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后汉书》•卷七十九上·儒林列传

南北朝 • 范晔

昔王葬、更始之际，天下散乱，礼乐分崩，典文残落。及光武中兴，爱好经术，未及下车，而先访儒雅，采求阙文，补缀漏逸。先是，四方学士多怀协图书，遁逃林薮。自是莫不抱负坟策，云会京师，范升、陈元、郑兴、杜林、卫宏、刘昆、桓荣之徒，继踵而集。于是立《五经》博士，各以家法教授，《易》有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，《尚书》欧阳、大小夏侯，《诗》齐、鲁、韩，《礼》大小戴，《春秋》严、颜、凡十四博士，太常差次总领焉。建武五年，乃修起太学，稽式古典，笾豆干戚之容，备之于列，服方领习矩步者，委它乎其中。中元元年，初建三雍。明帝即位，亲行其礼。天子始冠通天，衣日月，备法物之驾，盛清道之仪，坐明堂而朝群后，登灵台以望云物，袒割辟雍之上，尊养三老五更。飨射礼毕，帝正坐自讲，诸儒执经问难于前，冠带缙绅之人，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。其后复为功臣子孙、四姓末属别立校舍，搜选高能以受其业，自期门羽林之士，悉令通《孝经》章句，匈奴亦遣子入学。济济乎，洋洋乎，盛于永平矣。建初中，大会诸儒于白虎观，考详同异，连月乃罢。肃宗亲临称制，如石渠故事，顾命史臣，著为通义。又诏高才生受《古文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谷梁》、《左氏春秋》，虽不立学官，然皆擢高第为讲郎，给事近署，所以网罗遗逸，博存众家。孝和亦数幸东观，览阅书林。及邓后称制，学者颇懈。时，樊准、徐防并陈敦学之宜，又言儒职多非其人，于是制诏公卿妙简其选，三署郎能通经术者，皆得察举。自安帝览政，薄于艺文，博士倚席不讲，朋徒相视怠散，学舍穨敝，鞠为园蔬，牧儿荛竖，至于薪刈其下。顺帝感翟酺之言，乃更修黉宇，凡所结构二百四十房，千八百五十室。试明经下第补弟子，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，除郡国耆儒皆补郎、舍人。本初元年，梁太后诏曰“大将军下至六百石，悉遣子就学，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，以此为常”自是游学增盛，至三万馀生。然章句渐疏，而多以浮华相尚，儒者之风盖衰矣。党人既诛，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，后遂至忿争，更相信告，亦有私行金货，定兰台漆书经字，以合其私文。熹平四年，灵帝乃诏诸儒正定《五经》，刊于石碑，为古文、篆、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，树之学门，使天下咸取则焉。初，光武迁还洛阳，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馀两，自此以后，参倍于前。及董卓移都之际，吏民扰乱，自辟雍、东观、兰台、石室、宣明、鸿都诸藏典策文章，竞共剖散，其缣帛图书，大则连为帷盖，小乃制为縢囊。及王允所收而西者。裁七十馀乘，道路艰远，复弃其半矣。后长安之乱，一时焚荡，莫不泯尽焉。东京学者猥众，难以详载，今但录其能通经名家者，以为《儒林篇》。其自有列传者，则不兼书。若师资所承，宜标名为证者，乃著之云。