髮生,會危及人身。當時其他從事未能及時反應,結果郡守派兵將他們殺害,只有任文公倖免於難。後來,他出任治中從事。當時發生大旱,他向刺史報告說:“五月一日將有大水,災禍已至,無法阻止,應讓官吏百姓提前做好防備。”刺史不聽,任文公便私下儲備大量船隻。百姓中有人聽說後,也紛紛提前準備。到那天,天氣異常炎熱,文公急忙下令裝載船隻,再向刺史報告。刺史反而笑着說他多此一舉。不久,天空北邊雲層驟起,頃刻之間大雨傾盆,到傍晚時,湔水暴漲十餘丈,沖毀了大量房屋,導致數千人受害。從此,任文公以占卜術聞名天下。後來被徵召爲司空掾。平帝即位後,他自稱有病,回家隱居。王莽篡位之後,任文公通過術數推斷天下將大亂,於是命令家人每人揹負一百斤重物,在家中來回奔跑幾十次。當時的人們都不知道他爲何如此做。後來果然兵亂四起,大多數人無法逃脫,唯有任文公因爲早有準備,能揹負糧食、快步行走,全部得以倖免。此後他逃往子公山,十多年未遭戰火。公孫述在蜀地時,武擔山的石頭突然斷裂。任文公說:“唉,西邊的智者要死了,我將要承擔這命運。”此後,他常聚會子孫,設宴飲酒。三個月後,他就去世了。益州百姓因此傳頌:“任文公,智謀無雙。”
郭憲,字子橫,汝南人。他年輕時師從東海王仲子。當時王莽擔任大司馬,召見王仲子。王仲子打算前往,郭憲勸諫道:“禮制規定是‘有學生前來學習’,而不是‘老師前往教人’。如今你爲了權勢而畏懼地位,我是不贊成的。”王仲子說:“王公地位極高,我不能違背。”郭憲說:“現在我正忙着講學,且應完成課程,再出發也不遲。”王仲子最終聽從,直到傍晚纔出發。王莽問他:“你來得爲何如此遲?”王仲子如實報告了郭憲的進言,王莽對此暗暗稱奇。後來王莽篡權稱帝,任命郭憲爲郎中,並賜予衣服。郭憲接受衣服後立即燒燬,隨即逃到東海海邊。王莽十分憤怒,下令追捕,但找不到他。光武帝即位後,廣求有道德之士,於是徵召郭憲,任命爲博士,後升遷爲光祿勳。建武七年,接替張堪爲光祿勳。有一次,他隨皇帝前往南郊祭祀。在祭祀過程中,他忽然轉身面向東北,含了三口酒灑出。執法官上奏說他不敬。皇帝詢問原因,郭憲回答:“齊國將發生火災,所以用此來消除災禍。”後來齊國果然在同一天發生了火災,與郊祀日期相符。建武八年,皇帝西征隗囂。郭憲勸諫說:“天下剛剛安定,不宜輕易動兵。”他當着皇帝的車前拔下佩刀,斬斷車上的繩索,以示堅決反對。皇帝不聽,仍進軍隴地。後來潁川爆發暴亂,皇帝便轉兵返回。皇帝感嘆道:“遺憾當時沒有采納郭子橫的勸言。”當時,匈奴屢次侵擾邊境,皇帝擔憂不已,於是召集百官商議。郭憲認爲天下百姓已疲敝不堪,不宜再發動大規模戰爭。他的勸諫不被採納,於是伏地表示頭暈目眩,不再言語。皇帝下令兩名侍從攙扶他下殿,郭憲也不行跪拜大禮。皇帝說:“久聞關東有郭子橫,真是不虛。”郭憲於是以身體有病爲由辭職,最終在家中去世。