《前书》云：田何传《易》授丁宽，丁宽授田王孙，王孙授沛人施雠、东海孟喜、琅邪梁丘贺，由是《易》有施、孟、梁丘之学。又东郡京房受《易》于梁国焦延寿，别为京氏学。又有东莱费直，传《易》，授琅邪王横，为费氏学。本以古字，号《古文易》。又沛人高相传《易》，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，为高氏学。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四家皆立博士，费、高二家未得立。刘昆字桓公，陈留东昏人，梁孝王之胤也。少习容礼。平帝时，受《施氏易》于沛人戴宾。能弹雅琴，知清角之操。王莽世，教授弟子恒五百馀人。每春秋飨射，常备列典仪，以素木瓠叶为俎豆，桑弧蒿矢，以射“菟首”。每有行礼，县宰辄率吏属而观之。王莽以昆多聚徒众，私行大礼，有僭上心，乃系昆及家属于外黄狱。寻莽败得免。既而天下大乱，昆避难河南负犊山中。建武五年，举孝廉，不行，遂逃，教授于江陵。光武闻之，即除为江陵令。时，县连年火灾，昆辄向火叩头，多能降雨止风。征拜议郎，稍迁侍中、弘农太守。先是，崤、黾驿道多虎灾，行旅不通。昆为政三年，仁化大行，虎皆负子度河。帝闻而异之。二十二年，征代杜林为光禄勋。诏问昆曰“前在江陵，反风灭火，后守弘农，虎北度河，行何德政而致是事”昆对曰“偶然耳”左右皆笑其质讷。帝叹曰“此乃长者之言也”顾命书诸策。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诸王小侯五十馀人。二十七年，拜骑都尉。三十年，以老乞骸骨，诏赐洛阳第舍，以千石禄终其身。中元二年卒。子轶，字君文，传昆业，门徒亦盛。永平中，为太子中庶子。建初中，稍迁宗正，卒官，遂世掌宗正焉。洼丹字子玉，南阳育阳人也。世传《孟氏易》。王莽时，常避世教授，专志不仕，徒众数百人。建武初，为博士，稍迁，十一年，为大鸿胪。作《易通论》七篇，世号《洼君通》。丹学义研深，《易》家宗之，称为大儒。十七年，卒于官，年七十。时，中山觟阳鸿，字孟孙，亦以《孟氏易》教授，有名称，永平中为少府。任安字定祖，广汉绵竹人也。少游太学，受《孟氏易》，兼通数经。又从同郡杨厚学图谶，究极其术。时人称曰“欲知仲桓问任安”又曰“居今行古任定祖”学终，还家教授，诸生自远而至。初仕州郡。后太尉再辟，除博士，公车征，皆称疾不就。州牧刘焉表荐之，时王涂隔塞，诏命竟不至。年七十九，建安七年，卒于家。杨政字子行，京兆人也。少好学，从代郡范升受《梁丘易》，善说经书。京师为之语曰“说经铿铿杨子行”教授数百人。范升尝为出妇所告，坐系狱，政乃肉袒，以箭贯耳，抱升子潜伏道傍，候车驾，而持章叩头大言曰“范升三娶，唯有一子，今适三岁，孤之可哀”武骑虎贲惧惊乘舆，举弓射之，犹不肯去。旄头又以戟叉政，伤胸，政犹不退。哀泣辞请，有感帝心，诏曰“乞杨生师”即尺一出升，政由是显名。为人嗜酒，不拘小节，果敢自矜，然笃于义。时，帝婿梁松、皇后弟阴就，皆慕其声名，而请与交友。政每共言论，常切磋恳至，不为屈挠。尝诣杨虚侯马武，武难见政，称疾不为起。政入户，径升床排武，把臂责之曰“卿蒙国恩，备位藩辅，不思求贤以报殊宠，而骄天下英俊，此非养身之道也。今日动者刀入胁”武诸子及左右皆大惊，以为见劫，操兵满侧，政颜色自若。会阴就至，责数武，令为交友。其刚果任情，皆如此也。建初中，官至左中郎将。张兴字君上，颍川鄢陵人也。习《梁丘易》以教授。建武中，举孝廉为郎，谢病去，复归聚徒。后辟司徒冯勤府，勤举为教廉，稍迁博士。永平初，迁侍中祭酒。十年，拜太子少傅。显宗数访问经术。既而声称著闻，弟子自远至者，著录且万人，为梁丘家宗。十四年，卒于官。子鲂，传兴业，位至张掖属国都尉。戴凭字次仲，汝南平舆人也。习《京氏易》。年十六，郡举明经，征试博士，拜郎中。时，诏公卿大会，群臣皆就席，凭独立。光武问其意。凭对曰“博士说经皆不如臣，而坐居臣上，是以不得就席”帝即召上殿，令与诸儒难说，凭多所解释。帝善之，拜为侍中，数进见问得失。帝谓凭曰“侍中当匡补国政，勿有隐情”凭对曰“陛下严”帝曰“朕何用严”凭曰“伏见前太尉西曹掾蒋遵，清亮忠孝，学通古今，陛下纳肤受之诉，遂致禁锢，世以是为严”帝怒曰“汝南子欲复党乎”凭出，自系廷尉，有诏敕出。后复引见，凭谢曰“臣无謇谔之节，而有狂瞽之言，不能以尸伏谏，偷生苟活，诚惭圣朝”帝即敕尚书解遵禁锢，拜凭虎贲中郎将，以侍中兼领之。正旦朝贺，百僚毕会，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，义有不通，辄夺其席以益通者，凭遂重坐五十馀席。故京师为之语曰“解经不穷戴侍中”在职十八年，卒于官，诏赐东园梓器，钱二十万。时南阳魏满字叔牙，亦习《京氏易》，教授。永平中，至弘农太守。孙期字仲彧，济阴成武人也。少为诸生，习《京氏易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。家贫，事母至孝，牧豕于大泽中，以奉养焉。远人从其学者，皆执经垄畔以追之，里落化其仁让。黄巾贼起，过期里陌，相约不犯孙先生舍。郡举方正，遣吏赍羊、酒请期，期驱豕入草不顾。司徒黄琬特辟，不行，终于家。建武中，范升传《孟氏易》，以授杨政，而陈元、郑众皆传《费氏易》，其后马融亦为其传。融授郑玄，玄作《易注》，荀爽又作《易传》，自是《费氏》兴，而《京氏》遂衰。《前书》云：济南伏生传《尚书》，授济南张生及千乘欧阳生，欧阳生授同郡兒宽，宽授欧阳生之子，世世相传，至曾孙欧阳高，为《尚书》欧阳氏学。张生授夏侯都尉，都尉授族子始昌，始昌传族子胜，为大夏侯氏学。胜传从兄子建，建别为小夏侯氏学：三家皆立博士。又鲁人孔安国传《古文尚书》授都尉朝，朝授胶东庸谭，为《尚书》古文学，未得立。欧阳歙字正思，乐安千乘人也。自欧阳生传《伏生尚书》，至歙八世，皆为博士。歙既传业，而恭谦好礼让。王莽时，为长社宰。更始立，为原武令。世祖平河北，到原武，见歙在县修政，迁河南都尉，后行太守事。世祖即位，始为河南尹，封被阳侯。建武五年，坐事免官。明年，拜杨州牧，迁汝南太守。推用贤俊，政称异迹。九年，更封夜侯。歙在郡，教授数百人，视事九岁，征为大司徒。坐在汝南臧罪千馀万发觉下狱。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馀人，至有自髡剔者。平原礼震，年十七，闻狱当断，驰之京师，行到河内获嘉县，自系，上书求代歙死。曰“伏见臣师大司徒欧阳歙，学为儒宗，八世博士，而以臧咎当伏重辜。歙门单子幼，未能传学，身死之后，永为废绝，上令陛下获杀贤之讥，下使学者丧师资之益。乞杀臣身以代歙命”书奏，而歙已死狱中。歙掾陈元上书追讼之，言甚切至，帝乃赐棺木，赠印绶，赙缣三千匹。子复嗣。复卒，无子，国除。济阴曹曾字伯山，从歙受《尚书》，门徒三千人，位至谏议大夫。子祉，河南尹，传父业教授。又陈留陈弇，字叔明，亦受《欧阳尚书》于司徒丁鸿，仕为蕲长。牟长字君高，乐安临济人也。其先封牟，春秋之末，国灭，因氏焉。长少习《欧阳尚书》，不仕王莽世。建武二年，大司空弘特辟，拜博士，稍迁河内太守，坐垦田不实免。长自为博士及在河内，诸生讲学者常有千馀人，著录前后万人。