許楊,字偉君,汝南平輿人。年輕時喜好術數。王莽執政時,被徵召爲郎官,後升任酒泉都尉。王莽篡位後,許楊改名換姓,以巫醫身份逃往外地。王莽失敗後,才返回家鄉。汝南有鴻郤陂,成帝時,丞相翟方進上書請求毀掉此陂。建武年間,太守鄧晨想修復此陂,聽說許楊懂得水脈,便請他出謀劃策。許楊說:“當年成帝聽從翟方進的建議毀掉此陂,不久自己就夢見上天,天帝怒斥:‘爲何毀我濯龍淵?’從此百姓失去水源,經常陷入饑荒。當時有民謠唱道:‘毀我陂者翟子威,給我大豆,煮我芋魁。反轉回來,陂終將恢復。’當年大禹疏浚江河,以利天下。如今您若重建此陂,可富民強國,這童謠說得正是這個道理。我願以死效力。”鄧晨聽後採納其建議。許楊後來爲一位前來求學的學生配製膏藥,並用簡書寫信封入竹筒交給他,信中說:“若遇緊急情況,可打開查看。”學生後來抵達葭萌,與當地渡口官員發生爭執,被毆打,頭破血流。他打開竹筒,看到信上說“到葭萌後與渡口官鬥頭破者,可用此膏藥包敷患處”,於是照做,傷口很快痊癒。學生非常佩服,便回到家鄉繼續學習。許楊之後隱居山林,終老於家中。
廖扶,字文起,汝南平輿人。他精通《韓詩》、《歐陽尚書》,常有數百人前來求學。他的父親曾任北地太守,永初中,因羌人入侵,被關入監獄死亡。廖扶深受父親因法而死之痛,從此恐懼爲官,害怕因循守法而遭殃。服喪結束後,感慨說:“老子說過,名聲與生命,哪個更重要?我豈能爲了名聲而活?”於是徹底放棄仕途,專注於經典學習,尤其精通天文、讖緯、風角、推步等術數。州郡公府多次徵召,他都拒絕。有人問他災異之兆,他也從不回答。他曾預知來年將有饑荒,便積攢數千斛糧食,用來救濟宗族親朋,以及因瘟疫去世而無法安葬的親屬。他長期居住在先人墓旁,從未踏入城市。後來太守謁煥曾是他的學生,後來當上了太守,未到任前就派人修繕拜訪他的門庭,還想提拔他的子弟,他堅決拒絕,當時的人們因此稱他爲“北郭先生”。他享年八十餘歲,在家中去世。兩個兒子,孟舉、偉舉,也都名聲顯赫。
折像,字伯式,廣漢雒縣人。祖先張江曾被封爲“折侯”,其曾孫張國任鬱林太守,後遷至廣漢,因而改姓爲折。張國生下折像。張國家資豐厚,有兩億資產,家僮八百人。折像年少時就心地仁慈,不殺害昆蟲,不折斷草芽。通曉《京氏易》,喜愛黃老思想。父親去世後,他感於“財富豐厚而死亡”是大忌,於是將家產全部分發給親友,賙濟貧苦。有人勸他:“你有三個兒子兩個女兒,子孫滿堂,何不擴大產業?”他回答:“過去斗子文說過:‘我躲避災禍,不是爲了逃避財富。我家積累財富已久,已經到了盈滿之災,這是道家所忌諱的。如今世道將衰,而我的兒子又不成器,如果既不仁又富有,就是不幸。牆縫太高,必定會倒塌。’”聰明人聽到後十分佩服。他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世,就召集親朋九族,設宴送別,平靜地離世,享年八十四歲。家中沒有多餘財產,子孫也如他所說一般衰弱。
樊英,字季齊,南陽魯陽人。少年時在三輔地區求學,通曉《京氏易》,兼通《五經》。他精於風角、星象、推步、災異預測,尤其擅長《河圖》《洛書》的七緯之學。他隱居於壺山之陽,學生來自四面八方。州郡多次禮請,他都拒絕。公卿舉薦賢良、方正、有道之士,他皆不赴任。曾有一次,突然颳起一陣從西邊吹來的暴風,樊英對學生們說:“今天成都市將發生大火。”他含水向西漱口,並記錄下時間。後來有從蜀地來的學生說:“那天成都大火,忽然從東邊升起黑雲,片刻大雨,火勢很快被撲滅。”這件事使天下人對他深感佩服。安帝初年,朝廷徵召他爲博士。