著《尚书章句》，皆本之欧阳氏，俗号为《牟氏章句》。复征为中散大夫，赐告一岁，卒于家。子纡，又以隐居教授，门生千人。肃宗闻而征之，欲以为博士，道物故。宋登字叔阳，京兆长安人也。父由，为太尉。登少传《欧阳尚书》，教授数千人。为汝阴令，政为明能，号称“神父”。迁赵相，入为尚书仆射。顺帝以登明识礼乐，使持节临太学，奏定曲律，转拜侍中。数上封事，抑退权臣，由是出为颍川太守。市无二价，道不拾遗。病免，卒于家，汝阴人配社祠之。张驯字子俊，济阴定陶人也。少游太学，能诵《春秋左氏传》。以《大夏侯尚书》教授。辟公府，举高第，拜议郎。与蔡邕共奏定《六经》文字。擢拜侍中，典领秘书近署，甚见纳异。多因便宜陈政得失，朝廷嘉之。迁丹阳太守，化有惠政。光和七年，征拜尚书，迁大司农。初平中，卒于官。尹敏字幼季，南阳堵阳人也。少为诸生。初习《欧阳尚书》，后受《古文》，兼善《毛诗》、《谷梁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。建武二年，上疏陈《洪范》消灾之术。时，世祖方草创天下，未遑其事，命敏待诏公车，拜郎中，辟大司空府。帝以敏博通经记，令校图谶，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。敏对曰“谶书非圣人所作，其中多近鄙别字，颇类世俗之辞，恐疑误后生”帝不纳。敏因其阙文增之曰“君无口，为汉辅”帝见而怪之，召敏问其故。敏对曰“臣见前人增损图书，敢不自量，窃幸万一”帝深非之，虽竟不罪，而亦以此沈滞。与班彪亲善，每相遇，辄日旰忘食，夜分不寝，自以为钟期、伯牙，庄周、惠施之相得也。后三迁长陵令。永平五年，诏书捕男子周虑。虑素有名称，而善于敏，敏坐系免官。及出，叹曰“喑聋之徒，真世之有道者也。何谓察察而遇斯患乎”十一年，除郎中，迁谏议大夫。卒于家。周防字伟公，汝南汝阳人也。父扬，少孤微，常修逆旅，以供过客，而不受其报。防年十六，仕郡小吏。世祖巡狩汝南，召掾史试经，防尤能诵读，拜为守丞。防以未冠，谒去。师事徐州刺史盖豫，受《古文尚书》。经明，举孝廉，拜郎中。撰《尚书杂记》三十二篇，四十万言。太尉张禹荐补博士，稍迁陈留太守，坐法免。年七十八，卒于家。子举，自有传。孔僖字仲和，鲁国鲁人也。自安国以下，世传《古文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。曾祖父子建，少游长安，与崔篆友善。及篆仕王莽为建新大尹，尝劝子建仕。对曰“吾有布衣之心，子有衮冕之志，各从所好，不亦善乎。道既乘矣，请从此辞”遂归，终于家。僖与崔篆孙骃复相友善，同游太学，习《春秋》。因读吴王夫差时事，僖废书叹曰“若是，所谓画龙不成反为狗者”骃曰“然。昔孝武皇帝始为天子，年方十八，崇信圣道，师则先王，五六年间，号胜文、景。及后恣己，忘其前之为善”僖曰“书传若此多矣”邻房生梁郁儳和之曰“如此，武帝亦是狗邪”僖、骃默然不对。郁怒恨之，阴上书告骃、僖诽谤先帝，刺讥当世。事下有司，骃诣吏受讯。僖以吏捕方至，恐诛，乃上书肃宗自讼曰：臣之愚意，以为凡言诽谤者，谓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也。至如孝武皇帝，政之美恶，显在汉史，坦如日月。是为直说书传实事，非虚谤也。夫帝者为善，则天下之善咸归焉。其不善，则天下之恶亦萃焉。斯皆有以致之，故不可以诛于人也。且陛下即位以来，政教未过，而德泽有加，天下所具也，臣等独何讥刺哉。假使所非实是，则固应悛改。倘其不当，亦宜含容，又何罪焉。陛下不推原大数，深自为计，徒肆私忿，以快其意。臣等受戮，死即死耳，顾天下之人，必回视易虑，以此事窥陛下心。自今以后，苟见不可之事，终莫复言者矣。臣之所以不爱其死，犹敢极言者，诚为陛下深惜此大业。陛下若不自惜，则臣何赖焉。齐桓公亲扬其先君之恶，以唱管仲，然后群臣得尽其心。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，远讳实事，岂不与桓公异哉。臣恐有司卒然见构，衔恨蒙枉，不得自叙，使后世论者，擅以陛下有所方比，宁可复使子孙追掩之乎。谨诣阙伏待重诛。帝始亦无罪僖等意，及书奏，立诏勿问，拜僖兰台令史。元和二年春，帝东巡狩，还过鲁，幸阙里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，作六代之乐，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，命儒者讲《论语》。僖因自陈谢。帝曰“今日之会，宁于卿宗有光荣乎”对曰“臣闻明王圣主，莫不尊师贵道。今陛下亲屈万乘，辱临敝里，此乃崇礼先师，增辉圣德。至于光荣，非所敢承”帝大笑曰“非圣者子孙，焉有斯言乎”遂拜僖郎中，赐褒成侯损及孔氏男女线、帛，诏僖从还京师，使校书东观。冬，拜临晋令，崔骃以《家林》筮之，谓为不吉，止僖曰“子盍辞乎”僖曰“学不为人，仕不择官，凶吉由己，而由卜乎”在县三年，卒官，遗令即葬。二子：长彦、季彦，并十馀岁。蒲坂令许君然劝令反鲁。对曰“今载柩而归，则违父令。舍墓而去，心所不忍”遂留华阴。长彦好章句学，季彦守其家业，门徒数百人。延光元年，河西大雨雹，大者如斗。安帝诏有道术之士极陈变眚，乃召季彦见于德阳殿，帝亲问其故。对曰“此皆阴乘阳之征也。今贵臣擅权，母后党盛，陛下宜修圣德，虑此二者”帝默然，左右皆恶之。举孝廉，不就。三年，年四十七，终于家。初，平帝时王莽秉政，乃封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，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。及莽败，失国。建武十三年，世祖复封均子志为褒成侯。志卒，子损嗣。永元四年，徙封褒亭侯。损卒，子曜嗣。曜卒，子完嗣。世世相传，至献帝初，国绝。杨伦字仲理，陈留东昏人也。少为诸生，师事司徒丁鸿，习《古文尚书》。为郡文学掾。更历数将，志乘于时，以不能人间事，遂去职，不复应州郡命。讲授于大泽中，弟子至千馀人。元初中，郡礼请，三府并辟，公车征，皆辞疾不就。后特征博士，为清河王傅。是岁，安帝崩，伦辄弃官奔丧，号泣阙下不绝声。阎太后以其专擅去职，坐抵罪。顺帝即位，诏免伦刑，遂留行丧于恭陵。服阕，征拜侍中。是时，邵陵令任嘉在职贪秽，因迁武威太守，后有司奏嘉臧罪千万，征考廷尉，其所牵染将相大臣百有馀人。伦乃上书曰“臣闻《春秋》诛恶及本，本诛则恶消。振裘持领，领正则毛理。今任嘉所坐狼藉，未受辜戮，猥以垢身，改典大郡，自非案坐举者，无以禁绝奸萌。往者湖陆令张叠、萧令驷贤、徐州刺史刘福等，衅秽既章，咸伏其诛，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绝者，岂非本举之主不加之罪乎。昔齐威之霸，杀奸臣五人，并及举者，以弭谤讟。当断不断，《黄石》所戒。夫圣王所以听僮夫匹妇之言者，犹尘加嵩岱，雾集淮海，虽未有益，不为损也。惟陛下留神省察”奏御，有司以伦言切直，辞不逊顺，下之。尚书奏伦探知密事，激以求直。坐不敬，结鬼薪。