建光元年,又下詔公車賜信,徵召樊英與同郡的孔喬、李昺、北海郎宗、陳留楊倫、東平王輔六人,只有郎宗、楊倫抵達洛陽,樊英等人皆未前往。永建二年,順帝下詔用玄纁禮服徵召他,他以病重爲由堅決推辭。朝廷便責令郡縣強行運送,他不得已才赴京,卻稱病不願起身。於是強行抬入殿中,他仍不肯屈服。皇帝憤怒地問他:“我既能讓你活,也能讓你死;能讓你富貴,也能讓你貧賤。你爲何如此輕慢我的命令?”樊英回答:“我命由天所定。生命終結是天意,死而不得其所也是天意。陛下怎能讓我生,又能讓我死?我見到暴君就如同見到仇敵,立於其朝都不肯屈從,豈能說您能使我富貴?即使身處布衣,居於陋室,也安詳自得,何必依附萬乘之尊,能因此而屈尊於我?陛下怎能讓我享有富貴,或使我不堪困苦?我所接受的不是名利,即使萬鍾財富也不願接受。若能盡我志向,哪怕僅喫粗糧也心滿意足。陛下怎能讓我富,或讓我窮?”皇帝無法讓他屈服,卻敬重他的名聲,命他去太醫院養病,並每月送羊和酒。到建光四年三月,皇帝爲他設宴席,由公車令引導,尚書親自迎請,賜予几杖,以師長之禮相待,詢問治國之道。樊英雖不敢推辭,但拜爲五官中郎將。數月後,他聲稱身體已重病,被任命爲光祿大夫,賜假回家。朝廷命令其所在地每年送谷一千斛,八月時送一頭牛、三斛酒。如遇不幸,還安排用牛、羊、酒祭祀。樊英堅決推辭官職,有詔書勸告,他仍不接受。最初朝廷都認爲他必不會屈從,後來他面對皇帝時卻無高明之策,後來人便認爲失望。
早年,河南人張楷與樊英一同被徵召。後來張楷對樊英說:“天下有兩種道路:出仕與隱居。我曾以爲你出仕,能輔佐君主、救蒼生。可你卻以一身之名,怒斥帝王;等你享受爵位之後,竟未傳授匡正時局的策略,進退無所依從。”樊英雖擅長術數,朝廷每每遇到災異,便下詔詢問他解釋,他的回答常常應驗。早年,他著有《易章句》,世稱“樊氏易學”,以圖緯之學爲教授內容。潁川陳寔年輕時曾從樊英學習。一次陳寔生病,妻子派婢女前去看望,樊英下牀親自回拜。陳寔感到奇怪,便詢問原因。樊英說:“妻子是與我共奉祭祀之人,所有禮儀都必須回答。”他對待妻室如此恭謹。陳寔年過七旬,最終在家中去世。孫陵在靈帝時因巴結宦官而官至司徒。陳郡郤巡繼承樊英的學說,官至侍中。
評語:漢代所謂“名士”的風範,大致可以知曉。雖然他們或放鬆或極端,時有不純之處,但大多依靠自身才藝修養,追求名聲榮耀,卻並不真正通達世務、服務社會。朝廷徵召樊英、楊厚等人,如同對待神明,然而到時,終究並無異象。樊英名聲最高,卻也受到最猛烈的批評。李固、朱穆等人認爲,這些人是純粹的“空名之徒”,毫無實際用處,故而指責他們。然而,後來的年輕學者仍以此爲榜樣以求成名,當時的君主也禮遇他們以收攏人心。如果從更深層看,這些看似無用之術,其實也有其價值。正所謂:文采若不能應用於時務,禮樂若偏離實際,當這些士人蔘與朝堂、修養心性,使世人隨從而不自知,豈非道理已經遠去,行動已與實際脫節?甚至有人輕視這種遠術,貶低國之禮法,以爲用陰謀權術可以挽救衰世,以嚴刑峻法可以帶來安定。若真是如此,即使能救萬世,又能與夷狄一樣嗎?孟子說:“用中原的制度改變蠻夷,不曾見過用蠻夷制度來改變中原。”更何況那些尚未成功、尚未完成的事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