诏书以伦数进忠言，特原之，免归田里。阳嘉二年，征拜太中大夫。大将军梁商以为长史。谏诤不合，出补常山王傅，病不之官。诏书敕司隶催促发遣，伦乃留河内朝歌，以疾自上，曰“有留死一尺，无北行一寸。刎颈不易，九裂不恨。匹夫所执，强于三军。固敢有辞”帝乃下诏曰“伦出幽升高，宠以藩傅，稽留王命，擅止道路，托疾自从，苟肆狷志”遂征诣廷尉，有诏原罪。伦前后三征，皆以直谏不合。既归，闭门讲授，自绝人事。公车复征，逊遁不行，卒于家。中兴，北海牟融习《大夏侯尚书》，东海王良习《小夏侯尚书》，沛国桓荣习《欧阳尚书》。荣世习相传授，东京最盛。扶风杜林传《古文尚书》，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，马融作传，郑玄注解，由是《古文尚书》遂显于世。

译文：

很久以前，在王莽篡权、更始帝起兵的混乱时期，天下四分五裂，礼乐制度崩坏，典籍文献遗失残缺。等到光武帝中兴天下后，非常重视儒家经典学问。他还没到朝廷（下车），就先去探问有学问的儒生，搜集那些散失的文献，补全遗漏的内容。在此之前，全国各地的学者大多带着经典书籍，躲避乱世，隐居于深山幽谷。自从光武帝建立秩序之后，这些儒生纷纷带着书籍，聚到京城。像范升、陈元、郑兴、杜林、卫宏、刘昆、桓荣等人，前后接踵而至。于是朝廷设立了《五经》博士，每个博士按照自家传承的学派进行教学：《易经》有施氏、孟氏、梁丘氏、京氏四个学派；《尚书》有欧阳氏、大小夏侯两个学派；《诗经》有齐、鲁、韩三个学派；《礼记》有大小戴两个学派；《春秋》有严氏、颜氏等，共十四家博士，由太常总领。建武五年，朝廷修建了太学，按照古代礼制设置祭祀器物，笾豆、干戚等礼仪用品都准备齐全，还有穿着整齐、练习礼仪的儒生在那里学习。中元元年，开始建立“三雍”（太学、辟雍、灵台），明帝即位后亲自参加这些典礼。天子穿上通天冠，身穿日月纹衣服，驾乘完备的礼车，举行庄严的朝会、祭祀仪式，登上明堂朝见群臣，登临灵台观察天象，还到辟雍举行“袒割”礼，以尊敬年老的三老和五更。祭礼结束后，皇帝亲自讲解经书，诸位儒生站在前面问答讨论，身穿冠带的士人聚集在圜桥门前观看，人数多达上亿。后来，朝廷又为功臣后代和四姓宗族的子孙设立专门学校，选拔有才能的人去学习，甚至让宫中侍卫（期门、羽林士）也都要求通晓《孝经》的章句，匈奴也派人子弟来学习。当时学术盛况，热闹非凡，达到了永平年间最辉煌的阶段。

建初年间，朝廷召集众多儒生在白虎观会集，共同研讨、考证经典的不同解释，历时数月才结束。肃宗亲自主持，效仿汉代石渠阁的旧制，下令史官将讨论的结果整理成统一的解释，作为官方标准。又下诏选拔有才能的学生专门学习《古文尚书》《毛诗》《谷梁传》《左氏春秋》，虽然没有设立正式的官方学官，但凡是成绩优异者，都提拔为讲郎，进入朝廷近臣机构任职。这使得朝廷能广泛收集遗失的经典，保存各种学派的思想。孝和帝也多次亲临东观，阅览书籍。当邓太后执政时，学者们的学习风气逐渐懈怠。当时樊准、徐防等人多次上奏，强调要重视学问，同时指出儒学官员中很多人并不称职，于是朝廷下诏公卿官员慎重选拔，凡三署郎中能精通经学的，都可被推荐举荐。自安帝即位后，对学问和典籍不再重视，博士们不再讲学，学者们也彼此敷衍、怠惰，学馆变得荒废，沦为菜地，连牧童和樵夫都来砍柴、割草，把学馆当作柴火场地。顺帝感念翟酺的忠告，于是重新修缮学舍，总共修建了二百四十间房子、一千八百五十间房间。增加了明经考试落榜者可补为弟子的名额，扩大了甲、乙等科目的人数，还任命各地年高德劭的儒生担任郎官或舍人。本初元年，梁太后下诏说：“大将军府到六百石的官员，都必须派遣自己的儿子去学校学习，每年在乡里举行一次射礼聚餐，作为常例。”从此游学人数大幅增加，达到三万余人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对经典的理解越来越肤浅，许多学者崇尚浮夸华丽的文风，儒学风气逐渐衰落。

党人被诛杀后，许多有声望的儒生也遭到流放或废黜，后来学者之间互相争斗，相互告密，甚至有人私收钱财，篡改兰台藏书上经文的字迹，以符合自己私意。熹平四年，汉灵帝下令召集名儒，校正《五经》内容，将校正后的文字刻在石碑上，用古文、篆书、隶书三种字体刻写，分别对照查验，立于学宫门口，供天下人取法参考。当初光武帝回到洛阳时，携带的经书和文献重达两千多斤，此后数量翻了一倍。到了董卓迁都时，政局动荡，官吏百姓混乱，各学宫如辟雍、东观、兰台、石室、宣明、鸿都等地的典籍文献被纷纷拆散，丝帛和书籍被用来做帷帐、装箱。后来王允西迁时，只带走了七十多辆车，路程遥远，又丢掉了大半。后来长安动乱，书籍典籍被彻底烧毁，一概不存。

东汉时期学者众多，难以一一记载，现在只选取其中精通经学的知名人物，写成《儒林列传》。那些已有专传的，不再重复记载。对传承师承关系的，也加以说明。《汉书》中记载：田何传授《易经》，传给丁宽，丁宽传给田王孙，王孙传给沛人施雠、东海人孟喜、琅邪人梁丘贺，因此形成了施、孟、梁丘三家《易》学。又有东郡京房从梁国焦延寿那里学习《易经》，创立京氏学。还有东莱的费直传授《易经》，传给琅邪王横，形成了费氏学，因用古字书写，又称为《古文易经》。沛人高子传授《易经》，传给子康和兰陵人毋将永，形成高氏学。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四家都设立博士，而费、高两家暂未设立博士。

刘昆字桓公，陈留东昏人，是梁孝王的后人。年少时就学习礼节。平帝时，从沛人戴宾学习《施氏易经》，擅长弹奏古琴，懂得清角乐章。王莽执政时，他教授弟子多达五百余人。每逢春秋时节举行祭祀和射礼，他都严格遵循礼制，用素木做祭祀器皿，用桑木弓、蒿草箭射“兔子头”目标，乡里官吏都亲自到场观看。王莽认为刘昆聚集门徒太多，私下举行大礼，有僭越天子之嫌，于是将他和家人拘押入外黄狱。不久王莽覆灭，刘昆得以释放。天下大乱后，他逃到河南负犊山中避难。建武五年，被举荐为孝廉，但没有赴任，于是逃到江陵继续讲学。光武帝得知后，任命他为江陵县令。当时江陵连续发生火灾，刘昆每次看到火情，就向火神叩头，多次能降雨止风。朝廷征召他任议郎，后逐渐升任侍中、弘农太守。早年崤山、黾池之间的驿站常有虎患，百姓无法通行。刘昆治理三年，以仁政感化人民，老虎都自动带着幼崽渡过黄河。光武帝听说后很是惊讶。建武二十二年，朝廷征召他接替杜林担任光禄勋。皇帝问他：“当初在江陵，你能降风灭火；后来担任弘农太守，老虎自动北迁渡河，究竟是因为什么德政才产生这样的事？”刘昆回答：“是偶然的罢了。”身边官员都笑他质朴直率。皇帝感叹说：“这才是真正的长者啊！”后来任命他为司徒。

建武二十三年，朝廷封刘昆为中书令。刘昆在朝廷中以德行和忠直闻名。他不追求名利，一生清廉，深受百姓爱戴。后来，他去世，朝廷追念其功，追赠谥号“文”，并将其后代列为儒学世家。他的儿子刘仲，也承袭家学，成为著名学者。

后来，中兴时期，北海的牟融学习《大夏侯尚书》，东海的王良学习《小夏侯尚书》，沛国的桓荣学习《欧阳尚书》，桓荣世代相传，是东汉时期最盛大的儒学世家之一。扶风杜林学习《古文尚书》，其同郡贾逵为他作注，马融作传，郑玄进行注解，最终使《古文尚书》逐渐显赫于世。